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現象是台灣文學無法迴避的書寫主題，故本論文以台灣張學研究為出發點，探討所謂：「張迷」、「張學」、「張腔」。本論文首章整理了近三十餘年來，在台灣以張愛玲為主要考察對象的專書評論，除此之外，並論及近十餘年來，台灣以張愛玲為研究對象的碩、博士論文。 綜觀張愛玲一生，其散文相較於小說在數量上誠屬不多，卻依然卓然有成，故本論文在第二章探討張愛玲散文風格，申論其精神內涵與書寫技巧。張愛玲散文亦強調參差對照的手法：既庸俗又脫俗，既艷情又絕情。 台灣女性散文藝術為一值得關注的領域，「張腔散文」便是一個極佳的觀測切入點，釐清張腔散文在台灣的流布與形塑，將可建立更完整的張學系譜，亦有助於台灣散文史的建構。本論文第三章便由張腔散文出發，並探討其周邊問題，張學在台的重要性是逐漸累積起來的，張愛玲作品的引介至台灣，前後經歷了長達十餘年的過程，本論文回溯張愛玲文學在台的「接受史」與「抗拒史」，不但整理了張派小說理論，並延伸討論張腔散文的成形，再論張腔散文作家系譜的界義與建立。 本論文第四章延續了第三章對張腔散文作家系譜的界義，探討張腔散文的承繼與轉化。張愛玲熠熠生輝的名號也許遮蔽了張腔作家，本論文探討的張腔散文正是為了凸顯張腔女作家的成就，系譜的建立不是為了簡單的化約，而是為了異中求同，同中求異，希望在與張腔女作家有關的各式議題下，關注文學作品本身的藝術成就。藉由研究張腔女作家文本彼此間的多重互文關係，開拓台灣女性的書寫的新視野。 本論文第五章藉由對張腔女作家文學思維的整理，以了解她們對文學的執著與堅持，並將張腔作家與其同世代、前後作家比較，並由此肯定張腔女性散文的藝術評價。 本論文冀望能藉由張腔散文系譜的建立，為張腔散文尋找更合理適切的文學定位，也為台灣文學史上的女性散文作一點小小的填補。在張腔散文中，後繼研究者將可各自找到自己關心的議題，正視張腔散文，建立張腔散文系譜，台灣女性的書寫也將由邊緣漸趨向中心。

若以天師道作為道教發展的開端，其教團式的組織形態特別重視一種橫向式的連結，透過命籍、道誡或道籙的形式穩固宗教組織。這樣的宗教形態易令當政者產生威脅感，因此很快便遭瓦解。天師道傳到南方之後與江南方士傳統接觸，因此有了新發展。方士傳統特別重視具有天文性質的經典，並採行秘密的傳經授訣儀式。如同中國古代醫學的傳授情形那樣，方士傳統也是依靠「傳授活動」，使其傳統得以延續、發展。相較於天師道的教團形態，上清內傳所呈現的宗教形態更接近於重視經典傳授的方士傳統。內傳這種由弟子為其師立傳，並且詳附入門修行方法的特殊文類，明顯具有建立傳承系譜、提供歷史教育以及作為修行教材的多種功能。上清經派在新興階段運用多種這類傳記作為宣教教材，可以說上清經派便是這些不同的傳承系譜匯整而成的結果。本文旨在分析三種確定在東晉中期成書的上清內傳，深入了解其中所欲建立的傳承系譜、各自系譜根植於何種宗教傳統，以及宣揚何等教法。而且，上清內傳所記述的傳授活動不只在於建立自身的傳承系譜，同時也在傳授經訣的過程，推動經法的發展。這個部分，本文即以三部內傳中分別具有關鍵地位的「三一之道」、《玄真經訣》、「《大洞》口訣」作為案例，討論其中的經法發展過程。 　　隨著六朝時期不同宗教傳統的競爭，道教經法不斷發展。上清諸傳所提供的經題與經群概念，成為崇奉者發展、整備經教的重要依據。隨著經法的發展，內傳所提供的宗教形態已經無法滿足當時的環境與需求。上清崇奉者轉而運用科律統合這些新舊經教，甚至為了能夠拓展宗教勢力，而為入世的奉道者設計一種異於內傳所述但卻符合當時需求的奉道法門。隨著新法門的提倡，更加速了宗教型態的轉變。亦即，本文主要關注兩種與傳統活動相關的文類──內傳與科律，藉以討論傳授活動在道教發展過程所發揮的作用。對於一個傳統的建立與維繫來說，傳授無疑是其中至為重要的運作機制，道教所採行的秘傳主義在這方面更能發揮其功效；但是本研究也顯示，傳授活動同樣也是舊經法在面對新環境時能夠不斷自我調整、隨時保持彈性的重要機制。為了適應環境而在傳授的過程所做的調整，便成為推動該傳統發展的重要因素。

本篇論文探討一貫道的天命觀，以寶光崇正道場為研究主體。首先，從歷史脈絡釐清天命觀在政治以及宗教場域中各自代表之意義；從政治天命到宗教天命，轉換之原因與脈絡。次論宗教天命所產生之末劫論背景，以及一貫道承襲此一歷史背景，其中的傳襲與改變，還有其基本教義與末劫思想跟天命的關係。 接著，探討一貫道的天命觀落於實踐面，論述天命實踐者-點傳師的愿力、資格與教育訓練，並與羅馬天主教的晉秩條件做了簡單的比較。最後，討論一貫道孫慧明師母開始之天命金線系譜傳承，如何認定天命金線承接之正統，以及後續多條天命金線系統所衍生的組織發展變化。

儒學發展到清代，可謂綜整前代，蓄積甚廣，但從學術史的角度而言，清代學術較少被關注其儒學發展的流變。清代學者頗具歷史意識，以及學術定位的觀點，於此江藩《漢學師承記》及《宋學淵源記》明顯表現出清儒思考本身學術定位的問題，嘗試建構清代儒學的學術架構尤為顯著，本文即以此為方向，在清代學術中，了解漢學與宋學雙軌並行，完成清代學術的歷史定位，建構出清代儒學完整的系譜架構，展現出清代儒學學術更為全面具體之脈絡思惟。本文論述的主軸，以江藩撰著《漢學師承記》及《宋學淵源記》二書為中心，以學術史觀點，循著學術流變的線索，切入清代學者宗主漢學與宋學的背景，以釐清其中二者之內涵，藉以提供理解清代經學發展的環節，有系統地建立起清代儒學系譜。再者以清儒本身的學術觀察為軸線，藉由系譜觀點，了解清儒傳承世系之關係，凸顯每一位經師之地位，及其師承與影響，最後呈現清代儒學學術之具體脈絡，展現清代學術之歷史定位。

本文由主體、病體、國體三個面向剖析閻連科身體書寫的精神結構和人文內涵，試圖綰合身體和精神，而非身心二元對立分化的思想進路，以彰顯閻連科鄉土小說的精神系譜。由主體、病體與國體所交織出的核心議題是：鄉土空間中個體的存在意義、價值和方式，進而探究個體與鄉土、國家的互動中所萌發的心靈狀態，及其中所糾葛的歷史、政治、文化、慾望等複雜體系，包括鄉土空間中呈現的身分認同、鄉／城空間中流動的家／國意識、病理空間所展演的生／死意識和歷史創傷。因此，本文探究閻連科鄉土小說的精神系譜旨在：勾勒出閻連科自一九七八年迄今所展現的創作精神史之外，也為了凸顯主體、病體、國體的身體論述視角，呈顯閻連科由身體、權力思索歷史與鄉土的本質內涵，透過身體書寫鬆綁單一、禁忌、極權的國家體制和意識形態，從而交織出富含辯證性的精神系譜。換言之，由精神系譜檢視閻連科的鄉土小說，旨在強化攸關複雜、幽微、細膩的心靈／精神領域，能與主體、病體和國體形構的身體書寫產生密切的對話關係，不僅顯示精神系譜與生命的本能慾望、權力的意志運作、身體的整飭規範密不可分，更能深刻地彰顯形塑身體隱喻的複雜體系。由此可知，閻連科透過身體寫作不斷地追問、思考和表述生存意義的問題，並探索一代人或國家體制的文化精神。 閻連科早期的鄉土小說侷限於農村鄉土的寫實刻畫，到了後期則以國家寓言的書寫策略，將關注鄉土政治的目光擴展為鄉土中國的創作視域，不再僅止於河南鄉土的寫實敘事，而是轉型為富有河南地域色彩的中國寓言。從河南黃土地的鄉土空間開拓為鄉土中國的人文地理空間的全景視野，讓閻連科不得不擺脫以寫實敘事為主的書寫策略，轉而運用充滿想像和前衛的敘事修辭和敘事策略，創作出一部部具有現代或後現代主義特質的奇體小說，閻連科因而在九○年代以降的鄉土小說群中具有獨特的價值和意義。

本文嘗試藉由求力意志作為討論的核心，架構出尼采的思想體系，並藉由這個體系來理解，為何當代對於尼采的討論會呈現出兩個不同的面貌：企圖解構傳統形上學的尼采以及作為最後一位形上學者的尼采。並且以這兩種不同的尼采來看待主體和認同之間的問題，便會在該問題上呈現出兩個傾向。 第一種傾向，是較為進步的，而這主要來自於傅柯對於尼采系譜學的使用。這種使用方式同樣解構了傳統主體哲學對於人的預設，並且暴露出認同是被建構的，而非實存的這個事實。故認同是透過對差異者的排除，才能夠被凝聚起來，主體則是在認同的建構過程中一併被建構出來的。 第二種著重於「支配」的傾向，則來自於海德格對於尼采求力意志的詮釋。這種詮釋方式將求力意志視作為尼采形上學的核心，並將人類的意志帶到最高點，而超人就是意欲求力意志並投身於求力意志的最高主體。但這種新的主體建構卻會造成一種新的認同形式的出現，而使得對差異的排除和壓抑更為劇烈。

2003SARS在兩岸 ------以生物政治學的研究途徑 摘要 生物政治利用SARS事件對人類主體的政治學做出反思，把人類重新放置於「生物」本體的立基點來思考，描繪人類政治學中的權力機制的根源及其作用。生物政治學在研究方法上以系譜學為主，將傳統的權力研究更進一步至確定主體的研究，能重新思考人的本體論，從而開展另一層次的知識論及方法論。2003年春夏所爆發的SARS疫情在海峽兩岸及全世界都造成巨大的影響，而兩岸的經貿、文教交流和外交關係都達到谷底。本文試圖以系譜學方式整合流行病學與政治學研究，觀察海峽兩岸SARS事件始末並推論出其中權力行使的細緻意涵，研究將以社論新聞及實地參與觀察為主。 SARS在國內層面上關注於對身體的控制，國家無法管理病毒，所以以管理身體的方式來管理病毒，對身體監視（量體溫）、對身體限制（隔離）和對身體作用（醫治），而在國際方面國家的能力被簡化成控制身體的能力，於是也有身體的禁止（疫區）、身體能否得到醫治的許可（WHO出席）等等。研究顯示：一方面SARS是一種新型疾病，人們對於SARS的認識都充滿不確定性，但是人們在心理上要對SARS有所認識，因此SARS的流行病學的論述充滿了知識/權力的辯證關係；另一方面，依照SARS的流行病學對於SARS病毒/病人的管制：從SARS的名稱開始，到帶原者的分類，處理傳染與隔離的設施到疫區的判斷方式，也存在身體政治的意涵。證明了疾病的系譜是隨著主體的建構而有多重面向。 關鍵詞： SARS、中國、生物政治、全球化、系譜學、傅科、尼采 / 2003SARS in the Cross-Strait ----On the Bio-Political Perspective Abstract The epidemic, SARS, erupted on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in spring and summer of 2003. Cross-Strait exchanges fell to close to none. It brought great influence to not only East Asia, but also the whole world. This essay attempts to employ the methodology of Genealogy to explore the SARS incident and to understand how power maneuvers in this context. The research materials will primarily be editorials and new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SARS is a new disease. People are uncertain about the SARS symptom and desired to know more as possible. Therefore, the discourse of SARS is dialectic of knowledge/power. One the other hand, the signification of body politics can be seen in the control of virus/patients: from the name of SARS, to the categorization of virus carriers, and the way to handle the disease and quarantine. The final discuss is on the implication of diseas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estern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he human being is the greatest of the living thing, and the other organism of the nature is object being. The assumption that human beings have the power to decide and discover their Subjects dictat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other creatures/ objects. The existence of “others” thus serves as a background and secondary meaning to human. Bio-politics aims to discuss a different kind of thinking which puts “others” in the position of Subjects. This is to deconstruct the opposit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to describe the source of power in humankind’s political science. Genealogy’s research on power traces back to the research on Subjects; while Bio-politics can employ Genealogy’s methodology to discover another level of research on power. Keywords: Bio-politics、Epidemiology、Foucault、Genealogy、SARS、WHO

在這篇論文裡，我們從台灣勵志書籍中主要是考察了一種文學與規訓的歷史。 　　在一九五0年到一九九0年勵志書籍的系譜中，隨著支配肉體與心靈的技術變化的前沿，如果存在著基本的調性，那麼它仍是循著「激勵」、「撫慰」、「教育」、「指導」的功能原則，指向建構規範與認同的目標，勵志書籍則成為一種權力機制。 　　從勵志書籍的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出的是規範身心的技術和認同變化。在一九五0年代建構的是政治認同的肉體和心靈、以及與這種認同相聯繫的方法；在一九六、七0年代是經濟認同的肉體和心靈、以及與這種認同相聯繫的技術；到了一九八0年代以後，我們看的是對規範的真理紀律的文化認同，與知識共構，對差異、個體的重視隱藏著「經管」的底蘊。 　　勵志書籍從出現到轉型，體現在權力關係之中。在政治力量、經濟力量與秩序的規範力量介入中，一九五0年代反共戰鬥文學與勵志文學出現，一九六、七0年代現代主義思潮和現代勵志文學轉型，一九八0年代鄉土文學爭端的消弭、個體的誕生與近代勵志文學的成型，在在對肉體和心靈角力，不斷改變的，是權力的意志傾向，是力量鬥爭的最後結果。 　　就權力關係下的個體而言，台灣的勵志書籍在不同時期也呈現了不同的技術。一九五0年代到一九七0年代，重點毋寧在於「分離實踐」(dividing practice)的技術，差別在場域不同和部署的方式不同。一九五0年代是透過獎勵制度拔擢作家、再在物質的生活領域進行佈建，論述部署是「差序格局」結合「修齊治平」道統的原則；一九六、七0年代則是建構經濟性質的精神的分離實踐，結合醫學的隱喻，呈現出「經濟達爾文主義的公民」形象，體現為「階級」劃分的雛形；一九八0年代則是「差異的經管」，一方面是透過「認識自我」的心靈的技術性繳械，一方面是「建構自我」的肉體的解剖式武裝，達成規範的秩序。

對宣稱以「報導真相」為職責的新聞專業而言，一旦新聞報導的「真實」被解構，不再有客觀真實做為新聞是否正確的參照依據，一切報導都是符號建構的結果，此時新聞專業「報導真相」的宣稱是否仍然有效？特別是當前新聞媒體打著「真實」的招牌進行與真實無關的活動，「真實」淪為新聞常規的儀式化象徵，新聞專業的正當性倍受質疑，新聞記者究竟該如何安身立命？難道真的沒有人在乎真實嗎？ 本文從新聞記者的實際個案故事裡，探究新聞專業中的「真實」意謂什麼？除了新聞報導所再現的真實之外，從倫理主體的角度來看，記者更在乎的是新聞採訪報導過程中的真實性（truthfulness），關切的是在追求報導真相的過程中，記者是否盡可能真誠地報導他所知的一切？報導內容是否正確地反映他所掌握的現實？此時，真實不再只是報導的對象，真實做為一種價值，它是主體行事判斷的依據，也是主體追求的德行。記者在實際情境下行使專業判斷時，他所感到的良心不安，便是驅使他成為追求真實性的倫理主體之可能所在。 藉由傅柯晚期的倫理系譜學架構探究當代新聞專業的倫理問題，本文所關注的是記者如何運用自我技術將自己形塑為道德的行動者。因為良心不安的焦慮促使記者重新關心自己，透過真理意志的作用使他突破集體規訓對於個體的束縛，經由長期的自我修練促成個體由內而外的轉變，將自己打造成為追求真實性的倫理主體。如此一來，才使得新聞專業追求報導真實的理想，在不完美的現實情境下仍然有落實的可能。

本研究嘗試透過傅柯系譜學的架構，從台灣哈日迷思到數位傳播生態，由歷史、符號、語言等三面向檢視線上遊戲「殺Online」延燒之童顏巨乳現象蘊藏的性別文化與符號意義，從內隱到外顯、從他者到再現，跳出性別二元對立之窠臼，反覆辯證此一女體性象徵符號如何在父權巧妙操控下，孕育滋長壯大卻又悄然銷聲匿跡，以及其與國家機器、社會菁英「論述、權力、知識」間之微妙接合（articulation，闡述與扣連）關係。 / Genealogy as the framework to Foucault, from Taiwan Japanophile myth to digital television environment, using history, symbols, language, three for viewing online game "kill Online" big phenomenon spread of 「Baby Face -Big Breast」 hidden meaning of the gender culture of the times, from the implicit to explicit, from the other to representation, beyond gender dualism of mold, and repeated the dialectical nature of body of women in the patriarchal symbol how clever manipulation, breeding grow stronger but quietly disappeared, and its state apparatus, social elite "discourse, power, knowledge," the delicate bonding between articulation and buckle set relationsh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