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學者在研究北洋政治時期的政治史時，或許由於意識型態的關係，認為軍閥主政本身就是一件負面的事，常常預先做了價值判斷，而導致多從批判的角度切入。對於北洋政府時期的描述，也多在軍閥間的權力鬥爭，大小戰役，和國際關係之間為主，對於此一時期人物的研究，也較多關注於各大軍閥領袖，或是革命派人士身上，甚少將重點放在此時的國家元首－大總統上面。本文從制度的角度出發，分析在臨時約法、新約法、曹錕憲法等不同的時期之間，總統與國會、國務總理及軍閥之間的關係，對於總統權力的大小及運作有何影響。 研究發現，北洋政府時期的總統權力，在初期袁世凱執政的時候是由小而大的變化，經過一連串有計畫的步驟，其權力在廢棄臨時約法，實施新約法後達到最高峰；在曹錕執政的時期則次於袁世凱時期，因為他掌握了軍閥的主要勢力與國會的多數，而且曹錕憲法中總統的權力也較臨時約法中略大；其次是徐世昌執政的時期，雖然他為文人出身，但他能周旋於各大軍閥之間，從中取得平衡並適時的施展自己的主張；黎元洪與馮國璋執政的時期則是權力最小的，在有一個強勢國務總理的狀況下，大部分的政治權力都被總理所掌握，此時的總統最為符合虛位元首的特徵。

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於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嚴重落差，是當前國際社會相當重視的問題。生活在相互依賴的時代，如何有效分配全球資源，使南方國家的人民可以脫離貧窮、疾病與飢餓，已經不能將它單單劃分為「南方國家發展問題」，而是一個全體人類應該正視的「國際發展問題」。 對於國際發展問題，傳統行為者如國家與政府間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 IGO），顯然目前所做的努力仍然不夠。而另外一方面，國際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GO）作為國際社會的新興行為者，在發展援助領域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發展型國際非政府組織具備下列優點，包括採取「由下而上」（bottom-up）的援助型式，其發展援助能深入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真正瞭解人民的需求；此外，強調所謂「參與式的發展」（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有助於受援國公民社會之建立；以及國際非政府組織專業性、志願性、非官方性的特徵，使其發展援助成果更有彈性與效率。 然而作為國際發展援助新興的行為者，與傳統援助行為者的互動關係對於發展型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援助成果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本文藉由樂施會的案例研究，驗證發展型國際非政府組織與國家、聯合國、南方非政府組織等相關援助行為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並提供對於國際發展議題有興趣者一個觀察的角度，瞭解國際非政府組織從事發展援助之特徵與得失。希望藉由本文拋磚引玉，能夠提昇國人對於國際發展議題與重要發展型非政府組織之認識，進而對國際發展問題出一份力。

近年來，各地不斷傳出企業無預警的經營危機，因此各產業均大力倡導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有效的公司管理，將可促進監督負責經營公司之管理階層更有效率的經營管理組織。 管理者與代理者之間的資訊不對稱，使得組織在監督與治理上產生問題。長久以來，「代理問題」存在於營利組織中，而政府組織，由於代理成本較高，代理問題更為嚴重，因此資訊對監督與治理地方政府，有其必要性。其中，應屬財務資訊最為重要，財務狀況不健全，縣市政府之建設亦不完善。 資訊之揭露為人民瞭解地方政府施政績效之管道，進而瞭解其課責程度。近來網際網路傳遞資訊的技術大幅進步，逐漸成為人民最快速且直接瞭解地方政府運作及瞭解施政績效的方式。資訊揭露之品質愈好，愈能充份表達出地方政府縣政狀況及營運績效，但目前尚無法源強制規定政府部門應於網站上公佈財務資訊，因此揭露程度之高低並不一致。 目前，台灣二十五個縣市政府網站中財務資訊揭露之情況，粗略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為揭露程度較高；第二種為揭露程度中等；第三種為揭露程度不足。首先，符合第一種揭露程度較高的縣市有：台中縣、南投縣、高雄縣、花蓮縣、新竹市、台中市及台北市；符合第三種揭露程度不足的縣市有：新竹縣、雲林縣及彰化縣；其餘為第二種揭露程度中等之縣市。因此可得知，台灣縣市政府網站所揭露之程度，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由於縣市政府網站資訊揭露程度不同，因此，本研究探討地方政府網站揭露程度與地方政府的政治競爭活動、經濟概況、財政狀況、及新聞能見度之關係。縣市政府網站資訊揭露程度之衡量，本研究參考Perez et al.(2005)之架構，並依據國內地方政府網站內容進行資訊揭露狀況之評估，分為訊息揭露的類型、揭露特性及網站設計的可親近性三大類評估項目，分別進行計點，三項評估項目之總計即為縣市政府網站揭露之程度。 本研究分別以單變數檢定與迴歸分析探討地方政府網站資訊揭露程度與其相關因素的關聯性。首先，在單變數檢定採用t檢定與Wilcoxon檢定。分析方法為：按網站揭露程度所獲得之點數分組及按縣市所在層級分組。由結果可得知，縣市政府網站揭露程度的高低，會受到人民的教育程度、經費運用之效率所影響；層級劃分之不同的確會對縣市政府網站揭露程度造成影響，而網站設計可親近性程度與縣市所在層級之高低並非呈現正向關係；其次，分別以縣市政府網站揭露程度、網站設計的可親近性程度、網站訊息揭露的特性及訊息揭露的類型對政治因素、經濟因素、財務槓桿因素、市政財富因素及新聞能度等經濟政治因素進行迴歸分析。結果發現，縣市政府政治競爭效果、財務槓桿效果、市政財富效果及新聞能見度效果與縣市政府網站揭露程度之高低呈現負向關係，經濟變數與縣市政府網站揭露程度之高低呈現正向關係，且財務槓桿及市政財富對網站揭露程度不完全顯著，確實存在資訊不對稱、透明度不高的問題，因此縣市政府之資訊揭露機制尚有待進行改進；此外，本研究將樣本分成五個區域進行迴歸分析以驗證縣市政府所在區域對網站揭露程度之影響，由結果可得知，位於中區之縣市，整體而言較其他縣市表現好。綜上所述，地方政府經費運用之績效較低，應適度降低冗員的比例，積極培育人才，將組織內部人力資本之績效達到最高；另一方面，多數縣市政府其融資需求之值大於零，意指地方政府歲出大於歲入。地方政府應通盤考量，精確計算出縣市政府年度預算，且盡力創造政府稅收，使歲出歲入達到平衡。 關鍵詞：地方政府、透明度、課責性、網路揭露

現今民眾多要求一個透明且有效率的政府，地方政府的績效與責任逐漸被重視，因此對於訊息的揭露及政府監督機制等議題愈來愈重要。而政府訊息成為有效監督政府部門的工具，其有利於對政府權力的規範，且能防止貪污舞弊情事，藉此提高行政水準和工作效率，另外從政府面來講，依據Niskanen所提出的官僚模型，由於政府部門的官僚往往會重視所任的官位，希望能透過訊息的揭露，以期表現出在治理上的成就，以獲得上級的賞識與民眾的支持。可知，政府揭露相關的訊息是有必要的。而所謂的訊息有各式各樣的種類，且訊息提供的性質，可分為強制性揭露或自願性揭露，但不論提供的訊息是何種類、性質，訊息品質的優劣是最主要的部份，因為組織不光是將訊息公開，對於使用者更要讓訊息具有可親近 (accessibility)，並能清楚的了解 (understandable) 訊息的內容，揭露具有可用性 (useful) 訊息，發揮揭露的最大效用。可知在複雜的組織體中，公開的訊息各式各樣，其中又以財務訊息為最被需要的訊息之一，可知揭露財務訊息是不可或缺。故本研究針對財務訊息做為研究的重點。另一方面，在訊息表達方式與傳遞管道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中，利用網路進行揭露訊息已是主要的趨勢。故本研究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發展快速之新興國家做為研究的主體。了解中國政府於2007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資訊公開條例》，於2008年5月強制實行前，各地方政府間的網路揭露程度有所不同，故希望探討中國地方政府的財務透明度，了解究竟是何原因造成中國地方政府利用網路揭露財務訊息程度的不同。 本文對於衡量各地方政府網站揭露財務訊息的整體程度，分為財務訊息提供的型態、財務訊息揭露的特性及網站設計的可親近性三部份，實際依據各地方政府網站是否揭露或揭露程度多寡給予點數，藉以量化中國地方政府的網站揭露財務訊息的程度。解釋變數方面，本文以地方政府的相關社會變數(15-64歲人口數、文盲比例)、經濟變數(失業率、生產總值、外商投資總值)、財政變數(歲入總額)、政治變數(首長在位年度)、新聞能見度為解釋變數，進行t檢定、Wilcoxon檢定與迴歸檢定。首先，單變數檢定得出各變數的影響方向與預期相同，15-64歲人口數、生產總值、外商投資總額及新聞能見度與網站財務訊息揭露整體程度呈正相關，文盲比例、失業率及首長在位年度呈負相關。而財務訊息揭露程度顯著較受到經濟、財政變數所影響。另外針對行政等級與區域不同的檢定，發現若該地區行政等級屬於直轄市或省份則揭露訊息的程度會顯著高於自治區，另外，若該地區屬於沿海地區則揭露訊息的程度也會顯著高於內陸地區 除進行單變數檢定，本文進一步利用迴歸分析進行多變數檢定，迴歸模型設定解釋變數為15-64歲人口數、失業率、外商投資總額、歲入總額、首長在位年度及新聞能見度六個變數。其結果多不顯著，在解釋的能力上有限。 本文的研究可知對中國地方政府，經濟發展程度、財政收入是導致政府在揭露程度上不同的重要因素之一，未來希望中國有更完善的投資配套措施。此外，中國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性提高，為避免地方政府治理不完善時會隱瞞財務訊息，中央可設立相關法規著重監督的機制，以提升治理之效能。最後，由於在迴歸檢定的新聞能見度得出異於預期的結果，建議中國政府應增加傳播媒體的新聞自由，使中國的新聞媒體保有更客觀的態度來評論報導中國各地政府的相關新聞，這些都是中國政府可再改進的地方。

近年來，隨著民眾對政府部門資訊透明化的需求，以及資訊與通信技術(ICTs)的進步，政府開始使用網際網路來做為財務資訊揭露的媒介，希望藉此提升政府財務資訊的透明度，來降低其與人民間資訊不對稱的情形，以有效改善政府之治理情形及增進社會大眾對政府的瞭解與信賴感。 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探討地方政府網站揭露資訊之決定因素。以我國二十五縣市政府為研究對象，利用2009年2月期間各縣市政府網站之揭露情況來進行計點，計點項目分為財務訊息提供的類型、財務訊息揭露的特性及網站設計的可親近性三個部份，以實際計點結果作為各地方政府網路財務訊息揭露程度的指標，並以此為應變數，接著，以單變數檢定與迴歸分析來探討各地方政府2006年與2007年之政治競爭活動、經濟變數、財政狀況、相關媒體報導，以及網路使用情形等獨立變數與我國地方政府網路財務資訊揭露程度之關聯性。 單變數檢定結果發現，地方政府網路財務資訊之揭露程度，顯著受到政黨一致性、人口數、教育水準等變數所影響。迴歸結果顯示，2006年與2007年之迴歸結果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人口數」對網站財務資訊整體揭露程度，具有顯著的負向關係；「公共債務餘額」與網站財務資訊整體揭露程度、提供類型、揭露特性呈顯著的正相關；「新聞能見度」取log後，與網站設計的可親性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本論文主要目的係以採購電子化對行政機關或企業的影響來建立政府推動採購電子化後所帶來的成效評估指標，並透過次級資料進行分析。近年來由於資訊科技的進步、網際網路的快速成長及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改變了許多行銷、管理、服務及商業行為的型態，各國政府如美國、加拿大、澳洲和日本等國，以及國際性組織無不重視此一趨勢，均積極推動政府服務電子化與網路化的工作，我國在推動電子化政府的政策下，舊有政府採購作業流程再造，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建置電子採購系統也成為主要推展方案之一，以期建構一個所謂公開透明化、公平競爭、有效率的政府採購作業環境。 本文先透過文獻整理與專家訪談來建立採購電子化成效評估初步架構，並以專家德菲法問卷方式來確認架構與指標的重要性，建立最終評估架構。而後依照德菲法專家群體的特性進行分群探討瞭解對指標重要性看法的分歧。並依據行政院研考會 2009 年度委託研究案「電子治理成效指標與評估：G2C與G2B期末報告」為次級資料。探討專家群體與廠商使用者對於採購電子化成效看法之落差。 透過德菲法方式建立的採購電子化評估最終架構，包括3個構面(立即可見效益、非立即可見效益及使用行為)、8個面向(時間、成本、價格、透明、課責、整合、使用滿意度及服務使用)與18個指標。綜合德菲法專家分群比較與次級資料分析所整理結果，發現政府機關德菲法專家指標的重要性評判比起學者專家分布較高，可能原因是政府機關組織較為保守，且對採購電子化的效益比起學者專家較為直接與強烈。而中央政府專家對成本面向的指標重視程度較地方政府專家高，可能是中央政府採購電子化程度較高，對其帶來的成本減少感受較為強烈。而對應本論文所建立的採購電子化成效指標，次級資料顯示廠商使用者對採購電子化是否帶來其成效同意程度不高。顯然政府未來在制定採購電子化相關機制或系統，除了持續減少使用者採購相關成本及時間，努力改善採購環境的透明及課責程度，更應提供客製化或整合性服務，來滿足使用者的需求，以提升政府採購電子化成效。

本論文旨在闡述美國歐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對臺外交政策之發展。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are of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in today’s world. Every year, natural disasters cause tens of thousands of deaths and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losses. The figures available from international agencie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Red Crescent Societies and from major transnational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corporations meeting in Davos every year under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show that mortality rates have been fairly consistent, whilst the number of recognized catastrophic events, and even more, the size of economic losses, have rapidly increased.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difficult task to successfully mobilize the requisite financing for adaption. Traditionally, governments have endorsed ex-post financing instruments.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there is substantial value in shifting to a comprehensive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that stresses the combination of a broader distribution of risk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ante financing instruments a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coherent financial protection.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diversity of national disaster risk governance across East Asia from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onal disaster management plans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ments of Taiwan, Japan and China to handle the rising costs of natural disasters.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a research platform to assist policy development design to increase government financial preparedness for catastrophe risks. Disaster management studies are not a discipline per se, but a field of study borrowing to several disciplines of social sciences from economics to geography. Since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threatening disaster situations are what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is research, it makes sense to consider problem-solving theories of political science as the most appropriate theoretical settings to locate this analysis. Therefor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functionalism and disaster theory serve as a theoretical support. Using a descriptive approach, this research favors a qualitative type of methodology. The primary sources consulted during the fieldwork, as well as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as evidence, demonstrate that the governments of Taiwan, Japan and China have taken a series of measures and actions to tackle the financial costs of natural disasters, including the elaboration of legal frameworks, the enactment of budgetary ru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upport and private participation. However, despite the efforts and policies adopted, these governments continue to bear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handling the majority of economic losses, and to resort to post-disaster financing instruments to assume their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given their exposure to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rising cos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events, the governments of Taiwan, Japan and China have no choice but to shift towards effective national disaster risk governance that will promote private coverage and preserve public finances.

從清末到民國初建時期，正是傳統與西化雜糅，各種各樣西方政治思想紛至沓來的時期，各方勢力對於如何打造一個新國家各有看法，然而「立憲」卻是大部分知識分子追求的理想。從清末預備立憲到民國初年幾次國會議定憲法草案，為了憲法的問題，政局始終擾攘不斷；1917年開始的護法運動，南北兩政府的對立更使憲法難以完成與實施，於是聯省自治運動興起，期望透過各省先行制定省憲，完成省內自治，再由各省聯合組織聯省政府，完成統一目標。 陳炯明經歷清末民初時期立憲與革命的思潮，以廣東諮議局諮議員的身分參與了清末預備立憲與籌備地方自治，始終堅信地方自治是立憲的基礎。同時也成為中國同盟會的一員，參與了在廣州的黃花崗之役，並接觸了因革命受阻而流行於同盟會內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無政府主義中的自由、平等的價值常在其詩、文中流露，然而，追求改革、進步才是他一貫不變的理想，也只有不斷透過行動才能達成，這些想法最終匯聚成當時盛行的聯省自治思想中，並形成其有別於其它各省的聯省自治行動。 聯省自治運動的興起有著自清末以來地方主義日益高漲的背景，自民初以來各省獨立態勢的加劇與南北軍閥之間的合縱連橫局勢。初由政學名流興起的學理討論，漸及於輿論的支持，而有地方實力派的提倡與實踐，促成部分省憲的討論，甚至將地方制度與聯邦制度等內容均明確納入國家憲法的討論之中。陳炯明與聯省自治運動的衰退恐與局勢密切相關，聯省自治運動的精神即在互不干預之下的合作，然而廣州正式政府的北伐行動受到宣告自治的各省反對，陳炯明也因支持聯省自治反對，孫中山親自北伐形同與陳炯明分道揚鑣。北伐失利後回師廣東，陳炯明辭職下野激起了粵軍發動政變，孫陳分裂造成廣東內亂，北伐與聯省自治均陷入停頓。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