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於醫療技術之進步、環境和衛生條件之改善等因素，我國中高齡人口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再加上少子化因素，除導致我國生育率逐年下降外，亦造成我國幼年人口逐漸減少，爰此，未來我國勞動市場將可能缺少年輕勞動力，而出現以中高齡人口為主要勞動力供給族群之現象，此現象也將對於我國未來社會結構與經濟發展等各方面產生重大影響。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之統計，99年台灣地區中高齡民間人口為6,133千人，中高齡勞動力人口有3,699千人，數據顯示，99年我國「中高齡民間人口」與「中高齡勞動力人口」都較五年前增加。 據上，未來中高齡勞動力人口將是不容忽視之族群，因此，對於該族群求職傾向之瞭解，將有助於培養與開發該族群之勞動力發展。本研究係以中高齡勞工工作價值觀與求職傾向為探討主題，希望藉此了解中高齡勞工工作價值觀與求職傾向之相關聯性。本文運用文獻資料之彙整與探討作為研究依據，後續並以問卷調查方式進一步統計我國目前中高齡勞工再就業求職傾向與情勢等。問卷回收後除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外，並以T檢定分析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我國中高齡勞工在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屬性下對於「工作價值觀」及「未來就業傾向」間是否有顯著差異情形。達顯著標準者再以薛費檢定，進行事後檢驗，用以了解各組間的差異情形。另外，本研究再以迴歸分析方式探討我國中高齡勞工之工作價值觀對未來求職傾向之差異情形。 最後，本研究分別對政府、企業雇主與中高齡勞工提出下列建議： 一、依中高齡勞工不同教育程度，開創與提供相關職業訓練課程 (政府)。 二、依中高齡勞工不同年齡層建立合宜之獎勵僱用措施(政府)。 三、建立中高齡人力銀行資料庫(政府)。 四、勞動相關法規之調整與鬆綁(政府)。 五、依中高齡勞工之不同教育程度，提供與實施調職職業訓練課程以延後退 休年齡(雇主)。 六、調整工作型態與職務再設計(雇主)。 七、不斷充實自我學習新技能、多方嘗試不同性質工作與多方吸收求職資訊 (中高齡勞工)。

現今智慧型產品需求量龐大且消費金額高，其附屬品價值隨之上升，觸控式玻璃面板為許多高科技產品必備素材，而哪些類型的玻璃面板在市面上有較佳的發展，以及客戶對於玻璃面板的需求與偏好都是製造商想知道的。 本研究將利用K公司所提供之客戶訂單交易資料，其中交易資料包含單據、產品代號、玻璃型號、尺寸(長)、尺寸(寬)、體積、銷售數量、銷售體積、銷售金額、單價、銷售日期與品牌客戶，據以透過統計檢定分析及RFM分析等方法的應用，分析重要客戶群及觸控玻璃面板產品，其研究發現概述如下： 一、B、A與L為對公司貢獻最高的顧客； 二、在顧客之下玻璃型號19銷售金額、體積、次數最高； 三、玻璃型號17、53的交易成效不佳； 四、品牌客戶X對公司貢獻最高； 五、公司營收來源比例分布不均。

隨著新經濟時代的來臨，知識與資訊成為創造價值的主要關鍵要素，服務業逐漸取代製造業成為各國經濟發展主流，其中具有高附加價值的知識密集服務業更是各國發展服務業的首要目標。近十年來，台灣服務業的GDP產值約維持在七成左右，已然成為經濟發展重心，自2001年起，台灣知識密集服務業更以高達6.86%的速度成長，高於服務業平均成長率，顯示出市場對於知識密集服務業的需求日增。 在製造業為經濟發展主流的時期，學術界與企業界大多採取Porter的價值鏈做為企業創價的分析工具，然而時序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傳統價值鏈的分析模式，在知識經濟的市場競爭中，已經無法完全滿足企業的需求，據此本研究將針對近幾年知識密集服務業現況、價值鏈相關理論演進做出分析，並透過七大知識密集服務業個案分析，結合理論與實務，發展出適用於知識密集服務業的價值鏈，期望此價值鏈模型能夠對台灣知識密集服務產業有所貢獻。

土地與建築物在價值交換上的差異在於建築物壽命是有限的，土地使用則是永續性的，因此不同之利用價值，使得二者在經濟價值上，可分離為二類相異性質的交易。本文將不動產的價值劃分為二，土地部份為其交換價值，建築物部份為其使用價值，利用土地經久不變的特性，以證券化型態建構土地證券及其市場。 土地經由證券化方式形成易於流通之標的，再結合證券市場特性，使得土地價值交換發展成為另一種交易形態。另一方面，土地證券以土地未來的價值作為交換標的物，投資人著眼投資於土地的未來價值，由於土地證券在市場中的價值容易判斷，投資期間容易變現，無形中土地市場的運作與金融市場接軌。因此，土地透過土地證券市場，直接地擴大了投資人的參與，也提供了資金流入的正常管道，滿足土地所有權人資金上的需求以及一般投資人追求穩定投資工具的需求。 土地證券的特性簡化交易煩瑣性，降低了土地交易之總成本，並提供及時評價的基礎，對於周邊土地估價有波及效果，也使得投資人亦藉由交易價格，適時地調整其投資比率。再者土地證券降低大眾投資的門檻；透過大眾持有的方式，土地自然增值空間得以共同分享。 關於土地證券的應用，本文列舉素地、集合住宅、都市更新地區、企業資產及國有土地等情形分別說明，並表列折現現值的方式說明土地證券形成年期與價值的對應關係。其後論述土地證券的效益分別為創造多元的投資管道、公開土地的交易市場、增加不動產金融流通、促進土地的開發利用等四項。 最後，依據以上討論內容，提出本文的研究發現與研究結論。 關鍵字：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土地證券、土地證券市場

台灣的壽險公司早在數年前就開始自願性揭露自身的隱含價值(Embedded value, EV)，迄2016年底共有3家金控、3家壽險公司在每年初第一季法人說明會揭露去年整體公司的隱含價值，希望透過自願性的揭露隱含價值來降低與投資大眾之間的資訊不對稱，提升股票價格與流動性。國際投資法人都會用隱含價值來做為金控、壽險公司股價的判斷依據，但台灣股票價值明顯低於隱含價值甚多。有鑑於此，本論文想研究台灣2009-2015年間，壽險公司自願性揭露隱含價值報告書是否提供有價值的資訊給投資大眾。本文利用簡單迴歸3個模型來檢驗假說，再將有無揭露隱含價值報告書之金控、壽險公司分群，資料從2009至2015年底的日資料與季資料，利用統計學兩獨立樣本T檢定與無母數Wilcoxon檢定方式，分別比較兩群金控、壽險公司股價與財務變數表現。實證結果顯示，隱含價值能提供有價值之資訊，並且有揭露隱含價值的壽險公司在財務變數的資產、稅後淨利、ROE和ROA波動度顯著表現較好與穩定；有揭露隱含價值的金控公司在股價變數表現方面皆顯著更好。整體而言，自願性揭露隱含價值確實能提供有價值的資訊給投資大眾。因此，建議未來主管機關也能將是否強制要求壽險公司揭露隱含價值納入考量，以作為金融政策監理之參考。 / Life insurers in Taiwan began disclosing voluntarily their embedded value (EV) a few years ago. By the end of 2016, there were 3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FHC) and 3 insurers disclosing their EV in the first-quarter financial report every year. They hope to increase the stock price and liquidity through voluntary disclosure of EV which may reduc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for the investors. The stock prices of life insurers in Taiwan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ir EVs, and the voluntary disclosure of EV is not common.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whether the disclosure of EV provides valuable information to the investor. Based on the data of FHC and life insurers during 2009-2015,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operating stability, stock price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firms with and without disclosure of EV.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life insurers with EV disclosure present better profiles in Asset, Net Income, ROE and ROA Volatility, and the FHC with EV disclosure outperform in stock price, volume, turnover, market value, and price book ratio.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voluntary disclosure of EV does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to the investors.

台灣的製造型企業目前正處於腹背受敵的窘境，先進國家之企業以巨資和科技應用優勢持續地擴大其市場空間，開發中國家之企業也運用其充沛的勞力資源而逐漸地擴充其規模，台灣製造型企業之生存空間因此受到嚴重的壓迫，為低毛利生產陷入了生產效率和成本導向之惡性競爭中。此時，台灣製造型企業所需要的是一套超越競爭的思考模式，而價值創造導向的策略思維正是破局而出的關鍵。它不依循過去的成功經驗，也不受制於競爭者之作為，反而聚焦於本身核心能力的延伸，使競爭與自己無關，並透過與顧客和關係夥伴合作、與自然環境和社會共生的方式，以及價值創造導向的組織轉型，來為企業開創全新的價值網域和生存空間。本論文提出顧客價值、企業價值、環境價值、社會價值等四種價值創造導向，配合變革三部曲的策略性再思考、組織轉型、變革管理等三項進程，來呈現日本製造型企業的價值創造導向之企業轉型內涵。企業可以顧客需求為思考點，提供整合性的解決方案，創造顧客價值；以關係夥伴的利益為考量，整合價值網絡的總體流程，創造無疆界事業，提升企業價值；以自然環境的長期發展為出發，創造環境價值；或以增添社會福祉為目標，創造社會價值。論文中的個案顯示，任何價值創造導向所產生的結果，最終都可以有利於企業本身；其中顧客價值應是價值創造的近程目標，而環境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創造才是價值創造的長期根本。

由於「價值(values)」反映了「需求(needs)」(Handy,1970)，研究人的婚姻生活價值觀，釐清其對婚姻生活的內在需求為何，實為探討婚姻滿足的重要方向。基於此觀點，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在探討國內夫妻之婚姻生活價值觀與婚姻滿意情形。 以往的研究多將婚姻滿足概念化約為單一向度，如此一來便無從瞭解個體在滿足感上的質性差異。因此，本研究以張春興之婚姻五經論概念 (曹中瑋，1984) 為基礎架構，再結合婚姻滿足各層面的國內文化特色，進一步對影響婚姻生活的重要層面進行整合論述，並依此作為本研究編製之量表內容。由於在本研究中，婚姻生活層面分為生物、經濟、社會、心理、哲學五大層面，並可區分成更細微的層面，以釐清婚姻生活的豐富內涵，因此，本研究的兩個重要研究問題便在於：當個人所重視的婚姻生活層面獲得滿足時，其整體婚姻滿意度是否較高？當夫妻的婚姻生活價值觀相似(相融)時，是否較可能擁有幸福美滿、彼此交融的婚姻關係？ 本研究參與正試分析的研究樣本共有330位，年齡介於16~77歲之間，平均年齡為42.00歲，其中可進行夫妻配對分析的樣本有151對。所使用的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編之「婚姻生活層面量表」；資料分析方式包括相關考驗、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多元回歸分析、階層回歸分析、兩相關係數之差異顯著性考驗等。研究發現：(一) 國內夫妻對於心理層面及生物層面的婚姻生活內涵較為重視，而一些重要的婚姻生活價值觀中也反映了本土文化的特色；此外，性別、年齡、婚齡、教育程度的不同，在婚姻生活價值觀上呈現部分的差異。(二) 國內夫妻在婚姻生活中的生物層面最為滿足；而性別、婚齡、教育程度的不同，在各婚姻生活層面滿意度上呈現部分的差異。此外，婚姻生活五大層面之滿意度與整體婚姻滿意度、離婚態度之相關皆達顯著水準；但若以五大層面滿意度一同預測整體婚姻滿意度時，僅有心理層面的預測力較顯著；若以五大層面滿意度一同預測離婚態度時，只有社會及心理層面的預測力較為顯著。(三) 婚姻生活五大層面上的「滿足程度×重視程度」與整體婚姻滿意度、離婚態度的相關皆達顯著水準；但若以五大層面「滿足程度×重視程度」預測整體婚姻滿意度時，僅有心理層面的預測力較為顯著；而在預測離婚態度時，也是只有心理層面的預測力較顯著。此外，至於以婚姻生活各層面滿意度預測整體婚姻滿意度、離婚態度時，婚姻生活價值觀是否扮演調節變項的角色此一問題 (即：當個人所重視的婚姻生活層面獲得滿足時，其整體婚姻滿意度是否較高？)，則僅得到部分支持的結果。(四)當夫妻的婚姻生活價值觀愈相融時，該婚姻生活層面滿意度、整體婚姻滿意度愈高，離婚態度則愈低。並且，自己與「知覺」配偶之婚姻生活價值觀相融性 (相對於自己與配偶「實際」之婚姻生活價值觀相融性) 和該婚姻生活層面滿意度、整體婚姻滿意度、離婚態度之相關皆較高。此外，大致而言，婚姻生活價值觀相融性與該婚姻生活層面滿意度之相關，女性比男性來得高；亦即對於女性而言，夫妻之婚姻生活價值觀相融與否的問題顯得比較重要。 綜合各項研究結果與發現，本研究提出對未來研究、情侶與夫妻、及婚姻輔導工作者一些建議，以供參考之用。

台灣自早期便憑藉著優異之風土條件，進行一系列農業相關的經濟生產活動，稻米、茶葉等相關風土農作，皆曾是台灣重要之出口產品。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演變，台灣農作雖仍保有其特殊性，卻因他國低價農作之衝擊而陷入經貿困境，茶葉便是其中一例。 台灣茶作為百年傳統之農業，已孕育出無數技藝精湛之茶匠，亦涵養出獨特茶藝文化，此兩者皆能夠作為台灣茶品牌之價值創造來源，創造其附加價值。因此，目前產業鏈之上、中、下游皆有新興茶品牌創立者憑藉著過往對於茶之生活感知及產業經驗，試圖自台灣悠遠的茶文化萃取具廣度與深度的元素，再創新出符合現代消費需求的產品與服務體驗。 故，本研究試圖從三方向探討，分別為：品牌創立者作為一文化媒介人，如何運用其對於茶之生活感知與產業知識影響品牌價值創造；品牌創立者如何將台灣之風土條件轉化為風土資本，作為品牌價值創造來源；以及品牌創立者如何運用體驗之媒介將其所創造之品牌價值傳遞予消費者。 本研究最終結論得出，品牌創立者會將其對於茶之「感」轉化為品牌理念，再透過累積之茶之「知」落實其品牌理念，並依據此兩項「感」與「知」選擇不同之風土資本類型進行價值創造，最後透過各項體驗媒介之工具組合傳遞品牌之文化與經濟價值予消費者。 / People living in Taiwan have engaged in a series of agriculture-related economic activities by means of the “Terroir” from the early stage, such as rice and tea. With time, although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Taiwan still reserve the distinctiveness, those of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are increasing the market share with the lower price, especially Taiwan tea. There are many artisans with excellent skills of making tea and splendid tea culture with a long story since Taiwan tea is one of the most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s a consequence, the knowledge of the artisans and the impressive tea culture in Taiwan can be sources to create brand value and competiveness. Currently, some people make innovative tea products and experiences to meet consumer demand by using their perception of tea in life and industrial know-how. As a result, this research will discuss three viewpoints. First, the brand founder uses his tea experience and know-how to affect the value creation. Second, the brand founder transfers terroir into terroir capital and make the terroir be the source of brand value. Third, the brand founder uses all kinds of experience tools to express the brand value to consumer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research also shows three perspectives. First and foremost, the brand founder converts the “sense” of the tea into brand concept and produces products and services with brand concept by means of the “knowing” of the tea. Besides, the brand founder chooses the type of terroir capital to create brand value according to his “sense” and “knowing”.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e brand founder uses seven experience tools to express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value to customers.

企業價值受到資本市場的眾多投資人、公司股東或企業管理階層等等的高度矚目。企業價值評價的方法眾多，最理想之狀況是根據企業相關資訊而計算出的實質價值。然而實質價值難以估計，遂以市價(亦即股票價格或股價乘以發行股數)做為實質價值之代理變數。然而，考量不同公司，其發行在外股數多寡不一，為消除公司規模問題，本研究根據Ohlson(1995)提出之模型加以延伸，以市價/帳面價值比作為企業價值之衡量指標。 然而，企業價值究竟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呢？過去研究多偏向探討財務資訊與企業價值間之關係，一直到近期始開始注意到非財務性資訊對企業價值之影響。但仍缺少一個完整的邏輯結構，Kaplan and Norton(1992)提出的平衡計分卡提供了一個全面性整合的架構去評估組織之績效，以嚴謹的邏輯關係將財務與非財務層面之因素加以連結，透過計分卡的四個構面：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及學習與成長的層層推演，幫助達成組織之策略目標。而企業策略目標之達成，對於企業價值應有正面助益，故本研究以平衡計分卡之架構，討論我國資訊電子業企業價值之影響因素，探討欲提升企業價值可從哪些因素著手。 本研究以複迴歸方式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一）財務構面的營業毛利成長率與股東權益報酬率與企業價值間有顯著正相關；（二）顧客構面的顧客滿意度與企業價值間有顯著正向關係；（三）內部程序構面的研發強度與企業價值間有顯著正相關；（四）學習與成長構面的員工生產力與員工教育程度與企業價值間有顯著正向關係。建議我國資訊電子業欲提升自身之企業價值，可從上述各因素著手努力。 關鍵字：企業價值、市價/帳面價值比、平衡計分卡 / Valuation of the firms is a considerable issue for investors, stockholders, and managers. The valuation methods are numerous, the most ideal one is intrinsic value which is calculated on the firm’s related information, such as dividend policy, profitability and growth etc.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calculate the intrinsic value. The related research always substitute market value (stock price or stock price*outstanding shares) for intrinsic value. Considering the firm scale, this research followed the Ohlson model (1995), and chose the price-to-book ratio (P/B ratio) as the measure of the firm value. Anyhow, what are the crit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firm value? Most past researches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firm value. Currently, the influence of non-financial information factors begins being emphasized. Yet, it still lacks a set of complete logical structure. “Balanced scorecard”, presented by Kaplan and Norton (1992), provides an integrate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This tool logically connects the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factors and divides all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into four different “scorecards”, including “finance”, “customer”, “internal process” and “learning and growth”, in order to help the organization achieve its strategic objectives. Furthermore, the achievement of strategic objectives is supposed to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toward firm value, utilizing “balanced scorecard”, and probe which factors can clearly increase the firm value. The research target sample is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in Taiwa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in this research is multiple regressions.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In the finance perspective, “gross profit growth rate” and “return of equity” positively affect the firm value. 2. In the customer perspective, “customer satisfaction rate” positively affects firm value. 3. In internal process perspec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intensity” positively affects the firm value. 4. In learning and growth perspective, “employees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s education level” positively affect the firm value. Hence,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in Taiwan can aim at the concluded factors to increase its firm value. Key words：firm value, price-to-book ratio, balanced scorecard

國內政府為發展國內知識經濟產業，協助企業增加融資管道，屬於無形資產之融資制度，即將實施。無衡量即無管理，企業無形資產價值的評估，在融資、管理及投資決策上，就益顯重要。本研究參考Gu and Lev (2001)之無形資產評估方法，以國內電子資訊業與化學產業為研究對象，探討（1）考量無形資產之企業綜合價值是否比帳面價值更能解釋股價的變動；（2）智慧資本密集產業的市價綜合價值比是否與未來股價報酬成負相關；及（3）綜合價值是否能由衡量企業人力、創新及關係構面之指標加以解釋。 實證結果發現不論是資訊電子業或化學業，在加入帳面淨值後，無形資產對股價仍具有增額解釋能力。此結果意謂，對知識資本密集產業而言，除了帳面價值外，無形資產亦具有價值攸關性。此外，本研究發現，市價綜合價值比對於後期股價報酬確實具有顯著的預測能力，顯示市價綜合價值比具有資訊內涵，可協助投資人之投資決策或金融機構之授信決策。實證結果亦顯示，未來二期之股價報酬與市價綜合價值比之負相關較未來一期股價報酬與市價綜合價值比之關係更顯著。最後，對資訊電子業而言，衡量創新資本之當年度研發費用率和新專利權數，以及衡量人力資本的每人營收及員工紅利保留盈餘比為知識資本之價值決定因素；而對化學業而言，當年度研發費用率與員工紅利保留盈餘比與企業綜合價值呈顯著正相關。 / Taiwan government sets forth policies in order to assist companies in the knowledge industries obtain financial resources from the market on the basis of their intangibles. As there is no proper management measures could be exercised when there is no measurement to intangibles, the importance of valuation of intangibles surges with respect to financing, operating and investing decision making. Based on the approach developed by Gu and Lev (2001) and sample firms from chemical and information and electronics industries, this thesis explores issues: (1) whether the comprehensive value has incremental explanatory power in addition to book value of equity; (2) if there is a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future stock return and the ratio of market value to comprehensive value for firms studied; and finally (3) if the variation in comprehensive value can be explain by value drivers that contribute to human, innovation and customer capitals. The empirical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or firms both in the information and electronics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the comprehensive value contributes additionally to book value of equity in the return-value relation. This implies that inform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value is value-relevant. The results also evidence that the ratio of stock market price to comprehensive value i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stock return for the future period. Moreover, such association is found to be stronger for two-period ahead stock return than that of one-period. The predictive ability of market-to-comprehensive value ratio indicates that the provision of the ratio could be helpful for investments decision making. Finally, this thesis finds that, for the information and electronics industry, variables such as R&D intensity, number of new patent, revenue per employee and stock bonus-to-retain earnings ratio determine the comprehensive value of the firm. With respect to the chemical industry, variables such as R&D intensity and stock bonus-to-retain earnings ratio explain the variation in comprehensive value of the sample fi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