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一般人談「唐詩」，自然免不了要提起「盛唐詩」，並以它為「唐詩」的典範或代表。推溯這個普遍看法的源頭，一般研治文學史的人均能輕易指出，乃是受明代前、後七子「詩必盛唐」（或「近體必盛唐」）觀念很強的影響。再往上推溯，很多人都認為嚴羽《滄浪詩話》是明人觀念的源頭。換言之，今人熟知的崇效「盛唐詩」的觀念，乃是由嚴羽肇其耑，明人承之而發揚光大，影響迄今。 這固然無可厚非，因為從明人的詩論，確可看出《滄浪詩話》的影響。然則，能不能從嚴羽再往上推溯？委實令人感到一片模糊。學界將「詩學盛唐」觀念推溯到南宋嚴羽的同時，卻不免忽略：除了嚴羽，或在嚴羽之前，有沒有其他人也標榜「盛唐詩」？因此，學界對於嚴羽「詩學盛唐」觀念的理解，是即源頭、即完成的。而事實上，任何一種思想觀念，幾無平地特起、瞬時完成，其「完成型態」固然值得多方關注，但這個觀念是怎麼被提出的？如何由細微漸趨壯大？毋寧也是非常值得探討的議題。 更緊要的是，「盛唐詩」是一個相當後起的概念，其產生還大大後於「晚唐詩」；而且起初「盛唐詩」的指涉時段並不止是今人熟知的開元、天寶年間；甚至有一段不短的時期，許多宋人所講的「唐詩」並不以「盛唐詩」為代表，而偏重在「晚唐詩」。凡此都和今人早已定型的觀念有明顯的落差。因此，「盛唐詩」如何逐漸取代「晚唐詩」而成為「唐詩」的代表？如何被人們標舉出來？自然非常值得深究。 而這也就是「詩學盛唐」觀念如何形成的問題。如果僅侷限在嚴羽詩論，以之為崇效盛唐詩的鼻祖，非但難以發現這個重要問題；即使察覺，恐亦無法處理。本論文就是試圖探討、解決上述的疑問，以期細緻地探索宋代「詩學盛唐」觀念如何逐漸被人注意、標舉，最終成為唐詩的英華、近體的典範。

本文在探討南宋時期福州的民間信仰，而「民間信仰」指的是流行於民間的「祠祀」信仰，不涉及佛教寺院和道教宮觀。分析地方志資料的結果顯示，在南宋時期，福州的民間祠祀有幾個特色：其一，成立於宋代的祠祀明顯地比前代多；其二，神祇大多源自福州本地；其三，人們因為各種原因為神明建祠立祀，其中「顯靈」是最重要的選擇；其四，所祀神祇種類多元，而以「人物類」且「平民」背景出身者為多。當時的福州祠祀，大致上從兩方面演變而來，一是「里社」，一是「叢祠」。由於「里社」祭祀不受官府監督，因此民間得按民俗進行祭祀；又社祭禮儀敗壞以及選擇其他更靈驗之神祇等因素，使得傳統露天的「里社」祭祀朝「祠廟」化發展。「叢祠」是宋人對祠祀的別稱，不一定是「淫祀」，也不是類型特殊的祠祀。臨水夫人的信仰源於福州，是一「平民」出身的「人物類」祠祀。其故事和信仰內容是奠基在福州傳統的民間習俗和觀念。相對於平民，士大夫對於何者才是「可祀之神」有自己的解釋方式，但並不致於在民間祠祀方面與平民嚴重對立。從臨水夫人的故事可以發現，士大夫利用民間祠祀，有助於和地方社會維持和諧的關係。

儒學發展到清代，可謂綜整前代，蓄積甚廣，但從學術史的角度而言，清代學術較少被關注其儒學發展的流變。清代學者頗具歷史意識，以及學術定位的觀點，於此江藩《漢學師承記》及《宋學淵源記》明顯表現出清儒思考本身學術定位的問題，嘗試建構清代儒學的學術架構尤為顯著，本文即以此為方向，在清代學術中，了解漢學與宋學雙軌並行，完成清代學術的歷史定位，建構出清代儒學完整的系譜架構，展現出清代儒學學術更為全面具體之脈絡思惟。本文論述的主軸，以江藩撰著《漢學師承記》及《宋學淵源記》二書為中心，以學術史觀點，循著學術流變的線索，切入清代學者宗主漢學與宋學的背景，以釐清其中二者之內涵，藉以提供理解清代經學發展的環節，有系統地建立起清代儒學系譜。再者以清儒本身的學術觀察為軸線，藉由系譜觀點，了解清儒傳承世系之關係，凸顯每一位經師之地位，及其師承與影響，最後呈現清代儒學學術之具體脈絡，展現清代學術之歷史定位。

司馬光的哲學在中國思想史與哲學史上，由於其思想性格與日後宋明理學的主流不符，再加上其史學與政治成就過於顯赫的緣故，其意義與地位向來未受人重視。但若跳脫以程朱陸王理學為主流的研究觀點，以另一承自先秦、衍至明清的哲學理路來重新檢視司馬光的哲學，便可重新發現其在思想史與哲學史上的重大意義。此一哲學理路即是過去在哲學史上隱而未顯，在儒學陣營中與孟學並為兩大哲學思想典範的荀學理路。荀學在孟學取得獨尊地位後，其發展彷彿中斷，但明中葉後興起的一股以王廷相、吳廷翰、顧炎武、戴震為主要代表思想家的「自然氣本論」思潮，其所主張的「有限價值的本體觀」，極有可能與荀學一脈相承，證明荀學並未絕後。但由於荀學從先秦到明清之間的發展軌跡未明，這使得荀學與自然氣本論一脈相承的說法，尚欠缺有力的證明。司馬光哲學的發現，正可補足此一思想史上的空窗。 司馬光處於北宋中葉，時值學術史上漢學與宋學的典範轉移期，其在程朱理學尚未取得主流地位之前，以荀學的理路進入理學時代的氛圍中，建構起一荀學色彩濃厚的哲學。其一面表現了荀子哲學的特徵，另一面也同時表現出明清自然氣本論的初步雛型，這兩種哲學表現在司馬光哲學架構中的貫通，正是荀學與自然氣本論理路相承的最佳證明。司馬光哲學亦表現出在宋學建構初期，各種哲學理路百花齊放的歷史真實景象，在學術史與哲學史上極富時代意義。 本論文第一章簡述研究動機與司馬光的相關研究成果及其生平著作，第二章則論證司馬光的本體論與宇宙論。由其以氣建構的宇宙論中，確定其哲學本體為一潛藏宇宙發展之自然脈絡的氣，價值是在氣的開展中由潛藏之脈絡漸漸實現出來。因此其並非一價值先天神聖飽滿、周全遍在的理體，而是一素樸自然、價值待後天發展實現的「弱性」本體，這與自然氣本論相同。緣於此一弱性本體，其在天人關係感受到天人的雙重有限性，致使其表現出與荀子相同的「天人合中有分」的主張。 第三章論證司馬光的心性論，其人性論承自揚雄，主張性善惡混，強調人性先天即有等差，重視後天學習，此與荀子的性惡論實為異文同實，也暗示了漢代哲學與荀學的接近。司馬光對心的定義與荀子相近，雖然心並非一先天現在的完美價值理體，但透過心具有的感應、辨別價值、溝通權衡的能力，其即能在現實的摸索、團體的權衡與文化的積累中將道德價值實現出來。這樣的理論說明了荀學的道德並非無根，只是以另一種不同於孟學的方式來理解道德的來源。 第四章論證司馬光的工夫論，由於其價值來自於心之能力的正常發揮，以及個人在團體中的具體實踐權衡，所以其工夫論主要以「虛壹而靜」來進行「正心」的工夫，並且強調在團體（家、國）中的實踐，流露出極強的外王思想，此正與荀學性格相符。在個人身體的修養上，司馬光反對外於日用常事之修行工夫，因此對於佛道的工夫極為排斥，與當時使用靜坐工夫的二程等人理路不同。因此，司馬光所認同的工夫其實便是在日常生活中，以聖人所制定並流傳下來的「禮」為修養與行為的準則，這一重「禮」的工夫特色，亦是荀學與自然氣本論共有的特徵。 第五章為結論，證明司馬光哲學為荀學與自然氣本論的綰合關鍵，亦可由其哲學特色中分析出荀學的哲學典範，作為與孟學一系之儒學的參照。司馬光哲學一面證明了荀學在宋代以後的流衍方向，另一面也擴大了氣本論的研究對象與源流範圍。司馬光哲學作為荀學在宋代的發展，自然氣本論在宋代的先聲，其哲學背後所代表的學術意義，相當值得進一步探究。

辛棄疾與姜夔雄踞詞壇，各為南宋豪放與婉約派的代表人物。歷來對二人之研究頗多， 然合而觀者則少，乃興筆者將其作比較之企圖；蓋美的型態是多面的，世上本多相反相 成之物，藉由比較研究的方式，應會激發對詞作藝術及詞人心靈之美更深切的體會，如 此，對詞派、詞美學之研究亦將更具意義。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乃以形構主義的批評法 為主，即以作品文本（ Text ）為分析的中心；另又輔以歷史批評法，從文學發展的縱 軸中去解讀詞體風格淵源與發展之跡。全文除前言外，共分七章：前四章可視為理論篇 ，而以一、三、四章為主，第一章緒論乃詞體風格論，從詞史角度分析詞之風格本質與 豪放、婉約二派之源。第二章作者論，評述二人之家庭出身、思想遭遇與詞作流傳。第 三章為詞作主旨探索理論，從中西理論與詞體演進，評估詞作主旨探索與分類之可能。第四章為詞作分類論，敘述對辛、姜二人本於同樣基準上所作的詞作分類項目（全部有 十五類），與筆者對每首詞作主旨之評定。五、六兩章為詞作比較；前章為內容，後章 為形式。內容依前面的分類，分「豪放愛國詞」、「婉約愛國詞」、「友朋別情詞」、 「婉約愛情詞」及「節序詠懷與退隱詞」五節，作比較分析。形式則分修辭與格律兩類 ，主要從意象、造句、章法及詞調、用韻等，作比較分析。第七章為結論。本文研究的 主要成果，第一是在詞作主旨評析與分類模式方面，有較深入的理論思辨，第二是對兩 人詞作風格與內涵關係的解析，如將表現愛國情感的詞作從形式上劃分為「豪放的」與 「婉約的」二類。經由本研究，對辛姜詞作因何表現豪放與婉約之風，就有了較深的理 解，然美學理論的淺昧、引證參考之微薄，則是本文所不足者。

一般談及「盛唐」觀念，常認為發源於南宋嚴羽，後經元代楊士弘、明初高棅的倡導，終至明代中葉以後的復古派而定型。按照這種看法，可知「盛唐」觀念形成、發展並確立於「宋元明時期」，而宋元明時期「盛唐」觀念史的內容，亦即等於上述諸人的相關論見。這種看法其實無可厚非，蓋上述諸人對「盛唐」觀念的探討，的確特別集中、深入，其影響力也較大。但放到更廣袤的觀念史背景來看，我們也應該注意的是，將唐詩史上某一特定時段之作品視為典範的觀念，實不限於上述諸人所專有，可知對於宋元明時期「盛唐」觀念史的面貌，仍有待更全面的梳理。為此，本論文進行了兩項主要的研究工作：其一是對「盛唐」觀念史的源流發展進行考察，所論範圍固然以宋元明為主，但更溯及唐代。其次，係對觀念史上「盛唐」被詮釋的樣貌提出分析，以見史上諸人雖頗常討論「盛唐」，但對「盛唐」的價值、特質、所指涉的作品，卻有不盡相同的體會，而這一層面的探討正構成「盛唐」觀念史的實質內容。藉這兩項主要的研究工作，非但較全面地了解「盛唐」觀念史的軌跡，同時對復古派所「定型」的某種「盛唐」圖像，亦能知所從來。

宋代的商業相當繁榮，每個地區可以針對自己的環境優勢，發展適合的商品，運到全國各地販售，賺取更多的利潤。本文便想透過對建州一帶所生產的茶葉作為考察的對象，瞭解建茶如何成為一項全國性的重要商品和特產。其中必須探討的是建茶受到人們青睞的原因，生產的發展和對生產地的影響，以及運銷上的各種問題。各種因素之間都有互相影響的可能。建茶口味獨特，受到宋人的喜愛。宋朝皇室更將建茶當作重要的上貢物，皇室飲用建茶的風氣隨著不斷的賜與給士大夫而開始往下流傳，藉著茶書等傳播方式傳入了一般社會，形成一股飲用建茶的風氣。不論是士大夫或富裕階層人士可能是希望藉由飲用和皇室相關的建茶來證明自己的身分地位。這個因素使得建茶受到許多人的喜愛而大大增加其名氣地位，也促進了建茶的消費，成為受人矚目的重要商品。建茶發展的成功，使得建州茶農獲取許多利益，並提供許多遊民工作的機會，對建州的經濟發展有相當的影響。建茶的品質也在消費者與茶農間共同注意下而有所進步。同時，政府也注意到了建茶驚人的獲利而加以嚴格管制，希望從中抽取一定的歲收，以補助原有賦稅的不足。在運輸方面，由於建茶對於政府有相當的利益，因此早期政府自行負責運輸，之後也有政策來吸引商人來購買建茶，並對於其連外道路有所整修，使其方便運輸，可以連結到長江沿岸，再轉往各個地區銷售。

柳永為北宋著名之詞人，但過往多囿於雅俗之見的評價，使其人其詞在文學史上未能得到相應的地位。故論文中擬將柳永其人其詞重新梳理，冀以柳永士人身分之定位為始，將柳詞的雅與俗帶入文學史中做整體之討論。 為說明柳永士人身分與宋代文風的關係，本文先著眼於中國傳統士人的性格與相關作品，透過他們在文學中反映出歌頌與哀愁的雙重特質，觀察柳詞中反映士人思維的時代意義。並藉由與屈原、宋玉和敦煌詞之討論，說明柳詞在雅俗創作上的淵源與革新，以見其詞之文化意義。 最後，透過柳詞和王喆、關漢卿作品的比較，由創作手法和內容風格方面，討論柳詞在宋元詞曲發展上的影響，說明柳詞在文學史上，具有延續唐宋詞軌跡，和推進詞體發展的重要價值。同時，也透過跨代作家與作品的異同比較，觀看一條由「士不遇」情感，衍生而出的「才」與「狂」之文學精神。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3635号 / 文博第892号 / 新制||文||715(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歴史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中砂 明徳, 教授 吉本 道雅, 教授 辻 正博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文學觀念的發展，每一個朝代皆有他的特色。在北宋，除了我們所熟悉的法與理等觀念以外，「平淡」也是當時流行的一種觀念。這篇論文的目的，主要在探討「平淡」究竟是一種怎樣的觀念？它的產生背景如何？它的發展過程又如何？在當時的一些文壇領袖，他們又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像這樣的安排，希望對「平淡」這一觀念，能夠獲得一個清楚而全面的了解。 北宋開國以后，「平淡」觀念并不是立刻便出現，它足足經歷了三個階段以后，才被大家所熟悉和定型下來。宋初的白體詩人是屬於第一階段，他們在文學上學習白居易的風格，以平易的手法創作詩文，然而，平易的風格容易造成淺陋和缺乏余味。所以，白體詩人的主張，至后來便被西昆體的華麗與含蓄所取代，這是「平淡」觀念的第二個階段，而西昆體的缺點，正在於它的過份華麗與含蓄上，所以，兩者都不是人們所要追求的創作理想。而經過了這兩個階段以后，積累了其中的優點與揚棄不必要的 缺點，一種經過反省和修正的觀念正蘊釀而生。梅堯臣首次提出「平淡」一詞，正好為這種新觀念加以命名。到了蘇軾，更以「平淡」為「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為大家所接受，并一直相沿下來，這是第三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宋人又加入了重意、重韻、反俗和重拙輕巧的喜好，支持了「平淡」的發展。經過蘇軾以后，到了黃庭堅更加入了法、讀書和修養，并橫向伸入藝術中，影響文人畫的發展，這種情形，是在「平淡」觀念被蘇軾定型下來以后，再進一步的深化。而「平淡」觀念，到了以蘇軾為首的元祐文人身上，是發展到最高峰。總結一句，「平淡」觀念有六種含意：質樸、含蓄、鍛煉、自然、真切與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