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清楚明訂，未來都市更新事業的實施應以更新單元為最基本的單位，而條例中亦載明，重建區段土地以權利變換實施之。然更新條例中對於單元規模及權利變換之配套措施並無具體規定，因此欲以權利變換方式推動更新事業，必因不確定因素而衍生諸多交易成本。交易成本與單元規模整合具相關性，而交易成本高低取決於實施者，實施者本質上的差異，將使更新過程產生的交易成本呈現不同面貌，換言之，更新單元規模將不同。鑑於此，本文將對現今多元化的更新實施者進行分析，以瞭解實施者交易成本，並以個案進行財務模擬，推演實施者最適更新單元規模。 本文主要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主要藉由都市更新相關法令及文獻歸納，比較不同實施者之交易時機、交易成本產生原因及交易成本負擔的差異性；第二部份主要藉由相關文獻分析，找出實施者交易成本衡量基準，並利用衡量基準評比實施者交易成本高低，進而比較實施者更新單元規模大小；第三部份主要利用三峽民權街區個案進行財務模擬，以瞭解不同實施者在該區之最適更新單元規模。最後再根據分析結果做結論與建議。 從本文分析得到以下四個結論：(一)不同實施者其交易時機、交易成本項目、交易成本產生原因不盡相似；(二)績效、組織科層、核心技術為評估實施者交易成本高低之基準，而交易成本負擔高低序位分別為都市更新會辦理型，次高為政府辦理型，最小者為都市更新事業機構辦理型。而協商成本為佔總交易成本比例最高者；(三)未來都市更新事業機構辦理型應承辦較大之更新單元規模，而都市更新會辦理時，較小的單元規模是可以被接受的，至於政府可視政策需求進入更新事業；(四)本文假設條件下之個案模擬得知，實施者內部報酬率呈現concave變化，而事業機構辦理型concave高峰時機相較晚於其他兩個實施者。 根據結論本文有以下四點建議：(一)未來利用權利變換方式實施更新事業時，應將交易成本觀念納入單元規模整合工作中；(二)單元規模應考量實施者組織上的特質；(三)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宜配合都市更新政策；(四)權利價值評估與位置分配宜有詳盡配套措施。

無

我國股市的價格漲跌幅限制已逾三十年的歷史，主管機關維持此一機制的訴求是避免股價波動過於激烈、抑制投機行為。惟停板限制可能帶來的影響，除直覺上的其造成投資者持股風險指標扭曲等問題。經探究中亦歸結出（一）其被引為技術指標、（二）其引致財務風險指標扭曲等問題。 　　經探究GMM、Gibbs Sampler、與Two-Limit-Tobit Model模型的優劣。本研究發現一般使用的GMM估計量並非不偏，雖然可以藉修正增加其效率性，但仍無法藉以衡量各種的停板影響；Gibbs Sampler則過於依賴特定的先驗分佈，有可能因此而造成偏誤；而目前使用Tobit Model的文獻大都忽略停板限制對股價的影響力，據以產生的估計值亦附含偏誤。 　　本研究所採樣本期間為79年1月3日至84年10月9日，使用模型為Two-Limit-Tobit Model。為求嚴謹，在使用之前做資料的處理，並利用CAAR來驗證模型的正確性。實證顯示，漲跌停板的設立顯著改變投資人行為，在停板之前本研究發現存在技術指標與標準差統計量的向上偏誤，進而可能誤導實業界財務決策或學術研究結論。 / Thsi Study explores how price limits, which have remained in Taiwan Securities Exchange for over thirty years, affects both security price behavior and security risk indices. Its empirical results add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ce limits. The SEC has been advocating the merits of price limits, emphasing that they help eliminating speculative trades and reducing security price volatility. In contrast, it remains a popular thought that price limits increase investors’holding costs and risks.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effects of price limits in Taiwan, this papers adopts Two-Limit-Tobit Model, together with CAAR as an indicator for specification validity. My test results lend support to the notion of (1).Technical Indicator Effect immediately before the price limits are hit; (2).Enhancement Effect the day after. Moreover, price limits contribute to bias in both systematic risk and total risk estimates (namely, β and σ) and thus distort investment decisions. 　　This Study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by examining the merits and limitations of GMM, Gibbs Sampler, and Two-Limit-Tobit Model. GMM estimator is subject to statistical bias. One way may gain efficiency via adjustment. And yet GMM ahs pitfalls in directly measuring the price limit effects; The major limitation of the Gibbs Sampler is its reliance on specific prior information and it may lead to bias. And most of the papers adopting Tobit Model simply input the original data into the program, ignoring the fact that price limit may make the following day price data may be contaiminated.

自從政府開放外資法人投資國內股市，以及開放新投信的設立以來，機構投資人在股市的地位便日益重要，其交易的動態也成為市場矚目的焦點。然而，機構投資人是否扮演好了穩定股市、促進發展的角色，仍受到一些質疑。 本研究以共同基金為例，主要的目的便在於探討機構投資人是否存在herding和positive-feedback的交易行為，以及其對市場穩定性的可能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共同基金的交易行為的確存在有herding的現象，且參與交易基金家數愈多的股票，其herding的程度愈明顯。而在feedback策略的使用方面，則無一致的證據可以支持共同基金使用positive或是negative的策略。而實證結果也發現，共同基金的herding行為會增加股市的波動性，同時共同基金無論使用positive或是negative的feedback策略，也都會增加股市的波動性，而可能使得股市更加不穩定。

交換交易(Swaps)是1980年代金融創新最成功的例子之一，自推出以來市場交易量成長快速。在歐美等先進國家，交換交易已是一項相當普遍的金融商品，但在我國政府積極推動台灣成為亞太金融中心的成立之際，交換交易卻仍是一項對大眾而言相當陌生的金融商品，到底交換交易是一向怎樣的產品？為讓它順利發展，又須克服哪些障礙？乃是引起本研究的主要動機，此外引起本研究之動機還有：1. 交換交易是一項具效率性及完全性的成功金融創新商品。2. 交換交易具有相當多的利益。3. 為瞭解我國企業對交換交易之應用。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三：1. 瞭解我國上市公司、金融機構、金融商品主管機關對使用交換交易的看法，並以數量統計方法比較與解釋問卷調查的結果，以探討我國市場對此金融商品之使用意願、使用動機及使用結果。2. 探討使用交換交易及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風險管理之課題。3. 瞭解交換交易在我國發展時所面臨的障礙，提出建議及政府應考慮的配合措施。 　　本研究針對非經營艱困之上市公司，採普查的方式，分別寄發問卷做意見調查，以蒐集上市公司對交換交易的使用意願、使用動機、交易內容及衍生性金融商品風險管理態度等資料。並使用ANOVA、卡方檢定統計方法來檢定使用意願與公司規模、國際化程度、產業別之間的關連。檢驗結果發現：有意願與無意願使用貨幣交換之兩類公司在公司規模、國際化程度上有顯著性差異，在產業別則無顯著性差異；有意願與無意願使用利率交換之兩類公司在公司規模有顯著性差異，在國際化程度及產業別則無顯著性差異。此外，本研究也以國外現有之衍生性金融商品規範為基礎，歸納出一內部控制制度管理核對表，以提供企業界在建立內部控制制度時之參考。最後，針對已使用及未使用交換交易的公司、交換仲介者及主管機關進行實地訪談。

期貨交易為現今我國金融市場之新興交易。由於期貨交易具有使商品持有 人避險及價格發現、風險移轉等功能，因此在世界各國均漸有蓬勃發展之 勢。但是一但期貨市場可由人為方式加以影響，則必然使期貨交易的功能 儘失，而淪為與賭博行為無異。由於美國在期貨交易方面的歷史最為悠久 ，規範也最具領導地位，所以本文即以美國法上對於市場操縱之規範做為 探討的主要依據。本文的重點主要是以市場操縱行為之囤積（Corner）及 擠壓（Squee- ze）行為做為探討重點，另外再加探討其他市場操縱之類 型，諸如以其他實際交易操縱市場之模式、散佈虛偽不實消息之模式、及 虛偽交易模式等；希期能做為我國新興發展中的期貨交易規範之參考。

良好的管理掌控複雜性，而有效的領導則帶動實用的革新。交易型領導的 主要精神在於領導者與部屬皆擁有足以滿足對方需求的資源，而藉由彼此 間資資源的交換過程達到相互滿足彼此需求的目的。即領導者提供報償以 促使部屬奉獻心力，滿足領導者達到組織目的；而部屬貢獻其技術、能力 ，完成約定的必要努力，以獲取應得的報償，滿足個人需求。實際上，交 易型領導與轉換型領導二者並非互斥的，轉換型領導者也須運用其獎償與 懲罰的權力以導正部屬之偏差行為。因此可謂交易型領導為轉換型領導之 基礎。然而轉換型領導與交易型最大的差別在於交易型領導係在既定的組 織文化下運作，而轉換型領導乃以改變既存的組織文化為途徑，針對外在 環境之變化，透過落實轉換型領導的內涵，以創設足以達成個人發展與組 織發展之組織文化。每個組織皆有其各自的文化以規範成員的行動，並進 而影響組織的工作績效，其內涵包括了人工器物層次、價值觀層次及基本 假設層次，其中基本假設可謂組織文化的精粹。若從工具價值的觀點來探 討組織文化，則組織文化不但可以管理，且應加以管理。而在組織文化的 形成、傳遞、管理及變遷過程中，組織領導者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透 過轉換型領導，可改變組織人員的行為，提昇人員的道德水準，亦即可以 將轉換型領導作為改變組織文化之途逕。更進一步說，在面臨動盪不安的 外在環境下，轉換型領導者必須具備塑造新的組織文化的能力，方足帶動 組織從人工器物，到基本假設作某一方向的變遷與努力。筆者在本文中針 對轉換型領導的內涵分別提出不同之策略，而各不同之策略對組織文化產 生不同之影響。首先透過聖雄型領導可建立部屬對領導者信任、對組織目 標承諾及對組織忠誠之組織文化。透過個別化關懷，可建立尊重個人、結 合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並求得個人發展與組織發展之組織文化。透過才 智激發，可建立激發部屬潛能並以新方法解決問題，鼓勵兼容並蓄思考、 且銳意革新之組織文化。

財務工程的主要目的，在於將金融工具與金融市場上所發生的問題，予以 更合理更適切的解決；而金融創新的用意，在於提高金融機構對整體經濟 波動的競爭力。因此，若能將財務工程的技巧與觀念應用在金融工具的創 新與改良上，對於造就出一個熱絡與公平交易的金融環境境而言，或許多 少能產生某些助益。如今，金融機構面對利差縮小的傳統業務，以及日益 競爭的金融環境，金融創新乃成為時勢之所趨。透過新金融產品的開發與 推廣，不但可促進市場效率性的達成、金融業務的拓展，對於金融市場避 險方式，也將另有一番新的詮釋。本文循序的說明了金融市場中行之有年 的金融期貨、選擇權、交換交易，以及其衍生出來的金融商品：期貨選擇 權、交換選擇權…等金融工具的應用與特性。尤其對CBOT於1991年所推出 的利率交換期貨與利率交換期貨選擇權合約的應用，更是詳述有加。雖然 該商品的創新立意甚佳，但在實際的交易上卻未臻完善(利率交換期貨選 擇權自1991年8月起開始交易，三個月後就下市了；利率交換期貨的交易 也在一年後壽終正寢）。即使如此，本文也就其在市場上交易的實際資料 做實證分析。本文使用大量的表格將有關文獻做一整理；並利用許多的圖 形表達出各種金融工具的報償形式；以便於對各種金融商品的特性能一目 了然。 / Financial Engineering, which solves the problems in the fin- ancial market and financial tools and makes them reasonable. Financial Innovation, which increases the competences of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thin the volitity macroeconomy. Use the skills and ideas of the financial engineering to financial innovations,we can make a more efficiency and complete financial markets. My study describes the details of Financial Futures、Options、 Swaps and other derive products:Options on Futures and Swaptions , then introduces the new financial tools: Interest Rate Swap Futures and Options on Interest Rate Swap Futures.The Swap Futures and the Options on Swap Futures are the new contracts of CBOT ,which trade from 1991. They are failed trade in the market, but they offer a example for financial innovations. Now, we want to make Taipei to become a international finan- cial center, we have to cancel the financial regulations and develop the new financial tools. This study is a simple test. graphs、tables and formulas applied.

近年來，金融商品成長速度之快，課稅問題衍然成為重要課題之一。然而，金融商品發展快速、日新月異，不但越來越複雜，透明度也隨之下降，此方面有待主管機關儘速加以規範。由於金融商品種類眾多，其課稅方法亦因不同商品，而有不同之課稅方法，尤其近期相當興盛之結構型商品，其構成內容複雜，各國課稅方式不一，且我國課稅方式採接近於合一法仍存有一些問題，尤其不同發行商品之組成份子不同，如採同一課稅方法，自會有造成不公平之情事。 其次，證券交易所得是否課稅，以達到金融商品課稅課稅更公平之效果，也常為呼籲租稅改革者討論之課題；證券交易所得稅，我國除在民國78年短暫加以課稅，其餘多次曾經考量課稅，但都沒能付諸實施。惟衡諸實際情況，證券交易所得不課稅，確已產生許多問題，如透過虛設公司、資產證券化、在發放股利前出售，除息後再買回等，藉以規避證券交易所得課稅，造成租稅不公平及阻礙市場正常發展等問題。雖然以往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均未成功，若能解決課稅爭議及課稅技術等問題，不必然永遠應給予免稅；且若干國家除香港、新加坡外，大部分皆對證券交易所得課稅，也值得參酌而思索合適之辦法，再一次探討其正確課稅之道。 因金融商品範圍甚廣，而其最受關注，複雜度也最高的，莫過於結構性商品與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兩問題，且受研究時間及範圍所限，本論文將以這兩項金融商品之課稅問題作探討。本研究第一章為緒論，探討研究動機、目的、範圍、方法及限制。第二章則依據結構型商品及證券交易所得稅之文獻作探討。第三章為結構型商品之探討。第四章則為我國證券交易所得稅之分析。第五章則根據全文作結論。

過去許多研究文獻探討情緒指標與股市報酬的關係，本文著眼於情緒指標和投資人交易行為的關係。 本研究以VIX(volatility index)指數作為投資人恐慌情緒指標，將樣本資料中的VIX指數等分為四個區間，觀察不同區間下投資人持股的意願，投資人的下單積極度以及三大法人的買賣超交易策略是否有顯著差異。 　 實證研究顯示，週轉率、當沖比例以及券資比在投資人情緒不同下，都有顯著的差異。 　　外資及自營商買賣超金額會受到情緒指標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而投信買賣超金額則不會因恐慌程度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其中外資買賣超金額明顯的隨著恐慌程度的增加，由大量買超轉為大量賣超； 投信的買賣超金額在情緒波動下沒有顯著差異。 　　三大法人以及一般自然人的下單積極度當中，除了外資買單、自營商賣單以及投信賣單的下單積極度不因恐慌情緒波動而有差異，其他則有顯著差異。另一方面，投信整體下單積極度明顯的高於其他投資人，而自營商的下單積極度則明顯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