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包括3篇有關「銀行脆弱性」及「銀行失敗」議題之研究。編輯安排如下：第一篇為「資本流入與銀行脆弱性—跨國比較」、第二篇為「亞洲金融風暴之前和之後的銀行財務結構，能提供哪些訊息？」、第三篇為「預測銀行失敗—採用個體與總體資料」，而結語與未來展望則置於此三篇論文之後。 第一篇「資本流入與銀行脆弱性—跨國比較」的研究動機與結論為：全球資本流入在國際整合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性與日聚增，而且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資本流入對銀行體系健全性的影響，又成為關鍵議題。然而，資本流入對銀行體系有正面及負面的影響(The World Bank，1997)，就正面而言，資本流入可為銀行體系挹注資本，藉此強化銀行體質。但相反地，大規模的資本流入，將導致銀行放款劇增，即所謂的「信用擴張」，放款快速增加的同時，由於業績壓力往往無法慎選客戶，因而使放款品質低落，將增加銀行部門的脆弱性。 僅管，資本流入對銀行體系脆弱性有正面與負面的影響，但過去學術上的研究卻極少討論這兩者的關連。而個別的討論卻非常多，例如，文獻上討論資本流入時，偏向於資本流入對總體經濟面的影響，例如，資本流入對匯率及股價之影響，(Calvo et al.，1993；Dooley，1996；Obsfeld，1998； Eichengreen et al.，1998及Wang and Shen，1999)，或是資本流入的成因(如Calvo, Sahay and Vegh，1995；Calvo, Leiderman and Reinhart，1994及1996；Gavin and Hausmann (1996)；Fernandez -Arias and Montiel，1996等研究)。同樣地，文獻上研究銀行危機時，多偏向研究銀行危機發生的原因，這包括個別銀行失敗的原因(如Thomson，1991；Gonález-Hermosllo，1999)。或總體經濟變數分析(如Caprio and Klingebiel，1996 及Demirgûç-Kunt and Detragiache，1998a 提供銀行危機發生的期間，後續研究如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Hardy and Pazarbaşioğlu，1998及Glickand Hutchison，1999 皆以上述銀行危機發生的特定期間，分析標的國的總體經濟特性)。但是同時探討資本流入與銀行脆弱性的文獻卻不常見，除了Calvo et al. (1994) 、Goldfajn and Valdes (1997) 、Demirgûç-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a)。Calvo, Leiderman, and Reinhart (1994,1996)、Calvo (1996)及Gavin andHausmann (1996)指出，資本流入之後，常伴隨著實質匯率升值、外匯存底增加，使總體經濟環境暢旺， 因而推升資產價格，使得抵押品價值增加，更促使國內金融機構樂意提供廠商、及家計部門投資或消費的資金需求，造成銀行過度放款，埋下了銀行脆弱性的隱憂，故資本流入予人印象往往是造就過度擴張或銀行脆弱性之同義詞。Goldfajn and Valdes (1997) 及Detragiache (1999)也強調，資本流入透過金融機構的傳遞過程， 將使國際收支危機， 增加銀行脆弱性， 甚至演變為銀行危機。Demirgûç-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a)以金融自由化角度，認為金融自由化程度愈高，則資本流入程度愈高，以此探討對銀行脆弱性的影響，他們以53個國家為樣本，研究期間為1980-1995，他們發現金融自由化將增加銀行危機發生的機率，但Demirgûç-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b)就Calvo, Leiderman, and Reinhart (1994) 所提出的假說進行實證研究，但卻未發現顯著性的結果支持上述假說。 本文的主旨即是研究資本流入是否對「銀行脆弱性」有不利的影響。如果有，資本流入是如何影響銀行體系呢？這是個實證的問題。 本文以1993-1998年資料為樣本，研究30個新興市場/國家，發現在「總體環境不健全」之下，資本流入確實會對銀行體系構成威脅，而且有不對稱效果存在，支持我們的假說，例如，外人證券投資在「經常帳過度惡化」、在「經常帳過度惡化」、「過度投資」的總體脆弱性之下，資本流入對銀行體系構成威脅的程度增加。但在「總體健全區」則未有一致的結論。而其它資本流入，如FDI，FOI及FA在「過度消費」的總體脆弱性之下，對銀行體系有不利影響。 第二篇「亞洲金融風暴之前和之後的銀行財務結構，能提供哪些訊息？」的研究動機則為： 儘管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後，許多研究紛紛就總體面，探討其成因與金融風暴發生之前與之後的比較，但是就個體面，研究亞洲國家銀行的財務比率，在金融風暴之前與之後變化的討論卻非常少。大部分的文獻均討論金融風暴前的金融體系變化。例如，Karim (2001)和Laeven (1999)分別以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及資料包絡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衡量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與韓國等國之銀行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的效率性；Bongini et al. (2000)及Reynolds et al. (2000) 也以上述國家為標的，分別以Logit 與 OLS 迴歸模型檢視亞洲國家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銀行的財務結構的表現。Bongini et al. (2000)、 Karim (2001)andLaeven (1999)更以所有權區分樣本，分為公營 (state owned)、民營(private owned)、家族銀行 (family owned)及外國銀行(foreign owned)，他們發現民營銀行比公營銀行更具成本效率性，外國銀行是民營銀行中表現最佳的，而家族銀行發生倒閉的風險較高；而資產規模愈大的銀行愈享有規模經濟。 Bongini et al. (2000) 與Laeven (1999)在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協助之下，更進一步地依亞洲五國之銀行在金融風暴之後，經金融重建委員會處理的情況，分成失敗、準失敗及非失敗銀行，所謂的失敗銀行是被勒令關閉的銀行，而準失敗銀行就是銀行被要求增資或是營運暫時被凍結的銀行，這樣的區隔再結合上述所有權的分類， Bongini et al. (2000) 與Laeven (1999)發現外國人持股比率愈高的銀行發生失敗的機率愈小；相對地，家族性銀行發生受創的機率相較其他的分類上更高。就資產規模大小上，愈大的銀行愈容易受創，但卻不容易倒閉，使得「太大以致於不能倒閉」(too big to fail)的說法得到驗證。而且，Bongini et al. (2000)更發現CAMEL制度的指標，如「備抵呆帳佔資本比率」、「放款成長率」、「淨利息所得佔總收入比率」、「資產報酬比率」等指標，能事先提供預警的功能。 Reynolds et al. (2000)由另一個角度切入，他們探討亞洲金融機構在金融風暴之前銀行財務結構與財務表現之關聯性，以此討論銀行監理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角色。銀行財務結構變數包括銀行資產規模、淨收入、行政費用、及時間等結構性變數；獲性性變數包括資本適足率、流動性及放款比率。Reynolds et al. (2000) 研究發現銀行的獲利性與銀行資產規模大小成正比，然而資本適足率卻與資產規模成反比。而且泰國、韓國及印尼銀行的放款比率較高，但獲利性反而偏低，這也許就是引發亞洲金融風暴的前兆。 雖然這些研究從不同構面對金融風暴之前的銀行財務結構面，提供相當程度、且清楚地闡述，但他們均著重於金融風暴之前銀行的財務結構面或效率性，而同時討論事前、事後的研究卻非常少見，因此亞洲國家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與之後，金融體系之財務結構的變化究竟為何？研究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更加了解金融風暴的本質。 本文試圖回答下列三個問題： 比較亞洲五國失敗銀行與非失敗銀行的財務比率，是否有顯著的變化，這可幫助我們瞭解亞洲這些國家，對失敗銀行作出緊急處理的金融改革依循標準為何？非失敗銀行的財務狀況是否優於失敗銀行？Bongini et al. (2000)發現一有趣現象，只要資產規模較大、家族銀行之資產品質較脆弱，應該是容易失敗，但反而是民營銀行發生失敗的機率較高。 亞洲金融風暴之前與之後，所有權屬於哪一類的銀行財務表現最佳與最差？Bongini et al. (2000)、 Karim (2001)和Laeven (1999)只就亞洲金融風暴之前進行研究，發現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前，民營銀行的表現最佳、公營銀行的表現則最差。而金融風暴之後的情況尚未被回答。 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後，哪一類的銀行愈能屹立不搖呢？ 而第三篇「預測銀行失敗—採用個體與總體資料」(Prediction of Bank Failures Using Combined Micro and Macro Data) 的研究動機則為： 在過去二十年，許多國家的金融部門曾嚴重地受創，而亞洲金融風暴無預警地爆發，引發學者及政府部門對現有金融預警系統提出質疑，如果現存預警模型有效，為何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前，沒有一些蛛絲馬跡？傳統上，預測銀行脆弱性有兩套預警系統。第一類是個體方法 (Micro Approach)，係以一個國家的個別銀行財務報表的資料，解釋銀行失敗的原因，研究者所選擇的資料，是根據CAMEL的指標，以預測銀行失敗。 第二類係以總體方法 (Macro Approach)，採用許多國家的總體資料(如GDP成長率、利率等)，來預測銀行危機發生的機率。Demirgüç-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為第一篇從事系統性跨國的研究，以65個工業及開發中國家為研究樣本，討論總體經濟面與機構變數(institutional variables)在銀行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發現：總體經濟的失衡(經濟成長衰退、信用過度擴張)、市場紀律不夠充分 (不恰當的存款保險、過速的金融自由化)，將導致銀行危機的風險增加。因為總體資料相對地較容易取得，故採用總體方法的研究最為常見，Eichengreen and Arteta (2000)提供相當完整的文獻整理，而且明確地指出有必要區分出「穩健指標」 (robust indicators) 及「脆弱指標」(fragile indicators)，前者是在其他條件改變之下，指標仍能提供金融預警；而後者則在某些情況之下，例如不同模型的設定，方能提供金融預警的功能。他們研究發現「穩健指標」包括「國內信用」快速地成長、「銀行負債佔準備的高比率」與存款利率的控制；而「脆弱指標」則為「匯率制度」、「金融自由化」及「存款保險」。 分別使用個體資料或總體資料針對銀行危機預警，可能僅解釋部分事實。例如，只使用個體資料不能解釋：在不同總體環境之下，為何有些銀行會失敗？但有些銀行卻仍能活存？反之，使用總體資料方式，也有類似的困境，例如，無法解釋為何在相同的總體經濟環境衝擊之下，有些銀行會倒閉，但有些銀行卻能屹立不搖？所以，單獨考慮個體方法或總體方法，可能都只是了解事情真相的一面。 儘管政策制定者和學者逐漸相信：銀行危機應該同時受個體因素及總體環境所影響。但是卻少有研究同時就個體因素與總體環境，探討銀行失敗的原因， González- Hermosllo (1999)首先指出這一點，其研究以美國本土的三個州及墨西哥、哥倫比亞為樣本。造成這少有同時研究個體方法和總體方法的原因，可能是欠缺每一國家銀行失敗的資訊。例如，由個體面分析的文章，往往針對自己國家銀行失敗進行研究，而較少討論不同國家銀行失敗的原因，這原因即可能在於，研究者對自己國家的銀行的失敗例子非常熟悉，相對地，對於其他國家的銀行失敗的個案並不了解，這是因為銀行失敗的資訊並不是完全公開的資訊，或者是公開卻不是有系統地紀錄，除非是「在地人」，否則不易獲得這方面資訊。故在現實上，同時採用兩種方法並不容易。 本篇的研究目的即嘗試同時考慮個體方法論與總體方法論，藉以研究亞洲五國銀行失敗的原因，這亞洲五國包括印尼、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在同時考慮這二種方法論時，我們同樣地遇到上述的「資訊缺口」，故如何克服這「資訊缺口」，成為本文最大挑戰。首先，為降低上述這「資訊缺口」，我們限定討論的範圍為亞洲地區的國家，更由於跨國個體銀行資料的限制，故研究期間設定為1993-2000年。其次，銀行失敗或重整的名單對所有的學者而言，都是一大挑戰。世界各國對自己國家銀行的失敗都傾向秘而不宣，以降低系統性風險，所以除了當地人，外界很難完全知道一國哪些銀行發生失敗。本文以Laeven (1999) 及Bongini, Claessens, and Ferri (2001)，探討亞洲國家的失敗銀行的研究為基礎，先有了這些國家失敗銀行名單，再配合相關的網站的資訊，找出此五國其他可能遺漏的失敗及重整的銀行名稱，如此我們可說有相當完整的失敗銀行名單。而找出這些銀行的屬性是另一個挑戰。判斷銀行是隸屬於政府、財團、或是家族等所有權結構，不是一個容易得到的資訊。我們仍是由Laeven (1999) 及Bongini et al. (2000)為基礎，再由BankScope的 Special Issue股權結構判斷，得到這部份銀行的資料，再與文獻上進行比較。最後，本文找出個體與總體之「穩健指標」及「脆弱指標」，就如同Eichengreen and Arteta (2000)所建議的研究方向。

隨著全球化趨勢的來臨，企業面對的競爭壓力不遑多言，大致上低成本、高品質及快速進入市場係企業保持競爭優勢不可或缺的三項工具，品質的提昇能為企業帶來營業成本的降低及營業收入的提昇，除了有形的收益外，更包括無形的收益。品質水準的提昇係企業追求的目標，可是傳統認為品質與成本之間具有抵換關係，企業必須付出代價來追其品質上的提昇，既然品質的提昇係企業保持競爭力的必要工具，維持成本或降低成本亦是企業增加競爭優勢的方法，究竟企業在面對品質與成本之間應該如何權衡，為以最低成本來提昇品質水準，首先必須了解品質成本發生的原因，尤其係內部失敗成本發生之原因，針對內部失敗成本發生之原因加以改善，方能有效的改善品質並降低成本，故本研究將探討產品複雜度、批次規模、顧客品質要求水準、製程熟悉度、製程穩定度及排程對內部失敗成本之影響。 根據參考文獻及與個案公司訪談之後，本研究形成下列六項假設： 1. 產品複雜度對內部失敗成本之影響。 2. 工單批次規模對內部失敗成本之影響。 3. 顧客品質要求水準對內部失敗成本之影響。 4. 製程熟悉度對內部失敗成本之影響。 5. 製程穩定度對內部失敗成本之影響。 6. 排程安排對內部失敗成本之影響。 本研究採取實地（Field）及實地實證（Field Empirical）研究方式進行。本研究以國內某通信電纜廠為研究對象，針對最初及最終製程（伸押與被覆站）加以實證，以民國88年12月至民國89年3月之間的生產資料為樣本。為對個案公司及其產業有足夠之了解，筆者於民國88年8月至民國89年8月之期間內，每週約花費二至三天的時間，利用觀察、訪談、及閱讀書面資料等方式，了解個案公司各項品質成本有關之作業及成本，以作業制成本制的精神計算作業面之品質成本及非作業面之相關品質成本，以求計算最正確之品質成本，並對內部失敗成本影響因素有正確之了解。 本研究透過迴歸分析結果，發現下列之現象： 在伸押站內部失敗成本影響因素方面，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產品複雜度與內部失敗成本之間具有顯著正向關係，排程方面如換色次數亦與內部失敗成本之間具顯著正向關係，異常次數與異常時間亦與內部失敗成本間呈顯著正向關係。 在被覆站內部失敗成本影響因素方面，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批次規模長度與內部失敗成本之間具有顯著正向關係，換規格次數與內部失敗成本之間呈顯著正向關係，換規格時間與內部失敗成本之間呈負向關係，異常次數與時間與內部失敗成本之間呈顯著正向關係。 根據上述之結論，本研究未證實機台老舊對於內部失敗成本之影響，顯示新舊機台對於內部失敗成本無顯著影響，主機手方面之因素，如年資大小及外勞亦未對內部失敗成本產生顯著影響，但無論在伸押站或被覆站，製程穩定程度皆產生顯著影響，顯示生產過程中的異常情形，如斷線等原因，對品質成本確實產生顯著影響，雖然從機台方面之因素無法證實機台使用年限對於內部失敗成本之影響，但由於樣本中之機台之平均年使用年限仍有過高情形，且製程中之異常作業確實對內部失敗成本產生顯著影響，顯示機台本身仍有可能對內部失敗成本產生影響，另外，如何增加生產過程中的穩定程度，例如透過員工教育訓練等方式來補強，可進一步降低內部失敗成本的發生；另外，排程上過於頻繁的換規格作業，亦對內部失敗成本產生顯著影響，顯示目前的生產排程降低了主機手更換規格的品質，可藉由有效的排程安排來降低品質成本，亦或透過確實的督導換規格作業之品質來降低內部失敗成本。

以往對於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偏好及願付價格估計之研究，如 Moon (2001)、Chern et al. (2002)和Fu (2004)，都是將兩個研究目的 分開個別處理，因此就統計的觀點來說，這樣的分析方式是比較缺乏 效率的。 本研究中提出一個整合式的分析方式，來分析台灣消費者對於基 因改造食品的偏好以及願付溢價。本方法除了增進統計效率外，也同 時納入願付價格分析中可能遇到因為受訪者對該財貨有強烈偏好，對 於該財貨有再高價格都願意支付的傾向，因此預期本方法將可提供更 高的準確度。 為了研究台灣民眾對基因改造鮭魚的認知行為，中央研究院調查 研究專題中心在2003 年進行了全台的電話訪問。而本研究發現台灣消 費者願意多付目前平均市價之12%來購買非基因改造飼料餵食之鮭 魚。此外，消費者本身對於基因改造科技的看法、對基因改造科技的 了解、以及消費者的年齡將扮演影響消費偏好以及願付溢價的高低之 重要因素。 / Previous researchers, such as Moon (2001), Chern et al. (2002), and Fu et al. (2004), attempted to analyze consumer preference toward genetically modi¯ed pro- duces and to estimate a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hem. These two objectives, however, have been conducted separately and therefore are de¯cient in statistically e±ciency. An integrated technique is introduced to understand how consumers in Taiwan perceive genetically modi¯ed produce as well as how much they are willing to pay a premium simultaneously. Apart from improving statistical e±ciency, this newly proposed method also considers the possibility that consumers might be willing to any price if he/she strongly prefer this goods. Higher precision is expected under this scenario. To investigate how public perceive genetically modi¯ed salmon, Center for Sur- vey Research, Academia Sinica, conducted a telephone survey to Taiwanese con- sumers in 2003. Our study indicates that consumers are willing to pay a premium, about 12% of the average market price, for non-GM-fed salmon rather than GM-fed counter part. Moreover, the way consumers think of the risk regarding GM food, how much they know about GM food, and their age will all in°uence their consump- tion tendency and willingness to pay.

維修策略最基本的兩種模型為年齡置換和周期置換。年齡置換是考慮在失敗時, 或是 達到一預定的時間T 時作置換。而周期置換是在固定的周期時間T 作置換, 而在此期 間若發生FAILURE 則作MINIMAL REPAIR( 最小修理 )。所謂最小修理, 就是在經過修 理之后, 其狀態與剛故障之前相同, 也就是經過修理之后, 它的失敗率不變。 在時間是無限的情況下, 對於年齡置換策略,MORSE(1958)證明在使單位時間的平均成 本為最小下, 可以求得最佳的置換區間。而當時間是有限的時候,BARLOU AND PROSCH AN(1962)證明此一最佳置換策略亦存在。 R.CLEROUX,S.DUBUC AND C.TILQUIN(1977) 證明此一最佳置換策略, 在失敗發生時, 根據隨機修理成本, 來決定采行置換或修理的策略。令C1代表失敗時作置換的常數成 本。假如C>aC1,則作置換, 反之, 則進行最小修理, 其中a 為已知參數,0<a<=1,其值 由決策者加以決定。在實際生活中, 對於冰箱、電視, 或汽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a 值 , 而決定在故障時作修理或換新時, 就取決於修理的成本和a 值。 現今, 我們考慮更一般的情況, 在第一固定區間x,其置換的機率pl, 修理的機率為1- P1, 第二區間, 置換的機率為P2, 修理的機率為1-P2, 於此類推, 置換的機率為Pn, 修理的機率為1-Pn, 考慮時間nx之後的失敗一律作置換或是在nx時作預防置換, 在上 述條件下求得最佳置換策略。 此模行可將之應用, 例如: 購買一新的機器, 在第一階段有置換機率P1, 修理機率1- P1, 第二階段置換機率P2, 修理機率1-P2, 於此類推, 求得最佳維修策略。

Ｇｌａｓｓｅｒ（１９６９）在其「無失敗的學校」一書中指出：學校的主要問題即 在失敗問題。在我國升學主義瀰漫的國中教育情境中，各種不同的考試是造成學生失 敗或挫折感的一大來源。許多人認為失敗會導致種種不良的後果，如自信心喪失、自 尊心受損、挫折感等，而影響往後的學習與行為表現。然而，有些研究曾分別以成就 動機、學習無助、及歸因等理論為架構，探討失敗對行為表現的影響，卻發現失敗具 有增進行為表現的作用。因此，吾人有必要進一步探析：在何種情況下，失敗具有正 面的作用？在何種情況下，會產生負面的作用？ 克利芙（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１９８４）不但提醒吾人不可忽視失敗的正面作用， 更以「目標」的概念來定義失敗，而提出如下假設： （１）目標難度與失敗後的建設性反應呈曲線關係； （２）個體在自定目標的工作上失敗，比在指定目標的工作上失敗，產生較積極的反 應。 本研究之目的，即在考驗克利芙的假設，以瞭解不同的目標設定與國中生學業失敗反 應的關係。此外，由於個體間生活經驗、人格特質不同，對於失敗的反應亦有差異， 因此，本研宄亦探討個別差異與失敗反應的關係。 本趼究抽枝台北市十二所國中二年級學生９２０名為施測對象。依九種操作情境（３ 種目標難度×３種目標來源），將問卷發給受試，採團體施測方式。自變項為目標難 度、目標來源、失敗容忍力、和歸因型態，依變項為失敗反應。以多元迴歸為主要統 計分析法。 研究結果發現個別差異變項比目標難度、目標來源，更能預測個體之失敗反應。克利 芙的假設並未獲支持。

本論文共一冊，計分五章十四節。 本研究係以國內公開上市公司之現金流量為主要研究範圍，探討現金流量資訊判別失 敗公司及非失敗公司之正確區分能力。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藉由現金流量資訊的分 析以協助報表使用人判斷企業有無失敗之傾向而作成正確的投資、授信決策。 本研究於文獻探討中，先討論各權威機構，學術團體對現金流量庂觀點及現金流量愈 來愈受重視的趨勢。再者述及近年來有關現金流量之預測，現金流量及其他財務比率 對企業破產預測等各方面之實證研究。 本研究之實證研究擬以公開上市公司之報表為準，依據報表上之數據編成現金流量及 其他財務比率，將實證樣本分成失敗及非失敗公司兩組，進行多數量差異分析、單變 量差異分析，以其結果判別現金流量是否確能提高預測企業失敗之能力，並兼及討論 現金流量資訊之內容及其揭露之必要性。

摘要 在今日這個全球化競爭的市場中，評估一個企業的表現時，不論是實務界或是學界都會認為品質是一決定性的因素。因此如何去衡量與報導企業品質成本便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 (Halis and Oztas 2002)，因為任何控制計畫開始的第一步就是去衡量要控制的目標。且只要企業會耗用資源在任何不良品或重製品上，就不能忽略品質失敗成本對於營業費用的影響，這些費用是多餘且非必要的成本，重製成本等於是品質成本，最後便成為財務報表上的營業費用(Wong 2002)。因此品質失敗成本不得不被企業所重視。 一旦企業可以有效掌握住影響品質成本關鍵影響因素，不僅能降低成本也能同時提升品質水準。國外學者雖也有文獻對於品質成本之影響因素加以探討，但多是理論架構的討論，即使實證研究也多限於資料取得問題，探討的因素不夠完整。國內學者有張寶光(1999)首次針對品質成本-預防、鑑定、內外部失敗成本之關鍵影響因素加以探討，建立理論模型並加以實證。而後亦有陳忍(2000)補張寶光研究之不足處，以作業基礎成本制(Activity-Based Cost)角度針對某電信電纜業之內部失敗成本關鍵影響因素加以探討。由於本研究之個案公司相當重視品質問題，且對於客訴資料的整理頗為重視，在客訴金額的內容中已估計重製成本、邊際貢獻損失、重驗、其他相關費用…等成本。本研究更協助個案公司追溯計算其2000年開始之內部失敗成本資訊。因此在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後，本研究希望能探討個案公司之內外部失敗成本之關鍵影響因素，除希冀對個案公司之品質管理能有助益外，更希望以此實證結果對於影響品質失敗成本的關鍵因素之了解有所貢獻，以提供其他企業日後在降低內、外部失敗成本時，能夠有所依詢。 本研究結果顯示： 一、內部失敗成本方面 員工之「品質認知程度」對於內部失敗成本呈正向關係，即是實施看板教育後較實施前所發生內部異常之失敗成本較高，且達1%顯著水準。顯示個案公司員工在實施品質看板教育之後，對產品品質標準的要求重點的認知確實有所提升，也因此可在站與站品質交接時，確實挑出不良品，導致內部失敗成本在看板教育實施後提高，相對減少外部失敗成本的損失。 二、外部失敗成本方面 1.「新設計產品」與外部失敗成本有顯著關係， 顯示個案公司在生產新設計產品時，確實會發生較多外部失敗成本，原因可能在於 □ 業務與生產單位溝通客戶對於新產品設計的要求。 □ 現場作業員對於新設計之產品之品質要求不清。 □ 現場作業員對於新設計產品之製程作業不熟悉。 個案公司日後可針對上述或其他可能發生原因進行改善以降低新產品設計訂單發生之外部失敗成本 2.「績效考核制度調整前後」與外部失敗成本有顯著關係，顯示績效制度調整後並未使外部失敗成本有效降低，反而升高。本研究建議個案公司可對績效制度再行檢討。 3.員工之「品質認知程度」與外部失敗成本有顯著關係，即是看板教育實施後，員工對品質認知程度提高，而後發生之外部失敗成本較低，且達10%顯著水準。顯示個案公司員工在實施品質看板教育之後，對產品品質標準的要求重點的認知確實有所提升，因此可在公司內站與站品質交接時就挑出不良品，雖使得內部失敗成本在看板教育實施後提高，但也相對減少外部失敗成本的損失。可見加強員工之品質認知程度應可有效降低個案公司外部失敗成本。 關鍵字：品質失敗成本、設計代工、製造代工、ISO9001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想要探討台灣地區的人民對於基因檢測的意向及願付價格。資料來自於中央研究院所主導的一項電話訪問，其中有關願付價格的部分是透過條件評估法的方式來取得。針對願付價格的分析，我們藉由潛在變數模型將受訪者對於基因檢測的知識、態度和自我認知等資訊萃取出來，並視為新的解釋變數來進行分析。此外，僅完成單界詢價過程的受訪者的資訊也和提供完整回答的受訪者一併納入分析。 結果顯示一個人的性別、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傾向及對基因檢測的態度會顯著影響是否願意免費參加基因檢測的意願。而在詢價過程中，一開始受訪者被問及的金額和此人其基因檢測相關的知識程度影響了他（她）是否願意付錢參加基因檢測。至於在願意付合理價格的人們之中，他們的健康程度、收入和自家人的癌症病史則皆為影響價格高低的因素。 / This study is aimed to explore people’s intention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pay (WTP) for genetic testing in Taiwan. A telephone survey using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 was conducted by the Academia Sinica to collect the data. There are three unique features that distinguish our data analysis approach from the others. First, the covariates related to a respondent’s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erception (KAP) on genetic testing are generated through the use of a latent trait model. Second,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a respondent who completed only the single-bounded part of the survey is also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Third, reasons given by a respondent is used to decide whether he/she is willing to pay a lower price or unwilling to pay any price. It is shown that one’s gender, education level, religious tendency and attitude al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whether a respondent is willing to try a free genetic test. When it comes to pay for it, the initial bid asked and the degrees of knowledge affect his/her decision a lot. For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pay a reasonable price for genetic testing, their WTP depend largely on their health conditions, incomes, and cancer histories.

近幾年，台灣地區使用網路與網路購物人口的比例持續增加，許多實體的零售通路業者會希望透過建置線上通路來提供交易與服務接觸更多元的消費族群。這些虛擬和實體的零售通路由於本身不同的優勢或技術上的限制會在可以提供的服務、販售的產品類別、購物方式上滿足到不同需求的消費者。 本研究目的希望觀察消費者在選擇實體通路或虛擬通路的考量上，是否會因為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涉入度不同而有偏好哪一種通路型態的情況；學術界的研究中有許多關於產品品牌的服務品質研究，但較少以通路品牌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本研究也希望觀察消費者在通路內購買產品的過程中若遭遇服務失敗的情況，消費者對於通路品牌的服務品質評價、滿意度以及體驗會有什麼樣程度的影響；同時加入當公司在經營通路時，採用相同或不同品牌名稱的情況來觀察消費者的反應。 假說的推論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是：涉入度與通路服務品質、涉入度與通路型態、涉入度與品牌權益以及品牌延伸與服務品質。 研究以問卷法的方式來進行並透過網路發放；問卷設計根據假說主要的研究變數來設計情境與相關問項。為確保設計的問項有效，會先進行前測問卷的可靠度分析後才進行正式的問卷發放，最後有效樣本共回收203份；回收的樣本以交叉分析、成對樣本T檢定以及卡方檢定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的發現有： 一、 消費者產品涉入度高時，會偏好到實體商店購買產品。 以電腦為產品，檢定不同涉入度的樣本後發現，涉入度高的消費者較多選擇去實體商店購買商品；而涉入度低的消費者也一樣較多選擇到實體商店購買商品。 二、 消費者的產品涉入度與消費者對於通路的服務品質評價無相關。 不管消費者的產品涉入度高或是低，面對同一個通路品牌時，對於該通路品牌的服務品質評價沒有明顯的不同。 三、 當新通路採用和原通路相同的品牌名稱時，新通路的服務品質會影響到消費者對於原本通路的服務品質評價。 當品牌延伸的概念應用在通路品牌時，不管販賣的產品類別是否相同，新品牌的服務失誤也會對原品牌造成負面的影響。

台灣向來展現中小企業旺盛的生命力，近年來國際性評比的報告中指出台灣的經商環境與創業精神皆名列世界前茅，然而失敗是創業活動不可避免的一環，愛迪生曾說過：失敗也是我需要的，它與成功對我一樣有價值。既然人們說失敗為成功之母，創業家實際面對時是否能相信失敗具有價值？向失敗學習日趨重要，市面上亦增加許多向失敗學習以取代傳統成功典範的科普書籍，畢竟成功無法複製，卻能以失敗借鏡。從失敗的經驗累積未來進取成功的機會。本研究以曾有失敗或挫折經驗的創業家作為訪談對象，以深度訪談的方式，了解創業家失敗或挫折過後，針對前次經驗作內外部歸因的分析，進而讓創業家執行行為修正。 　　經過深度訪談與資料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三點結論：(1) 面對原來的挫折時，所啟動的「敗因歸納－學習－反思與行為改變」歷程有下列影響：( i ) 內外部歸因前次的挫折，使創業家得到經驗學習的對象，進行反思。( ii ) 以前次的挫折為基礎，修正自我的行為，改變成不再犯同樣錯誤的。( iii ) 歷程過後，反思後得到內化後的能力將成為面對下次創業的依據之一。(2) 歷程中的行為改變可能引發控制錯覺，而成為下一次創業的失敗原因之一：當創業家在「敗因歸納－學習－反思與行為改變」歷程時，將針對前次挫折經驗視為學習與修正自我的對象，正因為創業家專注在解決與修正前一次的行為，使得歷程中的行為改變中，隱藏了下一次創業活動的行為盲點，而成為了當下檢討歷程的控制錯覺之一。(3)研究發現內外部的歸因與內外部資源有關聯：歷程中將內外部歸因以表格式的分類與分析，將敗因學習與行為修正所得到的回饋，轉而成為創業家實際的自我價值與資源。 /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Taiwan have shown people their great vitality. Recently,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ports pointed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in Taiwan and Taiwanese entrepreneurship are almost on the top world. However, it is unavoidable to make mistakes when people stay in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There is a quotes spoken by Thomas A. Edison, “Negative results are just what I want. They're just as valuable to me as positive results.” People say that 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 whether can entrepreneur really treat failure as a valuable experience? 　　 　　It has been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learn from failure. We can easily find lots of books talking about this topic. After all, success can’t be copied but people can be able to learn from failure. People can accumulate experiences from failure and make themselves to be success. This research examines how entrepreneurs do with reflection after being failure. Through interviewing 5 entrepreneurs who had been suffered from failure or frustrated experiences, researcher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ose experiences and entrepreneur’s behaviors by attribution theory.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data analysis, there are three main findings. First, the process in “attribute frustration - learning from failure - reflection and behavior adjustment” has 3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behavior of previous setbacks which help entrepreneur achieve. Second, the behavior adjustment in the process may trigger the illusion of control, which may become one of the failure reasons for the next entrepreneurship. Las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dimensions of attribution and the dimensions of entrepreneur’s resources have conn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