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use of traditional regression analysi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several factors on the capital structure of the three biggest telecom companies in Taiwan. The study extends empirical work on capital structure through Granger causality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for instance, the firm size that affects the choice of capital structure or a firm's choice of capital structure that affect its firm size. In the traditional regression analysis, confirming the pecking order model, more profitable firms have lower debt ratio. Consistent with most literatures, collateral value of tangible asset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debt ratio. The effect of firm size is ambiguous. Results of Granger causality between variables have different implications for the selected companies. Overall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of capital structure of the telecom industry in Taiwan.

This dissertation analyzes the pricing and hedging problems for quanto range accrual note under the HJM-framework with Levy processes for instantaneous domestic and foreign forward interest rates. We consider both the effects of jump risks of interest rate and exchange rate on the pricing of the notes. The pricing formula for quanto double interest rate digital option and quanto contingent payoff option are first derived, then we apply the method proposed by Turnbull(1995) to duplicate the qaunto range accrual note by a combination of the quanto double interest rate digital option and the qunato contingent payoff option. Furthermore, using the pricing formulas derived in this paper, we obtain the hedging position for each issue of range accrual notes. In addition, by simulation and assuming the jump to be compound Poisson process, we further analyze the effects of jump risk and exchange rate risk on the coupons receivable in holding a range accrual note. / This dissertation analyzes the pricing and hedging problems for quanto range accrual note under the HJM-framework with Levy processes for instantaneous domestic and foreign forward interest rates. We consider both the effects of jump risks of interest rate and exchange rate on the pricing of the notes. The pricing formula for quanto double interest rate digital option and quanto contingent payoff option are first derived, then we apply the method proposed by Turnbull(1995) to duplicate the qaunto range accrual note by a combination of the quanto double interest rate digital option and the qunato contingent payoff option. Furthermore, using the pricing formulas derived in this paper, we obtain the hedging position for each issue of range accrual notes. In addition, by simulation and assuming the jump to be compound Poisson process, we further analyze the effects of jump risk and exchange rate risk on the coupons receivable in holding a range accrual note.

本研究主要動機源自於觀察到國內可轉換公司債發行公司，多數視發行可轉債為現金增資的替代融資工具，且不論其宣告發行時短期股價表現，亦或是發行後長期營運績效皆有持續惡化的現象，顯示投資人視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為一不利訊息；另外由於可轉換公司債具有股票、債券雙重特性，不具管理公司之權力，且票面利息極低，對持有可轉債之債權人而言存在著一些代理問題，發行公司亦可能藉由這些代理問題而存在盈餘操弄或是利用發行可轉債進行套利的可能性，故利用公司治理變數檢視對宣告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的宣告效果與可轉債發行公司發行後長期營運績效改變之影響。 本研究以1997年至2008年曾向證期會申請發行可轉換公司債並核准發行之上市（櫃）公司為對象進行分析，並根據本研究目的及實證結果歸納以下結論： 1.利用事件研究法觀察發行可轉換公司債之宣告效果，發現宣告後發行公司股價有顯著負的累積異常報酬，累積至發行後30日仍持續下降，並無恢復至正常股價之趨勢；觀察長期營運績效變化，發現發行後當年度及後一年之績效表現皆持續惡化，與國內外實證結果一致。 2.利用多元迴歸分析檢視公司治理對長短期績效之影響，發現董監固定薪酬、董監持股比率以及席次控制權與直接持股偏離程度對可轉換公司債發行公司發行後之長期營運績效具顯著影響，對短期績效影響則不顯著。 3.進一步利用門檻回歸分析檢視是否公司治理惡化至某一程度時，對長短期績效才具有顯著影響，發現公司治理變數具門檻效果，自然人持股與董監席次對短期績效具顯著影響，董監固定薪酬、董監持股比率、以及席次控制權與直接持股偏離程度則對長期營運績效具顯著影響。 以上結論符合本研究假設，即在公司治理惡化至某一程度時，隨公司治理越差，代理問題越大之可轉債發行公司，其發行後長短期績效衰退情形亦越嚴重。

近幾年來我國資本市場籌資狀況，可轉換公司債為國內多數企業之首選，企業透過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取得所需資金，除考量支付較銀行借款為低之利率水準的利息外，亦希望避免採現金募資方式所造成之資本快速膨脹，導致企業獲利能力遭到稀釋，甚至影響企業經營權之掌控。 海外可轉換公司債(ECB)為歐洲債券(Eurobond)和可轉換公司債(Convertible Bond)的結合，是一種屬於海外金融商品，係以純公司債再附加一不可分割之普通股買進轉換權(Equity Call Option)。持有人可於發行後特定期間內，以約定價格（即轉換價格或轉換比率），將公司債轉換成發行公司之普通股股票，所以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係一種可轉換為國內股票，且在境外流通或掛牌之上市公司債，同時具備債券及股票投資兩種功能；當股價上漲時，持有者可享受股價上漲之報酬，當股價下跌時，持有者仍可收取固定之債券利息，故本研究欲以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做為探討之主題。 本研究個案公司其營運內容為國際散裝航運業務，主要從事國際間散裝貨運運輸。本研究將分析個案公司於2009年至2012年間，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之原因，對於個案公司經營績效及財務結構會有何影響？籌資完成後，那些因素造成公司在後續的經營管理過程中，影響公司的經營績效及財務結構。本研究希望藉由上述的實證分析，期望使個案公司之經營管理階層能了解此募資方式，是否有達到公司募集資金時之目的，藉以提供個案公司經營管理階層在爾後籌資時決策之參考。

本研究主要著重信用風險對於可轉換公司債評價之影響。因可轉換公司債兼具股權與債權之特性，使得它在某些時候亦與一般債權一樣面臨公司無法完全清償的風險。本文的研究架構主要分為兩項：以公司資產價值及以普通股股價為可轉換公司債之標的資產，並將信用風險的設定融入模型之中。在實證部份，則以茂矽二與新纖二這兩檔可轉換公司債為樣本。當以公司價值做為標的時，可再區分為Merton模型的設定或是首次通過時間模型(First Passage Time Model)的設定，此二者並無明顯的差異，主要原因來自於可轉換公司債同時具有債券及股票的性質，公司提前破產與否對可轉換公司債的影響並不大。此外，當以公司普通股股價做為標的時，可再分為以信用價差(credit spread)與Jarrow and Turnbull (1995)來評價其價值，此時，需將不同的信用品質分離出來，給予不同的折現率，當股價處於深度價外時，可轉換公司債對信用風險的敏感度較高。若再以理論價值與市價做比較，則可發現無論是茂矽二或新纖二的理論價值皆高於市價，其中一部份來自於模型設定已將部份發行條款予以簡化所造成的誤差，更重要的原因乃是可轉換公司債的市場流動性不足，造成效率性低落所導致。

在政府推動金融國際化與自由化的政策下，企業已有利用國際金融工具籌資的共識，本研究為瞭解國內上市公司選擇海外籌資的意願，以及使用海外可轉換公司債為主要國際融資工具的發行公司特性、相關決策考慮因素，以及宣告發行後對公司價值的影響，特結合問卷調查與實證研究，就以上主題加以分析探討，重要結論如下： 　　1. 不願赴海外從事國際融資的上市公司，主要認為國內籌資省時方便，且海外籌資將增加匯兌風險；若考慮向海外籌措資金，其所運用的國際融資工具依序為海外存託憑證、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向國外銀行借款、票券發行融資與海外一般公司債；而公司基本條件不足，是阻礙企業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的最大因素。 　　2. 國內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的公司具有較大的公司規模、較高的負債比率、財務槓桿與獲利力，而成長性對企業的融資決策較不具影響力。 　　3. 公司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的主要動機係所需資金龐大，在國內金融市場難以籌措，其獲得的資金主要是用來擴建廠房設備，或從事海外投資。 　　4. 公司在訂定海外CB發行條件時，首先會考量國內外金融市場利率趨勢，且主要以歐洲美元發行，因其具有市場規模較大、投資人較多、可避免雙重匯兌損失的優勢。在遴選海外主辦承銷商時，公司認為承銷商能訂定有利的承銷條件最重要；在評選國內主辨承銷商時，則最重視具有參與國內企業海外籌資案的經驗。 　　5. 經由事件研究法發現，公司宣告發行海外CB的宣告效果雖具有負異常報酬，但並不顯著；相對於宣告辦理現金增資則具有顯著異於零的負值。

本研究以Miller與Modigliani(1958, 1961)的資本結構無關論與股利無關 論為研究背景，再以Myers(1974)的理論與Partington(1985) 的資金流量 等式為基礎，探討上市公司投資、舉債與股利決策間是否具有互動關係， 研究期間為民國七十七年至民國八十一年，樣本為國內上市公司，共 249家，研究方法除了針對各決策設計不同的方程式之外，並以三階段最 小平方法來進行聯立模型的實證，同時針對上市公司的高階財務主管寄發 問卷，以進一步了解此三大決策間實際互動的現象。經由三階段最小平方 法與問卷調查的結果可知，投資與舉債決策間具有互動關係，此結果與MM 所提出的資本結構無關論不同，亦即投資決策並未獨立於融資決策，兩者 應同時決定。至於投資與股利決策間，亦存有互動關係，即投資計劃之進 行與現金股利發放間存有資金競用的現象，而有96％的上市公司在評估投 資計劃時，會同時考慮股利政策。至於現金股利與舉債決策間，其互動關 係並不明顯。而上市公司在舉債時，能否提供擔保品給貸款者與現有負債 契約對於舉債的限制為最重要的考慮因素，而僅有將近三成的上市公司會 改變負債比率來維持固定的股利支付。另外，其他對於投資、股利與舉債 決策有影響的因素尚有：投資方程式中，前期舉債額對投資的影響亦顯著 為正，可知上市公司會將資金作長期的規劃。舉債方程式中， Jensen(1986)自由現金流量對於上市公司舉債的影響顯著為負，可知 Jensen所提出的假說可以成立，亦即舉債後，由於公司必須支付負債的利 息與本金，故公司會注意資金之運用，進而增加公司對資金使用上的效率 。股利方程式中，前期股利支付的係數顯著為正，顯示上市公司對於現金 股利的發放將參照公司去年度的股利水準，並且少有減發股利的現象。由 上述結果可以得知投資與股利決策、投資與舉債決策間存有互動關係，並 未如MM(1958, 1961)所言，投資與股利決策、投資與舉債決策間係獨立之 決策，由本研究發現這些決策應同時決定。另外，股利與舉債決策間的互 動關係並不明顯。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為緒論，概述本文的研究動機、目的、限制與範圍、及研究架構。第二章為文獻探討，將一些與資本結構相關的理論與文獻做一整理，然後找出影響的可能因素。第三章為研究設計，除對整體樣本公司做迴歸分析外，也對各別產業、股市多空頭時期、第一二類上公司進行分析，以找出影響愛因為何。第四章則為實證結果。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將實證結果做一整理並且對政府及公司有簡短的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 　　1.公司的獲利性、現金股利發放率、稅率、非負債稅盾、營運風險與長期負債比率成反向相關。規模、成長機會、資產抵押價值則與長期負債比率呈正相關。 　　2.短期負債比率的影響愛因僅與規模、獲利性、股利發放率、資產抵押價值呈顯著相關。 　　3.產業別確是一個影響資本結構的變因。 　　4.股市多、空頭時期的資本結構確有差異，空頭時期公司傾向以負債融通。 　　5.第一、二類上市公司僅長期負債比率存在差異。其中第二類公司的資本結構影響愛因多與土地等有形資產相關。

資本結構的改變究竟會不會影響公司價值一直是學者爭論不休 題。繼Miller 和 Modigliani (1958)提出資本無關論之後 許多學者先後提出各種理論, 如破產成本、代理成本、資訊稱、稅盾效果... 等假設以修正或補充M-M 理論並解釋公司本結構。本文最主要之研究目的在以事件分析法探討國內企業現金增資行可轉換公司債對公司價值之影響, 以市場模式來估計預期報酬率, 藉以計算現金增資與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在宣告日前十個交易日之平均異常報酬(AR)以及平均累積異常報酬(CAR)利用橫斷面分析,藉以了解公司融資額度與盈餘對累積異常之影響程度, 由實證分析歸納出以下幾點結論:就融資公司特性而言:發行可轉換公司債之企業規模大於現金增資之公司, 其融資金額也高於現金增資之企業。而長期負債之變化率可看出當企業長期負債增加時,選擇融資方式時, 傾向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以取得資金 ;而當長期負債降低, 則可能發行債?以維持一最適之資本結構。由股東權益占資產比可知現金增資企業所擁有之自有資金較少。二、融資對股價之反應 就所有融資事件而言, 整體來看, 有一統計上不顯著異於零之平均異常報酬率, 由各事件窗口之值來看,階為微小的負值此或許可以股價高估、供給效應說、價格壓力說以及傳遞未來盈餘不佳訊息予以解釋; 現金增資與發行可轉換公司債二者對股價反應有顯著之不同, 發行可轉換公司~其股價反應較佳。融資目的與股價反應間, 宣告投資與改善財務結構為融資目的時, 二者基本上無很大之差異但二者同時宣告時, 股價有較差之表現。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期股價表現較發行國內可轉換公司債為佳。橫斷面分析中, 融資額度愈大, 股價有負的反應,但不顯著股價是否能傳遞公司之盈餘狀況, 只有在現金增資當季與下一季盈餘變化有較佳之解釋外, 其他似乎皆無法合理的傳遞該公司之盈餘狀況。

本文之研究範圍為近年來交通建設所編列相關之特別預算，及中央政府債務規模發展趨勢為主題，探討特別預算制度是否影響政府財政負擔。並以行政院主計處、財政部等統計數據，分析特別預算造成中央政府累計債務的影響。 研究發現，我國面臨經濟衰退情勢而採用擴張性財政政策中，「特別預算」因具備較大預算彈性而廣受歷任政府採用；與世界主要國家相較，我國預算有更大的執行彈性。 本文也由預算法規定經常收支須維持平衡觀點，分析結果顯示編列特別預算尚未違反經常收支平衡之規定，但有關預算法所定公債與賒借收入等不得充經常支出之限制，仍須以訂定特別法方式予以排除。 另外，由於公共債務法對債務額度之限制，且交通建設特別預算不列入債限數之舉債金額龐大，故若編列於總預算項下，將不符合公共債務法每年流量上限之規定。 最後為使預算決策過程更理性，以特別法之型態編列特別預算，應視為短期暫時性的過渡辦法；對於施政過程可預期之繼續經費，仍宜回歸編列於總預算中，使預算資源做合理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