際茲世界局勢動盪不安之今日，非洲獨立國家之興起，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已形成一種舉足輕重之力量。而當前非洲大陸情勢之演變，則以非洲團結組織發展之傾向，最為世人所關注。本文即針對此一重要課題，加以研究部析。 全文共有五章十四節，在研究方法上則採取「敘述與分析並重」之原則，從敘述中明瞭問題之縱切面，從分析中窺探問題之橫切面，期將非洲團結組織之成立及其發展之經過作一扼要而深入之探討。 本文曾於民國五十五年仲夏參加亞洲基金會所舉辦之非洲問題論文比賽獲獎，嗣承徐家驥教授抽暇指導，得以擴充篇幅及充實內容，始告順利完成，謹向徐師敬表謝忱。再本文復蒙衣索匹亞記者蓋達丘（Getacno Pisia）及行政院新聞局駐馬拉威，金巿剛果，象牙海岸等新聞參事處惠予提供資料，併此致謝。 非洲團結組織仍在繼續發展，嗣後當隨時注意增補闕遺。目前討論非洲國家或非洲區域組織之專著雖與日俱增，但有關本問題之論著尚不多見，尤以非洲團結組織歷屆高層會議及部長理事會議之正式紀錄仍欠齊備，研究上頗感困難，失漏之處自所不免，誠祈學人選進予以指正，是所感禱。

傳統、典型的勞動關係是指勞工受僱於單一雇主，建立一全時間、繼續性契約關係上。然而，由於經濟全球化與景氣循環之影響，各國企業為了因應國際間高度競爭性與配合產業結構轉型等需求，在面對前所未有的經營壓力時，無不設法採取各種彈性管理措施，尤其是勞動彈性化措施，致使各種類的非典型勞動應運而生。勞動彈性化發展之結果形成大量的非典型勞工，也使勞工在企業或廠場層面的團結可能性大為降低，因為這些勞工間之利益並不完一致，極易分裂分化而相互對立，形成相互衝突的利益狀態。尤其是派遣勞工，因為其「僱用」、「使用」分離之特性，更進一步產生究竟派遣勞工應如何有效行使團結權之問題。 由於我國法制至今仍未有針對派遣勞動之相關規範，更遑論有關派遣勞工團結權之特別規定，雖然派遣勞工一般皆被認為當然適用工會法、團體協約法等勞動三法之規範，不過，在現行以典型勞動關係為基礎所建構之集體勞動法制卻忽略了派遣勞工之特殊情況，導致派遣勞工現實上很難實踐團結權之困境。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核心即為探究派遣勞工應採取何種途徑團結起來，並與資方進行有效之團體協商；以及究竟我國法制應如何調整，才能落實保障派遣勞工之團結權，並使工會在派遣勞動關係中扮演積極角色與發揮功能等層面之議題。 本文先從整體非典型勞工之團結權議題作探討，認為「均等待遇原則」應作為整體非典型勞動者皆有適用之基本原則，並觀察到國際上工會多鑒於非典型勞動者行使團結權困難之現象，因而目前正致力於非典型勞動者工會化之行動。接著才再針對派遣勞工團結權之議題做進一步之研究，探討與分析美國與日本之相關法制，特別是「共同雇主(joint-employers)」的協商認定標準，期作為我國法制在處理相關問題之借鏡。除參考、比較國外法制外，並針對我國現行法制作檢討，且輔以實務訪查我國企業工會與派遣勞工之現況，發現我國的派遣勞工實際上存在團結權保障落空之問題，須設法在法制上作出調整與修正。因此，本文結合我國法制與實務面作綜合分析，最後分別從我國法制層面與工會運動層面提出相關建議。

團結工聯是波蘭第一個獨立工會，也是數十年一連串反對運動的結晶，並成為撼動波蘭社會，推動波蘭民主轉型主要的變革力量。本研究將波蘭視為東歐民主轉型之代表案例，以民主轉型動態模型為基礎，綜合結構途徑與行為者取向途徑解釋波蘭的民主轉型，分析團結工聯如何藉由公民抗爭影響政府決策，將團結工聯自崛起至執政之間的歷史脈絡，對應波蘭民主化各階段之發展，並以1989年圓桌會議和1989年後多次自由選舉作為其約定轉型和民主奠基選舉時期之重要事件加以論述。 波蘭反對運動之所以興起，主要是受到波蘭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之影響，反對力量不斷從錯誤中學習，進而化整為零匯合形成團結工聯。團結工聯成立後受到戒嚴之影響，試圖透過結構重建，對抗波共之壓迫，以集體抵抗政權之模式存活下來。圓桌會議是波蘭民主化的轉捩點，波共政權與團結工聯雙方終達成共識，共同尋求和平之解決方案，透過協商而非對抗達成約定轉型。透過圓桌會議協議之一系列民主選舉，團結工聯以壓倒性勝利擊敗波共和其傀儡政黨，組成東歐第一個非共政府，之後更贏得總統選舉順利執政，迫使非民主政權垮台，促成波蘭之約定轉型。綜上所述，團結工聯透過各種行動形塑波蘭政治，與波蘭民主化發展各階段息息相關，在波蘭民主化過程中確實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 / Solidarity, the result nurtured by series of opposition movements in decades, is the first independent trade union in Poland. It not only shook Polish society, but also promote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Poland. This study regards Poland as an iconic case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The main approach is based on dynamic model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combing structure approach and actor-oriented approach to explain Polish democratic transition pathways and analyze how citizen protests influenced government decisions. To support the theory, I will follow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Solidarity through its rise to power, corresponding to each stage of democratization development in Poland, and further discuss the significant events, as roundtable talk and free elections. The rise of the opposition movements in Poland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The oppositional trends, who learnt from past mistakes, later converged to form Solidarity. Shortly after establishment, Solidarity attempted to survive under the imposition of martial law by reconstructing into the form of exercising collective resistance against the authority. In Poland’s democratization, Roundtable talk is a turning point, where Communist Government and Solidarity reached a consensus, agreeing on achieving pacted transition through negotiation rather than confrontation. Solidarity beat communist government and pro-communist parties with overwhelming votes of a series of democratic elections. Solidarity formed the first non-communist government in Eastern Europe, w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induced the collapse of the non-democratic regime. To sum up, Solidarity indeed shapes Polish politics through various actions and has a pivotal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in Poland.

臺東孩子的書屋及水牛書店，分別代表非營利組織及社會企業，作為社會團結經濟組織中的兩種型態，組織當初如何做出型態選擇的決定，在決定後，對於社會問題治理的可行性有何不同，本文運用比較個案研究，發現兩個案選擇組織型態的過程受到組織的先決條件如財務能力、社群連結、歷史因素、領導人等的影響，本文也從組織服務項目如教育、社區服務及財務穩定性進行比較分析，發現非營利組織或社會企業，若擁有足夠的資金及人力，對其社會治理的可行性是肯定的，差別在於獲取資源的難易程度，非營利組織只是單純依賴政府補助，穩定性不高，因此必須取得個人、企業等的捐款，但募款活動宗旨、服務對象、總體形象等都會影響募款成果，因此非營利組織能利用特色回饋方式，如兩天一夜生活體驗活動，創造大眾募款誘因，也能利用企業化創造獨立的資金來源，以減少對於募款的依賴；社會企業雖然也能對外募款、運用政府補助款，但若要以偏向純企業的運作，就得在經營面下功夫，運用創新的營銷手法販售品質良好的產品，社會企業有穩定營收才能確保教育運作。不管組織型態為何，領導者若能建立社會網絡，降低獲取各種資源的成本，對於組織運作勢必有所幫助，針對組織型態的選擇並沒有誰好誰壞的問題，本文只是希望能透過臺東孩子的書屋及水牛書店，進一步比較及分析並提供一個作為特別經營模式策略的參考。 / The Children’s Book House in Taitung a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Buffalo Bookstore in Taoyuan as a social enterprise represent two organization forms of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Why they choose respective form in the first place and how they might fare as the consequence of their initial choice are something interesting to know. This research applies comparative case study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that have contributed their organizational choice. The factors include financial capacity, personal networks, leader’s preference, and so on. This study also points out how different forms of choice might be able to keep sustainable. As more literature on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has accumulated in recent years, this study provides two successful cases to illustrate their strategic reactions to problems they face respectively. It is expected that systematic surveys of such cases would contribute to effective theory building in this field.

本論文主要從利益團體的觀點來探討【無住屋者團結組織】的形成及維繫，在民國七 十八年六月一群小學教師面對房價的狂飆發起了無住屋運動，引起廣大市民的迴響。 短短兩個月中，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更在同年八月二十六日號召萬人夜宿忠孝東路 。他們獨特的抗爭方式，強調幽默、理性、和平的路線，都使得這個代表無住屋者利 益的運動團體顯得與眾不同。究竟群眾參加的動機是如楚曼(David B.Truman)所謂的 共同利益，還是奧爾森(Mancer Olson)強調的基於選擇性誘因，或是薩利斯伯瑞(Ro- bert H.Salisbury) 所提出的政治企業家理論，確實值得深入探討！本研究以實地參 與及訪談為主，並對一般會員輔以問卷調查，根據問卷調查結果：不滿社會炒作風氣 ，此類表示性利益為多數支持者參與之主因。再經由筆者參與經驗及深入訪談，研究 得知在團體創始之初政治企業家亦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同時運用媒體的傳播，使潛 在的團體成員認同共同目標（例如住宅是基本人權，而非炒作的商品），藉由集體行 動，抒發了不滿的情緒。然而，要使團體繼續成長，如何提供會員選擇性的誘因就成 為關鍵因素。 無住屋者團結組織成立迄今近兩年，組織發展尚未定型，面對外界的諸多衝擊與回應 ，及內部成員的不同期望，亦在不斷調整當中。因此後續的轉變過程也是本文探究重 點之一。

此論文的目的在於探討八、九O年代台灣所發生的民族認同問題。由於民族認同所代表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歸屬的問題，在台灣特殊的歷史與內、外的政治結構之下，此一時期的民主化和全球化的發展，對台灣的民族認同問題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這是本論文所關切的主要問題。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則是，媒介公共領域在這民族認同爭議的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個研究從八九年「亞銀年會」事件和九九年「兩國論」事件中新聞媒體的公共論述，來探討此一時期民族認同形構的變化，並從中了解民主化和全球化過程以什麼樣的方式影響著民族認同的論述，以及媒介公共領域的性質。 研究的結果顯示出，在這兩個事件中，媒介公共領域的國家與民族論述，最大的變化在於官方論述的轉變，媒介公共領域也出現了一些變化。兩個事件的爭議核心，都和官方試圖以新論述賦予政治共同體更明確的定位有關；而媒介的公共論述也顯示出，媒體公共領域是論述民族認同的重要場域，無論是在「亞銀年會」事件或是「兩國論」事件，有些媒體的公共論述形成與官方論述對抗的局面。由官方論述在這兩個事件中的變化，可以看到修憲等民主化對官方論述轉變的影響；民主化的另一個影響，則是媒介公共領域在民族主義立場的分歧化，這點在「亞銀年會」事件尚不明顯。全球化的影響在這兩個事件的比較中較不顯著，少數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國家和民族未來的想像與晚近兩岸經貿發展之間的關聯。 這兩個事件的比較顯示出，新聞媒體在其民族主義立場和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公共領域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張的關係。這顯現於兩類媒體的論述：一種是傾向於內部區分和排除的自我中心式的論述，另一種則是傾向於以他者的觀點來評估政治共同體的作為。這兩種觀點源於台灣特殊的內、外部的結構，但都不利於公民社群的團結。此論文最後以哈伯馬斯(J. Habermas, 1994: 134)的「共同視域」此一觀點，主張媒介公共領域的公眾溝通應根植於公民社群，並且以其歷史經驗對憲政原則的詮釋，做為公共溝通的「固定的參考點」，並在此基礎上尋求公民社群團結。 關鍵字： 民族認同、政治共同體、公共領域、共同視域、公民社群、團結。

首先，本研究想要了解，究竟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在立法行為的面向，是否會產生差異？其次，本研究也想了解不分區立委若有基層選區經驗，則在立法行為方面，與沒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之間是否會有不同的表現？因此，從上述的研究問題所述，本研究試圖分析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在立法行為上的差異，並且說明不分區立委之中具有不同的代表屬性，同時可能也會有不同的表現。 本研究首先從混合選制的理論，分析選舉制度如何影響立法委員的行為。並且，從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與授權的來源，解釋立法委員為何會採取相異的行動。並且也從文獻中說明，混合選制造成的影響可能會有幾種不同的情形；而這些類型對於國會的運作會帶來什麼樣的效果。 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架構，認為區域立委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較為強烈，而且授權來源為選區選民，因此為了追求連任的目標，會提供更多利益給選區；而當選區利益與政黨利益產生衝突時，區域立委較有可能與政黨的立場不一致。另一方面，不分區立委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較為缺乏，加上授權來源為所屬政黨，因此較傾向於維護政黨政策，並且對政黨較為忠誠。其中，若是不分區立委具有選區經驗，雖然可能被認為會建立個人選票以及回應選區的授權；但其實選舉制度的效果將會是影響這類立委行為的主要因素。 最後的分析結果，證明如本研究所建構的理論所述，選舉制度與立法委員的行為的確有顯著的影響。區域立委較為代表選區利益，而不分區立委則傾向於維護政黨的利益，與本研究的預期相符合。並且，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受到制度的影響，提案行為較不積極，但政黨團結程度則較高。

本文的章節架構與寫作層次，基本上就是為了回答研究問題：「越南勞動輸出政策的實質內容是什麼，為何它可以有效地運作？」這一切得以有效運作就是因為國家透過「團結」（đoàn kết）的知識生產將國家民族、農村文化、家庭倫理連貫起來，唯有團結的國家、農村和家庭，個人才有存在的價值，這也是移工自我管理技術的根源。勞動輸出政策便是透過國家、農村和家庭三位一體的團結論述使之與移工主體接合，以形塑出具有生產性的移工主體。而「康莊」（khang trang）指的就是，越南勞動輸出政策下經濟成長和社會發展相結合，所帶來的消除貧窮與地方發展的具體表現。 第二章主要是描述「勞動輸出的歷史過程與跨國移工的形成」。1986年底越南共產黨決議實行革新（đổi mới）之後，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制度轉向商品市場化，革新的內容是「社會主義定向市場經濟」。國家因為開放私人資本，導致所有權多種型態的出現，國營企業不再是國家主要的經濟部門，各種新的經濟機會因而出現。結構上的政治經濟制度變遷帶來經濟機會的出現和戶籍制度的鬆動，農村內部的長子繼承制和農民土地的喪失，形成了一股將農民推向跨國勞動輸出的出路。革新之後，勞動輸出政策作為一項重要和長期的發展策略，是有助於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初期成果除了解決部分國內就業問題，也為國家增加稅收與外匯，因此在政府全力推動政策下，海外勞工的數量不斷成長。 第三章主要是討論「國家對跨國移工主體的治理」。「國家―移工」間的權力關係不全然是傳統上由國家支配一切的權力關係，而是一種Foucault指涉的牧養權力關係，是建立在各種微觀運作機制之上。這部分先討論巨觀的國家勞動輸出政策，側重在國家制訂的各種法律和規範，並且指出勞動輸出政策可以有效運作的第一個制度安排是：「勞動出口公司」，這些勞動出口公司的功能和性質儼然就是國家管理的一環。第二個制度安排是：「基層代理人」，農村基層幹部的多重身份是涵蓋國家與社會部門（例如身兼共黨、政府和祖國陣線等群眾組織幹部），透過上下互相隸屬的職務關係（例如身兼村長和社黨委或是身兼村老人會主席和社老人會常委），結合地方和家庭的社會資本連帶，成為國家政策在基層推動的堅定基礎。 第四章主要分析了「勞動輸出下的跨國移工與社會發展」。越南勞動輸出政策的成功，不僅是從經濟成長方面來肯定它的，也是因為與社會發展的結合，具體表現出來的就是消除貧窮的政策目標。國家優先選送貧窮縣地區的政策對象出國工作，希望將經濟成長的果實分配到貧窮地區，落實越南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đoàn kết）互助理念。海外移工透過匯款remittance和返鄉return home，為地方帶來各式各樣的發展型態，例如：匯款活絡了地方金融；蓋房子不僅改善了個人健康衛生，也創造許多地方就業機會；增加子女教育投資；有更充裕的資金進行微型創業等。 對移工及其家庭來說，勞動輸出政策可以增加收入、投資子女教育、改善衛生健康、降低生存風險、增加儲蓄、促進微型創業等；對農村來說，可以消除貧窮、減少社福支出、增進基礎建設、活絡地方金融等；對國家來說，可以為國家賺取外匯、解決國內就業問題、提升人力資本和融入國際社會等。在國家鼓勵勞動輸出的政策下，地方上的黨支部書記、村長、祖國陣線各組織幹部等莫不以此為發展地方的可行方式。在政府機關、基層幹部和移工及其家庭眼中，勞動輸出政策無疑是一條邁向繁榮經濟、消除貧窮和改善生活的「康莊大道」。 / The key research question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What is the substance of Vietnam’s labor-export policy and why it works effectively?’. To summarize my findings, the policy of labor export works through ‘đoàn kết’ (the notion of solidarity) that denotes one’s value is based on one’s family, village, and nation. For Vietnamese migrant workers, ‘đoàn kết’ becomes the core of self-management and shapes them into productive subjects. Vietnam’s labor-export policy thus makes articulation with its migrant workers. Furthermore, ‘khang trang’ (thriving villages), under the labor-export policy, mean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poverty elimination, and local development. Firstl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labor export and the formation of transnational migrant workers are described. The ‘đổi mới’ (Renovation Policy) had drawn up market economy under socialist direction that implemen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Vietnam at the end of the year 1986.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re no longer the only type of economic entity and there are new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or private capital and investment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primogeniture system have been loosed. The labor-export policy was carried out as an important and long-term strategy. Meanwhile, the loss of land pushes farmers to find a way out—working overseas. The growing numbers of overseas workers brings help for the country’s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increasing remittances and national revenue also solves some domestic employment problem. Secondly, the governance of migrant workers by the state is discussed. The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state is what Foucault has indicated as “pastoral power relationship” basing on micro-mechanism. The macro-perspective of labor export policy is emphasized on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made by the state.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implements for the labor export policy to be effective. One is the ‘Công ty xuất khẩu lao động’ (labor export company) which functions as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The other is ‘grassroots cadre’ who partakes i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partments, and also shares the social capital with locals and family ties. They become the main personnel for promoting the labor-export policy. Thirdly, the transnational migrant worker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labor-export policy is analyzed.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were linked with the successful labor-export policy. The goal of the policy is to eliminate poverty and it works. Based on the notion of ‘đoàn kết’, the workers form poor areas are prioritized to work abroad for improving their income. In addition, overseas remittance from migrant workers brings a wide range of local developments such as increasing consumption, improving the healthy environments, creat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having more money investing o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starting their own business. In a word, the policy of labor export brings benefits to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 to the villages, and to the nation. This policy is undoubtedly a move that leads to economic prosperity, poverty eliminating and improving the lives of migrant workers.

對於雇主而言，工會的存在如芒刺在背，因此常常對工會採取敵視的態度，並採取種種的手段以影響工會之成立、發展與活動，此種現象在世界各工業先進國家皆然，為資本主義經濟下所無法避免的結果。此種涉及工會之組成、活動的不當行為，即為所謂的「不當勞動行為」。 以日本勞動組合法為例，於第七條規定了「不利益待遇」、「拒絕團體協商」與「支配介入」等三大不當勞動行為的類型，並於第二十七條以下規定了特殊的行政救濟程序。然而由於「不利益待遇」事件為最容易發生的不當勞動行為類型，故本文於闡述了不當勞動行為之共通基本法理後，將焦點置於「不利益待遇」之探究。 依日本勞動組合法，不利益待遇的要件有三，即：1、「不利益待遇之原因」，乃包括勞工「身為工會之會員」、「欲加入或欲組成工會」、及「進行工會之正當行為」等行使團結權的行為。而對於2、「不當勞動行為意思」日本之實務及學說有「主觀要件說」與「客觀要件說」之爭。又，與「不當勞動行為意思」相關的另一重要問題為在雇主對於勞工之不利益處分有正當理由而與不當勞動行為意思產生競合的情況究應如何解決，實務及學說對此亦有所爭論。此外，3、「不利益處分」所發生的問題乃究竟雇主的那些行為構成不利益待遇，亦即不利益待遇態樣之問題。 因為不利益待遇之態樣五花八門，不同的類型可能有不同的認定方式與救濟內容，故本文乃按下列之分類一一加以檢視，亦即：（1）「對於勞動契約關係之不利益」與（2）「對於勞工進行工會活動上之不利益」與（3）「對於勞工私生活上之不利益」。而「對於勞動契約關係之不利益」又可再分為①「勞動契約成立上不利益」（包括黃犬契約、拒絕錄用）、②「勞動契約存續中之不利益」（包括工資與其他金錢給付之差別待遇、昇格、昇任、調職、懲戒、精神上之不利益等）與③「勞動契約終止上之不利益」（包括解僱、合意終止與強迫辭職、定期勞動契約之拒絕更新、試用期間後拒絕採用為正式員工等）。 雖然日本勞動組合法第七條第一款對於不利益待遇有明確地禁止規定，然而僅有明確地法規範尚不足以保障團結而形成公正的勞資關係秩序，尚需實務及學說充實及豐富其內容，才能使勞動組合法中的規定發揮功能。例如：不將「雇主」的概念限縮為勞動契約的相對人，而採取擴張解釋之方式；於發生查定差別時，採取「大量觀察方式」以減輕勞方的證明責任；除了「對於勞動關係上之不利益」外，尚承認對於「勞工進行工會活動之不利益」與「對於勞工私生活上之不利益」等。 相對於日本法，我國法則有如下之問題。 首先，對於我國現行工會法中的「工會之保護」相關規定所保障的不當勞動行為類型範圍過於狹窄，對於工會活動之保護僅限於勞資爭議期間而有保護期間過短的問題。而對於雇主違反工會之保護規定時之法律效果，工會法第五十七條雖有規定罰則，但在實際上根本無法運作，從而我國工會法中的「工會之保護」規定根本無法達成保護工會之目的，而有修正之必要。 其次，本文發現在實際的訴訟案件中，不論當事人之主張或法院判決均對於「工會之保護」相關規定之認識相當有限，不只當事人多僅主張雇主違反個別勞動法上之規定或法理，請求法院確認雇主之不利益待遇行為無效，即使當事人主張雇主違反工會法上之工會保護相關規定，法院仍然多僅依個別勞動法上之規定或法理來解決此爭議。而就案例的數量與類型而言，在法院中所爭訟的不當勞動行為相關案件並不多見，僅約有六十個事件，且多集中在「解僱」之不利益待遇。 由於我國現行的「工會保護」規定在立法上及實務的運作上有上述之問題，故在學界及工運界均有主張應引進美、日之不當勞動行為制度之聲，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也提出了多次的工會法修正草案。以行政院院會於2007年4月26日所通過之工會法修正草案為例，除於第三十一條對於不當勞動行為有較現行工會法之工會保護規定有較為完善的規範外，亦有明確地處罰規定。故對於保護的類型、違反之效果與救濟之內容均較現行工會法中「工會保護」規定周延許多。雖然本文以為這些規定仍有所疑義，對於這些疑義若不以立法的方法加以解決，則僅得以學說或施行後的所發出的裁決命令或司法判決加以補充。此外，日本實務及學說對於不利益待遇之認定方式與救濟內容，於我國未來完成立法後，應得供實務參考，以保障勞工之團結權，並使我國之勞資關係朝「正常化」之方向邁進。

政黨是我國政治中最重要的行動者，然而多數有關於政黨政治的研究多由大黨的角度出發，忽略了其他中、小規模的政黨在其中所能發揮的影響作用。本文以小黨為主要研究對象，由小黨的觀點解釋其如何在政治運作過程中發揮政治影響力，或是以哪些手段達成更多的政黨目的。本研究選擇的研究對象是民主化以來存續時間較長、規模較大的三個小黨：新黨、親民黨與台灣團結聯盟，研究時間從立法院第3屆起（1995年）至第6屆結束（2008年）為止，共12年的時間。 本文結合國內外國會、政黨研究的相關研究成果，建構一套小黨的行動理論，接著從結構性的制度規則、質性的立委深入訪談資料，以及量化的立法紀錄，檢視與解釋三個小黨在立法院的各種行動及背後的政治動機。在台灣，小黨的出現常常是因大黨在政黨立場上先出現變動，小黨有取代大黨原有的政黨立場與選票支持的企圖而興起。隨後在議事規則的政黨化改革過程中，又給予小黨透過參與選舉、晉身進入立法議事參與者的政治機會。小黨的興起及運作機會既與外在的政黨政治及制度條件密切相關，也即預示小黨在立法院的策略行動及政治結果，也受到現實的政黨政治關係、自身的政黨立場及議事制度等現實條件所限制框架。經由對於三小黨的質化訪談與量化立法紀錄資料的分析後發現，小黨的政黨行動兼具持續與彈性的雙重特徵，在不同的政治條件下，小黨的某些政黨行動並不因為政治條件的改變而轉變，如團結與妥協。但小黨又常隨著不同的大黨對立程度，調整其於政治過程中的議價方式，是其靈活彈性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