《警世陰陽夢》、《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皇明中興聖烈傳》與《檮杌閒評》這四本魏忠賢小說題材於史有所本，在看似相近的歷史事件中，展演出不同的詮釋方式。本論文欲從發展脈絡、歷史與虛構之並陳、書寫策略以及邸報材料運用四方面進行探論，試圖對魏忠賢題材被重複書寫的現象能有更深入的理解。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目的、範圍、研究概況與研究方法。 第二章聚焦於魏忠賢小說的發展脈絡，考察晚明的史籍文獻，藉以探究魏忠賢小說興起之因，並彙整現有的版本研究，另納入《皇明中興聖烈傳》的刪改版本《魏忠賢軼事》，雖然與《聖烈傳》內容大同小異，但其書名與內容的改易呈現出了作者對時局觀感之心境變化。 第三章觀看魏忠賢小說共通的「紀惡」書寫有何不同呈現。除了魏忠賢當權後種種惡名昭彰的事蹟外，小說作者們多以虛構想像之筆，渲染魏忠賢進宮前的卑污劣跡，刻劃出具有「幫閒」特質的市井無賴形象，除了隱含對人性之為惡可能的深刻洞察，也可能是對天啟六、七年造祠風潮的回應，徹底將魏忠賢「去神化」。 第四章分別探討四本魏忠賢小說的書寫策略。在《警世陰陽夢》中，作者運用變換的敘述視角、擬真的冥界遊行見聞紀錄來增強其可信度，以夢隱喻歷史傷痛，將超越現實與夢境的關鍵，簡化為行善去惡之道德信條，回應其「警世」主旨。《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展現將小說經典化之自我期許，作者陸雲龍將未能舉業濟世的怨憤灌注於小說創作之中，其回首韻文、入話議論、回末評等文字皆成為紓陳己志之載體。《皇明中興聖烈傳》蒐羅與魏忠賢相關的神怪異聞、邸報材料成書，有如集結八卦與新聞的魏忠賢事件特刊，其內容較為趨俗，表現直露、素樸、諧謔等的庶民特色。最後出的《檮杌閒評》經過時間的積澱，構思出時空感廣遠的赤蛇禍亂因果結構，抒發亡國易代的感傷，人物塑造更為細膩、立體而深刻，淡化對魏黨的憤恨，而生出對人生無常的無奈以及歸隱避世的嚮往。 第五章以魏忠賢小說的重要素材「邸報」為主要聚焦。魏忠賢小說是最早意識到所寫的題材與邸報之時事性有所關聯者，自覺採用紀實性較強且源於官方正式管道的邸報資料，可謂對邸報所標幟的當下性有著敏銳的察覺，而使得小說與時事有了更為緊密的契合。雖然這種做法往往被認為有害於小說的文學性，但在「述而不作」之著史風尚影響之下，邸報應非只是充篇幅的無機材料。 第六章為結論，說明研究成果。

本文援引核心區與核心集團理論作為觀察視角，以軍糧調度為線索，研究五到八世紀中國財政物流形成的過程，藉此明瞭古代中國國家權力的特殊性。內容方面主要以兩部分構成，一方面分析軍事部門在國家分工層次下的位置，一方面討論國家調度物資能力的變化。 以第一點來說，北魏到唐前期雖然有過職業軍人的出現，但或者既是軍人又是統治集團，或者有役使奴婢部曲以進行生產，故皆非完全脫離生產的軍事部門(例如北魏)，或者很快又重新投入生產部門(例如隋，漢末亦有一例)，只有到唐中期才出現脫離生產的獨立軍事部門。 以第二點來說，北魏時期的財政資主要儲備在地方，中央在戰時派出將軍，至地方的州郡進行軍糧調度。租輸三等九品制是國家通過戶等對編戶進行物資輸送的編組，它意味著核心權力對各個分散的點進行連接以達到強化控制的目的，推測唐初的戶等仍保有此意。另外，北周總管到唐前期的都督府，經歷軍權向中央的收編過程後，都督府失去實際功能，卻仍被保留下來，故推測可能與財政物資的輸送有關，並從空間分布的結構上進行了考察。 從以上來看，北魏到唐前期，有一個軍事部門脫離生產、最後確立的過程，另一方面，國家對物資調度的能力逐漸加強。兩者之間具有何種關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簡言之，唐前期最後確立的獨立軍事部門，是來自國家調度物資能力的強化，使其有足夠能力持續性負擔一個脫離生產的軍事部門。這種關係是如何形成的？比較北魏與唐前期的軍隊和國防型態後，發現都有從進攻型轉向防守型的變化，這種變化來自中國國家權力的形成方式，經常是以一個地域的組織化力量對其他地域的統合而實現，故北魏平城核心區與唐代的關隴地區，具有相似的意義。但在內部統合達到一定程度後，就面臨外部防禦的問題，此時常可見抽調核心區武力，或編組邊境地區武力以進行防守的情形。這種邊境防禦的前提是後方物資與人力的持續性供應。只不過，北魏時的核心權力尚不具備如唐代的組織化程度，故最終無法維持一支經常性的獨立軍事部門。 唐開元、天寶時期在政治、財政制度上進行許多調整變化，例如因大量逃戶而產生的使職差遣，和糴法以及江淮迴造納布等，過去傾向從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角度解釋，本文並非否定，而是認為此種立場出發的解釋仍存在不夠充分之處，反而不如從核心權力變化的角度解釋來得有效。

本文以紀行為題材的賦作為研究對象，選擇賦體最為活躍之漢魏六朝為時代，考察其性質與發展。第一章為緒論，釐清紀行賦的義界、作者的共通性以及漢魏六朝紀行賦的篇目和《文選》與《歷代賦彙》的歸類。第二章則以紀行賦的形式和內容為觀照點，概括其寫作模式，並在此基礎上檢視紀行賦與其他賦類的互滲及其自身的演化。第三章以時間作為切入點，從自然時間與人文時間探究作者的時間意識。第四章以空間為焦點，從作者對於空間的建構、此空間的轉變意義以及時間與空間的匯聚，析論作者的空間意識。第五章則總結前文的研究成果，而兼及紀行賦的影響層面。

本文內除第一章<緒論>、第五章<結論>外，共分為三章:第二章<支遁的生平>進入探討支遁的生平、行跡、交游、著作出家諸事。第三章<支遁時代的背景>觀察到<支遁集>是在甚麼樣的學術背景下形成的。第四章<支遁集分析>分析支遁集的版本、流傳、和內容。再者，分析支遁集部分的文類形式與內容。

「漢魏六朝詩論」是一具發展性的詩學課題，明代對漢魏六朝詩的批評極為豐富，復古派為明代詩壇的主流聲音，作為一文學流派，其成員能不斷地豐富前期成員所開創的漢魏六朝詩批評。有鑑於學界對復古派的研究多放在詩學主張與唐詩批評上，而較少注意到復古派在漢魏六朝詩上的批評成果，是以本文以專題研究方式，從「體裁論」、「時期風格論」、「作家論」三個主題呈現復古派評論漢魏六朝詩的全貌，而此三個主題正與復古派「辨體」以論詩相關。 　　復古派在體裁論上的特色是強調要依各種體裁建立不同的典範作品，儘管典範依各體裁而異，復古派皆以情感真誠、語言質樸的審美標準來建立典範。早期成員將漢魏六朝時期詩之區分為四言詩、五言古詩、樂府詩三種體裁，以漢魏詩為典範，中、後期成員則擴大此三種體裁的典範內容，將六朝詩納入可學習的範圍之內，並且注意到漢魏六朝時期處於實驗階段的體裁，如：七言詩、五言四句、七言四句的小詩。綜論復古派前、中、後期對漢魏六朝詩體裁典範的建立，以四言詩、五古、樂府三種體裁評論最豐富。 復古派在時期風格論上最大特色是強調從情感與形式兩方面掌握漢魏六朝詩的演變，重視如何透過語言形式以呈現真誠的情感，以此標準評論漢魏六朝詩之成績。早期成員將漢魏詩劃為同一時期，六朝為另一時期，到中期、後期突顯漢、魏詩之異同以及六朝詩之演變過程。 　　復古派作家論之特色有三點：第一，從情感與形式間之關係論作家風格。第二，復古派結合詩歌史觀念與辨別體裁以建立典範的概念，運用推源溯流的方法將作家置於各體裁發展史中，評價作家的承繼、創新與轉變，呈現漢魏六朝作家在各體裁之源流譜系中的位置。前期、中期成員已確立從詩歌體裁的演變脈絡評價作家之詩歌史位置，然論述不夠詳備，要到後期成員始完備呈現漢魏六朝作家在各體裁之譜系中的位置。第三，受到復古派體裁典範意識的影響，非典範之作家的風格為復古派所肯定，然其文學史地位卻因其詩不符合典範之風格而下滑。 　　綜合上述，儘管明代復古派的創作成績，因模擬而為後人詬病。但是，當我們將創作與批評的範疇分開評價，當能肯定其在漢魏六朝詩批評上的貢獻。因此，即或他們對詩作詩人的高下品評未必能完全獲得認同，但他們建立的批評法則，所開展的漢魏六朝詩的風貌，仍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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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家向來以人生問題為關注焦點，魏晉玄學家也不例外。玄學家試圖建構一套自己的宇宙觀進而聯繫到人生觀，藉由對天人關係的思考重新理解自我。因此，玄學家所關注的焦點仍是現實人生，尤其是人的存在問題更是無法逃避的課題。 先秦以降，「德」向來為歷代儒家學者所關注，尤其倫理道德意涵更是「德」概念十分重要的內涵。玄學「德」之意涵，不僅上承先秦儒、道兩家之說，也因應魏晉時局演變而產生變化。那麼，玄學家對於「德」此一重要概念的意涵有何討論，是否賦予其新意？又，「德」意涵是否因其他概念影響而產生意義滑動？「德」概念既有倫理道德意涵，亦與存在關係相關，玄學家如何透過「德」之探討思考人的存在問題，皆為本研究關注焦點。 面對時代洪流的衝擊與現實生活上的困頓、不如意，特別容易引發人們對於自我存在的思考，而政治、社會上異化的道德仁義觀念，也讓人對倫理道德重新審視，這些對於思想家來說正是建立一己思想體系的養分，也是重新面對自己、思考人之所以為人的契機。玄學家對存在問題重新思考，雖是以人為起點，但其所關心者擴及到宇宙萬物，試圖從中天人關係對自我存在重新定位。而對「德」的討論也就是對人這個存在的重新思考，人從何而來？有什麼樣的特質？身處不同的社會角色有何責任與價值？面對人生困境又該如何自處與超脫？在在都是探討「德」之意涵的重要課題。是故，本研究以魏晉時期之「德」為研究中心，以「道」－－「德」、「才」－－「德」、以「自然」、「無為」釋「道德」、「德性」與「德行」的辯證等部分進行討論，試圖發掘魏晉時期之「德」的獨特意涵及意義。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18708号 / 文博第666号 / 新制||文||612(附属図書館) / 31659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献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平田 昌司, 教授 木津 祐子, 准教授 緑川 英樹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5382号 / 人博第1124号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文明学専攻 / (主査)教授 道坂 昭廣, 教授 辻 正博, 教授 松江 崇, 准教授 池田 恭哉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水經注》、《洛陽伽藍記》、《魏書》自五世紀以來並存於世近一千五百年，或許是因為性質差異過大，使三書幾乎是各別分立的存在。雖說《水經注》與《洛陽伽藍記》在文學史中偶被並舉，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言：「（洛陽伽藍記）其文穠麗秀逸，繁而不厭，可與酈道元《水經注》肩隨。」《洛陽伽藍記》更被視為可補《魏書》之闕，如吳若準《洛陽伽藍記集證》云：「足以補魏收所未備，為拓拔之別史。」但三書之間從未共同形成一張研究網脈。 因中國近百年世運對文史工作者的催逼，論者逕自反省當代文化困頓的同時，隱約靈視到三書過去不曾被揭示的內在聯繫，發現三書分別隸屬於「北魏洛陽時期」、「東魏遷鄴時期」、「北齊代魏時期」的作品。三書成書的時間先後間隔不過三十年左右，但卻是南北朝政治社會急遽變遷、文化正統爭奪最劇烈的時期，而三書的內容也各按其時地回應了當時最重要的歷史課題。 南北朝文化之爭其實是受到政治正統之爭的激化。中國雖執著於大一統，然分裂與統一的時間卻各占歷史之半，因而正統之爭無時不在，其中又以南北朝最為明顯，也最具典範性；許多立論正統的說法都是北朝人士所提出，並成為後世爭辯正統的重要通用語彙及理論依據。然而，此事實卻在崇南抑北，普遍視南朝為文化主體的研究視野中一再受到忽略。本文合議三書，透過各書的臨史心態、政治立場、正統架構、民族認同、文化態度等問題的發掘與對照，重新審視南北朝文化之爭的內涵。盼望此研究成果不僅能擴充三書的文化蘊涵，也可呈現有別以往的研究新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