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兩岸因國共內戰分裂後，長期以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曾經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而這「一個中國」政策的共同點就是台海兩岸都承認且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與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份」。然而在「一個中國」的涵義上，自兩岸分裂分治以來，雙方就有其各自的堅持與解釋，從來沒有在「一個中國」的涵義上有任何的雷同之處。台海兩岸也都反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所以，也都各自認為自己的「中國」才是唯一的法統中國。 但七○年代以後，中華民國經歷退出聯合國與「中共」與美建交等逆境，自此國際上大多數的國家轉而承認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中共在取得了「一個中國」的排他性壟斷權後，不斷在國際上將其「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一個中國」原則向國際社會推行，有鑑於此，李登輝總統主政後開始在兩岸的政治定位層面上作出調整，先後提出了「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一個分治中國」、「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等新的政治定位主張來突破中共「一個中國」原則的指涉及謀取兩岸間的對等地位及台灣之國際生存空間。 中共在國際上一再壓縮我中華民國外交空間的舉動，以及長期以來在不同場合釋放出諸如「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等之類充滿宗主國心態的談話，「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論述的提出或許就是台灣意欲破解中共排他性「一個中國」的表示。面臨中共無法正視中華民國為一主權獨立國家的事實，再加上美國在九○年代末期中國政策的傾斜，提出了傷害台灣利益甚深的「三不政策」及與中共建立戰略夥伴關係，這使得台灣認為美國不再像過去一樣的重視台灣的存在，而且為了因應中共海協會汪道涵會長的訪台而爭取兩岸平等的政治地位，為避免台灣被地方化的危機，中華民國最後只好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來因應台海兩岸之間的政治定位關係。 李登輝總統對德國之聲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論述，從憲法的層面來看，修憲後的憲法增修條文架構才能詮釋出這「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憲法增修條文架構下，「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該論述所傳達出的意涵，第一，確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原第十條）已經改變了我國的『領土範圍』，換言之，我國憲法的地域效力僅及於台灣而不及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的中國大陸，也就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有別於中華民國的另一個國家。第二，中華民國九○年代以後的歷次修憲，促使台灣走向民主化，而歷次修憲後的結果，諸如國會成員的全面更新、地方自治的徹底落實、主權在民的總統直選，這些修憲後的成果在在具有重新確立我國政府統治的民主正當性，因為不論是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的國會議員、或是直轄市長，或是身為國家元首的總統，都已經完全由台灣人民在公正、公開、公平及民主的選舉方式下產生，而中國大陸人民的選舉權自始自終就被排除，中國大陸地區的人民相對地無法參與我中華民國民主化的這些進程，由此可確認台海兩岸存在兩個國家。 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向主張的「領土主權」論述，也就是對台灣主張「固有領土權」，宣稱擁有台灣的主權，這是毫無意義的。本文中，特別了解在過往歷史上有哪些統治者統治過台灣，並且已得出確切的結果，無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如何主張「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都不是事實。歷史上台灣政治地位的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無法也未曾將其控制伸入台灣，所以台灣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管轄的區域，也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固有之疆域。 另外，在涉及台灣主權地位的國際條約上，《馬關條約》將台灣的主權割讓給了日本，而《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雖然聲明台、澎必須歸還中華民國的立場，但由於兩者僅只是戰爭中的政策聲明，所以並不具有任何強制性的法律效力。《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對於台灣的主權地位，沒有明確的規定，導致台灣的歸屬問題懸而未決，只能確定台灣脫離了日本的主權管轄。《中日和平條約》中，雖然日本只是完全遵照《舊金山對日和約》的領土條款來處理，但由於是日本與中華民國簽署的正式國際條約，所以這也就確定了台灣的主權是歸屬於中華民國的，所以《中日和平條約》對台灣的主權地位歸屬來說，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觀諸台海兩岸對主權問題爭議的癥結所在，乃在於中共當局始終視台灣為地方政府，不肯面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為一主權國家的事實。但是根據國際法上的「佔領」及「時效」原則而言，自西元一九四九年起，中華民國政府由中國大陸地區播遷至台灣，對於台、澎、金、馬等地區，一直是事實的佔有，擁有統治權，亦即台、澎、金、馬的主權一直是屬於中華民國，換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迄今未曾統治過台、澎、金、馬地區，而「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乃是據此而延伸出來一個對事實的陳述，目的也是在於突顯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以來為一主權國家的事實。

中國大陸近幾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在與國際市場接軌的當下衍生出許多新的需求，諸如價格的制定權及避險的需求，期貨市場即成為非常重要的一環。然而在兩岸均加入WTO後要面對開放國際市場及廠商的競爭，如何能夠與國際性公司競爭而存活，對兩岸期貨業者均是重要考驗，對於主管機關而言，如何能構建一個公平、公正及公開的環境更是重要。 兩岸期貨市場的發展有各自的背景因素，基於歷史背景不同，經濟體制不同，是以彼此間的差異頗大，本研究希望藉由分析比較兩岸期貨市場的環境及制度，可以了解過去、現在及未來的發展方向。並針對其目前所遇到的問題給予建議，以提供期貨業者或從業人員或對兩岸事務有興趣者來參考。 本研究首先由兩岸期貨市場的歷史發展開始探討，再分別對兩岸期貨市場的現行體系、主管機關、期貨交易所、交易結算制度等做一分析，經過上述的探討後，將兩岸期貨市場的相關討論議題做一比較，從而發掘其問題，最後據以上的比較分析對兩岸期貨市場提出具體之結論及建議如下： 一、 結論 1、以職權功能來說，大陸的證監會較台灣金管會多了調查權及任免權，在現今智慧型犯罪愈來愈高明的情形下，賦予市場主管機關擁有主動出擊調查權力是值得肯定與期待的。 2、大陸三家商品期貨交易所仍採會員制，應可考慮朝公司制期貨 交易所型態發展。而兩岸也都各自面臨到市場成長所帶來的問題，尤其是期貨交易品種及市場參與者的問題，這些都須要從市場面或制度面去改善或調整。 3、台灣相關的投資人保護法規及機構已建立並實行多年，大陸則於2007年才發布相關法規，保護機構至今尚未成立。為使投資人得到應有的保障及申請訴願管道，宜儘速成立保護機構。 二、建議 1、對台灣期貨市場的建議 建議主管機關開放槓桿交易商、開發個股期貨合約、強化主管機關調查權以及積極培養風險控管人才、更開放的大陸政策。 2、對大陸期貨市場的建議 建議大陸主管機關儘速建立專業投資機構管理規範、擴大期貨市場參與者、加速開放期貨服務事業以及加速推出新品種期貨合約並加強人才培育及公司治理。

兩岸紙鈔發行與防偽設計之發展與比較 中文摘要 紙鈔是貨幣的主角，也是現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古以來就是貨物交易的工具，也是財富的象徵。從最早的物物交換到以貝殼、礦石、珍貴金屬、金屬貨幣為媒介，演變到含多項防偽功能的紙鈔，隨著經濟活動流轉不斷地被使用著。由於紙鈔是有價的，從來就是有心人士偽造的對象。如何加強紙鈔防偽功能設計和教導民眾辨識偽鈔，是本研究的主軸。 本研究針對兩岸自1949年以來所發行的紙鈔，援引相關的發行文獻、設計理論及防偽功能設計加以綜合分析，並從不同構面了解影響紙鈔發行設計的成因、偽鈔製作的特徵、紙鈔的成本、塑膠貨幣的影響等，並藉由各種設計形式、防偽功能及偽造手法的比較，更深入了解兩岸紙鈔設計的現況與未來趨勢。經歸納、整理、綜合分析後，發現兩岸在新版鈔券發行所作的努力，已符合現代設計及防偽的需求。然偽造自古即存在，手法亦不斷更新，沒有因重刑罰則，而減少偽造的動機。且民眾對防偽功能辨識能力的不足，更是引起不法偽造的誘因之一。因此，如何加強鈔券防偽功能辨識的宣導，應是目前鈔券決策單位首要思考的問題；其次是加強防偽功能的研發。目前先進國家的鈔券製作，都著重在新式防偽功能的研發，兩岸目前鈔券所使用的部分防偽功能，皆為先進國家的智慧財產權，所付出的代價自是不斐，若能自行加強研發新式防偽功能，除能用於新版鈔券設計提升本國鈔券防偽技術自製水準外，亦可將專利輸出國外，創造價值。 關鍵詞：兩岸、紙鈔、防偽功能、設計形式 / The Development of Banknote Issue & Its Security Features—A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bstract Paper money, a main currency, is not only an indispensably part in modern life and a tool of barter in ancient society but a symbol of wealth. From the original barter to the use of seashells, minerals, valuable metals, and metal currency paper money was as a medium, evolving into the banknote which has many anti-forgery functions, along with the circulation of economy activities it has been used. Since the banknote is valuable, it has been the target for intentioned people to counterfeit. How to strengthen the design of banknote anti-forgery functions and how to teach people to recognize the fake money are both the main points of this study. This study is aimed at all of the banknotes that has been published from Taiwan and China since 1949, citing the related issued documents, designing theories, and anti-forgery functions to analysis, and understand the effect on the cause of banknote published design, the characteristic of making fake money, the cost of the banknote, and the effect of polymer currency from different structures. By comparing all kinds of designed forms, anti-forgery functions and tricks to counterfeit money, we can deeply know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banknote designed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fter generalizing, arranging, and analyzing, we found that the efforts made both on the opposite sides of Taiwan Strait about newly published the banknote have conformed to the demands of modern designs and anti-forgery. However, / counterfeit has existed since ancient society and the tricks are updating all the time. The motives of faking didn’t decrease because of lacking severe punishments. Moreover, one of the inducements to counterfeit money is that people lack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the anti-forgery functions. Therefore, how to strengthen the recognition of banknote anti-forgery functions is the first question that the authority has to think about; the next is to research new ways of anti-forgery functions. So far the banknote manufactur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stress on the inventions of newly anti-forgery functions. All of the anti-forgery functions used in Taiwan and China are derived from advanced countries; therefore, the price is higher. If we can invent new ways of anti-forgery functions by ourselves, we can not only use the newly banknote designs to enhance our standard of banknote anti-forgery technologies but also export the patent to create the extra profit. Keywords: Taiwan and China, Banknote, Security Features, Aesthetic Form

自從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之後，兩岸經貿交流愈來愈密集，台灣對中國大陸進出口比重逐年增加，中國大陸對台灣的經濟有一定的影響力。本研究利用Akita所發展出之擴展的成長因素分解公式來探討1997-2002年兩岸產業關聯效果及經貿效果，並進行二項政策模擬，一為當台灣對中國大陸進出口同時增減時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影響，二為當中國大陸產值增加或減少1%和2%時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Akita模型經濟成長因素分解效果之探討，從台灣國內最終需求、其他出口擴張、中國大陸對我國之最終需求、進口替代、台灣投入係數等五個效果以看，可以發現電機及電子產品對台灣經濟發展最為重要，其次是商業及餐飲旅館業。 政策模擬估計結果顯示：整體而言，開放中國大陸進口和對中國大陸出口，對台灣經濟發展是有利的，尤其是石化原料及其製品業，但仍有不獲利的產業，其中受害最大的是礦產業。另外，隨著中國大陸產值增加，台灣整體的產值成長率有遞減的現象。受挑戰的產業為其他製品業、石化原料及其製品業與電機及電子產品業。因此針對產業的特性，考慮兩岸產業結構以及比較利益前提下，採取適度之產業政策及兩岸對策對台灣經濟發展是必要的。

由於美國次級房貸危機的發生，突顯出房貸機構對於信用風險的控制不當，且金融機構對於資產負債過度的槓桿操作，在資產價值下跌時缺乏抵抗能力，因而造成大型銀行及房貸機構倒閉或鉅額虧損。本研究首先將探討在次貸危機後，兩岸銀行業在資產負債配置、風險性資產及獲利能力等方面有何變化，以瞭解兩岸銀行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程度及抵禦能力。 根據本次金融危機所發現的問題，主要係包括貸放標準低、信評機構的信評品質、金融機構財務槓桿高及衍生性金融商品風險等，本研究將依上述問題檢討兩岸銀行業改進的方向。而在兩岸經濟活動互動頻繁之此刻，須要兩岸銀行業更多交流與合作，因此本研究亦將分析兩岸銀行業合作的可能模式。

2000年3月18日台灣的總統選舉，在多組競選人當中，民進黨的陳水扁得到了最高票，也終結了國民黨自1949年以來長期執政的現況，更是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時刻，就在這一天，台灣人民用選票，決定了台灣政治邁向政黨輪替的里程碑，國民黨結束在台灣的長期執政，將中央政府的執政權交給民進黨。 2000-2008年期間，兩岸政府由於意識形態的僵持，對立氣氛升高，雙方互信不足，使得政府間交流與合作機制幾近停擺。2008年政黨再次輪換，國民黨的馬英九順利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對兩岸關係立即採「擱置爭議」、秉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並在「不統、不獨、不武」、「維持現狀」的前提下，積極改善兩岸關係，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為區域的共榮發展創造條件。展現出國民黨沉浸八年脫胎換骨另人耳目一新的多項政策，除與大陸展開定期會談外，並簽定了多項攸關兩岸迫切需解決的協議，使台灣在世界性經濟風暴的環境中，漸漸恢復元氣，更使得世界各國正視我台灣的存在價值。 馬英九總統在其競選時亦強調，21世紀的海洋，是機會也是責任，是風險的來源也是新經濟的資產，他主張台灣應發展「海洋戰略」，跳脫「重陸輕海」的大陸思維，重申我國對於南海、東海的固有領域與傳統漁場之主權和權益，確認「沒有主權就沒有漁權」之原則。當2008年520馬總統就任後，又提出「藍色革命、海洋興國」的政策主張，包括成立海洋專責機關、提升國民海洋意識、加強海洋科技研發、明智利用海洋資源及永績發展海洋產業等。 我國海域執法機關-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也是自2000年1月合併了當時的警政署水上警察局、國防部海岸巡防司令部及財政部關稅總局緝私艦艇等執行海巡任務單位。海岸巡防署在人員方面，由軍人、警察、關務及一般公務人員四類人員組成；在裝備方面，係多由原機關一併移撥；在勤務遂行方面，亦以納編前原機關執勤方式遂行任務。迄今海巡署已成立9年多，無論是人員、裝備、任務遂行，甚至國際情勢，都在在顯示極需要改革。而且近年來隨著國人日益重視休閒活動，親水性的休閱遊憩方式亦是大多數人的最愛，因此各項海域活動也正蓬勃發展之中，而海洋也逐漸成為觀光旅遊或育樂活動的主要場所。展望兩岸人民交流愈來愈密切，以及兩岸加入WTO後勢必擴大雙方人民的互訪往來，特別是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後，由於大幅開放大陸人民不限事由得申請來台，勢必衝擊現行多項機制，影響層面尚不得而知。 海岸巡防署面對上述種種問題，因應未來日趨複雜且多元化的任務導向，除積極評估、規劃各類海巡艦艇的整體需求，朝向船型種類精簡化、船舶噸位大型化與船舶功能多元化的方向，籌建新一代的海巡艦艇外，在維護國家整體海洋權益的角色上，應不再侷限於維護治安及國家安全，面對全球環境變遷，漁民權益保護，海上救生救難，海洋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及國人對海洋的親近，海岸巡防署應以新的思維，除應強化各項海巡編裝外，更應利用現階段兩岸和平共處時機，主動積極與大陸協商，簽訂相關共同維護海域治安、開發海洋資源協議，建立兩岸海洋事務互信機制。 / On Mar. 18th, 2000, the people of Taiwan selected Chen Shui-bian of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who won the most votes among the several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to be the new President of Taiwan. Also, the election ended the long ruling power of Kuomintang (KMT) since 1949. This is a fateful moment in the progress of Taiwan democracy. On the date, the citizens of Republic of China used their vote to push the shift of political power. This is a milestone of party alternation in power. DPP w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became the governing party, while Kuomintang (KMT) lost the battle and was downgraded to an opposition party. From 2000 to 2008, the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between Taiwan Government and China Government almost were stopped and deferred because their opposing political opinions cause the conflicting and suspicious relationship. In 2008, again, DPP shifted their political power to KMT. Ma Ying-jeou won his presidency to be the 12th President of Taiwan. He handl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with the principles—“deferral of conflicts,” “putting Taiwan firs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No unification, No independence, and No military confrontation,” and “Maintain the Status Quo”—and is struggling for impro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maintaining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creating a circumstance for the region’s prosperity. The eight years’ improvement and reformation have turned KMT into a new and vigorous party. These can be seen from its policies on China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 They have recovered their regular meetings and contracted several urgent and vital agreements about Taiwan’s and China’s business interests. The new government is leading Taiwan to go through and recover from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meanwhile, displaying the spirit of Taiwan in the world. President Ma emphasized during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at the ocean in the 21st century is an opportunity but a responsibility, is a cause of risk but a new business resource. He insists that Taiwan should develop the “Ocean strategy” and change business central from the island to the sea. We should recognize the thought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ea is the key to get fishing right” and perform powerfully our sovereignty and fishing right in the south sea and east sea which belong to Taiwan. After his inauguration, President Ma advocated “Blue Revolution, Prosperity with Ocean”. The policy emphasize to establish the authority for marine affair, improve marine cognition, strengthen marine technologies and researches, use marine resources friendly and run marine business sustainably. In Jan. 2000, the national coastal low enforcement organization—the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integrated the personnel from Maritime Police Bureau of National Police Agency 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he Coastal Guard Command of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he Administration contains four respective categories of public servants as the military, police, customs, and regular civil services. All equipment from those organizations before integration is combined into the Administration. Their original duties are not changed after integration. After nine years running of the Administration since that, there are lots of internal sections needed to improvement and upgrade, such as personnel section, equipment, task performance, and international tendency. In resent years, the people of Taiwan are more and more concerned about recreation activities, and water activity is one of most popular. This trend flourishes many ocean amusement businesses and attracts many people in the coastal areas. To deal with the mentioned problems and increasing complex and diverse tasks, the Administration is attempting to estimate and consider the needs of all kinds of coastal guard vessels. The reduction of vessel amount and types is inevitable. The future coastal guard vessel should satisfy huge tonnage and multiple functions. Otherwise,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take more responsibilities than its original role of protecting the order and security of Taiwan and its marine sovereignty. It should build new strategies and strengthen its accoutrements to cope with global environment change, protect our fishing right, perform marine rescues, develop and maintain marine resources, and maintain a safe environment for water amusements. Meanwhile,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take the time push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 and contract agreement and treaties to protect together the peace and order in the Taiwan Strait, develop marine resources, and establish a Confidence－building Mechanism in the marine field.

1991年冷戰結束，國際體系產生結構性的變化，原兩極對抗國際體系瓦解，美國成為單極稱霸世界超強，當今的東亞地區﹐代替以往兩極體制的主宰局面，是以美﹑中﹑日﹑俄為代表的不均衡的多極體制。在一超多強的格局下，提供中共許多合縱連橫的操作空間；911事件後美國採取多邊合作的政策執行反恐戰爭，中共國際地位益顯重要。 中共自1978年後鄧小平及其追隨者提出與發展之安全基調係以「和平與發展」為主軸。在安全典範中，為因應可能的外在威脅，經濟發展是厚植中共綜合國力與建立一個「富強」大國地位的手段，中共經濟的成長快速，綜合國力的不斷提昇，是以漸由亞洲政治強權轉變成經濟強權，迄2007年就已成為全球第三大的經濟體。 東亞區域處於歐亞大陸板塊交接處，也處在地緣政治學上的陸海權勢力衝突點，今日東亞安全環境受到大國力量的支配，美國仍是當今世界超強，且從過去到現在對東亞事務主動參與並具有主導力量。中共在過去10年來逐漸在東亞地區嶄露頭角，也逐漸發揮其影響力成為該地區與國際上的要角。東亞的場域中，隨著中共、日本、韓國與東協等的力量興起，未來亞洲大國關係中，中共應可能成為區域主導強權，而且勢將成為區域經濟成長和全球動能的力量。 兩岸關係對我國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外交與內政皆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其變化甚至會牽動東亞局勢與國際關係的穩定，爰兩岸關係中臺灣戰略價值重要，若以地緣角度分析，如果中共擁有臺灣的話，將可作為扼控東亞兩大戰略航道（臺灣海峽及巴士海峽）；且臺灣又是美、日、韓及東南亞協防最佳的中繼站/補給站，處於第一島鏈的戰略要衝上，註定會成為相關大國戰略互動和力量博弈的焦點所在。正因如此，「兩岸」議題向來是國內外關注之焦點。兩岸現階段以和平發展務實解決兩岸間的有關問題，所涉及的不只是雙方領導人的意向，所有的情勢發展往往受制於彼此內部的結構，更會隨著國際體系的演變而有不同的互動結果。

none / The thesis researches on the nature of the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particularly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Ma Ying-jeou.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rn of the thesis is the problem of Taiwan’s response towards rising China. First, the balancing-bandwagoning concept of Stephen Walt is researched. Critique of the concept and alternative theories are also considered. Second, the balancing-bandwagoning hypothesis is applied towards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The test of Walt’s hypothesis reveals its weaknesses and limitations as a research framework. Despite predictions of Walt, Taiwan doesn’t use pure balancing or pure bandwagoning in its approach towards China but rather applies mixed strategy containing elements of both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evolves and includes more and more elements of the bandwagoning preserving the ess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balancing. This strategy can be called hedging. Third, the thesis develops the concept of hedging and researches on the nature of Taiwan’s hedging strategy. The current mainland policy of Taiwan is a combination of opportunity-seeking and risk-aversion. The changes and continuities in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founded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also established. The thesis also gives tentative predictions on the future of the Taiwan’s strategy towards rising China as well.

中國自2009年起將實行消費型加值稅，本文就臺灣、中國改革前與改革後之稅基、稅率與稅收歸屬的差異進行深入比較。本文比較兩岸租稅制度設計的異同後，期望以此做為兩岸未來租稅協調的參考。 兩岸加值稅基的比較結果如下。中國自2009年起由生產型增值稅轉為消費型增值稅，因此臺灣「消費型」之稅基即與中國「改制後消費型」之稅基相同。兩岸「納稅義務人」之項目相同。臺灣「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之項目大於中國「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之項目。臺灣「固定資產」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後「固定資產」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前「固定資產」之項目。臺灣「不得扣抵進項稅額」之項目小於中國「不得扣抵進項稅額」之項目。臺灣「進項扣抵」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後「進項扣抵」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前「進項扣抵」之項目。 兩岸加值稅率的比較結果如下。臺灣採取低單一稅率、稅率低，符合租稅中立性，但稅收有限。中國採取複式稅率、稅率高，造成了租稅規劃的空間，違反租稅中立性，但得到了豐厚的稅收。臺灣對農林漁牧產品，全階段免徵加值稅，整體總稅負為零。中國對農林漁牧產品，最初階段免徵加值稅，實際負擔稅率為徵收率。兩岸對農林漁牧製成品為最初原料階段免稅，整體負擔稅率均為徵收率。臺灣對人民生活必需品為最初及中間批發階段免稅，實際負擔稅率為徵收率。中國對人民生活必需品未實施免稅。所以臺灣對人民生活必需品，實際負擔稅率，與中國未實施免稅相同。兩岸對銷售自己使用過的物品為零售階段免稅，整體負擔稅率均為徵收率的2倍。臺灣不分種類，出口貨物都為零稅率，為完全免稅，符合中性原則。中國不是理論的零稅率，為不完全免稅，違反中性原則。 兩岸稅收歸屬的比較結果如下。增值稅是中國的主要稅目，稅收比重大。中國增值稅收彈性大於1，具自動穩定機制，臺灣營業稅的稅收彈性小於1，不具自動穩定機制。中國為了減少加值稅比重，而實施租稅改革。臺灣以所得稅為主，消費稅不是主要稅目，但未來改善預算赤字仰賴消費稅。臺灣1999年以前加值稅為地方稅，稅收大部分歸屬地方。1999年以後加值稅改為國稅，稅收大部分歸屬中央。中國1994年以前加值稅為地方稅，稅收大部分歸屬地方。1994年以後加值稅為國稅，稅收大部分歸屬中央。

2008年5月20日國民黨重新取得執政後，五年多來兩岸關係的改善與發展獲得相當大的進展。兩岸海基會與海協會在「九二共識」 的基礎上恢復制度化的協商，也已達成十六項經濟協議。達成「九二共識」的政治互信基礎，代表雙方對於「一個中國」目標有了雖模糊但同方向的共識，這對未來兩岸走向國家的統一具有正面的助益，在這樣和平發展的契機下，重新探討兩岸對未來國家統一後的國家結構與制度安排有其重大的意義。 由於兩岸對於國家統一的規範有各自堅持的立場與主張，在這樣的思維之下，維護中華民國主權以及北京的「一國兩制」原則兩項前提就極為重要，如何尋求一個兩岸共同可以接受的政治體制實質架構，實行於未來統一後的臺灣與中國大陸，實有其研究價值。本文有鑑於兩岸當前的交流互動已發展出具有「兩岸特色」的經貿制度，往後更會加強在文化層面的交流，依循兩岸間具有可持續發展的態勢，將經濟上「兩岸特色」的核心價值「比較利益原則」以及文化上「中華文化」放入兩岸政治整合的之中，寄以提出一個具有「兩岸特色」的整合模式-「中華邦聯」。「中華邦聯」的實質內涵將含括部分的「一國兩制」精神，這將不是由北京為主導，「一國」不再指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制」不是「中央對地方」的從屬關係，而是兼具「一國兩制」的精神及「主權共用」的原則，以「對等」的「中央對中央」的權力關係來取代「一國兩制」，含括「中華邦聯」的國家結構設計亦可維護中華民國的主權地位，以及與中國大陸互為「對等」的地位。故「具有兩岸特色的中華邦聯」將是基於兩岸現階段經貿文教的交流互動為基礎，在一個國家內部的框架下，以對等的權力關係進行兩岸的政治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