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共一冊，五章，都九萬言。 第一章：緒論。分述詠花詞之義界、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 第二章：宋代詠花詞之先聲。就宋以前詠花詩、賦、詞作一介紹。 第三章：宋代詠花詞之盛行。就詠花詞盛行之因素作一探究，並概述北宋、南宋，及 宋末元初遺民詠花詞之發展與演變情況；同時選列各期詠花大家數人，舉證以明之。 第四章：宋代詠花詞之研析。就詠花詞之題材、寫物、寄興等表現法，分別闡述之。 第五章：結論。就詠花詞於文學上之價值作一論評。

本文旨在考述兩宋有關孟子著作之初步面貌，期能藉此辨章兩宋各學派研究孟子之流 源本末，並可由各家討論孟子仁義、心性、王霸等問題，得以探尋宋代理學之一端。 全文分序例及總論、現存書目考述、亡佚書目考述、結論四章，約十萬言，各章大旨 如下： 一、總論：總述歷代有關孟子著述之情形，略於漢唐，詳於兩宋，而求其影響元明清 者。兩宋之部，則分列學派以述，並及於其間之關係，俾便探究兩宋孟子學術。 二、現存書目考述：不予分類，惟以作者寺代先後排列，就作者、宗旨、內容、評述 、版本（著錄）分項敘述，期能便於學者尋檢。 三、亡佚書目考述：分可輯佚書目及不可輯佚書目二類。可輯佚者，則於後人著作中 搜羅，以補闕失，並予評述。其不可輯佚者，則查考文（集墓誌銘）、史志、方志等 資料，詳其作者，探其孟子著述旨趣，以見其書之大概。惟里氏生平不可考，又無文 集留存，後人亦未述及者，則列目以存，俾為參考。 四、結語：綜述全文，分述兩宋孟子著述之特點並其影響。

本論文共一冊，約六萬餘元，茲略述各章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論」，本章首先說明賦的諷喻作用，繼而由此指出賦彙喻類設類所造成之 困擾。 第二章「諷喻類賦篇真偽及其作者之研究」，本章分為二節，第一節討論宋玉之生平 ，及標曰宋玉所著各賦之真偽；第二節則依序對其餘諸位賦家之生平加以探究。 第三章「諷喻類賦篇內容之探討」，本章將諷喻類賦篇之題材加以歸納，分為七項， 然後逐項立節，分析說明。 第四章「諷喻類賦篇形式之探討」，本章分為四節，由謀篇、章法、句式、修辭等方 面，對諷喻類之形式加以討論。 第五章「賦彙諷喻類設類之商榷」，本章分為兩節，第一節以探討歷代總集對賦篇之 分類為主，第二節則將諷喻類所收之賦篇重新歸類，章末再根據以上兩節之分析，對 諷喻之設類，作一商榷。 第六章「結論」，本章承襲前述，對本論文所探討之問題作一總結，並由作品本身肯 定諷喻類賦篇之價值。

本論文共一冊，八萬字。分五章十節。 第一章及第節敘述樞密院制度在宋代中央政制的重要性，並述及研究本題所使用的歷 史研究法、衝突理論及流動理論。第二節敘述唐、五代藩鎮與宦官如何掌握樞密之權 。 第二章第一節敘述宋之樞密制度承唐、五代之制，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成為維制君 權的正規制度。 第三章第一節進一步分析，樞密的職權與中書省職權相互間的衝突。第二節則再分析 在中書、樞密相互衝突的過程中，君權的角色究竟如何？ 第四章則於第一節先就樞密院官員之出身加以分類分析，再於第二節討論樞密院官員 升降流動之情形。 第五章結論，分兩節。第一節檢討樞密院與君主集權的關係。第二節則對整個宋代樞 密院的利弊得失全面分析。

宋朝的歷史，以「靖康之難」為分界，將其分為南、北宋二代。高宗是南宋嗣統皇帝，肩負著承先啟後，延續宋室命脈的重責大任，素有「中興君主」之稱。在中興的世代中，凝聚家國意識是首要的課題，藉以生聚教訓；藉以救亡圖存。對文學的發展來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說明了「文變」與「世情」的關係，在宋高宗朝自然生成世變中的文學旋律。 在家國意識的界說上，包含了空間的觀念、倫理的定位與權利義務的關係等三方面。影響的因素則有，地理環境、政治環境與文化環境等，三者環環相扣，循環相因。 本論文收錄詩作六四二首，高宗朝詩人一一四位，相關詩歌的題材，概可分為政治社會、空間地域、民族文化等三類，各類詩歌中又分為若干子目，詳加探討。在作者方面，概略區分為時間分期、籍貫區分與政治態度等三個面向，對作者的生平事蹟、文學創作、藝術風格的轉變作進一步討論。 關於宋高宗朝詩歌中家國意識的意涵，綜論為「中原夢斷的痛苦」和「士不遇合的悲鳴」兩個主題。詩歌中的愛國精神以「捨生報國」與「忠君思想」為主；在詩壇上，呈現了「江西詩風丕變」與「遺民詩歌的先聲」的特色與影響。 有人稱「宋代是我們的鏡子」，以文學作品與時代精神相互驗證，感受先烈先賢犧牲奉獻的精神，體認文學中愛國的光芒。宋詩教人體會深刻，更值得吾人探索玩味，學習借鏡。

宋太祖在政治制度設計上，有意將宰相權力削弱，將軍事權交由樞密院管理，而沿續唐末以來三司理財。經由本篇論文研究，雖然在制度上分宰相理財之權，但在實際上宰相仍可以對財政問題提出意見，或在皇帝的指揮下協助三司業務。因此在元豐改制前，我們仍可以說在制度上宰相不預財政，但在實際政治運作上，宰相是逐漸深入影響財政及三司人事、事務，尤其是在真宗之後，皇帝相當倚賴宰相給多建議及協助執行財政決策，仁宗之時，三司更是需要和中書機構給予財政方面的協助。至神宗時，王安石擔任參知政事開始即進行一連串財政改革，自此中書完全掌握財政大計。

歐陽脩集官僚、學者、詩人於一身，身兼政治領袖與文化領袖，又是宋代第一個詩詞兼擅的作家，比較其詩詞的目的是希望藉由觀察其詩詞關係，更深入了解這位大文豪的精神風貌，也藉此觀察北宋前期詩詞互動的狀態，有助於更全面而深入地理解詞的士大夫化和雅化過程。 我們分別從主題、意象、章法和修辭進行比較，發現歐陽脩的詩與詞在主體形象的突出方面有深刻的關聯性，其詩詞有許多重要的共同意象，這個發現不僅使我們更了解歐陽脩多情的性格，也幫助我們更進一步證明北宋前期詩詞互動的現象確實存在，我們也發現歐陽脩在表現方法上有他個人一貫的特殊偏好，如擅用層層深入的結構安排來深化詩詞情感，及在文字風格上同樣呈現平淡意遠的特色。 歐陽脩的詩與詞又有著異趣而互補的現象：詩詞在各類主題的比重及呈現的細膩度和情調不同，詩的意象比較豐富，詞的意象比較細膩，詩開頭取景狀闊，詞則著力描寫細緻而具動感的場景，詞的顏色較詩艷麗等等。歐陽脩詩詞的相異處，體現了詩和詞作為不同文類的體性要求，如何影響及規範作家的創作活動。 歐陽脩對詞雖強調娛樂功能，所以多遣興之作，但在不經意間流露其個人學識襟抱於詞中，提高詞的抒懷價值。他將自己擅長的詩文作法引入詞，也許不像蘇軾是有意識的，但就詞史流變來看，確實是某種回歸，既而影響文人詞的成立。他以政治領袖及文化領袖的身分喜愛創作小詞，並提高詞的格調，讓文人作詞的束縛減少，影響所及使更多有才華的讀書人投入詞的行列，他帶動文人作詞的風氣，文人將學識修養寫入詞中使詞雅化，形成與柳永為代表的俗詞格調絕然不同的文人詞，後來蘇軾對詞的革新成果豐富，不得不追溯到歐陽脩的開創傳承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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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王朝成立於軍荒馬亂之際，當時因為北宋亡於金人入侵，高宗趙構的朝廷對於局勢的控制力，顯得十分的薄弱。當時高宗朝廷外有金人追擊、內有群盜叛亂，兩者對於社會經濟的破壞，幾乎瓦解了朝廷的財政的運作，讓南宋初期的財政運作，面臨開支龐大但收入銳減的困境。 隨著王朝南遷，金人的武力不再具備絕對優勢，南宋在恢復元氣的過程中，財政也漸漸有起色。南宋財政經過高宗和孝宗六十多年的發展，朝廷的歲收達到了相對的高峰。這段期間南宋朝廷擋住了金人的攻擊，並分別在高宗紹興十二年和孝宗隆興二年，二次與金人簽訂了停戰的和約。朝廷利用官軍掃蕩了國內動亂的武力集團，讓朝廷對南方的控制力量大為增加，並且還順利地收回軍事將領的權力。南宋完成軍事和政治的中央集權，讓趙宋王朝穩定地在南方生存和發展，並延續了一百五十三年。 南宋前期朝廷能夠完成這些工作，耗費大量的資金，尤其是宋代採用募兵制，軍費開支的金額相當高。由於北宋變法帶來黨爭和紛亂，南宋朝廷並沒有採用大幅度的財政改革，為了解決財政支出的壓力，政策上只是利用微調財政制度，和擴大賦稅的徵斂，來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並且在財政收入增加上得到了良好的成效。南宋王朝到了孝宗時期的財政，基本上已經少有財政赤字的大問題。 本文要探究的是失去北方國土的南宋王朝，在經濟和社會受到嚴重破壞，面對兵荒馬亂、需錢孔急的情勢下，朝廷如何進行財政運作，方能取得應付政府的支出的能力。為了探討南宋政權和財政關係，本文研究的主軸放在討論各項財政政策的推行狀況、各項稅務的推行和收入、朝廷的總收支狀況，並探討朝廷的財政策略和軍事、地方、社會經濟的關係。

「宋明儒學」是為人們所習焉而不察的名詞，但其中卻有極其博大精深的內容，待我們去探究。我們所熟知的「朱陸異同」或者「朱王異同」，都已經是思想史上的老題目了。就學界的研究來說，即使連相關領域的學者，也已經對這些所謂的「異同」興致缺缺。更遑論一般大眾，似乎再也沒有談的興趣了。 即使如此，宋明儒學是否已經完全沒有談的空間或價值？其實仍是一個有待探究的課題。1980年以來，所謂的「東亞」一詞開始被廣泛討論，一種屬於東亞的特殊價值，開始被許多海內外的學者所關注。這些關注的焦點，在在都指向了：「儒家」為東亞現代文明起了什麼作用？ 在此同時，有這樣的一種聲音：儒家的學問似乎有「死灰復燃」的趨勢。但這僅僅是一般人的俗見，在我看來，儒家的生命力一直在東方的社會起著支配性的作用，不管你喜不喜歡，你都得面對這個不爭的事實。但，儒家並不是「一言堂」，而是一個有機的活動的整體，其中蘊含著生生不息的力量，這個力量有時則表現為儒者之間的論爭，有時則表現為儒者為了「道」而犧牲自我的決心與實踐。 從整個宋明儒學的脈絡看下來，「良知／知覺」這一組概念，便是在宋代以至於明代的思想論爭中，最關鍵的名詞。在宋代，儒者們大多單題「知覺」，而對於「良知」一詞甚少著墨。因為我們知道，「良知」一詞是王陽明據《孟子》的文獻，所提出的功夫法門。由於陽明的名氣極大，他所提出的教法風行天下，今日我們對於「良知」一詞習焉而不察，良有以也。但，雖說如此，良知一詞的內容，並非到了明代才有，除了先秦的孟子以外，北宋的周濂溪、程明道、張橫渠，南宋的胡五峰、張南軒等湖相學派及陸象山都有相似的提法。 但，我們不能忘了，宋代還有一個影響力極大的儒者：朱熹。他的學問路向，完全與前面所述的幾位不同，他自己就是一條道路，他自創一個法門。那麼，朱熹究竟怎麼看良知這個概念呢？他對知覺的看法又是如何？這都是我們在論文中所要進一步釐清的。 到了明代，王陽明扭轉朱熹的學問路向，回歸到了另一條心學的脈絡。他還有一個弟子叫歐陽德，他在陽明過世之後，開始與當代朱子學者羅欽順展開「良知／知覺」關係的論辯。由於他們的論辯，讓我們知道，這個問題不僅在宋代發生，一直延續到明代甚至到當代還方興未艾。由此可見，這個論題的確是一個「新」題目，而不是一個老題目，的確值得我們好好再次參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