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的內容摘要是，有一些西方學者認為初期佛教的人格同一性觀點與化約論是相近的，如帕費特、Mark Siderits等學者。然而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兩者具有關鍵性的差異，如高恩斯(Gowans)、柯林斯(Collins)等學者。 本論文的立場為後者，論文當中將介紹帕式化約論(Parfitian reductionism)的幾個主要的思想實驗，以及其在人格同一性觀點上的幾個特色。接著將介紹試圖將初期佛教的人格同一性觀點與帕式化約論人格同一性觀點作類比的立場，以及舉出兩者之間差異的立場。 最後，本論文將指出依據前學者等所提出的佛教業力理論所要求的「業力同一性(Karmic identity」與「業力因果關係(Relation of Karma)」，使得佛教的人格同一性觀點避免了帕式化約論在人格同一性立場上所導致的不確定性與程度性等違反直覺之結果，因此兩者的人格同一性觀點確實有關鍵性的差異。此外，本論文也嘗試說明，在人格同一性的兩大取向—心理取向與生物取向所面臨的困難之下，在何種理由或情況下可能會讓我們選擇接受一種介於化約論與實體性自我的非化約論立場之間的「進一步事實」立場，如佛教的業力理論。

本論文旨在探討民初十年危機時期中，報紙（傳播媒介）如何透過讀者的詮釋架構在社會化過程中建構個體同一性與社會同一性，以產生社會整合功能。我們分別以五項核心問題分析前述論旨：第一，媒介的社會地位對媒介整合功能的影響；第二，媒介身為社會眾多整合管道之一而與其他整合工具共同發揮整合功能；第三，關於客觀現實、符號現實、主觀現實之間的穩定關係影響媒介的整合功能；第四，社會與媒介之間存在著創生──功能關係，第五，過度惡化的社會危機嚴重破壞媒介的整合功能。在釐清這些問題之際，特別以個體同一性與社會同一性之構成來觀照社會整合功能，並強調行動者的詮釋架構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且媒介預設之詮釋社群是為社會整合的根本基礎。　　本研究主要針對1912-1921 年 的《申報》與《大公報》提出上述說明與解釋，並採用詮釋研究與現象社會學的方法學取徑，論證媒介現實與歷史現實，以及媒介現實與主觀現實之間的關係，指出所謂現實建構係詮釋社群之詮釋類型與詮釋架構的產物，並說明透過掌握歷史脈絡對了解媒介整合功能的重要性。從觀察民初十年的歷史情境，我們發現由於社會全面危機而扼抑了報紙的整合角色，其中主要因為詮釋架構失效導致現實轉型失敗，並引發一系列的危機循環。 在這個過程中具有關鍵作用的個體同一性與社會同一性皆因詮釋危機而一再遭受威脅與破壞，使得主觀現實與客觀現實間無法建立對應和諧的關係，且原可經由媒介之符號秩序而傳遞重要他人以供行動者重建現實之參考的報紙也因社會危機瓦解媒介與其他整合管道協同運作的效果，進而失去可能具有的整合功能。 / This dissertation examines the dialectics between social change and news media. Five issues central to the reality cons-truction of media have been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1)the social position of media determines it''s integrated function, 2)mass media is one of various integrated means in society, 3)the relations between objective reality, symbolic reality, and subjective reality as elements of social integration, 4)the genetic-functional relation between society and mass media, 5)social crises diminish the integrated function of media. It is argued that social integration consists in personal identity and social identity. Special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inter-dependence of identity process and reality construction which was based on interpretive schemes. An argument is made that mass media presuppose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which underlie social intergration. This study is based on data from Shun Pao and L''Impartial in 1912-1921. Using interpretive approach and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we have documen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reality (symbolic reality) and historical reality. Moreover, we have established that this relationship in an artifact of interpretive schemes or of interpretive types. Finally, we have also presented evidence as to the import of media''s inte- grated role, suggesting the utility of historical context approach.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condition in modern China, we conclude that the wholesale crises impinged upon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and social identities, disorganized interpretive schemes of social actors, and formed ineffica- cious significant others and symbolic order constituted by media reality.

講到犯意變更的問題，必須確定兩件重要的事情，一是何謂犯意、一是何謂變更。 如果我們認為所謂的犯意就是犯罪行為的故意，而故意又是對於構成要件的認識和意欲，那麼這種認識和意欲顯然在任何時點都可能存在，重要的是從哪一個時點開始，這種認識和意欲才會成為刑法評價的對象，這當然也就牽涉到行為開始時點的問題，也就是著手的問題。從著手之後一直到行為終了之前，都符合行為時的要求，因此行為終了同樣是必須確定的重要問題。 而所謂的變更如果被認定在部分同一性的要求上，那麼什麼樣的部分同一要求才會是變更的部分同一性？是不同構成要件之間的部分同一？還是相同構成要件之間的部分同一？如果是不同構成要件之間的部分同一，那麼哪一種情況之下的構成要件之間才會被認為具有部分同一的要求？換句話說，變更的部分同一標準必須設定在什麼樣的觀點上？ 本文即由此二觀點出發，處理犯意變更的問題。

近年來因國際與國內間天災或人為疏失接連發生，對於保險業而言，造成巨額保險金給付之損失，而再保險制度係為有效將風險分散之方式之一。我國保險業對於再保險安排依賴度普遍偏高，惟現行保險法就再保險制度之規範，僅於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二條有之，而無完備之立法，從而，再保險契約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對於原被保險人、原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三方當事人而言係成為當前重要之課題。 　 　　再保險契約亦為保險契約之一類，故保險契約之基本原則亦可適用於再保險契約之中，主要有保險利益原則、最高誠信原則、損失填補原則等。其中由損失填補原則衍生出之法律問題，本文將具體探討者有二：一、原被保險人之直接給付請求權。二、再保險人之代位求償權。前者涉及民國九十六年保險法第四十條之修正，係賦予原被保險人對再保險人於另有約定時之直接給付請求權，該修正是否妥適，本文將詳加討論之。後者則為實務與通說容有爭議之問題，即再保險人是否享有代位求償權？原保險人於行使其代位求償權時，是否須將再保險人已為給付之部分扣除？本文亦加以討論之。另就最高誠信原則所衍生之法律問題，則為同一命運原則之解釋適用。實務上以同一命運原則拘束再保險人，使原保險人得以取得再保險保障，惟此原則仍應有其適用界線存在。參酌英美實務見解，本文將討論較常見之優惠賠款條款、懲罰性賠款條款及責任限額條款之解釋適用，並提出建議，以免爭議。希冀透過本文之探討得釐清再保險契約相關法律問題，對於法律工作者或實務工作者提供棉薄之幫助。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3965号 / 人博第1017号 / 新制||人||240(附属図書館) / 2022||人博||1017(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人間学専攻 / (主査)教授 船曳 康子, 教授 大倉 得史, 准教授 松本 卓也, 教授 深尾 憲二朗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更正登記之實質要件，包括「須因登記錯誤或遺漏」及「須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首先，更正登記之前提必須登記錯誤或遺漏，雖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規定登記錯誤或遺漏之定義，惟實務上或學說上之見解，似有不一致之情形；其次，通說認為更正登記必須不得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綜觀歷年來關於更正登記之行政訴訟案件，此為最主要的爭議問題，而要剖析此一問題之關鍵，在於釐清土地法第69條更正登記之適用範圍，是否包含土地登記規則第144條規定之塗銷登記。此外，如登記事項涉及土地法第43條公信力之保護，登記錯誤或遺漏是否必然得予更正；再者，倘受益人主張行政法上信賴保護之適用時，違法授益行政處分是否仍得予撤銷辦理更正，不無疑義。本文擬透過司法、行政實務，及學說見解，就以上更正登記之爭議問題加以探討、分析，並提出本文見解。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 「前條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九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 以上即為我國刑事訴訟法所承認之變更起訴法條制度，在法國法上稱之為罪名調整（requalification），此一制度之由來，由本土教科書的閱讀得知係基於採納職權主義之故 ，這樣的理解持續到進入法文文獻的閱讀之後，作者對這句話突然顯的不知所措，因為「什麼是職權主義？」，在法國當代通用的知名刑事程序法的教科書中 ，對於訴訟架構，也只有談到糾問制（inquisitoire）與控訴制（accusatoire），並沒有提到職權主義，那變更起訴法條為什麼可以跟職權主義扯上關連，而職權主義又是什麼？這個疑惑一直到我閱讀到了司法職責區分原則（第一章、基礎認知），我才恍然大悟，變更起訴法條涉及的是罪名的調整與適用，而這是審判（jugement）的核心功能，在司法職責區分（principe de la séparation des fonctions judiciaires）之下，他被賦予給法官（偵查（instruction）與起訴（poursuite）在我國被賦予給檢察官，在法國偵查則另外交由偵查法官為之），由法官對於檢察官起訴之事實進行審理並恢復他們真正的罪名，罪名調整制度便成為審判程序之必然，因為只要有審判制度，法官就有適用法律之職責，就會有變更起訴法條之可能，除非將起訴罪名認定為訴訟標的，則此時罪名之調整所涉及的就是訴訟標的之變更，這項任務不歸屬法官，而繫之於當事人。 回到變更起訴法條，之前提到，在司法職責區分之下，法官肩負著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即審判）之任務，首先，就事實認定而言，法官會為起訴的事實（in rem）所束縛，這是一項重要的程序規則，這項規則這樣說道，當案件一經合法起訴到法院，產生合法訴訟繫屬之後，經檢察官擇為訴訟客體的犯罪事實，會對法院產生拘束力，亦即法官不可以認定起訴書中所無之事實，這就是起訴的事實效力（或稱對事效力），發生於案件合法繫屬於法院之後，所謂的合法繫屬指的就是訴之提起，訴之提起方式（或言繫屬模式）在我國主要有公訴與自訴兩種，法國法除自訴外，在公訴中則存在有直接傳票（citation directe）、移送處分（ordonnance ou arrêt de renvoi）、立即出庭（comparution immédiate）與自願出庭（comparution volontaire）等四種方式（第二章、起訴之模式與效力）。 其次，就法律之適用而言，在罪刑法定原則（principe de légalité des délits et des peines）的要求下，欲為被告有罪之判決，法官就必須查核起訴的犯罪事實是否構成要件該當，同意檢察官之法律見解固毋論，然若法官（變更主體）在審判過程中認為罪名之適用有所偏差時，對於科刑或免刑判決（變更需限於科刑或免刑判決？），法官就必須為起訴法條之變更，而由於受到起訴的事實效力所拘束，這項罪名調整之權限則必須侷限在事實同一性的範圍內（事實同一性），亦即新罪名的適用不可以包含有檢察官起訴書所未指出之事實，該如何認定，法國學說實務對此顯的異常平靜，作者在法條變更方面沒有看到關於同一性認定的相關討論，相反的，我國學說在此方面則發展得相當蓬勃，但仍不脫基本事實同一說與法律事實同一說之分野。（第三章、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之要件） 二００二年春天，作者利用到Poitiers大學學習法文之便，順便就近向在當代法國刑事法方面頗負盛名的Jean PRADEL教授請教關於告知義務之看法，當時作者詢問了教授，如果法官忘記告知在法國法應當如何處理，教授一副不以為然的表情，一度讓作者誤以為法國法在這方面的進步，慢慢的，作者方瞭解到，原來傳統上，法國實務界一直皆認為同一性是變更起訴法條的唯一要件 ，這項看法一直持續到一九九九年歐洲人權法庭對法國關於輕罪（délit et contravention）的刑事程序所做成的一項判決才明顯改變，根據此號判決的見解（此亦為歐洲人權法庭向來的觀點），法官罪名調整之權利，在公正程序的要求下，應當與被告的防禦權結合以觀，亦即為保障被告在訴訟上知的權利以及辯駁權（contradiction），以便其能適切實施訴訟上防禦，法官在審理過程中，一旦心證有所變化時，必須踐行告知，適時傳遞予被告訴訟上之變化，且待被告就新罪名有所表示之後，方能為罪名之調整，此舉使得近年來法國最高法院在對關於罪名調整之判決為廢棄（cassation）審查時，見解明顯轉向歐洲人權法院；而在我國法方面，則有刑事訴訟法第九五條第一款之設，綜觀近年來我國最高法院所表示之見解，實務對於該規定的具體操作，愈見重視被告在訴訟上之防禦權，與歐洲人權法院之作法有漸趨一致之態勢（第四章、刑事訴訟法第九五條第一款之要件）。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工学) / 甲第21741号 / 工博第4558号 / 新制||工||1711(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都市社会工学専攻 / (主査)教授 角 哲也, 教授 河野 広隆, 准教授 竹門 康弘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ngineering)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這篇論文的目的是為盧曼社會系統理論中的一個難題提供可能的解決之道。此難題即為：社會系統既是去主體化的，又是主體化的。這個難題的出現，乃肇因於盧曼認為系統既是自我透明的，也是自我不透明的，既是環境透明的，也是環境不透明的。這兩種弔詭就是盧曼社會系統理論的自我同一性弔詭與環境同一性弔詭。因此，為了解決社會系統理論的去主體化問題，首先就必須解決自我同一性弔詭與環境同一性弔詭。對此，我們建議從盧曼與胡塞爾的比較開始。藉由此種比較以及隨之而來的清洗與重組，我們可以從他們那裡擷取有利於解決上述弔詭的概念與命題。這些概念與命題是：一、存在著諸系統；二、新的觀察概念：構造；三、社會作為內在於意識系統中的社會行動秩序，而溝通系統則作為內在於理解系統中的社會溝通秩序。 / This thesis is aimed at solving a dilemma in Luhmann's theory of social systems.The delimma is: social systems are both desubjectized and subjectized. This is because in Luhmann's theory, they are both transparent and intransparent to itself, and the environments are both transparent and intransparent to systems. These two paradoxes are self-identity paradox and environment-identity paradox. Therefore, if we wan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esubjectization in Luhmann's theory, we must solve the self-identity paradox and environment-identity paradox at first. We suggest that it can begin wit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Luhmann and Husserl. Through this comparison, and correspondingly, cleaning and recombination, we can take concepts and propositions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solving the above-mentioned paradoxes. The concepts and propositions are: 1. there are systems; 2. new concept of observation; and 3. society as the order of social actions in a consciousness system,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as the order of social communications in a understanding system.

中文摘要 由於跨業經營已是國際間金融業整合之趨勢，因此，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法的設立將付予國內金融機構進行整合、轉型的機制，讓其更具競爭力，只是是否每一金融集團均能成功轉換，恐怕短期問業者仍要面臨階段性的調整壓力，並非一蹴可及；再則，在該法設立後，金融監理一元化將更形重要，否則當金融機構跨業經營形成金融巨人後，未來發生弊端時，就會變成金融怪獸，所引爆的金融危機，將更為迅速且嚴重，連鎖反應將更為擴大。故本研究以我國金融控股公司之經營規範為主題，並以中華開發為個案探討藉以論述金融控股公司之因應策略。 究竟金融控股公司的設立，能否為國內的金融業帶來生機？以及政府應在准許業界設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同時，要如何建立專業、獨立與有效率的監理機制，以避免增加業者的管理成本，並提升金融業的競爭力？此乃本論文之研究目的。 本研究亦提出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銀行業必然面臨與先進國家相互角逐金融市場之局面，故宜及早檢討其經營策略，俾掌握業務與客戶群，再造一個具有競爭力的經營體系；本研究並提出相關之建議。 摘要 鑒於美國、日本、韓國、歐盟之金融服務現代化改革中，均已朝向金融百貨化方式發展，並以金融控股公司作為發展跨業經營之主要型態，以利防火牆之設計及風險之區隔，並提高聯屬公司專業化經營效率。金融控股法是重整金融體質的法源，它能加快金融業走向大型化和國際化的腳步，進而提升我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故政府為配合此一國際金融發展趨勢及符合國內現行體制與實務之需要，已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七日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因此，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機構均得選擇以金融控股公司型態，以提高跨業經營之效率，並加速金融市場之整合。 同時在金融市場陸續開放後，金融機構所面對的風險愈趨複雜化，為因應金融環境的變遷，我國監理機關及監理制度規劃上亦宜有所興革。因為目前不同金融業問彼此互動頻繁，關聯度亦相對提高，近年來世界各國如英、美、日及韓等國，為強化金融主管機關合併監理功能，皆已完成對金融監理機構的整合。有鑑於此，我國必須積極落實金融監理機制的再造工程，推動金融監理一元化，以建立金融監理的整合體制。 第一章說明本研究的動機在於省思「金融控股公司法」之設立，能否付予國內金融機構進行整合、轉型的機制，但未來「金融監理一元化制度」將更形重要。本論文之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究竟金融控股公司的設立，能否為國內的金融業帶來生機?以及政府應在准許業界設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同時，要如何建立專業、獨立與有效率的監理機制，以維護社會公益，並提升金融業的競爭力?第二章論述金融控股公司之經濟意義和功能，以及弊病；第三章回顧先進國家跨業經營之沿革與規範；第四章說明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法之監理規範；第五章：個案探討一以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為例；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 Abstract Because it is the trend to cross running business with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banks, our government set up “the Law of Bank Holding Company”for the local banks to enter into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o improve their competition。But it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the independent supervisory system to prevent the defaults in advance。Otherwise, its exposure will be serious and its contagious effect is more extensive。 Will Bank Holding Company bring the new era for the local banks ? How will the government set up the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and effective supervisory system ? The above topics are the studying purposes of the essay。 The essay also indicates that our banks will have a fierce competition with international banks after we are allowed to enter WTO, and submits suggestions to set up well-run Bank Holding Compa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