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於瞭解：在臺灣中小企業眾多型態的合作關係中，不同型態合作關係所呈現的不同特性，是如何影響合作雙方共識之形成，並進而影響其維繫並管理此一合作關係的方式。本研究引用與組織間合作關係有關的文獻，包括以動態觀點的研究、資源依賴理論、網路理論，以及社會學者的田野觀察結果等，從中整理出本研究的觀念架構。自變數為「合作任務特性」，包含「合作關係經濟本質」、「合作成員互動特性」兩部份；中介變數為「共識凝聚型態」，包含「對彼此互賴程度的預期」、「成員默契形成之程度」兩部份；應變數為「合作關係維持機制」。本研究運用定性研究方式，在針織染整、進口化學原料，以及鐵門窗製造產業中，各選取一家中小企業作為深度訪談對象，了解其各種對外合作關係的運作本質，以其為分析單位，並利用前述之架構發展命題，所獲之研究發現如下： 一、「合作關係之經濟本質」與「對彼此互賴程度的預期」間具有正向之關聯。二、「成員互動特性」與「成員形成默契之程度」間亦具有正向之關聯。 三、「對彼此互賴程度的預期」高，「成員彼此形成默契之程度」高的合作者，其對合作效率的重視度高於公平，以默契、交情、合作利益降 低不確定性並化解衝突，工作角色與人際互動互為輔翼。 四、「對彼此互賴程度的預期」高，「成員彼此形成默契之程度」低的合作者，其對合作效率的重視度同於公平，以資訊蒐集降低不確定性，以較高之談判力主導衝突之解決，並以工作角色作為雙方互動的主軸。 五、「對彼此互賴程度的預期」低，「成員彼此形成默契之程度」高的合作者，其對合作效率的重視度同於公平，以交情、網路成員制裁力降低不確定性，依行規解決衝突，並以人際關係作為主要互動方式。 六、「對彼此互賴程度的預期」低，「成員彼此形成默契之程度」低的合作者，其對合作效率的重視度低於公平，以提高對方之依存度降低不確定性，顧忌較少的衝突常造成合作關係瓦解，以工作角色作為主要互動方式。

因應台灣少子化所帶來的社會衝擊，學者提出減緩少子化應從強化幼兒教育開始，馬英九總統遂於2008年大選期間的教育政見提出了具體主張：「5歲免費入學，促進幼托合一」。此項看似利多或回應民意的措施，卻引起社會各界的反彈與質疑，並針對少子化下的幼兒教育政策提出了不同政策替選方案。 而政策工具的研究大致上可分為二個大類，其中之一為對於政策工具本身的關注，也就是說政策工具本身的特徵，包含類型、優缺點、適用情境等等；另外一部分則是關注於政策工具如何與為何被選擇出來，亦即外在於政策工具本身之環境因素，如何影響政策工具選擇的過程。由此，本研究目的在於從相關文獻與相關政策行動者的深度訪談中，瞭解台灣5歲幼兒教育政策所使用之政策工具，各個主要的政策工具在強制性、直接性、自動性、透明度、可接受性等五個重要政策工具分析面向所呈現之特徵；接著，具體的分析、探討98學年度5歲幼兒教育政策之內涵、政策發展的背景脈絡與政策行動者對此政策的觀感與建議；再者，由於政策工具最終的選擇往往不只是理性分析的結果，反而受到許多非客觀因素的影響，使得政府很難提供「最佳的」政策工具來解決問題，因此本研究從與關鍵政策行動者進行之前測訪談與初步資料蒐集過程當中，歸納出本研究個案主要影響政策工具選擇之可能因素，包含理念、行動者與環境脈絡；最後，對台灣相關政策的制定過程提出改革建議。然而，在本研究付梓之際，教育部公佈99學年度「5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筆者在時間緊迫之際，亦將此計畫之實施內容概要的介紹說明。 研究結果發現主要歸納為三個部分：第一，政策工具理論可以提供每一個所使用之工具一個概略之框架，然而實際分析的過程中發現，真實世界中的政策並非如同工具分類那樣單純，因此若欲針對實務上的政策，提供具體建議，必須超越抽象的工具理論，就實際情形深入研究，俾得到解答。 第二，針對目前5歲幼兒教育政策，相關行動者提供了幾項主要建議，包含以改善幼教品質為優先；釐清此政策之定位，為一福利政策或教育體制的一環；欲減緩少子化應重新規劃國家之育兒環境而非單一政策可以達到之目標；政策制定過程缺乏整體一致規劃，人事異動頻繁使得理念無法貫徹，不利於台灣社會之永續發展。 最後，在影響政策工具選擇的因素最重要的即為「理念」，針對此5歲幼兒教育政策相關行動者之理念主要有兩大分歧，其中之一為以學者為首支持幼兒教育公共化、非營利化，另一則為以私立幼教業者為首主張維持現狀、並由政府加以補貼；而行動者的手段與策略亦為一項重要影響政策制定過程之因素，學者由於其專家的身分使其意見具有代表性，私立幼教業者因其所面臨之生存危機，傾向採用激烈方式表達其訴求，如動員遊行、政治教換等，而各重要決策者的偏好，如總統、行政院、教育部、財政部、主計處等，亦對政策之決定有相當影響力。台灣特殊的環境脈絡，包含以私立為主要幼兒教育供給者之歷史背景、日趨嚴重的少子化情形、激烈選戰所衍生選舉支票文化與目前台灣的財政困境，這些因素皆影響著5歲幼兒教育政策的制定過程。

歐盟與中國雙邊政治關係的發展起始於1975年，建交初期歐洲共同體與中國雙邊初期並沒有顯著的發展，可歸因於冷戰兩大超強的國際政治格局之箝制，難有合作的動力。後冷戰時期，歐盟著眼於中國內部廣大的市場與發展潛力，除了與中國發展經貿關係，更將合作意識推至多領域的合作議題。 隨著科技的進步，縮短了時空的限制，更將當前歐洲與中國雙邊的關係拉近距離。縱然歐盟與中國在多方面呈現極大的差異性，包括語言、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等，如同中國2003年所公佈的「歐盟政策白皮書」所揭示，歐盟與中國彼此之間並不存在根本的利害衝突，也因此使得雙邊存有合作的潛力。 本論文以雙邊科技合作為出發點，重新檢視歐盟與中國雙邊合作關係的發展，用以發掘歐盟與中國雙邊科技合作的驅動力、成果與前景為何。藉由本論文之脈絡，研究主題共可分為三點，分別為：（一）歐盟與中國同時呈現出合作與齟齬的雙邊關係，有探究其因之必要，將於第二章重新檢視雙邊建交至2010年間之重要發展；（二）全球化的浪潮的影響，使得國家或是國際組織都難以脫離國際合作的框架，歐盟與中國關係亦是如此，更將雙邊合作提升至科技合作領域。本論文將於第三章討論雙邊科技合作發展之源起與成果，並嘗試回答科技合作是否對雙邊關係發展創造利益，抑或形塑一種制度；（三）歐盟提出之「伽利略計畫」做為雙邊於合作領域的新里程碑，相關市場發展性具有極大潛力。本論文將於第四章以「伽利略計畫」做為案例研究，自太空科技合作領域出發，專章討論「伽利略計畫」內涵與其對歐─中關係發展之影響，此外，「伽利略計畫」因涉及安全領域的敏感議題以及牽動跨大西洋關係的轉變，吾人將探討此一影響為何。

俄羅斯擁有豐富的天然能源資源，近年來以出口能源賺取外匯成為能源出口大國；日本由於國內缺乏資源的能源結構，長期以來過度依賴中東原油進口，欲極力擺脫中東原油進口依存度過高的國內能源結構。俄羅斯與日本地理上具有鄰接性，能源結構具有高度互補性，具備了日俄能源合作可行性之要件。然而由於冷戰期間的國際政治框架下使日蘇關係停滯，冷戰結束後蘇聯瓦解，日俄雙邊存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北方四島領土問題懸而未決，使得日俄雙邊能源合作遲遲無有效進展。 本研究欲以2003年「日俄行動計畫」日本對俄羅斯提出安納線能源合作計畫為始之中日俄在太平洋石油運輸管線計畫為背景，探討日俄能源合作的可行性，並著重以日本的觀點分析日本爭取與俄羅斯能源合作的原因，以及爭取俄羅斯能源合作過程中外交上的得失與經濟上的利弊。 關鍵字：日俄關係、日俄能源合作、石油運輸管線、北方四島

動畫，具有跨越文化和語言的魅力，也能產生極大的經濟效益。本研究著重於台灣原創動畫如何在全球市場發展，動畫產業發展到世界的意義，不只是擴展動畫產業本身的市場，同時也讓全球的許多國家聽到台灣人的故事、看到台灣人的創意。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包括： 一、 經營原創動畫有哪些挑戰？ 二、 個案兩個台灣原創動畫的設計元素是什麼？ 三、 台灣動畫廠商組織內部文化與能量如何過度到動畫？ 四、 企業主推動電視動畫至全球通路時，會面對哪些不確定性？ 五、 國際合作有哪幾種作法？如何克服主流國家的勢力？ 本研究指出，台灣廠商要發展動畫品牌首先遇到四個困境：(1)主流國家的壟斷；(2)市場限制；(3)國際形象；(4)有限的財務通路資源。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以台灣目前最具全球知名度的兩部卡通「卡滋幫」、「水火108」為研究個案。本研究發現，台灣廠商要將動畫品牌推向全球，需透過國際合作，進入主流市場。台灣廠商透過不同的國際合作模式，克服高風險，將自己的原創動畫品牌推向全球，同時也藉由國際合作學到許多知識與主流市場創新的力量。

台灣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已對於服務業市場進行逐步開放，然面對全球服務貿易自由化之趨勢，以及我國產業結構面臨調整轉型之際，政府欲藉由服務業之發展，帶動經濟成長，使服務業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由2004年行政院所提出「十二大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至2009年推動的「服務業發展方案」，未來持續推動六大新興產業、十大重點服務業等細部措施，可看出政府近年來對於服務業的國內發展和對外拓展重視程度不斷增加，期望能將整體服務業的附加價值提升，創造就業機會，增進整體經濟與生活品質。 台灣於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服務業開放承諾項目共計119項，惟對中國大陸並未按照入會承諾履行開放義務，直到2010年6月29日，我國與中國大陸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以下簡稱ECFA），開啟兩岸經貿自由化之契機，依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第4條規定，雙方後續將推動服務貿易協議，進一步開放服務業市場，未來我國將面臨服務業對中國大陸履行入會承諾之壓力。 本研究將分析兩岸服務業發展現況、相互開放情形及我國對中國大陸開放服務業之原則，探討未來ECFA服務貿易協議我國於協商時可能面臨之挑戰及市場開放議題可能涉及問題，並提出政策建議。 / Since Taiwan acceded to WTO, its services market has been stepping up the process of liberalization. However, confronting the trend of global liberalization of services trade and the change of industry structure, Taiwan government would like to boost its economic growth by developing services industry. The policies “A guiding plan for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2004)” and “The program of services industry development (2009)” will keep promoting the six rising industries and the ten key services. Taiwan government focuses on not only its domestic but also foreign services markets in these years, hoping to increase the value adde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quality of life. Taiwan acceded to WTO in 2002 and opened 119 services sectors in GATS. But it didn’t fulfill its commitment of opening its services market to Mainland China. After, the signing of Cross-Str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on June 29, 2010,both governments have formally started the trade liberalization. According to ECFA Article 4, Both parties will enter into negotiation of an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for further liberalization of services market. By the time, Taiwan will encounter great difficulties in liberalizing its domestic market and the pressure of fulfilling its commitments in GATS. The study will try to analyze the liberalization status of cross-straits services market, the principle of Taiwan market liberalization to Mainland China, the difficulties of negotiation on trade in services, the issues regarding market access and suggestions.

自1988年荷商與台灣豐群集團合作成立萬客隆正式開啟台灣零售量販店以來，至今量販通路已成為台灣民眾生活不可或缺之一環。然而就在2013年Fortune 500最新公佈沃爾瑪成為美國所有企業之榜首時，台灣的量販通路業者或因市場飽和，或因其他通路型態之興起而面臨劇烈之競爭導致營收衰退。在這樣的背景下，量販通路經營的最重要夥伴，品牌供應商亦面臨在量販通路中業績持續增長之瓶頸，因此如何維繫消費者之忠誠度以求企業經營績效之不墜，即為一門極重要的課題。本研究即欲透過實證研究，了解量販通路商如何藉由與品牌供應商之合作程度高低對於在促銷活動下，品牌價位別及促銷折扣幅度之影響，進而對最終的銷售量有所幫助。 為使得研究結果在信度上強而有力以作為實務參考，本研究選擇台灣主要品牌供應商與量販通路商各一，並實際以一年期之銷售資料作為研究分析之標的，採取量化方法，以多變數迴歸分析法實際檢測通路商合作程度此一干擾變數對於供應商品牌價位別及促銷折扣幅度兩自變數，及通路商銷售量此一應變數之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在各品牌有促銷之前提且以賣場面積及消費者可支配所得為控制變數下，干擾變數對於兩自變數均無顯著影響，即通路商合作程度對於品牌價位別及促銷折扣幅度對於最終銷售量均無顯著影響，而在無干擾變數的情況下，促銷折扣幅度對於銷售量有顯著之正向相關。本研究結果對於品牌供應商與通路商之未來實務操作方向有參考作用，亦對單以問卷作量化研究之相關學術研究提供重要之研究成果。

近年來政府積極鼓勵跨國企業來台設立研發中心，希望藉由國外研發資源的注入，能夠為我國帶來包括引進國外人力及技術之資源、培育本土人才、帶動國內廠商與國際接軌等效益，而其中又以跨國企業與國內企業的互動對我國產業的發展最有直接性的影響。本研究即希望藉由個案的研究，去了解跨國企業研發中心與國內廠商的合作關係，包括與國內廠商合作之動機、合作夥伴選擇之因素、合作研發產品之類型、雙方進行合作之方式等。 研究結果指出，跨國企業研發中心與國內廠商合作的最大動機為降低人力成本，其次為人力運用彈性以及取得專門技能。在合作夥伴選擇因素方面，發現人是跨國企業在台研發中心選擇合作夥伴最大的考量，包括過去合作廠商提供人才履歷的數量、從提供的履歷中選到條件符合的人才之數量、人員的技術能力以及人員的穩定性等幾項準則，此外國內廠商與跨國企業的關係也是影響合作夥伴選擇之因素之一。而跨國企業研發中心與國內廠商合作研發產品的類型包括尖端科技原型研發、產品研究與開發、產品測試與偵錯及服務與支援等項目。 關於雙方的合作方式，研究發現跨國企業在台研發中心是由採購部門統籌與國內廠商訂定合作契約，每年與各廠商分別簽訂隔年預計需求之人數，並且統籌讓各專案來使用。而合作廠商人員之人力管理由各廠商自行負責，跨國企業研發中心只負責專案上的管理。而特別的是，研究發現合作的國內廠商人員是進駐在跨國企業研發中心內進行專案的，如此對於跨國企業研發中心可以擁有方便管理、提升雙方人員互動及確保軟體開發及測試的環境符合標準等優點，但是跨國企業研發中心卻相對要付出更多的空間、設備等成本，且合作廠商的人力主管也無法直接了解其員工的工作狀況，造成他們要負責人力管理上的困難。而因應合作廠商進駐在研發中心進行專案，跨國企業研發中心也必須在行政面、實體面及虛擬面三方面去保護其智慧財產權。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建議跨國企業應該善用我國成本低且素質高的人力，且在台研發的工作也應該適當將部份的研發內容與國內廠商一起分工，以達到人力運用彈性的優點。由於與合作廠商簽訂合約是由採購部門來進行，因此跨國企業研發中心的專案經理與採購部門需維持良好的溝通管道並且有完善的評估機制，以增進彼此對於合作對象需求之ㄧ致性。而對於合作廠商人員之人力管理，跨國企業研發中心應與國內廠商之人力主管保持適當的溝通管道，以做好人員之管理。¬而合作廠商若進駐在研發中心，則需要藉由各種機制去保護智慧財產權。 針對國內的廠商，本研究建議國內廠商在合作關係上可以更積極些，例如主動了解各研發中心所需的技術，並且進而培養適當的人才，以增加自己的競爭力。此外，國內廠商也應該善盡員工之人力管理責任，不應該將自己定位成單純的人力仲介角色，做好人力管理除了能夠增加員工對自己公司的向心力，也能幫助合作之跨國企業研發中心專注在專案的管理上。最後，國內廠商既然有機會與各跨國企業研發中心進行合作，應該想辦法將員工在不同公司、不同專案中所學習到的經驗，蓄積成為公司內部的資產，這樣公司才會越來越進步。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nalysis on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a set of indicators to understand how adults in Guatemala manage their finances. The data shows that only 22 percent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has an account at a legitimate financial institution. In addition, 25 percent of adults report having saving habits but only 10 percent do it at a legitimate financial institution. Physical distance is a key factor in achieving Financial Inclusion in the country as the most common barrier for the use of financial products is the lack of financial service branches in many regions, especially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country.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find a method that could be implemented in Guatemala in order to introduce underserved people into the legitimate financial system. Special analysis was made on the Correspondent Banking model and it was found to be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methods employed to improve access and usage of financial services in many countries. This branchless banking strategy can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ensuring universal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and be a cost-effective strategy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increase their customer base. Guatemala can use this current opportunity to guide its economic strategy towards the reduction of poverty, economic improvement and mitigation of some of the worst effects of being financially excluded.

自民國76年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以來，兩岸關係邁入新的里程碑，之後雖受李登輝、陳水扁兩任總統不同的大陸政策影響，雙方縱然在軍事、外交層面歷經緊張情勢時期，但在共同打擊跨境犯罪合作議題上，卻不曾停下腳步，民國79年簽訂之「金門協議書」，作為兩岸遣返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人民、刑事犯及嫌疑犯之用，開啟共同打擊犯罪協議及刑事司法互助之門，接著第三次江陳會正式簽定「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據此建立雙方在打擊跨境犯罪合作機制，不致因法律問題致執法過程中產生灰色模糊地帶，而予犯罪者僥倖心理從事不法活動。但往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兩岸犯罪者因雙邊打擊跨境犯罪合作機制日趨成熟，犯案的空間受到壓縮，開始轉往第三地發展，此時法制基礎不建全、地廣人稀、政府行政效能不彰、貪瀆情形嚴重及與華人素有歷史淵源之東南亞諸國即成為首選之地。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國固守人民幣匯率的政策，某部分穩定了亞洲的金融秩序，對於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安定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幫助，這被視為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發展的轉捩點，東協在該年年底邀請中國、日本、韓國召開首次「東協加三」會議，正式開啟了其在東南亞區域居於領袖地位的時代。大陸與東南亞各國的交流層面是既深且廣，合作的議題除了傳統軍事外交，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也提供東協國家各項協助。反觀臺灣在東協支持「一中政策」的影響下，始終無法突破與該地區各項交流合作關係。如今兩岸關係趨穩，雙方均認知到除了經濟議題外，在打擊跨國犯罪方面，同樣悠關人民切身利益及社會安定，亦屬可以建立共識相互合作的優先工作，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即希望了解兩岸在東南亞地區跨國犯罪現況、雙方偵辦情形、面臨的困難，以及建立兩岸與第三國司法互助合作機制可行方案。 / Since the government began to permit the public to visit relatives in Mainland China in 1987,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ve entered into a new milestone. Although both sides still confront and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in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aspects, they never stopped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on the issue of jointly fighting cross-border crime. The execution of the Kinmen Agreement in 1990 and the Agreement on Joint Cross-Strait Crime-Fighting and Mutual Judicial Assistance executed during the third round of Chiang-Chen Talks has established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between both sides in fights against cross-border crimes. Cross-strait criminals began to move their bases to Southeast Asia because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in bilateral cross-border crime fighting has grown mature and the place for crime has been limit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deep and extensive in many facets. On the contra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upport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Taiwan is unable to make any breakthrough in interactions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that area. As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ve become stable, both sides acknowledge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economic issues, the fight against transnational crime is equally of great concern to the interests of people and social stability, and could be the priority to establish the consensus between both sides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herefore,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the cross-strait transnational crime in Southeast Asian area, the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by both sides and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m, and to establish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cooperative mechanism in mutual judicial assistance among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a third cou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