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名稱為「核子武器與國家安全」（以中華民國作個案研究），望文生義，主要 重點乃強調核子武器與國家安全之間的可能關聯。及核子武器所導致各種可能的利與 不利之因素，其中尤為強調嚇阻理論與國家安全的關聯性。同時，並以當前我國的國 家安全處境，作為個案的研究。嘗試分析。評估中華民國如果發展核子武器，對我國 的國家安全的增加，有多少助益，且可能會產生何種不利影響。 全文共分六章，十七節，第一章導論，說明研究的動機與方法。第二章以敘述軍事力 量在國際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主。第三章則介紹嚇阻理論，及嚇阻所必備的幾項因 素。第四章中華民國的核武選擇，從中共與我國對峙的情形，說明我國是否有發展核 武器的需要。第五章則是從嚇阻的觀點與國家戰略（利益）的角度，評估我國核武器 選擇的各種利弊。第六章結論。

冷戰結束後，中共所處的國際安全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國際恐怖主義為典型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不斷上升，中共對國家安全的認識因此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1996年之後，中共官方及領導人就多次在國際場合呼籲建立新安全觀，迄2002年7月31日，中共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更全面的闡述中共在廿一世紀的安全觀念和政策主張。 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OC）的緣起，其前身原為上海五國，最初是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與中共就過去中蘇兩國間所遺留之邊界、軍事互信及邊界裁軍等議題所舉行的談判，而因1996年五國元首齊聚於中國上海會晤，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協定＞，以促進五個鄰國的邊境合作，故有「上海五國」之稱，後因每年均舉辦會晤，遂形成一種論壇機制。 上海合作組織孕育指針是「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以此為基礎產生和發展的新型安全觀；其內涵是相互信任、裁軍與合作安全，為一新型國際體系；其核心是結伴而不結盟，是一新型區域合作模式；其特徵是大小國家共同倡導，互利協作。因此我們可說上海合作組織是一個綜合性的區域政經合作組織。 安全觀的形成與外交政策的制定是相互關聯的，基礎皆來自於對國際環境的認知，當國際形勢產生變化，中共新的安全觀形成，理論上即應有相對應的外交或軍事政策作為配套，從1996年中共提出新安全觀後，中共的外交政策中，不難察覺受到新安全觀思維的深刻影響，包括維持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推行大國外交、睦鄰政策、及積極參與區域與全球的國際組織活動，在眾多的亞太多邊外交活動中，本文以多邊國際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為例，用新安全觀理念中政治、軍事、經濟三個安全面向作為依據，檢驗中共新安全觀理念是否由概念發展到了實踐的層次，是否合理可行，為本篇論文研究目的。

冷戰結束，適值全球因應國際體系解構與重建之時，2001年9月11日美國境內卻突然發生嚴重之恐怖攻擊事件震驚全球，此一事件除迅即引起全球強烈之反應，亦且挑戰當代國際安全研究規範，更將導引未來國際安全政策制訂之方向。 「戰爭」活動自歷史以觀，多以國家行為者行之，惟國家亦須按國際法規範使用武力。但「九一一」後，美國及恐怖主義組織在使用武力之具體實踐上，首先打破了戰爭僅能發生於國家之間的情況；其次，美國依「自衛原則」執行其特立獨行的「先發制人」反恐戰略，亦暴露出當代國際法無法有效規範武力使用之困境。 在恐怖主義犯罪日益猖獗及恐怖活動無所不用其極、危害不斷加重之情勢下，國際社會遂逐漸加大反恐力度，聯合國及相關國際組織亦針對恐怖主義犯罪制訂相關多邊公約，以遏制恐怖組織活動之蔓延，美國亦將反恐戰爭指導原則做為其國防政策執行重心，全力推動全球反恐行動，而境內擁有近二億穆斯林之東南亞地區，已成為美國在中東地區以外，首重之反恐戰場。 印尼為全球穆斯林信眾最多之國家，在印尼政治發展的過程中，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組織一直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另由於印尼境內多島嶼之地理特性，有利於恐怖分子藏匿及連結，為恐發展成為恐怖主義溫床，美國對東南亞反恐亟欲肅清印尼地區，故與印尼合作反恐則成為必然之趨勢。長期以來，美國與印尼保持廣泛之合作關係，但在1999年東帝汶事件後，便中斷軍事合作關係，直到2005年11月，美國基於全球反恐戰略利益之考量方始恢復。 基於「九一一」後之多極體系國際政治環境與全球反恐趨勢，並為前瞻國際安全研究及安全政策新方向，本論文透過美國與印尼反恐合作之政策與實踐，探討美國東南亞反恐戰爭對區域安全的影響，並進一步瞭解美國此際於印尼之反恐戰略佈局，在實踐過程當中產生之互動與影響。並藉由美國與印尼在反恐戰爭之結盟意圖，單邊與多邊合作之實踐，及印尼對美國之反恐合作態度進行探討，從而分析美國與印尼反恐合作之目的及評估美國與印尼反恐合作成效；最後亦對我國未來之安全政策與反恐機制相關規劃，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關鍵詞：恐怖主義、東南亞反恐戰爭、反恐合作、地緣戰略、國家利益

本文主要從戰略援助分析角度論述日越關係與日本對越南實施之政府開發援助(ODA)政策的動機、利弊、具體案例與未來展望；並以日本政府官方文件、國會議事紀錄等檢討日本對越南之ODA政策的評價，試圖分析日本援助越南的意義。 本文首先論述日本的國家利益與戰略援助的關係，以及如何透過戰略援助達成其國家利益；其次，從日本隊東南亞國家的ODA政策的歷史脈絡中，深入研究日本與越南的關係，也就是本文主要研究動機：日本為何選擇越南為ODA政策實施對象?如何援助?這些援助的項目是否符合日本ODA大綱原則以及國別援助方針中所提到的目標?最後從戰略援助角度分析日本對越南ODA政策有無達成強化雙邊關係、維持區域安全等政治性意圖與效果?本文試圖釐清發展脈絡，做出至今為止發展的成果結論，並展望未來的發展。

雖然俄羅斯民族主義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都起著不同的作用，但是其對西方的敵意卻似乎未曾改變。對於所有的俄羅斯政治家而言，適時的煽動俄羅斯民族主義，是助其掌握國家權力的一大要素。因此俄羅斯的民族主義一直深深影響著俄羅斯對外政策的走向。 自一九九三年之後，以極端民族主義者為主的俄羅斯民族主義，不但成為國內政治的一股新勢力，同時也對俄羅斯的對外政策產生極大的影響。分析從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八年的俄羅斯對外關係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出在一九九四年之後，俄羅斯明顯的從早期的親西方外交政策，逐漸轉變成為以國家利益為重的大國外交政策。亦即把對外政策的工作重點，從美國轉移到中國和「近鄰國家」地區。 本篇論文希望藉由分析國內政治中的民族主義因素，及其對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影響，以瞭解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實際走向。 / Although Russia nationalism has different functio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but its hostility to the west has never changed. To all Russian politicians, to abet Russian nationalism appropriatel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to control the power of the state. That's the reason why Russian nationalism has always influenced the direct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fter 1993, Russian nationalism led by extreme nationalists is not only a new force in domestic affairs, but also critically influential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oreign affair development in Russian history from 1991 to 1998, we can tell that after 1994 Russia has altered the pro-western foreign policy to the great state " velikaya derzhava " foreign policy, which emphasizes on the national interests. That means Russia has transferred their attention from America to China and the region of " near abroad ". The dissertation will analyze Russian nationalism in domestic policy and how it influences Russian foreign policy, we could then understand the real direct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所處之國際環境發生很大變化，1996年中國大陸官方及領導人多次在國際場合呼籲建立新安全觀，迄2002年7月31日中國大陸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之立場文件〉更全面闡述中國大陸在21世紀之安全觀念與政策主張。 安全觀之形成與外交政策之制定是相互關聯的，基礎皆來自於對國家利益與國際環境之認知，中國大陸從1996年提出新安全觀後，在其外交政策中，可察覺到受新安全觀思維之影響，包括「維持不結盟之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推行大國外交」、「睦鄰政策」，以及積極參與區域與世界性之國際組織活動如「上海合作組織」、「六方會談」等，檢視中國大陸新安全觀由理念發展到實踐層次，是否可行，為本篇論文研究之目的。 關鍵詞：新安全觀、大國外交、國家利益、上海合作組織、六方會談

國家利益是國家追求長久生存發展的各種需求，這些需求表現於各種層面之中，其中主要表現在促進國家強盛和經濟的發展，謀求綜合國力及國際地位的提高，維護主權與領土完整和傳統文化價值等，是一種安全、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綜合，當國家利益獲得滿足與維護時，國家安全才能獲得保障。 冷戰結束後，國際局勢雖然趨於和緩但卻不太平，由於武裝衝突和局部戰爭不斷且難以平息，因此對國家安全和地區穩定形成威脅，使得聯合國遂行國際維和任務也越來越多。 聯合國「維和行動」是根據安理會決議，派遣至爭端國或衝突地區的軍事觀察員及維和部隊，通過監督落實停火協議和斡旋、勸說衝突各方進行談判等方式，消弭衝突和戰亂，最終循政治途徑謀求爭端或衝突的解決。維和行動也是國際事務一種另類的爭端處理機制，它既不是裁判爭端的公平解決，也不是強制處理國家間的戰爭或衝突。 中共身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之一，負有協助安理會採取維護國際秩序與和平行動的責任與義務。隨著其國力提升，亦須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避免形成國際間的流言蜚語，因此以參與國際維和行動為名義，表面上為世界和平與地區穩定貢獻國家力量，實際上為爭取國際間發展條件、維護海外利益，改變國際社會對其的負面觀感，藉以塑造負責任大國形象，提升國家地位及國際影響力。 / National interests is a variety of requirements for a nation’s to pursuit a long-tern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which mainly manifested in promoting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economic, seeking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also to maintaining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afeguar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value, etc. National interests for China is a saf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other elements combination when it’s been satisfied and maintenance that national security can be protected. After the Cold War, although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ends to moderate but not peaceful, because of armed conflicts and local conflicts hard to calm down and threa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regional stability that also caused United Nations have to performed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missions in the global world.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 is based o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dispatched arm forces or military observers to the dispute nation or conflict area by monito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easefire agreement and through persuade the parties of conflict to negotiate and to eliminate conflicts and wars, and ultimately through political means seeking to resolve disputes or conflict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re an alternativ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t is neither fair referee disputes resolved, nor is it mandatory handling inter-state wars or conflicts. China as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certainly have a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for assisting the Council to take action to maintain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peace. With its strength increase, also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ssume more responsibility, to avoid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gossip, Therefore,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 the name of the surface to contribute to world peace and regional stability, national strength, actually striv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nditions, maintain overseas interests, change the negative percep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its view to shaping a responsible image, enhance national status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同盟的評估：和平崛起論的困境 中文摘要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由於冷戰時期的美日同盟關係主導東北亞安全戰略情勢的發展，但美日同盟關係在冷戰後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藉由其之後條約的強化分別來達到美日兩國的國家利益，而面對東北亞的另一新興強權－中共，美日兩國的同盟及戰略部署帶給中共的戰略意涵是什麼？至於中共對美日安全同盟的認知，其新興的外交思維「和平崛起」又怎樣與美日關係競爭與合作，以及其後續發展情況會如何？而我們有以下的問題重點： （一）美日安保在各個階段的實施情況為何，以及它所代表的內涵及對美日兩國有何影響？ （二）冷戰前後的國際世界格局有何改變，並且對東北亞有何影響？我們可以從中歸結出什麼樣的總體性指標？並且在另經國際性的變動，如911事件、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及台海安全問題等等，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認知有何轉變，並且在經由認知之後產生什樣的行為與政策。 （三）如果將中共如何認知美日安保的問題，納入在東北亞的區域國際關係體系中，並且加入探討影響到美日中三角關係的議題，如朝鮮半島問題、台灣問題等等，會有何不同面向的評價與觀點？ （四）如果從外交政策面向出發，探討冷戰後中共提出新型外交概念的目的，並且著重在胡溫體制下「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那它與美日安保同盟體系有何關係與影響？並試圖觀察彙整出中共對外行為的原則、方法與手段。

冷戰結束後，由於蘇聯的解體與俄國專注於內部政治經濟的動盪與軍力的貧乏，兩極體系崩解，所以美國是唯一的世界超強國家，世界權力結構由兩極對抗轉為以美國超強與其他區域強權相互競爭的權力結構(一超多強)，就國際體系理論角度，當2001年美國於阿富汗執行反恐戰爭、2003年二次波灣戰爭後，美國「世界超強」地位，愈形鞏固。 而隨著蘇聯集團的瓦解，中共經濟成長率近年來持續在增長，在未來的10—20年內，中共可能將成為少數具備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潛力，且足以威脅美國區域利益的國家。2002年美國防部發表之《中國軍力年度報告》與美國會美中安全評估委員會之《美中經濟關係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報告，均認為中共崛起之威脅不僅損及美國家利益，亦將威脅亞太與世界安全。中共的崛起(或稱之『再起』) ，已引起亞洲的區域緊張，甚而是世界強權的焦點。因此冷戰後，「中國威脅論」及「中國崩潰論」一直不斷的在國際間盛行。所以，中共以建構「新安全觀」為對外關係理論，期爭取相對和平之國際環境。 另外，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勢力介入中亞這塊新興的權力真空地帶，導致該地區周遭國家政治、軍事的緊繃，區域形勢更形複雜。中共為因應美國勢力介入中亞，及化解國際間因「中國崛起」所帶來的「中國威脅論」疑慮，與周邊國家建構多邊安全組織，期能確保中共周邊區域安全，「上海合作組織」即在此環境背景所成立的機制。為瞭解中共「和平發展」的意圖？「上海合作組織」的實踐過程與特性？並探討其與冷戰之後中國提倡的「新安全觀」之關係為何？其「上海合作組織」在實踐過程所面臨的內外現實挑戰如何？而從中共「新安全觀」理論發展及實踐的過程，冀能剖析中共外交政策的轉折過程，本文研究的動機係肇因於此。

臺灣，與其它後共國家政治發展經驗極為相似的，在後冷戰時代屬於身份認同的衝突成為每一個解脫威權桎梏的國家皆經歷過的歷史，政治轉型中「被壓抑者的重返」所激起的社會矛盾成為政治學與社會學研究的主題。而在民主化眾聲喧嘩的後解嚴階段，每一種集體身份在言論市場中都獲得出賽的機會，能夠囊括最大多數人的國族身份認同成為文化、社會與政治力量爭論的焦點，而能夠使大部分民眾接受的國族自我意象就越有可能取得執政的可能性，因此，國族自我意象內涵的填充以及管理是每一個政黨每日都在進行的工作，掌握意識型態領導權者就掌握了決定國家未來方向的權力 臺灣在國際社會的特殊處境使得被壓抑者的重返過程中不只要面對過去的威權體制，即便掌握國家權力者也直接面對不放棄武力犯台以及在國際上擠壓臺灣生存空間的北京政權。如何面對海峽對岸國力與國際影響力迅速增長的大國，成為國內政治、社會與文化力量在界定我們是誰、我們要往何處去等集體身份與目標時，都無法迴避這個無所不在的中國因素。在台灣每一種國族自我意象的生成過程都無法迴避中國因素，臺北的中國/大陸政策的制定過程即國族身份政治投射其熱情與利益的訴求的過程，過去的研究已經花費相當多的資源在探討臺灣社會面的國族身份形成與動員，而未系統性地對國族身份認同政治與政策產出之間的關係進行探究。 有鑑於每一位總統都反映與代表了在社會中流行的國族我意象，作為某特定國族自我意象的代表，他根據國族自我意象而揭示的國家政治目的以及提昇集體尊嚴感的目標制訂與執行的中國/大陸政策。因此，本研究從執政者每日的言論進行系統性的分析，主要探究的是不同的國族自我意象變成具有官方身份的國族身份之後會如何形塑對中國的認知，本研究的焦點是中國威脅的認知，當中國威脅認知升高，臺北制訂緊縮性的中國/大陸政策的可能性就提高了。國族自我意象固然有其穩定性，但也具備流動性，國族自我意象是靈活還是僵固地就「中國威脅」進行協商，成為臺北制訂中國/大陸政策的依據，從而帶來緊張還是和緩的兩岸關係。 / Taiwan’s post-cold war national identity issue is quite similar to other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Free speech mad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going public much easier as Marshall Law was lifted. The social conflict agitated by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during democratic transition era was not only make new social cleavage possible but also giving birth to new political landscape. Every frac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has the chance to win the game but only those who supported by most of the population could arouse societal attention and get more chances to win the election. The social engineering of contents and contesta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ies is so important to those who dedicated to their political life. As George Orwell ever mentioned 66 years ago: “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 The Chineseness and Beijing who acclaimed PRC is the only legitimate country that represent China become very “significant other” to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from 1980s to now. Many scholars have been studied the nation-formation and state-building process but a few of them linking that processes and cross-strait and diplomatic policies made by Taipei altogether. This study is trying to fill this gap. As every president of the state is the symbol and entrepreneur of distinct national identity, getting at the root of state or national interest means digging out what elites’ identified as nation’s political purposes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he state. This thesis focused on how national identity, the broadest collectively held idea in one country, brings about Taiwan’s state interest where Taipei’s China polic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li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