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七十年代以來，由於新進工業化國家之直接對外投資數量激增，以及跨國企業之快 速成長，國際間之直接對外投資問題，遂引起許多學者們之注意。台灣之對外貿易依 存度很高，經濟之成長主要靠對外貿易，然目前國際間保護主義又漸抬頭，對外貿易 之擴展愈見困難，為確保海外之市場並提高國際間之競爭力，拓展直接對外投資，不 失為一突破瓶頸之法，此為吸引作者研究台灣之直接對外投資問題之所在。 本文係以產業組織理論之觀點來探討台灣之直接對外投資。環顧國內有關此方面之論 文，大部份皆著重在個別廠商或是廠商間之比較，本文則注重在比較不同產業之間， 不同市場結構下對該等產業或隸屬於該產業之廠商其對外投資行為有何不同﹖依產業 組織理論，寡占性或壟斷性愈強或是大廠商愈容易對外投資，台灣之情況是否如此﹖ 即為本文之主要精神所在。 本文共一冊，約三萬餘字，共分五章來討論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文獻檢討 第三章 理論模型 第四章 實證研究 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引用2006年經濟部「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的廠商問卷資料，以255家實際赴中國大陸和香港（西進）、東南亞國家（南向）投資之民生工業廠商為實證對象，運用EViews和Stata軟體設計經濟計量模型，建立Probit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探討廠商特性與優勢、投資區位優勢及網絡連結關係，在民生工業廠商對外投資區位選擇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由實證結果得知，當民生工業廠商決定在中國大陸及香港（西進）、東南亞國家（南向）進行直接投資時，廠商重視網絡連結關係，為建立上下游產品鏈結而「配合國外客戶要求」對外投資，並利用當地「市場發展潛力大」、「語言溝通容易」及「基本設施完備」等區位優勢條件，以其自身所擁有「製造及銷售自有產品」的專屬優勢經營海外事業，會傾向選擇西進投資中國大陸及香港。

本研究利用2007年經濟部統計處「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之廠商問卷資料，以978 家對外投資採水平分工模式廠商作為實證對象，分別由廠商特性、產業特性及投資特性等3方面，探討影響其產品差異化之決定因素。本研究運用Stata軟體進行計量分析，建立Probit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由實證結果發現，當對外投資採水平分工模式廠商決定以其自身所擁有之「技術來源」優勢，及利用國外勞動市場具備「價廉充沛勞工」之利基進行生產時，會傾向採取「產品不同」之生產方式；另一方面，若廠商重視「對外投資地區」之地域特性，及利用國外消費市場「發展潛力大」之利基進行生產時，會傾向採取「產品相同」之生產方式。

企業為擴大市場版圖分散營運風險，進行對外投資已經成為必要的趨勢；面對日新月益的市場需求，向海外擴張的同時，紛紛開始發展新產品與新市場以提高利潤。臺灣屬於島嶼地形環境，資源及內需市場有限，因此為了因應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產品多元化已成為企業追求成長重要的經營策略。本研究採用經濟部統計處2007年製造業對外投資的實況調查問卷資料，有效樣本計1770家，並依據對外投資與產品多元化的相關文獻，歸納為組織因素、投資因素、資源因素、策略因素、資金因素，並以probit model進行實證分析，探討影響海外投資廠商對國內產品多元化的決定因素。經本研究實證發現，就組織因素而言，「廠商規模」與「廠商行業」是影響海外投資廠商對國內產品多元化的重要因素；而投資因素中，「投資地區」、「投資擴充」及「投資動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資源因素之「技術來源」是重要因素；策略因素之「經營策略」為重要因素；就資金因素而言，「資本支出」及「獲利狀況」是影響海外投資廠商對國內產品多元化的重要因素。

全球新經濟時代來臨，廠商為提升本身之獲利能力及競爭力，逐漸將各類商業活動朝向國際化進行，研發活動國際化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環。隨著智慧財產權保護意識高漲，地主國對智慧財產權保護程度，亦成為廠商進行海外研發活動考量因素之一。本研究以經濟部統計處2007年編製之「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報告及Park（2008）所編製全球122個國家專利權指標數資料，利用Tobit模型進行迴歸實證分析，首先探討廠商特性及投資動機等因素對海外子公司研發的影響；其次進一步分析廠商特性及投資動機經由智慧財產權在不同程度之保護水準下，對海外子公司研發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廠商規模」、「產業別」、「海外事業營業額比重」、「當地市場發展潛力大」及「利用當地價廉勞工」為影響影響海外子公司研發配置之重要因素；另就「智慧財產權」單一因素而言，並不影響海外研發配置之決策，惟「廠商規模」、「產業別」在經由地主國智慧財產權保護程度愈高下，對海外子公司研發配置有重要影響。

全球化的趨勢使得企業紛紛前往海外投資，而海外投資事業盈餘處理方式對其經營績效的影響，過去鮮有文獻討論。本研究利用經濟部2007年調查完成之「製造業對外實況調查」資料，以1,224家海外投資事業有盈餘的有效樣本廠商為分析對象，並以海外子公司勞動生產力作為衡量經營績效指標，運用OLS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探討廠商特性、營運特性及盈餘運用方式對海外子公司勞動生產力的決定因素，並進一步分析廠商特性、營運特性在「盈餘分配」模式下對海外子公司勞動生產力的影響。經實證結果發現，海外投資事業「盈餘分配」對海外子公司勞動生產力不具顯著影響，「研發密集度」、「進入模式」則在「盈餘分配」交叉模式下，對海外子公司勞動生產力有顯著影響。另就廠商特性而言，「廠商規模」、「產業類別」、「資本密集度」、「國際化程度」是影響海外子公司勞動生產力的決定因素。而營運特性，在不考慮「盈餘分配」交叉模式，「研發密集度」是海外子公司勞動生產力決定因素；「技術來源」則在不考慮「廠商規模」因素下，亦是影響海外子公司勞動生產力的重要因素。

廠商對外直接投資，按照經營方式類別可略區分為「採OEM或ODM代工模式」、製造及銷售，以及其他等模式，但文獻對於影響海外直接投資事業採取經營方式之決定因素較少有文獻予以討論，更遑論再細部分析在採OEM或ODM代工經營模式中，會影響廠商決定要採OEM，亦或ODM經營方式之差異研究分析。本研究利用經濟部統計處於2007年所實施之《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報告》問卷資料，分別由地主國特性、產業特性、廠商特性及營運特性等構面進行探討，並運用兩階段實證分析影響海內外投資事業經營方式之決定因素。由於本研究所設定的被解釋變數分別為第一階段之「採OEM或ODM之經營方式」與「其他經營方式」，以及第二階段之「採ODM之經營方式」與「僅採OEM之經營方式」之各兩種狀況，因此本研究將利用Probit Model予以進行實證分析，並根據其實證結果作出結論進而提出建議。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對外投資不僅在國際經貿中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型態也愈來愈多元，呈現出與過去大不相同的特性與風貌。這樣的發展趨勢，再度引起學者對廠商對外投資的影響效果產生興趣。過去有關對外投資影響效果的文獻，主要是以探討對外投資對地主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為主，探討對母國或母公司影響的文獻則不多，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的廠商對外投資對母國影響的研究更是付之闕如。為了彌補此方面文獻之不足，本研究利用台灣製造業1987-2003年的廠商資料來探討廠商對外投資對其技術升級之影響。 廠商對外投資對母國經濟影響的相關議題在台灣一直受到持續的關注，1991年政府開放廠商赴大陸投資之後，該議題更是引發熱切的討論。部分學者擔憂廠商對外投資後將造成國內產業的空洞化；但有另一部分的學者則主張，台灣只要持續技術升級及產業升級就可避免空洞化的危機。有鑑於此，本研究利用三個經濟指標，研發支出、生產力與效率，及技能提升(skill-upgrading)來檢驗不具競爭優勢的產業或附加價值鏈外移，是否有利於台灣進行技術升級。 本研究首先建立了一個理論模型來探討廠商對外投資對其國內研發活動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廠商對外投資對其國內的研發支出可能同時產生兩個相反的影響效果，即互補效果及替代效果。互補效果主要來自於廠商對外投資後的「規模擴大效果」，而替代效果的發生則會因廠商對外投資動機之不同，而有不同的來源管道。 本研究實證模型的創新之處在於利用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的配對方式搭配difference-in-differences的估計方法來控制實證研究中常會出現的自我選擇誤差(self-selection bias)及互為因果(causality)的問題。本研究採用了四種不同的配對方式來建構對外投資廠商的配對樣本，並發現Nearest available matching within calipers的配對方式可以產生最佳的配對效果，在不犧牲太多樣本數的情況下，顯著縮小對外投資廠商在對外投資前與無對外投資廠商的特性差距。 本研究的實證結果發現，僅管對外投資廠商，特別是赴開發中國家投資的廠商可能對母國的就業造成不利的衝擊，但卻能夠顯著提高母國的研發支出、技術效率及勞工技能，顯示廠商對外投資確實有助於台灣的技術升級。研究結果認為台灣政府應重新思考產業政策及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方向，以解決這些新的經濟議題。 /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as a consequence, an immense amount of research has investigated its determinants and effects. However, while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inward FDI on the host countries, there has been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on the home countries in general, and on developing economies (LDCs) in particular. To fill this gap in the literature,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home-country effects of the OFDI activity of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To be specific, the impact of OFDI on the investing firms’ domestic R&D spending,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employment and skill-upgrading is examined. A theoretical model is develop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DI and domestic R&D activity. It is shown that OFDI could induce two opposing effects on domestic R&D spending, namely, a complementary effect and a substitution effect. The complementary effect arises mainly due to the “sales-increasing effect” of overseas investment. Substitution effects might arise from different channels depending on FDI motives. Firm-level panel data covering the period 1987-2003 are used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e novelty in this thesis is the application of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pproach combined with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o control for the possible selection bias related to the empirical analysis. Four different matching methods are used to construct matched samples of Taiwan’s OFDI firms.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that, although Taiwa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especially the investment in LDCs, reduces domestic employment, it stimulates investing firms’ domestic R&D spending, technology efficiency and skill intensity. This implies that while the OFDI activity of Taiwanese firms has brought about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of the economy, the recent increase in the unemployment in Taiwan could to some extent be attributed to the OFDI activity. It also suggests tha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might need to reconsider its industrial policy as well as social welfare policy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se new economic issues.

我國過去以出口為導向的經貿政策，帶動了持續穩定的經濟成長並累積鉅額的外匯存底。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的日益蓬勃，國內的投資環境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廠商為求企業之經營成長及競爭優勢，無不致力於降低生產成本，擴大市場規模，因此形成一股前往海外投資的熱潮。本文主要目的是利用「或有請求權法-購入選擇權(CallOption)」訂價理論分析國內出口廠商面對各項投資環境之不確定性因素衝擊時，如何決定「對外投資之最適時機」。因此，本文模型具有下列幾特點：（一）以個別廠商之觀點，探討對外投資之最適時機。（二）探討投資國及地主國生產成本相對變動時，對外投資最適時機之影響。（三）探討投資國及地主國外匯匯率變動時，對外投資最適時機之影響。（四）探討投資地主國享有對外優惠關稅待遇時，對本國廠商對外投資最適時機之影響。（五）探討廠商之研究發展成果與對外投資最適時機之影響。

1980-2004年，台灣製造業勞動薪資隨時間持續增加，但是技術與非技術勞動之相對薪資卻大致呈現下滑趨勢。根據過去文獻，影響技術與非技術勞動相對薪資的原因有很多，諸如貿易、對外投資等國際分工方法。本研究主要分析對外投資影響台灣技術與非技術勞動薪資變動的情形，至於貿易等其他因素造成之影響，本文將不進行討論。 我們先從廠商利潤極大化之角度出發，推導出本研究所需之薪資決定方程式後，利用1980-2004年間，台灣製造業之整合資料，以三階段最小平方法，同時對技術及非技術勞動薪資方程式，進行迴歸分析。融合林祖嘉與黃啟宏（2006）之研究，得到下列結果： 1.整體製造業對外投資促進產業升級。廠商在既有的產出下，對外投資增加技術勞動需求，減少非技術勞動需求。同時，技術勞動供給增加，且幅度小於需求增加之幅度，使得技術勞動均衡雇用量及薪資皆上揚。非技術勞動之薪資也因需求減少而下降。 2.資本密集製造業在對外投資的過程中，僅增加了技術勞動的需求，並未減少非技術勞動的需求。相反的，台商赴海外投資非資本密集製造業，將減少其非技術勞動需求。顯示資本密集製造業勞動在對外投資中受益，非資本密集製造業勞動在對外投資中受害。 3.對個別勞動者而言，無論其為技術或非技術勞動，在資本密集製造業工作，都能使其免於承受台商對外投資，間接造成之薪資銳減。 如同我們的預期，技術勞動供給因教育普及而增加，技術勞動的均衡薪資可能隨之降低，但因為對外投資抵銷了技術勞動供給的影響，甚至使技術勞動薪資上升。另一方面，非技術勞動因對外投資，造成產業之需求銳減，使其薪資下降。因此製造業技術及非技術勞動的薪資差距，會因為對外投資金額增加而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