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是經由積體電路及個人電腦產業的發展，找出其發展所具有的特殊條件，以此討論該產業快速發展在戰後對台灣經濟發展的意義進而試圖說明戰後新興開發中國家擺脫依賴理論馬克思經濟學者所謂的邊陲困境的可能。 論及可能成為戰後台灣積體電路及個人電腦產業之資本，可舉出如次幾項：戰前已存在的小型電子電器類資本在戰後重組，經由政府「外向型」經濟發展政策的鼓勵由商轉工，復與日本電器廠商取得技術上的運繫，而以本地市場進行資本累積。另一方面，1950年代以降，美國將台灣納入其防衛體系的一環及1960年代台灣的外資導入政策使得美國以台灣為其電子產業的跨國生產基地，由於技術及市場皆從屬於日，美兩國，因而以此為源流所形成的本地電子資本呈現出弱小及從屬的特性。 戰後台灣當局的科技政策，初期以基礎科學研究為發展重心，未必能有效地與電子產業發展取得連繫，不過，此種情形直到1973年工研院的成立出現轉機，工研院成立所具有的意義在於國家權力跨足原有的指導位置更進一步積極地將學術研發與資本活動聯結在一起，而形成另一個積體電路及個人電腦產業之資本系統。 1980年後成立的聯華電子係出於1975由政府主導的積體電路發展計畫，以其在技術上自立，適逢1980年代後期亞洲形正逐漸形成積體電路生產中心而快速進行資本累積；另一方面，1985年工研院角色亦由「協助產業」轉變為「創造產業」後並於1987年成立台積公司，適切地與全球特殊應用積體電路(ASIC)的設計與製造趨勢結合得到相當的發展。不過台灣當局於1980年起所推行的電腦工業發展計畫，也使本地電腦業者能“及時”加入1980年代後由美國電腦廠商主導的個人電腦世界市場，並將日本製的個人電腦排除在以美國為首的生產聯盟之外，同時也使台灣電腦產業得到充份的發展。 總的來說，台灣於1960年代所推行的外資導入政策對生產性技術管理人才的培養、基礎科學研究人才的造就，及至1970年代以降工研院擴散到產業界的人才及基於跨國分工考量而回國的人才，共同建構了台灣內部支持產業發展的「技術人力」。本稿所強調之「新興產業」即在表現戰後台灣依其特殊環境所產生的技術人力為動力，加上世界市場的支持及國家權力積極干涉（即政府的獎勵政策）而快速得到發展，作為本文之緒論，以台灣為例「擁有技術的人力」堪稱為開發中國家擺脫依賴困境的主要原因。

目前全球的經濟發展，除了美日歐三強權之外，已經形成了許多區域性的經濟圈。而亞太地區更可以說是全球企業競爭之地。推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是政府的政策，其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要吸引跨國企業在台灣設置其亞太地區的營運總部。亞太營運中心包含建立六大中心，其中海運轉運中心及空運轉運中心的建立主要係鑑於發展轉口業務可不受幅員及腹地的限制。但實際上，若僅發展貨物之轉口業務，對國家整體收益的提升有限，故應可進一步利用商流帶來更高的附加價值。另外國際採購有前置時間太長、採購程序繁雜，每次均需訂購大量導致存貨、資金積壓等問題，如果能利用物流業的特性－亦即多頻率少量的訂貨配送方式，則可降低企業進行國際採購的複雜性並提高對市場的反應靈活度。基於這個想法，結合台灣之物流業及相關產業來解決東南亞及大陸地區的國際採購問題，除了可以真正利用商流來增進國家收益外，更可進一步的掌握亞太地區貨物的通路，而在廿一世紀中，誰掌握了通路，誰就掌握了市場。因此，建立台灣成為亞太物流中心實為國家整體發展值得努力的方向。 本研究首先進行相關文獻的探討以瞭解現今國際物流研究的程度與方向，另外就物流相關體系的現況進行瞭解，從現況中得知問題點．並提出亞太物流中心的構想。此構想即是希望台灣成為亞太地區的收發貨配銷中心，進而掌控東南亞及大陸地區的通路，也就是讓東南亞及大陸地區進口貨物，可以向台灣直接下單，而我們能以多頻率少量的配送方式將貨物快速送達客戶手中，而該地區出口的貨物亦可由台灣多次少量的收集整合後輸出。而唯有透過資訊科技的輔助及資訊環境的建立，亞太物流中心的構想才得以實現。 資訊運作的架構設計與運作模式，首先要說明的是基本理念，基於此理念，才能導出整體的架構設計、功能及運作。就功能的部份，分為工商產業服務、運輸倉儲服務、通關服務及金融服務四大項，由此功能再反觀目前台灣現正進行的資訊系統建設，即發覺整體物流的資訊環境需要整合現有的資訊系統，唯有透過整合，才能連結相關的產業並提供整體運作的資訊共享環境，以支持亞太物流中心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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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旨在針對我國中小企業之國際促銷策略進行整體的探討．具體來說，即是探討我國中小企業在制定國際促銷策略時所考慮的因素及其在最主要海外市場所從事的國際促銷活動與績效評估方式，期望能對台灣中小企業的國際促銷活動有所認識，並整理一些經驗法則供欲拓展海外市場的企業參考．期於上述目的，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如下：（一）地主國的總體環境､市場特性及公司本身內在因素對國際廣告策略､國際人員推銷､國際銷售促進及國際公共關係的影響．（二）不同規模､不同國際行銷經驗的企業在制定國際促銷策略所考慮的因素是否有所差異．（三）不同產品類型､品牌策略､及不同服務市場方式的企業在國外市場所從事的國際促銷活動及績效評估方式．（四）產品類型､品牌策略及服務國外市場的方式是否顯著影響企業在海外市場所從事的國際促銷活動及績效評估方式．

本研究藉由對紙印花產業的長期觀察和記錄，以探討網路實際運作的過程，主要的目的是在瞭解中小企業外包網路各種不同的運作型態以及瞭解外包網路各種運作型態會對品質產生那些影響？在經過歸納整理之後，本研究將網路運作對品質的影響分成四個部分來討論，分別是網路的競爭、網路的合作、網路的外包管理以及網路的彈性運作； 　　一、在網路的競爭方面，才研究發展出以下的命題： 　　命題1: 價格競爭壓縮了對品質重視的公司之生存空間。 　　命題1-1: 外貿部門如果由小型貿易商所組成，將使得貿易商之間的競爭傾向價格競爭。 　　命題1-2: 接單代工生產的產業，由於無法預測和規畫長期的生產，廠商容易傾向於以價格做為爭取訂單工具；而接單型產業的外包網路內如果同業間的生產技術、生產的產品都很類似的話，價格競爭的情況將更形嚴重。 　　命題1-3: 多重供應商的分包型態，容易造成承包商之間的價格競爭。 　　命題1-4: 生產要素投入型態落後的產業，傾向於從事價格上的競爭。 　　命題1-5: 產業的進入障礙偏低，將促使產業的競爭趨於激烈。 　　二、在網路的合作方面，木研究發展出以下的命題： 　　命題2: 分散的網路權力，將使得個別廠商對於品質的堅持無法貫穿整個網路。 　　命題2-1: 多供應商的分句型態，將使發包商對個別承包商的依賴減少。 　　命題2-2: 廠商擁有多重的訂單來源，將會減少其對個別買主的依賴。 　　命題2-3: 發包商所提供給的承包商資源愈少，會導致承包商對發包商的依賴減少。 　　命題2-4: 個別貿易商若缺乏提供穩定需求的能力，則生產網路對它的依賴會減小；個別貿易商所能提供的企業功能及服務愈少，則生產網路對它的依賴亦會愈小。 　　三、在網路的外包管理方面，才研究發展出以下的命題： 　　命題3: 廠商對於同樣的零配件維持多重的供應來源，將會增加品質管制上的負擔。 　　命題4: 廠商利用同業間的互助系統將工作轉包給同業的行為，將會增加品質管制的負擔。 　　命題5: 外包網路中重疊分工的分工方式，會增加品質管制上的負擔。 　　命題6: 中小企業的層層細分工使得生產過程零碎化，將會增加品質管制上的困難。 　　命題7: 非制度化的外包管理，將會對品質管制產生負面的影響。 　　命題8: 外包網路中的轉包運作型態，容易產生錯誤的累積，使得修正錯誤的行動必須付出的代價提高。 　　四、在網路的彈性運作方面，本研究發展出以下的命題： 　　命題9: 當加班生產成為外包網路調節產能的機制，延長工作時數成為網路產能彈性的主要來源時，將對產品品質產生負面的影響。 　　命題10: 中小企業主把品質視為價格和交期決定之後才決定的變項，使得產品品質容易在產業競爭的過程中降低。

過去二十年全球金融環境急遽變遷，金融創新、自由化、國際化等促使資金頻繁移動，導致利率及匯率劇烈波動，從而對貨幣政策產生若干影響，甚至削弱貨幣政策效果，影響所及，央行為達遏阻通貨膨脹與兼顧經濟成長等最終目標，其貨幣政策操作須較自由化以前更頻繁、更靈活。鑑於金融市場之變遷業已對貨幣政策影響經濟層面之傳遞管道造成若干衝擊，使傳統貨幣總計數作為金融指標之有效性產生質疑，致多數工業先進國家不再強調貨幣總計數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之重要性，較偏向利率目標之操作管理，亦不再僅釘住一個中間目標變數，而改採同時觀察多項經濟金融指標變動之多元化貨幣政策中間目標，或稱一籃貨幣政策中間目標。 　　本文之研究動機旨在透過國內外相關文獻之蒐集與研讀，深入剖析過去二十年全球金融環境丕變以來，主要工業國家之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之變遷，及利用檢定因果關係之Granger Casality Test的檢定方法，綜觀金融自由化前後（以民國七十五年為分界點）通貨淨額、M_1A、M_1B、M₂、準備貨幣、信用總量、利率、匯率等八種中間目標變數在金額實證基礎及年增率實證基礎下，以及在落後一、二、三、四期時，分別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實質所得或物價）間的關係，特別觀察我國央行現階段貨幣政策中間目標M2¹在實施金融自由化以後是否依然與最終目標間維持可預測穩定關係。另亦取本文我國金融自由化以後之實證結果部份與SEACEN²部份會員國加以比較異同處。 　　一般可充當央行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之變數，必須符合下列三大要件：（一）中間目標與最終經濟活之間具有緊密關連的關係。（二）貨幣管理當局可觀察中間目標之變動情形，用來預測最終目標之變動。（三）中間目標可為貨幣管理當局所控制。本文研究重點置於第（二）項，至於選擇中間目標之第（一）及第（三）項兩要件之重要性與第（二）項同等重要，將建議為後續研究方向。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探討文獻、第三章研究方法、第四章實證結果分析、第五章結論及後續之研究建議。謹將重要實證結果歸納如下： 　　（一）、八種目標變數對CPI³的影響，無論採金額或年增率實証基礎，在金融自由化以前，除M₂及準備貨幣較不顯著外，其餘目標變數均呈現相當顯著的因果關係。反觀金融自由化以後，同樣的目標變數除匯率（金額實証基礎）對CPI在落後三、四期時有顯著影響，信用總計數（年增率實証基礎）在落後四期對CPI有影響外，其餘目標變數對CPI均未呈現因果關係。 　　（二）、本實証結果顯示，狹義貨幣定義與CPI具有強烈的因果關係，而廣義定義M2對CPI則較不具因果關係，與其他國內文獻的實証結果頗一致。 　　（三）、八種目標變數對Real GDP的影響，無論採金額或年增率實証基礎，在金融自由化前後，貨幣總計數及準備貨幣等屬〞量〞的目標變數對Real GDP的影響均頗為顯著。換言之，金融自由化衍生目標變數對Real GDP的衝擊，不似對CPI的衝擊嚴重。 　　（四）、若個別觀察金額實証基礎及年增率實証基礎在金融自由化前後的實証結果，吾等可以清楚發現，採金額實証基礎，貨幣總計數等變數對Real GDP的影響，在金融自由化前後，大都在落後二、三期時呈現相當顯著的效果。倘採年增率實証基礎，則貨幣總計數對Real GDP的影響，在金融自由化以後，其遞延效果有往後延長的現象。 　　（五）、另就〞量〞變數（通貨淨額、M_1A、M_1B、M₂、準備貨幣、信用總計數）與〞價〞變數（匯率、利率）分別觀察作為中間目標的妥適性。我國長久以來控制〞量〞方式對CPI及Real GDP等最終目標的影響似較控制〞價〞的方式為優。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自由化以後，除匯率在落後三、四期時CPI顯著外，其餘目標變數均不顯著。上述現象充份反應出我國對匯率政策的重視程度及其重要性，以避免匯率急遽波動影響金融安定。 　　（六）、我國現階段續採M₂作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實証結果顯示在金融自由化前後其對Real GDP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但對CPI則不易觀察其影響效果。雖然中央銀行逐年對外公佈M₂的成長目標，但在金融自由化、國際化、全球化的金融環境務實操作下，央行亦同時觀察多種變數指標的變動，俾及時、適時採行因勢制宜措施。近十餘年來我國的CPI成長率均能低於為達成經濟成長目標下所設定之CPI成長目標，即是央行貨幣政策發揮效果的最佳例證。 　　（七）、至於我國與SEACEN部份會員國在金融自由化以後的實證結果比較部份，新加坡除外的SEACEN會員國在金融自由化以後仍持續以貨幣總計數作貨幣政策理想中間目標。我國實務上亦採貨幣總計數作中間目標的操作方式，惟因與SEACEN部份會員國比較時僅侷限於落後四期的比較基礎（採金額實証基礎），但依據實證結果顯示，我國M₂對最終目標的影響出現在落後三期，致同採落後四期比較基礎時，我國的實證結果部份未能顯示顯著影響效果。上述現象充份說明各國國情不同，所反映的貨幣政策遞延效果也不盡相同，倘採相同落後期數，似難以充份比較分析各國的最適貨幣政策中間目標。 --------------------------------- 註1　參見第一章第五節操作性定義9。 註2　SEACEN：The South Asian Central Banks，東南亞央行研訓中心。 註3　CPI: Consumer Price Index，消費者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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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係就中國大陸勞動爭議處理程序加以研究，不僅僅囿於對該制度進行理論上的探討，更注重對該制度司法實踐運作的研究，以基礎理論為經線，以各處理制度為緯線，對有關勞動爭議處理程序的林林總總問題或發表初探之論，或抒一己之見，或更作詳述。 　　本文首先論述有關勞動爭議的概念、勞動爭議產生的原因、勞動爭議的發展與種類。並將勞動爭議定義為：是指勞動法律關係的當事人之間在享有勞動權利或履行勞動義務過程中發生的分歧、矛盾而引起的爭議。而後就法律面，包括就勞動爭議制度的立法考查、立法模式及法律地位加以探討。綜觀中國大陸勞動爭議處理制度立法狀況，可大致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從1949年10月至1957年，是勞動爭議處理制度立法的初步建立時期；第二時期是從1957年至1980年，是勞動爭議處理制度立法遭到破壞和停滯不前時期；第三時期是從1980年至今，是勞動爭議處理制度立法得到恢復並逐漸發展的時期。本文分別予以詳述。 　　接下來就中國大陸勞動爭議處理制度予以較全面的概況介紹，包括各制度間之關係，其意義，原則及法律依據等予以探究。本文並將勞動爭議處理界定為：是指法律、法規授權的專門機構，對勞動關係雙方當事人之間發生的勞動爭議，依法進行調解、仲裁和審判的活動。本文並分別以專章之方式，將勞動爭議調解、仲裁與訴訟，予以系統介紹，並將其實務上發生之問題，加以說明及檢討，本文並且尤其側重程序面之評析。由於集體合同爭議的特殊性，本文將其獨立加以討論。 　　文末，就中國大陸勞動爭議處理制度的改革與完善，從理論與實務面，提出多項分析及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