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注筆記型電腦代工製造的個案公司，於2000年組織分立，以企業複製方式，成立多家子公司，其中之一的子公司，於2011年時，被個案公司選擇作為整合併購之對象。 本論文採個案分析法，利用筆記型電腦行業之產業分析、波特五力分析、個案公司SWOT分析、及杜邦方程式比率分析、分析資本結構與WACC變化等，探討英業達選擇同一家子公司，進行組織分立又整合併購，其策略變化的原因，及財務績效表現狀況。 ODM代工廠商的機會，在於不斷地有新產業代工出現，但商機短暫，廠商激烈競爭，壓縮代工利潤，微利經營態勢無法避免，因此建立通路及市場相當重要，逐漸提升產業地位，才能獲得應有的報酬。適當的運用併購策略，擴展營運面，從取得製造資源，轉向以品牌與通路為重，將有助於提升股東價值，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 透過個案分析，歸納彙整出分析項目表，作為企業執行分立或整合併購策略時，必須關注的議題，做好各項目分析，以利企業發展能兼顧成長及適當地規避風險。

檢察監督，是中國大陸承襲蘇聯體制而制定的，非常特殊的監督體制。從中國大陸的憲法文本出發，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應該針對其他的國家機關進行監督，從而規範其行為，限制其權力，進而保障公民權利以及國家法制的統一。然而目前的檢察機制，由於歷史原因和立法的偏差，導致檢察機關職能集中于刑事訴訟領域，雖然符合一般檢察概念的認知，但與中國大陸憲法所定位的法律監督機關相去甚遠。 本文通過歷史解釋的方法，梳理出檢察機關在目前中國大陸窘迫現狀的由來，以及法律監督的含義和歷史淵源。并通過體系解釋和文本解釋，進一步強化對法律監督概念的核心認識，將中國大陸的檢察概念和一般檢察概念區分開來，指出中國大陸憲法所指之檢察監督，其範圍絕非今日限縮於刑事訴訟這一小塊。 同時，通過與台灣監察院的對比，進一步強調，國家監督機關的制度設計，與其所扎根的憲法背景息息相關。兩岸國家監督機關而今都陷入了尷尬境地，雖然這種境遇的成因不同，但卻殊途同歸。而這種不同，背後反映出來的，都是監督制度的發展和憲法整體理念不適應的後果。因此，這種對比也才有了其價值。 最後，通過對法律監督的正名，在尊重憲法現有文本的前提之下，本文提出了較為簡單但相對完整的檢察監督制度新的架構設計。

1980年至今，是企業併購與重組的年代，許多企業集團進行了繁複的併購與重組活動，經學者20年的研究，企業併購活動能創造新的成長機會及提高企業價值，已不徨多論。而企業重組的價值創造活動就少有研究。 企業重組活動包括廣義的分立與撤資二種。撤資是消極的行為，是減少損失或獲利後退出的行為。廣義的分立，包括 (1) 單純式分立:將公司的部分資產或業務分割並獨立成為子公司， (2) 另立子公司:結合公司內部資源並加上外部資源而成立子公司， (3) 入主: 以取得別家公司股權，先實質控制該公司並結合公司資源來成立子公司。企業集團透過分立進行重組活動遠比併購頻繁。 從重組分立的價值創造結果來分析重組策略的關鍵成敗因素，是本研究的重點。本研究以台灣主要的電子資訊企業集團為例，分析1980年以來，電子資訊企業集團進行企業分立的重組行為時所創造的價值。從財務評價的實證數據來分析分立的重整活動，是否為企業帶來成功的結果，即創造了母子公司價值及使股票累積投資報酬率增加。 本研究也針對有形及無形資產的轉移情況及高層經理人及董事會的變化來分析企業價值的變化與高層人力資源改變的關係。 當企業成長至集團的規模時，就會產生新的資源利用與分配的問題，集團執行長的工作就不再是行銷或產品發開，而是資源使用的分配；毋庸置疑，只要資源分配得當，企業重組分立活動會是企業集團組織創造新價值的捷徑。 本研究也發現台灣企業集團，在進行分立公司的重組過程中，公司擁有或新創設一個子公司，共並使該公司成為上市(櫃)公司後，亦可創造驚人價值，分立子公司只要取得母公司少許資源，亦在3-10年內可創造巨大價值。 國外亦有研究顯示，在重組分立子公司的過程中，就算母公司的價值實際上沒有改變，而子公司卻產生了新的且獨立的市場價值；投資人普遍認為，子公司除了享有企業集團的資源協助，亦增加了價值能見度。投資人易於分析子公司各種營運活動所帶來的企業價值變化。而財務評價結果亦發現子公司也易於因決策快速及營運彈性而創造新價值。上述三種分立方式均可創造不同的價值，價值的創造的關鍵即在於資源分配的恰當與否。 本研究以分析財務評價的數據結果，計算公司價值的變化並進一步根據公開資訊分析分立策略的關鍵成功因素；並反向分析數據與重組過程中的高層經理人的調度變化及有形資產及無形資產的轉移之間的關聯性。並據以建立十三項命題。 / Since 1980 till 2005, the eve of M&A and Restructuring, So many companies initiated the complicated activities of M&A and Restructuring. Through the pass 20 years studies by scholars, they found, the growth opportunity and enhance the corporate value are been creating. But, the research of “Restructuring” is no so many. The generic meaning of the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will include: Spinoff and Disinvestment. The disinvestments are the behavior of passive decision, for reduction the loss or exiting after profit. The generic “Spinoff” include: (1) Pure Spinoff: separate the business unit or asset unit and build up new subsidiary. (2) New Subsidiary: combine the external capital or resource to build up new subsidiary. (3) Acquisition and then Control: Acquire external share and real control the company through organization change and board members change, then combine the parent company resource become a true subsidiary. The group of business to restructure the business through “Spinoffs” is much more than M&A. To study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of “Business Restructuring” through the value - creation of “Spinoffs” is one of the key points of the dissertation. The base of the dissertation is the “Subsidiary of the Electronic-Information Group in Taiwan”. 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valuation from the “Spinoffs” from 1980 till 2005. To study the Financial Valuation through empirical results of “Spinoffs” and try to confirm the “Spinoffs” is successful or not. That is, the valuation of both parents and subsidiaries were enhanced or not, or the accumulation return of investment of them were enhanced or not. The dissertation will study the real condition of the transfer of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Assets and the change of top management and board members. Analyzing the relation of the change above and the corporate value. As the corporate grow to the scale of group, will produce the new issues of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utilizati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EO of group is not the marketing or product development area, but the resource distribution. Of course, if the decision-making of resource distribution is proper, the “Spinoffs” will be the royal road of the creation of “New Value”. The dissertation had found the process of “Spinoffs” – own or build up a new subsidiary and make it 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t will create amazing value. Subsidiaries just transfer a few resources from parent, and then create mass value in 3 to 10 years. The dissertation had found the process of “Spinoffs”- although the value of the parents company has no change, but the subsidiaries still create the new and alone market value the same. The investors ideal is, subsidiaries through “Spinoffs” will enjoy the supporting from parents. The subsidiaries had improved the transparency of operation. Investors are easy to analyze the change of value from their business operation. The financial evaluation had found the subsidiaries had speed up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more decision flexibility. The 3 kinds of “Spinoffs” can create different value. The key point of the value creation is the proper resource distribution. The dissertation will base on the results of financial valuation to evaluate the change of companies’ value, and base on the public information to analyze the key success factor of “Spinoffs”. The dissertation will reverse to check the relation of the top-management change and the assets transfer (includ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assets). The final proposition had been built the 13 propositions through the dissertation conclusion.

在資訊爆炸與電腦網路發達的時代下，面對近年來台灣社會中層出不窮的青少年問題，政府針對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的學子們，除了應擬定更為完善的教育法律與政策之外，也應重視其內在倫理操守的提升與道德意識的涵養。基於預防重於治療，因此政府若能透過國民教育中有系統、有組織的教學來全面推動生命教育，預期將能對學童品德的提升有著相當實質上的助益。 在現前台灣實際教育環境中，實不難察覺若干宗教團體直接進入到公立國民中小學從事生命教育教學之身影，該現象顯示現前雖然我們一方面承認了宗教團體積極致力於教育教學所發揮的正面作用，但一方面卻也產生了宗教團體是否適合進入公立校園中之疑慮。 現今社會中，家庭教育之功能已逐漸衰微而孩童的自我意識又日益高漲，若政府能正視逐年嚴重之青少年問題並透過結合民間團體之力量，以教育的方式對莘莘學子們進行健全生命價值觀的引導，預期將能使得國家之希望工程獲得良好的發展。 本研究以國內三大民間宗教團體於公立國民中小學所施行之生命教育為例，分別是基督教得勝者課程、慈濟靜思語教學與一貫道讀經班，經參與、訪談與觀察此三個宗教團體實際從事教育工作之現況，並以「政教分立」中之諸項原則，就宗教團體於公立國民中小學中，實施生命教育之「經費來源與自主性」、「師資之招募與培育」與「課程屬性」此三部分進行檢視、分析與比較，期能發現問題並提供具建設性之解決方法，使政府能在符合「政教分立」的合理制度化條件下，順利並有效地藉民間團體之力量全面推動生命品德教育。

我國公民投票制度甫完成法制化不久，相關實證經驗尚有不足，另自公投法的立法過程中可知，朝野不僅在立法政策上存在諸多歧見，在立法技術上亦有甚多可議之處。換言之，我國公民投票制度仍處於嘗試錯誤的階段，因此，確立公民投票制度的憲法基礎，並從法規範面加以評析，乃現階段公民投票研究的重要工作。 　　本論文係探究公民投票制度所具有之權力分立制衡的核心價值，以及透過該核心價值所衍生相關制度的比較法觀察與我國法的評析。實質內容區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著重在公民投票與權力分立制衡的一般理論，藉由跨國實證與制度的比較觀察，歸納出對於代議體制具有權力制衡作用的公民投票類型，並以人民為發動主體的公民投票與代議體制之間的權力互動關係，進一步探討其不同的功能型態，包括公民投票制衡代議體制的「議程設定」與「權力矯正」功能，以及代議體制藉由「提案過濾」與「司法審查」進行對於公民投票的合法及合憲性控制，以做為我國立法政策之參考。第二部分則為我國法的評析，主要探討我國公民投票制度與權力分立制衡的憲法基礎，強調憲法第17條人民創制複決權在權力制衡面向中的特殊主動地位，並從比較公投法制的歸納分析與我國憲法的觀點，就我國全國性公民投票的制度設計與主要爭議，包括公投類型、適用事項、提案、連署及通過門檻、成案審查程序與主體，以及公民投票訴訟等，提出評估與建議。

考試院與監察院之存廢向來為憲法學與政治學上爭論不休的問題，2004年總統大選的勝出者陳水扁先生更在就職演說中提及2006年的憲改工程勢在必行，使得五權憲法優劣的探討，順理成章成為政學界熱烈討論的話題。誠然，制度的選擇必須有學理與實務的基礎，不可旁落先入為主的偏見，尤其純粹從西方三權分立的角度切入，來批評自始即以針對三權分立盲點出發而設計的五權憲法，更是難以令人信服。 本文嘗試跳脫學界常見的論述，從更宏觀更務實的角度，理性的探究五權分立的淵源以及優缺點，來進一步剖析五權分立是否全無可取之處，特別是在保障考試權與監察權的獨立性上，透過考試院與監察院實際運作現況以及觀察中央政府歲出機關別預算總表、中央政府機關預算員額彙總表，發現考試院與監察院的設置有其必要並且是物超所值、「物美價廉」。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藉由比較法的觀察，引介有關西歐各國考試制度與監察制度的設計與精神，來反省我國考試院與監察院的設計是否符合世界各國的潮流。「權力傾向於腐化，絕對的權力傾向於絕對的腐化。」半部的政治學都在這句話，權力分立的目的也在此，除此之外，權力分立原則經過多年的發展，由於多元化的要求，使得權力分立在量與質上不斷擴增，以便達成保障人性尊嚴的憲法要求。本文藉由介紹權力分立理論以及最新發展來探究考試院與監察院存在的必要性。有關中央政府體制與憲法變遷特別是修憲的問題，常是學界探討五權分立時會涉及的主題，因此在本文也會一併加以論述。 關鍵字：權力分立、三權分立、五權憲法、中央政府體制、憲法變遷、考試權獨立、監察權獨立

現行憲法上的監察權，乃是淵源於我國古代歷史上的台諫制度，與近代西方國家的議 會彈劾權，為貫徹 中山先生「權能區分」與「五權分立」之遺教而訂立。 中山先 生認為監察權既不應如我國古代之附屬於行政權，也不應如近代歐美國家由議會兼掌 ，主張另設監察院，獨立行使其職權。目前我國監察院得行使之職權包括：同意權、 彈劾權、糾舉權、糾正權、調查權、審計權、監試權、巡察權、法律提案權，並得收 受人民書狀，可謂融合了古今中外的監察制度而獨樹一格。 另一方面，由於現代行政權力之運作，實為複雜之社會建設工程。尤其是自本也紀以 來，各國福利政策的推行，使行政權不斷地擴張其行使之領域。為了避免因政府官員 的違濧失職行為，而造成人民權益之損害，對於行政權予以更嚴密監督的需要，乃愈 加迫切。創立於西元一八○九年的瑞典行政監察使制度（THE OMBUDSMAN SYSTEM）， 由於能適應各國不同的法制背景與社會環境，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遂為歐美國家所 普遍仿傚，而成為防止行政權濫用與推行行政革新的有效方法。 本文之目的，乃在經由比較我國現行監察制度與歐美行政監察使制度之異同，以他國 之制作為研究我國監察制度的借鏡，進而歸納出我國現行監察制度之優點與改進的建 議。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揭出研究動機、研究方法、研究範圍等。第二章 為監察制度與現代國家之發展。第三、四章分述我國現行監察制度與歐美行政監察使 制度。第五章比較二者相似與相異之處。第六章為結論。

世界上的先進民主國家採行兩院制設計，多屬於聯邦制國家由第二院來代表地方利益；少數的單一制國家則第二院不採直接民選，權力也明顯較第一院為弱，主要扮演牽制第一院的角色。日本參議院的特殊性在於其並不代表地方利益，且採直接民選，甚至被期待為站在中立角度，重新審視眾議院決議的機關。由於民選的緣故，參議院最終仍為政黨所主導，戰後自民黨長期同時掌控眾參兩院，在眾議院為日本政治重心下，參議院的存在感與功能性並不顯著。直至2007年參議院選舉民主黨大勝後，首度開啟長期兩院不一致的政治局勢。兩院分立下的2007年至2009年兩任自民黨首相福田康夫、麻生太郎，皆難逃遭參議院通過究責案的命運，而這也是戰後唯一兩例參議院所通過的首相究責案，說明了日本的政治局勢的確發生變化。本研究所關心的焦點為兩院分立下，不同的參議院組成結構將帶來何種政治影響，而這樣的政治影響在日本憲政上有著何種意義。 　　 　　針對參議院影響層面最大的法案審議部分作檢視，研究發現分立國會時期，掌控參議院的在野黨會傾向轉往參議院提案。再者，內閣的法案通過率與一致時期相較，在參議院對反對的法案，多半採取直接否決的態度下，明顯有降低的趨勢。另外，法案審議天數的指標顯示，若參議院持反對態度，則在參議院審議天數將明顯較一般法案為長，顯示其有意擱置，拖延法案成立時間。本研究因執政聯盟在眾議院同時擁有三分之二以上多數，得以對參議院所否決法案再次複決通過，所以實際造成的影響尚待進一步評估。 　　研究發現，無論一致或分立時期，參議院都為政黨角度而非中立角度來審議法案，與原先所規劃設計明顯產生落差。今後因在野黨已有與長期一黨獨大的自民黨相抗衡能力，分立國會可能形成政治常態下，必須對參議院的角色重新定位，以因應分立國會所造成的若干問題。而日本特殊的兩院制憲政實踐經驗，也值得供作比較政治學領域之參考案例。

鑑於我國分裂投票研究多數著重於縣市層級的地方首長與民意代表選舉，本文探討台灣首次於同日舉行的2012年總統暨立法委員選舉，援引「政治矛盾」（political ambivalence）做為研究架構，分析選民的一致與分裂投票。作者假設，選民的政治矛盾程度愈高，愈可能進行分裂投票；反之，民眾的政治矛盾態度愈低，愈可能採取一致投票。作者擷取「2009年至2012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3/3）：2012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調查資料，運用「勝算對數模型」（Binary Logit）與「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進行檢證。資料顯示，在總統與區域立法委員選舉，以及總統與不分區立委選舉的分裂投票實證模型中，在控制其他變數的效應之下，選民的政治矛盾態度對於分裂與一致投票，確實具有顯著影響。此外，選民的省籍、制衡觀與政策平衡等因素，也與一致與分裂投票有關。在結論中，本文摘述分析要點，並提出政治矛盾態度的研究意涵。 / In light of many election studies on straight and split ticket voting for the head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councilors in Taiwan, I focus on people's ticket splitting of the 2012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campaign which is the first election holding on one da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political "ambivalence" to explain why people vote split or not. I assume the voters who have more ambivalent about KMT and DPP, more ticket splitting; and the straight ticket voters should be less ambivalence. My dates are based on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12: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Election," and analyzed with Binary Logit and Multinomial Logit. When controlling other variables, party ambivalence intensively affects voters' straight and split ticket voting not only for president and constituency legislators but for president and party block legislators, and nearly all coefficient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y the way, provincial origin, cognitive Madisonianism, and policy balancing on independence issue or social welfare correlate to straight and split ticket voting in models. I conclude the major findings and research limitations at the end.

中國郵政在北伐後邁入新局，一方面藉由政治力量收回郵政自主權和原成獨佔經營；另一方面又面臨「九一八事變」的空前考驗。而郵政內部也因業務、組織的劃分產生管理上的危機。在這些內外利弊因素交織互動之中，抗日戰爭接腫爆發，郵政當局又必須舍法去適應戰局的需要。因此在這一漫長的戰事中郵政事業如何因應變局？有那些新興措施？甚至在敵、偽監控下如何設法維持淪陷區的油政運作等？凡此迄今尚無專門的研究。而釐清這些課題，進而了解郵政在亢戰中扮演的角色如何，實為本文研就之目的所在。 本文資料來源主要為郵政博物館所藏的交通部檔案、交通部郵政檔案，和國史館典藏的交通部檔案、外交部檔案，以及黨史會收藏的戰時交通報告等史料。此外亦廣泛徵引交恫、郵政機關較為專業的出版品，和從業人員的回憶、論著等。在方法上則從原始資料入手，透過史料的分析儘可能將歷史還諸原來面貌。 本文內容除第壹章「緒論」、第陸章「結論」以外，總共分為四章。第二張「戰前郵政發展大勢」主要係對本文主題作背景交代。第參章「戰時軍郵制度」則對此一典型的戰時業務之內容、利弊予以分析探討。第肆章「後方郵政的發展」乃從戰時郵務的經營、金融功能的提昇、對外關係的維繫和郵運難題的克服等四方面著首，描述戰時郵政市業的發展狀況。第伍章「淪陷區郵政的維持」則敘述戰時郵政當局社法維持淪陷區我方郵政機構的諸多措施，並兼及戰後的街收工做概況。 透過上述課題探討可發現：戰前郵政本身存在的問題並未完全解決（郵儲關係、東北撤郵），戰爭亦使郵政飽受遷徙流離、破壞損失之苦；而在此狀況下又需設法開辦個項新興業務（軍郵、郵政汽車運輸、發展後方郵務）以應戰局之需；其負擔之重，遠超過任一時期。長此以往，幾使郵政的根基為之動搖。而戰後未久，國共內戰即接踵爆發，郵政事業不惟複甦無望，更隨戰局之發展趨向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