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於2008年7月18日正式全面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來臺旅遊觀光人數逐年遞升，究竟政府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之政策效果如何?又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政策實施後為何負面問題不斷浮現？實值得加以探討，亦為本研究主要動機。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及深度訪談分析法，經分析後發現，陸客來臺可以創造的商機高於其他國家旅客﹐因此開放是正確的方向﹐目前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旅遊市場之獲益雖未如預期，但所帶來的商機對臺灣經濟仍具一定影響力，且原先疑慮的國家安全、社會治安及排擠效果等問題，尚屬管控得宜，未出現重大負面效應。但觀察過去八年，政府僅注重是否開放及來臺陸客人數多寡﹐而無整體之陸客策略及相關配套措施﹐致影響政策執行效果。未來政府如可協助業者循序漸次解決陸客旅遊市場相關問題﹐並以拓展自由行、優質團及深度旅遊來創造更多兩岸觀光旅遊產生的外部利益﹐增加我方業者之整體獲利，相信對臺灣的觀光旅遊產業仍具正向意義。因兩岸情勢轉變，目前陸客人數減少仍不脫政治因素干擾，但依本研究觀察，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中國大陸組團社亦獲有不少利益﹐而臺灣對陸客而言，仍具一定吸引力，陸客來臺仍有一定的市場需求，未來尚有發展空間，我方業者應趁此機會調整體質，促使產業升級﹐藉陸客來臺觀光契機發展我方觀光產業﹐未來不但可以吸引陸客也可吸引國旅及外籍觀光客。

四十年多來，海峽兩岸「分裂分治」，並沒有兩個獨立自主之「政治實體」分別並存的客觀事實，是決不容否認的。其成因不只是歷史發展使然，同時也存在著深層的意識型態結構的問題。自前千中共以反對李登輝總統訪美為由，片面中斷第二次辜汪會談，並於去年總統大選期間連續進行飛彈演習以來，兩岸關係的緊張對立近來雖略有緩和，但兩岸之間的協商會談機制，卻因中共一再以所謂的台灣必須回歸到「一個中國」原則下，而延宕至今。面對兩岸談判的停滯不前，台灣方面基於許多事務性問題仍待共同解決而屢次主動邀約，李登輝總統更在就職演說中明確宣示願意赴中國大陸從事和平之旅，但中共卻反而擺高姿態，置之不理，意圖製造台灣民間的焦躁感，從而迫使台灣政府儘速與中共進行談判，如此一來中共便可以坐收漁利，玩弄台灣於股掌間；而台灣一旦陷入為談判的處境，則將受制於人，任由宰割。本文在多次的會談中選定「辜汪會談」此一最具代表性的兩岸會談為例，而事實上，「辜汪會談」舉行的目的就在於將歷次會談中由於層次級過低、授權不足、或爭議性大的兩岸議題，做一次彙整的磋商，故本文將以此為研究範圍，旁及其他相關之碰究重點：1.而岸關係之演進：軍事對抗時期、冷戰對峙時期、兩岸交流時期。2.鄧小平以來之對台政策：告台灣同胞書、葉九條、鄧六點、錢七條，以及對中共「一國兩制」之剖析。現階段台北之大陸政策：國家統一綱領之制定印意義、 李六點、李登輝總統就職演說中關於兩岸關係之政策、民進黨對大陸政策之意見等。4.兩岸會談經緯：兩岸會談之發軔、辜汪會談之緣起、經過、評估等。以及對二次辜汪會談之展望。影響兩岸會談之因素、中共軍事演習、經貿因素、以及美臺、中之三角關係。

「什麼是企業贏的策略﹖怎樣才能提高競爭力呢﹖答案很簡單，就是不斷地降低成本或是提高產品或服務的附加價值」。而提高產品或服務的附加價值，可以經由持續創新、高品質、高彈性、短而可信賴的交期，以及顧客滿意來達成。然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策略必須有所選擇。有效的製造策略是選擇那些能讓企業獲得可持久競爭優勢的競爭能力(Competitive Capability)，以及推動能培養該能力的製造實務。本研究參考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所發展的策略標竿問卷(Strategic Benchmarking Questionnaire)，配合兩岸的環境來設計問卷。調查台灣製造業與大陸製造業在成本、品質、交期、彈性、創新、服務六個構面下，所重視的競爭能力與製造實務，並進一步標竿比較其差異性，做競爭力分析，以尋求良好的生產管理作法與應用場合。本研究方法為專家意見法、問卷調查法，以及實地研究法。在問卷調查方面，選擇兩岸優良企業進行抽樣調查。台灣共寄出問卷200家，回收有效問卷60家，有效問卷回收率30%。大陸亦回收問卷60家。並透過近十餘家企業的實地研究，作調查結果的交叉驗證而得到以下結論﹕ 一、台灣本身條件來自品質、交期、彈性、服務的製造能力。大陸的競爭能力主要在生產要素的成本優勢。而由於台灣內需市場小，所以必須以全球市場為導向，提高全球化競爭力為目標。大陸雖然同時擁有廣大的內需市場和國際市場，但在國際市場上，非價格競爭如品質、交期、服務等仍處於不利的地位，所以必須以提高生產力，改善品質為目標。 二、台灣品質、交期、彈性、服務的能力，適合在高科技產業發展。未來必須提高創新、顧客化的價值，才能不被市場淘汰。大陸雖具有成本優勢、科研實力強，但商品化的能力不足，品質、交期、彈性、服務也未上軌道。相對過去已經有此能力但極須降低生產要素成本及積極尋求新市場的台灣製造業而言，無疑地提供了兩岸製造分工的挑戰與機會。 三、在科技進步、全球自由貿易、區域整合的一致呼聲下，全球運籌管理、國際分工已經成為製造策略的重要課題。兩岸製造業基於本身利益與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需要，可參考本研究對兩岸製造策略－「競爭力的提升之道與兩岸分工方式」所做的策略建議，來做國際分工的安排。「價值／成本比」愈高的項目，正是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的來源。此舉將有助於投資時風險的規避，利潤的確保，以及全球競爭力的提升。

本文試圖找出台灣民眾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中，如何看待雙方「政治」與「經濟」的互動，台灣民眾的背景條件、政黨傾向以及身分認同等對兩岸的「政治」與「經濟」態度又可能有哪些影響；而本文研究問題意識在於觀察台灣民眾的人口學背景這些事實條件、內在的心理因素與政治經濟態度對自我國家認同有無影響，以期有助於釐清兩岸複雜的交往脈絡，並期望本文所呈現的研究結果，能在當前兩岸關係如此曲折的道路上有「截彎取直」之效，換言之，透過本文研究發現或許能將複雜的兩岸來往脈絡加以簡化，找出哪些是影響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的主要因素。 因此，本研究的內容將分為五個章節。在本文的章節安排中，在本章先敘明研究動機、研究問題意識與目的後，第二章為文獻回顧，首先，對於何謂「認同」做出解釋以及「國家認同」的產生，接著對可能影響國家認同的因素進行理論的整理與爬梳，以及回顧兩岸關係發展至今的一些理論文獻，而主要理論基礎則是整合理論，再依序陳述整合理論中的「功能主義」、「新功能主義」與「聯邦主義」三種派別。第三章則將前兩章的研究問題意識以及兩岸關係文獻、整合理論等基礎形成一個整合性的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並建立起變項建構與測量。第四章進行資料的量化分析驗證研究假設，以循序漸進的方式來進行資料分析，並說明本文研究發現。第五章整理歸納出本文的研究發現與結論，以及提出研究限制檢討改進，提出未來可能繼續研究探討的方向以供參考。

自1949年政府遷台後，直到1987年台灣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兩岸人民才第一次有了正面的接觸，隨後在兩岸經濟不斷發展市場需求大增，兩岸有相同的語言及文化及大量的廉價勞工、豐富資源讓兩岸人民及台商不斷的提出三通直航的要求。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自2008年到2010年兩岸間航空政策對航空公司營運發展之影響，尤其是自第二次政黨輪替之後，五次江陳會對台灣產業之影響，再深度訪談直接參與直航政策之航空業者，分析中華航空公司自直航後營運成長為例，證實"直航"對台灣航空業之正面影響。 另外也以自2008年到2010年直航後3年，台灣產業變化為例,證實自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全世界航空公司不勘虧損紛紛裁員減薪，唯有兩岸航空公司因"直航"政策安然渡過金融危機，證實政府政策是直接影響一個產業興衰的主要原因。

一、研究的動機在藉信心暨安全措施的精神與思維，引用國際間「信心建立措施」的成功案例與運作經驗，以探討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建構之可行性。以達研提現階段兩岸建構「軍事互信機制」最可行之方案，供決策單位研參之目的。 二、「軍事互信機制」屬於「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CBM）運作的一環。「信心建立措施」已跳脫純軍事領域，但其核心議題仍然以軍事互信為主要架構。「軍事互信機制」的規劃擬定，牽涉國家長期整體戰略利益考量；此外，隨著全球化時代之來臨，國家安全議題也早已脫離單純軍事的範疇。 三、「信心建立措施」並無強制約束力，僅是一種屬於意向性質之鬆散規範，基礎係建立在雙方自我的約束與配合，端視當事國之誠意。且信心建立的過程與程度，與安全認知以及資訊的透明化有重要的關聯。 四、中共的「軍事互信機制」是國家發展的階段性策略，策略目標是為形塑國際和平環境與維持經濟發展動能，確保中共順利崛起成為大國。 五、「軍事互信機制」是指國與國間所建立的避免軍事誤判及衝突的預防機制。台灣方面亦是抱持此一觀點，希望藉由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之建構，達到預防戰爭、維護台海安全之目的。中共方面則將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視為其達成兩岸統一的手段。 六、兩岸要在雙方「主權」歧見上獲得根本的解決的前提下，方有順利實施的可能。惟有在政治上對於兩岸現狀的定位得到一致之共識，兩岸才有洽談「軍事互信機制」的空間。 關鍵詞：信心建立措施、軍事互信機制、兩岸關係。

伴隨兩岸經貿持續往來，以及中國政府拉攏台灣農漁民的施惠政策推展，一般認為相對處與弱勢的台灣農漁民，在兩岸貿易政策的立場值得關注。本研究問題為：台灣農漁民是否將因為本身可能從貿易往來得到好處，支持開放政策，獲利可能偏低則傾向保護？而政黨偏好的因素，是否因為經貿交往下的自利考量而無發揮作用？又或者將造成何種影響？ 本研究從「商品性質」、「經營型態」與「參與程度」，評估「獲利可能」的高低對「政策立場」的影響，其次關照「政黨偏好」的對「政策立場」的影響影響。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法，透過與雲嘉兩地農漁民訪談調查結果發現：個人獲利可能的考量決定貿易政策的立場，但政黨偏好並非毫無發揮作用，當獲利可能性與政黨偏好一致時，有強化的效果，政黨偏好與政策立場互為影響；反之，獲利可能性與政黨偏好出現矛盾時，政策立場固然仍是以自利考量為主，但政黨偏好拉扯原先自利導向的政策立場的情況，只不過關連較弱，不足以扭轉自利的因素。

從過去到現在所累積的兩岸關係研究相當多，大致上將它區分為兩方面：一個是從國家政府的角度來研究兩岸關係，另一個是從人民選擇的角度來看兩岸關係，也就是從「統獨問題」的角度來切入。而本研究主要想從「人民選擇」的角度來看兩岸關係，江宜樺（1998）認為「統獨問題」與「國家認同」有所差異，「統獨問題」是「國家選擇」的問題，更明確一點來說是「一個人要用什麼方式來決定他的國家認同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嘗試研究台灣民眾對於統獨立場的「選擇」。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將會在台灣民眾的統獨立場的選擇，尤其是在面臨中國大陸欲以「經濟」手段來和平促統，同時也不放棄戰爭威脅的情況下，究竟台灣民眾的統獨偏向如何？其次，將「經濟」、「戰爭」與作為血緣、情感歸依的「省籍」因素一同放入模型中比較，本研究嘗試想提出作為理性影響因素的「經濟」、「戰爭」因素在民眾的統獨抉擇中也相當的重要。

壽險業具高財務槓桿之特性，其投資策略顯著影響公司清償能力及保戶權益，壽險公司資產負債管理亦攸關金融市場之穩定。本研究系統分析兩岸保險市場及資產配置行為，比較兩岸保險業尤其是壽險業資產配置之差異，並使用Markowitz之mean-variance模型，自金融市場、法規限制及資金經理人行為三者協動作用出發，假設模型限制條件，以數值結果闡釋不同因素對資產配置結果之影響程度，及形成兩岸壽險業最適資產配置差異之原因。 分析兩岸現況後可發現，兩岸壽險業投資雖均以固定收益資產為主，然大陸銀行存款比例過高，而台灣傾向於投資國外債券。結合模型數值結果，歸納所得之主要結論包括：（1）利率環境差異為影響兩岸壽險資產配置之基礎因素；（2）適當寬鬆之法律規範有利於投資收益之提高；（3）不動產及其他類型投資將成為兩岸壽險業主要投資收益來源；（4）大陸壽險業資產配置策略受金融市場影響顯著。據此，本研究建議：（1）台灣可適當放寬壽險業投資比例限制；（2）大陸需完善金融市場並增強透明度；（3）大陸監理機關應加強對壽險公司財務報表揭露與業務資訊公開之監管。

在目前的國際局勢中，中共不可能在台灣未強行宣佈獨立下，甘冒國際譴責而以武力侵犯台灣。對中共而言，開始進行對台的全方位接觸與務實交流，才能對台灣產生具體的影響與牽制。而以目前的兩岸關係而言，兩岸的談判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現階段推進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關鍵所在。 整體言之，中共的談判觀依時代背景、掌握力量大小等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說法，過去其常將談判視為統戰或宣傳的一種手段和方式。不過隨著大陸改革開放、引進西方談判資料後，大陸對談判的看法也更為多元。 在本文中，首先探討中共的談判特質，並以中英、中葡、中美等政治性談判個案作為分析依據，以藉此歸納出一較為系統化的中共談判架構。最後再藉由該架構的建立，為台灣將來必須面對的兩岸政治性談判提出一些淺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