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世界都市化之快速發展，愈來愈多的人口與企業聚集於都市中，如何設計一良 好的市政府制度，來管理並服務眾多的都市人口與企業，使其能充分享有生活上的便 利與福祉，遂成為每個國家施政上之重大課題。 吾國都市政府之建制，歷史尚淺，仍處於實驗探索的階段，對他國行之有效的優良制 度，亟宜敝開胸懷，虛心研討，擇優棄劣，取長補短。觀諸當今各國，都市化程度既 高而市政體制又最完備者，首推美國。在美國，半數以上的都市均採市長－議會制， 與我國三級市府制度大致雷同，故為文比較中、美二國市長－議會制度，以作為我國 市政之改進參考。 分文共分五章十七節，約八萬餘言，其內容扼要說明下： 導論：說明本文研究動機、目的、範圍與方法。 第一章：都市發展與市政的重要性。敘述現代都市的發展趨勢與問題，市政組織與功 能的重要性。 第二章：中美市政組織的演進。說明各種市政組織型態的概觀，市長－議會制的優點 及重要性。 第三章：中美市長－議會制下的行政機關。分析說明兩國市長的產生、任期與待遇； 市長的職權與地位；市行政組織系統；上級行府對市政行政機關的監督；最後並就中 美市長制度之各種有關事項進行比較。 第四章：中美市長－議會制下的立法機關。分析說明市議員的選舉、任期與待遇；市 議員及市議會的職權與地位；市議會的內部組織；府會關係；上級政府對市議會的監 督；最後並就中美市議會制度的各種有關事項進行比較。 第五章：結論。說明美國市長－議會制度值得我國借鏡之處及我國市府組織職能改進 的展望。

第一章緒論，分述研究動機、理論架構及研究方法。本文以「組織」及「地位」概念 為理論架構，並以問卷詢問輔助資料蒐集，採用凱氏平方分析及百分比，來瞭解縣市 民對縣市長地位的認同，與對縣市長地位的認同，與對縣市長候選人資格檢覈辦法意 見。 第二章台灣省縣市長的地位，分述地位的涵義、縣市長的身分地位、地方行政首長地 位、縣市長地位新陳代謝及縣市長地位的評價。 第三章縣市長應考試問題，分述 國父對此問題的見解、行憲前我國縣市長考試辦法 、行憲後台灣省縣市長候選人資格檢覈辦法、及卸任縣市長出路安排的途徑。 第四章結論，分述吾人對台彎省縣市長地位的瞭解與建議、及吾人對目前縣市長侯選 人資格檢覈辦法的瞭解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分析陳水扁在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市長選舉時，在媒介以及選民心目中呈現何種形象，並探討這樣的形象與四年前有何差異。研究結果發現：無論是在報紙報導或選民認知方面，陳水扁的個人形象均與四年前有很大的差異。另外，四年前的陳水扁支持者與四年後的陳水扁支持者，在性別以及教育程度兩項特質的分佈有很大差異。 一、報紙報導方面 在87年報紙對陳水扁的報導中所佔比例最多的是「議題政見」，其次是陳水扁的「能力」，接著才是陳水扁的「個性、性格與脾氣」。然而在四年前的報紙，最重視的項目卻是陳水扁的「個性、性格與脾氣」，其次是「政黨代表因素」，接著是陳水扁的「議題政見」。這兩次選舉在形象報導的類目比例上達到統計上的差異。簡單的說，83年的報紙較注重陳水扁的個人特質，87年的報紙在個人特質的報導比例減少，議題政見的報導比例增加，因此造成這兩次選舉中報紙對陳水扁的報導重點有顯著的差異。 就評價而言，87年報紙對陳水扁的評價雖然只有在「品德」與「個性、性格與脾氣」這兩個項目上為負面評價，然而因為這兩項所佔的報導比例相當重，所以整體而言，87年報紙對陳水扁的評價為中性評價（評價分數為0.05）。對照四年前的報導，陳水扁在「經驗與經歷」、「政治風格」、「個性、性格與脾氣」、 「政黨代表因素」這四項上均為負面評價，然而報導的比重並不高，因此整體而言，83年的報紙對陳水扁的評價為正面偏中性（評價分數為0.14）。也就是說，四年後報紙對陳水扁的評價下降了，但仍然維持在接近中性的評價。 二、選民認知方面 在87年當選民想到陳水扁時，第一個會想到的是陳水扁的「領導才能與魄力」，其次是他的「個性、性格與脾氣」，接著才是陳水扁的「能力」。而在四年前，當選民想到陳水扁時第一個想到的卻是「能力」，其次是「政黨代表因素」，接著是陳水扁的「領導才能與魄力」。這兩次選舉選民在認知陳水扁的形象類目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就評價而言，在「品德」、「親和力」、「魄力」、「口才表現」、「能力」這五個項目中，87年的選民對陳水扁評價最高的是「魄力」，其次是「口才表現」，最低的是「品德」。而在83年，選民對陳水扁評價最高的是「口才表現」，其次是「魄力」，最低的也是「品德」。這結果顯示經過四年後選民對陳水扁的「魄力」評價提升，而對於陳水扁的「品德」評價仍低於陳水扁在其他方面的評價。 三、人口學特質方面 在形象認知方面，在87年選舉中，影響選民對陳水扁的形象認知因素包括選民的性別、教育程度、省籍、政黨認同、投票決定等。而83年選舉中發現的影響因素包括選民的省籍、政黨認同與投票決定，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最大的不同在於，四年後影響陳水扁的形象認知因素增加了選民的性別以及教育程度兩個變項。 就評價而言，在87年影響陳水扁評價因素包括年齡、省籍、政黨傾向，其中年齡越輕，支持民進黨、本省閩南人會對陳水扁有較高評價。而83年影響陳水扁評價的因素也包括年齡、省籍、政黨傾向這三項，其中年齡輕、支持民進黨對陳水扁的評價較高，而支持國民黨與新黨、外省人對陳水扁普遍沒什麼好感。我們可以發現四年前與四年後的影響因素沒有差異。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針對1998年與2002年兩次台北市長選舉中，報紙所呈現候選人馬英九的形象變化，以及不同政治光譜的媒體，所呈現候選人馬英九的形象有何不同，進行探討與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1998年當馬英九為挑戰者時，報紙多報導其「與政治無關的形象」；2002年當馬英九為現任者時，報紙多報導其「與政治有關的形象」，而統計結果顯示，兩年的形象特質報導比例有顯著差異。顯見候選人因角色（現任者/挑戰者）的不同，在報紙上所呈現的形象的確有所變化。 而1998年與2002年報紙所投射馬英九的形象評價，多傾向正面，僅2002年在「能力」、「領導才能與魄力」、「品德」、「個性」四項上轉為略微負面。整體而言，1998年與2002年報紙所投射馬英九的評價，皆傾向正面，顯見馬英九實為「媒體寵兒」。不過，2002年的評價相較於1998年而言，有下滑的趨勢。 另外，在不同政治光譜的媒體所報導馬英九形象特質與評價方面。1998年聯合、中時、自由三家報紙報導馬英九形象特質的整體比例，聯合報與自由以「與政治有關的形象」最多；中時以「與政治無關的形象」最多。但統計結果顯示，僅在聯合與自由的比較中，有顯著的差異。2002年三家報紙報導馬英九形象特質的整體比例，皆以「與政治有關的形象」最多，但統計結果顯示，僅在聯合與中時、中時與自由的比較中，有顯著的差異。 而在評價方面，三家不同政治光譜的報紙所投射馬英九的形象評價，整體而言皆傾向正面，只是相較於1998年而言，評價分數互有消長。

所有的選舉競爭都在既定的環境中進行。競選活動的效果，也就在於候選人是否能正確評估自身在既定環境及個人條件上的優劣勢，從而運用競選策略與戰術來凸顯有利因素、修正或淡化不利因素，以取得規劃中的足夠選票來獲得勝選。於此，本論文以馬英九在1998年台北市長選舉中所運用的競選策略為例，提出一個研究候選人競選策略的分析架構，作為理解選戰中候選人採用各種策略的動機及行為的基礎。在方法上，本論文採取整體資料分析法、文獻分析法、調查研究法、以及深入訪談法等方法配合運用，期能經由對馬英九陣營競選行為的觀察，為當前候選人競選策略研究作進一步驗證，並作為往後競選理論深化發展的基礎。 如何以挑戰者的身份擊敗具優良政績的的在位市長，是馬英九從事選舉競爭的最大問題。在選舉競爭條件的評估方面，國民黨在台北市擁有的三成實力加上新黨約兩成五的政黨實力，共同建構出馬英九的過半潛力，成為馬英九爭勝的有利基礎。在新黨勢弱下，馬英九陣營便將勝選聯盟設定在以國民黨傳統票為基礎，並在預期新黨票源將有效回流下，將本土性票源視為勝選目標群。但在李登輝因素造成新黨票源與本土性票源的矛盾下，馬陣營以中間選民訴求作為一個兼顧此兩種票源的最適位置。在策略抉擇上，馬陣營採取候選人中心策略作為選戰議程，並分別針對不同票源群體取不同策略進行訴求：針對國民黨傳統票源，馬陣營採取政黨中心戰術來進行強化式策略；針對新黨票源，馬陣營則分別以「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候選人中心戰術及「打造世界級首都」的議題中心戰術來進行甄補式策略；針對本土票源，馬陣營則以「台灣第一、台北第一」的議題中心戰術進行甄補式策略。在選舉戰術的應用方面，無論是自我推銷的訴求策略、阻斷對手策略效果的攻擊策略、或者回應對手攻擊或重大事件發展的回應策略，也都扣緊預定之候選人中心的選戰議程。而在組織動員方面，馬陣營也配合馬英九所具資源設計競選組織並進行基層動員。 就選舉結果來看，新黨支持者的大幅流動所造成的國、新合流，尤其是外省籍選民近乎一面倒地支持馬英九，是馬英九勝選主因。這顯示馬英九的競選策略基本上是成功的，即在國民黨傳統票及新黨票源的爭取上達成目標，但在本土票源的爭取上則不如想像中順利。 第一章 緒論 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貳、 研究主題的背景 參、 文獻檢閱 肆、 研究方法 第二章 選區的政治生態 壹、 台北市的人文區位背景 貳、 台北市政治生態環境變遷 參、 小結 第三章 競選初期的策略 壹、 競選初期的主要事件 貳、 競爭條件評估與策略抉擇 參、 競選組織的建立 肆、 策略制定與執行 伍、 小結 第四章 競選中期的策略 壹、 競選中期的主要事件 貳、 主要訴求策略及運用 參、 攻擊策略之應用與調整 肆、 回應策略 伍、 組織與動員 陸、 策略效果 柒、 小結 第五章 競選後期的策略 壹、 主要競選活動 貳、 議題訴求 參、 向對手的攻擊策略 肆、 回應對手攻擊的策略 伍、 造勢活動 陸、 小結 第六章 結論 壹、 研究發現 貳、 檢討與建議 參考書目

本文討論台灣縣市長選舉中，財政健全程度及收入支出決算狀況會如何影響選舉結果。以台灣21個縣市在1989年至2005年間共5屆的縣市長選舉為實證研究，探討縣市長選舉結果出現政黨輪替的可能因素，在經濟投票及政治意識形態的研究方向以外，就縣市政府財政表現的角度進行分析。實證模型採用Probit model進行估計，本文實證假定為：如果縣市長致力於提升財政健全或是提供符合選民需要的公共支出時，便不容易出現政黨輪替。由實證結果發現，在財政變數方面，選舉年財政健全度及選前一年歲出成長率提高時，有助於執政黨持續執政。然而，選前二年竊案發生率較高的縣市，反而使執政黨被輪替的機率提高。對於與總統相同政黨的縣市長而言，只有在面對較高的選前一年全國及地方失業時，容易受到拖累而出現政黨輪替。競選連任的縣市長具有優勢。桃竹苗區與中彰投區相較其他地區而言，顯然較容易出現政黨輪替。 / By the five campaigns from 1989 to 2005 of the 21 local jurisdictions (includes 16 counties and 5 townships) in Taiwan,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fiscal health,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conditions affect the election results. We analysis that the possible factors that cause election results to appear party rotation. Except for economic voting and other political factors, we mainly examine if fiscal performance results in party rotation. We adopt the Probit model to setup our empirical model. Our hypothesis is that party rotation possibly happens if local officers do not devote in fiscal health or fiscal policy that voters need. For the fiscal variable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increasing fiscal health in election year and total expenditures growth rate in one year before election help incumbents persist in political power. However higher crime rate on burglaries and larcenies in two year before election will reduce the probability in party rotation. If the president and incumbents are the same party affiliation, incumbents will be implicated while national and local unemployment rate worsen. Besides, incumbents who run for reelection will be in dominant position. The jurisdictions in the northeast and middle areas of Taiwan compare to the others, it is more possible to occur party rotation.

張羣(1889-1990),是蔣中正幕僚群中的關鍵人物,歷任上海市市長、湖 北省主席、外交部長、四川省主席及行政院長等職。但涉及張羣的相關歷史研究 並不多。 本文聚焦張羣任上海市市長時期(1929 年 4 月至 1932 年 1 月)。對於張羣 的著述、蔣中正相關資料、檔案、當時的報刊等史料,加以分析比對並分類歸納。 通過厘清張羣任上海市市長期間相關行事,筆者認為張羣本欲在市政上有所作為, 也初步解決了市政上面臨的困難。但蔣中正對上海的政治期望並非市政建設,而 是上海的治安問題;當國家有難,蔣中正需要張羣運用他善於遊說地方勢力的縱 橫捭闔的政治手腕為他掃清屏障。張羣被要求頻繁奔波在非市政的領域,最終導 致了他在上海市市長任內的市政建設成果慘澹。 筆者試圖以此為基礎,探討張羣之政治才幹、張羣與蔣中正之關係、市長 張羣和中央執行委員張羣雙重身份下的張力等議題,以期能對理解張羣其人及訓 政初期的國民政府政治生態有所貢獻。 / Chang Chun(1889-1990)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ieutenants of Chiang Kai-shek. He followed Chiang’s political path and took the position as Shanghai Mayor, the Chairman of Hupei Province,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the Chairman of Sichuan Province and the Premier of the country. Even though h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China, the study of Chang Chun is not sufficient today. This dissertation will focus on Chang’s Shanghai Mayor period (From April 1929 to January 1932). By collecting Chang’s works, the archive of Chiang Kai-shek and newspapers at that time, a most comprehensive viewing of what Chang did in and outside his mayor duty could be made. This dissertation makes clear that Chang wanted to do something on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n his position as Shanghai Mayor, and he preliminarily succeed to conquer the problems met. However, Chiang paid more attention on public order than municipal construction, which Chang focused on, in Shanghai. When the nation were in trouble,Chiang needed Chang to use his powerful social ability on lobbying the local power. As Chang was always forced to do some tasks outside Shanghai, his municipal construction was always not on the plan. On the basis of these arguments, I want to discuss Chang’s intelligence in politics, the relationship of Chang and Chiang and the roles of Chang as mayor and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learn more about Chang Chun,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circumstance of early national government.

本研究以2014年台北市長選舉，連勝文陣營為個案，探討其電視競選廣告的產製策略。首先根據外在環境因素與內在組織因素，將選戰劃分為三個時期，再分別探討連勝文陣營在這三個時期的競選傳播策略，以及組織動力，如何影響電視競選廣告的產製。研究方法為深度訪談法與參與觀察法。 研究結果顯示，由於連勝文陣營缺乏競選傳播策略，無法產製有效文宣，在選戰早期就該形塑的候選人定位也始終不明。選戰中遭遇危機，無法適時調整策略，競選廣告沒有扣連明確功能，而成為創意的試驗場，甚至造成反效果。 若從組織動力的角度切入，連勝文陣營競選傳播策略不明的問題，與遲遲無法建立領導核心有關。競選陣營的決策機制，往往是多元與效率的拉鋸，但為了因應瞬息萬變的選戰情勢，必要時應以效率為先，只是在組織與內規建立時，也應設下內控機制。 /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Sean Lien camp’s strategy on the production of televised campaign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2014 Taipei city Mayoral election. First, the campaig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rases in terms of external factor and internal factor. This research will further look into the campaign communication strategy, and how televised campaign communication of Lien camp’s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three phrases.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in-depth interview and observation in pers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Lien camp lacks campaign communication strategy, so Lien camp cannot produce effective campaign ads during his campaign. Lien camp fails to identify what kind of the candidate will play if elected, and also cannot adjust its campaign strategy to cope with urgent situation. Lien camp’s campaign communication cannot effectively promote candidate, but just to become the experiment of imagination and leads to counter-effect to the campaign. Judging from Lien camp’s organization, Lien camp fails to establish a clear leadership which is related to ineffectiveness of campaign communication.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campaign headquarters is the tug-of-war between diversity and effectiveness. Sometimes, campaign headquarters must set effective measures as top priority in order to deal with changing campaign situation. However,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must be built while the establishment of organization of campaign headquarters and internal rules.

近年來，台灣隨著民主化的浪潮，政黨政治的發展，選舉似乎儼然已經成為民主過程中，一種不可逆的趨勢。隨著選舉的次數增加，人民直接選舉公職的層級的提升，傳統經由人際網絡所建構而成的政治傳播管道，也開始面臨全新的挑戰，取而代之的是現代數位科技化的傳播媒介。電視競選廣告的興起與蓬勃發展，無異象徵政治訊息將更全面、更迅速且生動化的傳達到每一個角落。而負面競選廣告更是最常被使用且討論的一種廣告方式。 2002年的台北市長選舉，是近年來國內首次兩大政黨對決的大型選舉。這樣的政黨對決模式，可以減少選民策略投票、棄保效應的發生，有助於我們研究競選廣告的說服效果，以及競選廣告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本文即以2002年的台北市長選舉為時空架構，從民進黨籍市長候選人李應元的競選廣告為研究主體，去探索競選廣告所訴求的政治訊息，對選民認知、投票行為上的影響以及是否會產生競選廣告的第三人效果，而這樣的效果是否會強化原先的政黨、候選人認同。本文也發現選民對競選廣告的訴求內容是有選擇性的認知，選民對競選廣告內容的贊同與否，主要取決於選民的政黨認同與投票對象。 關鍵字：競選廣告、投票行為、選擇性認知、第三人效果、台北市長選舉、李應元、負面廣告。

在電子化政府的架構下，民眾最重要的數位意見反映管道可謂是民意電子信箱，然而近年全球許多城市開始建制市民熱線系統，讓民眾得以透過電話向政府反映意見，使整個互動介面更為接近「行動政府」的概念，而在台灣的行政系絡下，「村里長」扮演政府機關與一般民眾互動的中介角色，本研究嘗試了解電子信箱與市民熱線這兩項原意用於促進「直接民主」的意見反應管道，對於村里長的工作產生何種影響，並探討村里長使用電子信箱與市民熱線的情況，以及影響他們對這兩項管道滿意認同的變數。 本研究以台北市里長及台北市市長信箱與1999市民熱線為主要標的，透過量化與質化方法的實證資料，主要發現結果包括：(1)台北市里長較常使用市民熱線，較少使用市長信箱；(2)資訊能力、對案件的時效性要求、問題難度與複雜性將影響村里長選擇市長信箱或市民熱線進行意見反映；(3)市長信箱與市民熱線對里長的正面影響包括解決村里民問題、減少工作負擔、提昇服務時效性、減少人情壓力、可有書面或電子資料備查，作為服務表現的基礎；負面影響則包括受申訴的機會增加、村里長工作有被管道取代的危機；(4)服務品質構面的「資訊可信度」、「問題解決程度」及「易用性」，有用性構面中的「解決里民問題」與「有助工作程度」五個變數對管道的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 本研究根據研究發現，提出三點實務建議：(1)重視「管道問題適用性」之宣傳；(2)促進村里長與意見反映管道結合的服務綜效；(3)思考管道如何對市民產生「有用性」，以提昇公共接觸效果。 / Under the framework of E-government, e-mail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sponse channel for citizens to interact with governments. However, many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start to build citizen hotline systems, allowing people reflect their ideas and suggestions via phone. This fact reveals the opportunities of Mobile Government. In Taiwan, Li-chiefs simultaneously reflect residents’ opinions and help delivery public services. The author tries to figure out (1) how Taipei City Mayor’s E-mail Box and 1999 Citizen Hotline affect the daily works of Li-chiefs; (2) their usage of these two response channels, and (3) what variables might affect Li-chiefs’ satisfaction toward e-mail and citizen hotlines. The study uses Taipei City Mayor’s E-mail Box and Taipei 1999 Citizen Hotline as case examples, and collects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mpirical data. The author finds that: (1) The Li-chiefs in Taipei use Taipei 1999 Citizen Hotline more frequently than City Mayor’s E-mail. (2) Information literacy, timeliness and task complexity will affect Li-chiefs’ motives to reflect suggestions via e-mail or citizen hotline. (3) Li-chiefs can use these two channels to solve problems and enhance timelines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sponse channels allow citizens to complain to Li-chiefs more easily, and the positions of Li-chiefs might be replaced by the two channels; and (4) information reliability,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ease of use, the effect of solving citizens’ problems, and helping Li-chiefs’ jobs will positively affect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hannels. Based on the finding, the author sugges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1) emphasize the “appropriate or right questions” when prompting the channels; (2) teach Li-chiefs how to use response channels well to create synergy; and (3) rethink how response channels produce usefulness for citiz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