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遷臺後﹐在臺灣所實行的統治型態是介於民主與極 權之間的威權體制。它的特徵包括有限的政治參與、一黨支配、低度的政 治動員等。臺灣在國民黨的執政下﹐以三民主義為統治的意識型態基礎﹐ 具備政治、軍事強人身份的兩位蔣總統為統治核心﹐而國家建構(na- tion building )的終極目標則是：在國共鬥爭中重新奪回歷史正統的地 位。這樣的統治企圖影響了往後中央政府的組織架構﹐除了國會長期不改 選之外﹐行政體制的發展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扭曲：在官僚系統方面﹐黨政 關係的糾葛使行政無法中立；常任文官的考選違背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 另為外省籍人士與軍人開方便之門；政務官無法進入國民黨中央的決策核 心﹐重要政策的決定權仍由老一輩的革命菁英所把持( 唯一例外的是財政 、經濟政策﹐國民黨的威權控制此地便顯得力不從心﹐因此具專業背景的 技術官僚得以獲得較大的自主權 )﹐使得決策品質粗糙且不符社會需求。 在政府組織方面﹐初期國民黨因為並無長久居留的打算﹐所以政府內出現 許多臨時性機構﹐而且以「委員會」型態出現的一級單位特多﹐疊床架屋 的情況非常嚴重﹐尤其組織規範多半是以行政命令取代法律﹐成為不折不 扣未法制化的「黑機關」；其次﹐因為經濟建設是國民黨政府進行國家建 構過程中的發展主軸﹐因此負責設計經濟建設計畫的機關成為政府組織中 最重要、權力最大的部門﹐其職權範圍甚至超過負責經濟行政事務的經濟 部與主管金融政策的財政部。從一九四九年成立的生管會起至目前的經建 會止﹐雖然今天其功能與地位已不如從前﹐但基本上它仍是政府組織之中 相當重要的機構。隨著強人已逝與威權體制的解體﹐轉型期中的中央行政 體系正面臨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唯有調整「大有為政府」的牧民心態﹐消 除行政權的篡奪性格﹐「國民政府」的民主行政才有實現的一天。

本論文旨在探討台灣地方派系與選舉之關係，並以雲林縣作為個案，分別探討雲林地方派系的形成及發展及權力結構、派系與選舉提名、派系與選舉動員、派系與選舉結果等問題。文分六章，各章重點如下： 　　第一章：除說明研究動機外，並以文獻探討及訪談等作為主要研究方法；而就理論架構方面，主要以派系理論及恩庇侍從(patron-client）理論為基礎，探討威權體制下，派系如何經由恩庇侍從關係的連結，而得以在選舉中發揮巨大影響力。 　　第二章：首先就社會文化及政治經濟的角度，說明台灣地方派系形成的背景因素，從而進一步描繪雲林縣地方派系的形成發展及權力結構。 　　第三章：本章分二大部分，第一部份敘述四十餘年來國民黨提名政策的演變；其次，並以雲林縣十餘年來省級以上民意代表及縣長選舉為例，探討國民黨在歷次選舉的提名策略，以及派系競爭提名的衝突過程；從而進一步補充了前述之雲林縣地方派系的形成及發展部分。 　　第四章旨在探討派系與選舉動員；第一節敘述派系的動員基礎，包括農會、水利會、信用合作社、學校、行政系統、黨務系統等動員網路；其次，在第二節中，本文則探討在此動員基礎下，派系與樁腳的互動關係；第三節以二屆國大代表及二屆立法委員選舉為例，說明各候選人的動員基礎及派系網路。 　　第五章旨在以雲林縣歷年來省級以上民意代表選舉的開票結果作基礎，探討地方派系與得票率，當選率及投票率的關係。 　　第六章結論。

當前中國的政權性質為何？在非民主政體的分類當中，當前中國的位置可能在那裡？這個威權政體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方面，究竟表現出那些整體性的特徵？本文將以Linz and Stepan（1996）對非民主政體的分類為基礎，在不捨棄原始分類中任何一個分類標準的前提下，修正並濃縮成一個結合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分析框架。接著，本文根據這個分析框架帶入相關的文獻議題，透過大量具有代表性的二手文獻，從學者們對特定議題的研究成果中抽離出政權的部分特徵，最終歸納整理出對當前中國政權性質的總體評估。 藉由回顧和評析學者們的觀點，本文主張當前中國政權揉合後極權特性（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和典型威權特性（經濟領域），因此在威權主義的概念系譜裡，既不是完全的後極權主義，也不是完全的典型威權主義，而是游離在兩者之間的政權類型。這種帶有混合性質的政權類型，反映出當前中國在脫離毛澤東極權統治時期的過程當中，「政經社」三個領域各自有不同的偏離幅度，即在政治、社會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小，而在經濟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大。不過，這不表示有必要在非民主政體的分類中再增加一個次類型。相反地，本文僅僅是想強調當前中國在「政經社」展現出不同的政權特性，是一種混合、介於、擺盪在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之間的威權國家，表現出「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 本文的研究發現提供兩個研究意涵。第一、中國政權的混合性質可以為非民主政體的分類帶來重要啟示，學界應該重視長期被忽略的經濟因素對政體分類可能的影響力。此外，當一個威權政體並非在各個領域的發展方向皆是一致的時候，學界應該要如何判斷其政權性質。第二、本文從「民主轉型及其鞏固」與「國企改革」兩個議題，討論政權類型對於理解經驗事實的貢獻。從當前中國的政權性質來看，我們仍不宜對中國在短期內出現政治民主化抱持過高的期望。 第一章是緒論，揭開本文的研究問題、回顧研究問題的既有文獻、說明研究方法和研究侷限。第二章至第四章正式進入文章主軸，分別探討政治領域（黨國體制本身的運作）、經濟領域（黨國體制下的國家市場關係）和社會領域（黨國體制下的國家社會關係）。第五章是結論，包括重整本文的研究發現、釐清本文的研究發現與其他學者的不同之處、當前中國在非民主政體分類中的位置、中國政權性質對非民主政體分類的啟示、政權類型對理解經驗事實的貢獻。

國民黨、國民黨政府及蔣介石，是治戰後台灣政治史最主要的研究課題，相關論著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研究者之間的歧見亦深。暫且不論國民黨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正反意見的論述，唯一得以肯定者，國民黨確是參與戰後台灣民主化歷程的重要一環。必須注意的是，國民黨並非一個土生土長的政黨，它在中國曾經歷了一段輝煌的年代，最終作為國共內戰失利的一方，轉守台灣。國民黨在台灣所建構的統治體制，並非憑空而來，其中必有來自中國經驗的延續；因此，有關戰後台灣統治體制的評斷，若僅就「現象」觀察，不去梳理其歷史脈絡，對於國民黨政府的評價，終將失之武斷。 本文的研究，筆者重新定義一個以國民黨作為研究課題的全新歷史分期，該分期的時間斷限為1945-1960年，國民黨由盛而衰，力圖再起的過程。在此一分期之中，本文的研究視角奠基於戰後初期台灣的政治情勢，並往前回溯。筆者做出兩點結論：(1)戰後台灣統治體制最重要的兩項特徵：黨國體制與「強人」意志的發展，皆來自國民黨對中國統治經驗的修正與回應。(2)國民黨在中國統治時期與黨外人士的互動，確立了其政治開放原則，筆者將其歸納並稱之為「三不原則」，即不違背黨的主義、不威脅黨的生存危機、不動搖黨主導政局。此一原則基本延續至戰後台灣與黨外人士的互動。

中越邊境貿易的歷史淵遠流長，牽涉層面亦非單一經濟層面，而是涉及多元面向。本研究使用「地方威權主義」（Local Authoritarianism）的視角探討在廣西邊境貿易的發展中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期望能從不同的視角觀察廣西政府在中越邊境貿易中的定位。本研究認為邊境省區因其地理位置讓其有一定的特殊性，在邊境貿易的發展上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性並可參與和影響中央政府的決策，讓中央政府產出對於有利於該省區發展的政策與法規。在實證方面本研究採用廣西為研究案例，選擇原因是廣西為中國西南地區中邊貿對象較為單純、發展狀況較良好的省區且目前台灣學界對廣西邊境貿易的研究較少。本研究使用文獻分析、田野調查與訪談法來研究之，同時亦發現邊境貿易的興衰受到國內政經因素與兩國關係變化的影響並且中央政府對於邊境貿易的發展依然握有一定的主導權。 本研究的發現可從歷史、制度、地方威權主義三大部分論述。首先，歷史部分因為政府與民眾對於邊境貿易的需求以及中越和平發展的時間多於衝突的時間，讓中越邊境貿易的發展是日趨繁盛，邊境貿易對於地方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故地方政府十分重視邊境貿易的發展。其次，制度部分發現中央與廣西政府對邊境貿易發展都給予許多支持並頒布相關法規與政策，並在法規與政策層面有許多的合作。全國層級的法規與政策對於邊境貿易發展有很大影響力，例如：為規範邊境貿易的失序所頒佈的法規與政策，極大影響了日後邊境貿易的發展。最後，地方威權主義部分發現「地方威權主義」對於廣西在中越邊境貿易中的角色有一定的解釋力，廣西政府在邊境貿易的發展中有一定的自主性且在發展邊境貿易上會採取與中央政府協作的模式，以期讓廣西能獲得更多的優惠。

國民黨執政期間國家社會關係為上對下威權統治關係，而後威權時期台灣國家社會關係最突出的現象為社會自主性的提昇，國家社會關係轉變為平行合作伙伴關係，經濟自由化促進政治民主化，表面上「民意」成為台灣政經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但支持台灣後威權時期民主政治發展之多元制度卻仍付之闕如，促使台灣發生類似民主民粹化現象。高漲的民意反噬民主政治賴以建立的根基—多元化民主，政治一元化論述撕裂了民主社會應有的基本共識與互信，並造成國家認同問題，筆者認為，民主民粹化現象使後威權時期台灣國家社會關係反而回到國家社會衝突對抗關係，多元與互補性認同是撫癒此種社會裂痕的主要關鍵。而缺乏制度性安排是造成此種緊張關係的主要原因，國家社會鑲嵌性不足，聯帶影響台灣整體國家能力。 後威權時期台灣所臨的困境主要在於如何以制度性安排重建國家社會鑲嵌性，社會需求、想法能循正常制度管道完全供輸至公部門，而公部門在制定重大政策時能同時整合私部門的需求與想法，但切忌以國家基礎建設能力為祭品，讓行政官僚體系無法發揮應有的效能，不僅社會鑲嵌性出現問題，也使貧富差距加大，造成社會不穩定。 台灣正處於政經轉型階段，如何以正面適切的回應解決來自全球化的挑戰，是政府和民間社會必需共同面對的問題，制度若無法成為民主政治的主要屏障，則民主化不必然保證多元社會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