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旨在探討戈巴契夫上臺後，為因應「亞洲世紀」及解 決國內問題，在「外交新思維」下所推展之新東北亞政策。該項政策分為 兩階段：第一階段為促成中蘇共合解。戈巴契夫深切體認蘇聯需要一個和 平的國際環境，來解決國內日益嚴重的經濟問題，因此必須與其有著世界 最長邊界且逐漸強大的中共改善關係。第二階段為改善蘇聯與日本、韓半 島的關係。日蘇兩國關係因「北方領土」爭執而無法突破，迨戈巴契夫掌 權，積極改善與日本的非政治關係，希望換取日本對蘇聯經改的支持。「 櫻花高峰會議」的召開雖顯示戈氏對日政策的彈性成果，會議的結果仍是 兩國關係受制於「北方領土」而無重大突破。在韓半島方面，蘇聯的「外 交新思維」與南韓的「北進政策」交集成兩國外交關係的建立，和解的氣 氛使得北韓亦無法堅持強硬姿態，對於韓半島的穩定有正面影響。 戈 巴契夫的東北亞政策既為解決國內問題，自受國內政、經、民族問題所影 響，而與東北亞相關的強國－中共、美國，更是影響戈氏該項決策的重要 外在因素，本文第五章對上述因素有較深入之分析。綜觀戈氏東北亞政策 的推展，雖然無法獲致全面的成功，但對於締造有利於蘇聯發展經濟的有 利環境，卻居功厥偉。

面對劇烈變遷與複雜不確定性高的大環境，人們有可能感到茫然無助不知何去何從，此時需要領導者提供方向帶領追隨者前進。 　　領導者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提供方向，指導追隨者前進，然而在此種動態複雜大環境之下，對未來的變遷無法預測的情境下，領導者不免也同樣感到無所適從，不知正確的方向為何，甚至本來就沒有所謂正確的方向可言。 　　領導者過去為提供方向所仰賴的知識，在今日有可能無法繼續適用，甚至某些知識會造成領導者思維上的障礙，必須予以揚棄；此外，領導者可能必須為當下的情境立即產生所需的知識。因此領導者知識創造的能力也日益受到重視。 　　領導者除了要有創造力，能提出不同的解決方式之外，更必須要有開放的心胸，因應環境的變化，不拘泥於過去既有的方式，進而必須要有兼顧知情意的智慧與通情達理的默會知識，對於衝突的知識知道如何判斷，對於人際的互動也能處置得宜，在適當的場合做出適當的回應。 　　本論文首先針對領導者在領導過程中所進行的知識創造活動進行討論，進而對於如何提升領導者知識創造能力提出建議，進而對不同情境下領導者如何運用知識創造能力作探討。在提升領導者知識創造能力上，除了強調技術能力的學習之外，更強調必須「由技入道」，進一步從領導者思維能力的修練與智慧的精進著手，促使領導者有足夠的智慧產生合適的知識，以因應變遷，進而駕馭變遷。

在漢賦「中心」與「四方」之書寫中，賦家反覆鋪寫「中心」與對「四方」，除了賦文體本身的頌美功能外，實有遠古以來的原始思維在其中作用著，並經由長期的積澱而成為集體的記憶。此集體記憶在漢賦中反覆不斷作用，並在不同賦家的反覆運用之下，成為一種漢賦空間書寫的敘述程式，更影響漢代之後的賦家書寫空間的敘述模式。本研究中以漢賦為文本，並結合空間理論以及人類學、神話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以考察賦文書寫方式及其文化意涵。思考在漢賦書寫中關於「中心」與「四方」方位之敘述與中國方位文化的關係。 而漢賦中的方位書寫，除人類空間意識的作用外，還有上古自先秦以來中國傳統方位觀念的傳承與漢代思想文化及其「天人合一」的特殊性在其中作用著。漢賦透過四方書寫建構一個苞括宇宙的空間世界，這個書寫的結構表現不僅僅是「物理空間」的展現，更是作者「心靈空間」的映照。作家對於空間的想像與誇飾，是因為受到感性思維所驅動的心靈空間圖式，該圖式也反映出人類對於空間世界的渴求與好奇。

詩人筆下構築了一個繽紛多彩的二元符號世界，其作品中二元思維模式運用之繁富，是中國文學史僅見的，其中無論是歷史道統喻、香草喻、禽鳥喻、道路喻、修為喻、器用喻、工具喻、自然現象喻等，莫不呈現了二元之間對比之分明、色調之濃烈與文字之瑰奇。而且，在詩人作品裡，往往還可以看到詩人思維出入於自然與人生、古往與今來，站在生命有限性的門檻上思索著生命之本質與死亡之本質，並試圖尋求在生命有限性之外的永恆存在。同時，在其作品裡，時間的跨度由幼及老，空間的跨度則自俗世到崑崙。如此從幼年的壯志到年紀漸長的無奈、身處江湘異域的終窮到遊走崑崙聖域的索求，這種在時／空的流轉間所透露的今昔之思與聖俗之感；在家國危難之際所形成的國愁、個人現實遭遇之下所形成的身愁這樣的雙重憂慮，在在於篇中構築成高揚與低沉的心靈迴旋，交織成力動的反差與對抗。可以說，也就是因為詩人如此強烈而分明的二分思維，以及對生命本質、神聖境域、個人處境等的思考與求索，才能鮮明而清晰地將詩人的「自我精神」凸顯出來。 　　是以本文即聚焦於詩人之「自我」處於當時特定時空環境下所面臨的各種衝突，從而彰顯的二元分類思維模式，並由善惡、聖俗、生死關乎屈子精神的三個面向來剖析屈原作品的深層意蘊，探索詩人在善／惡之間對芳潔、善美一面的永恆渴求；思辯詩人於聖／俗之間的辯證與掙扎；檢視詩人於生／死之間意義的認知與最終的抉擇；而由善惡、聖俗與生死所交織出來的核心議題是：詩人崇善棄惡、強烈的好善惡惡情志；對神聖境域的渴求，卻又忘懷不了認同的原鄉之不遷精神；以及對生命本質、死亡本質如此人生最高層次的思索與抉擇。在此間，詩人面臨各種二元衝突時所呈顯的情緒，如期待、焦慮、失落、絕望等都紛紛呈顯，而詩人的個體精神也由是呈現。是故，透過二元思維的聚焦，不僅能探討詩人個體面臨生存困境時的衝突與矛盾，更可從中看出詩人的信仰與堅持，從而我們可以發現，詩人作品展現的是中國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詩人精神。同時，在二元思維由「對立→辯證→超越」的流動進程裡，亦逐漸型塑出一個詩人不凡與高潔的「自我形象」，如此的形象，已在後代凝聚成一個詩人的典型。

全球暖化、能源短缺等環境議題不單止為世界的氣候帶來改變，隨著環境議題近年來逐漸受到人們重視，企業界的回應態度由早期被動因應，也開始轉變為主動結合企業經營理念，實踐兼具環境與經濟目標之綠色經營，並將經濟、社會與環境三個層面平衡之永續觀點，融入至企業所有活動之中，以此觀點開拓適應環境且能創造價值之新商機。 本研究旨在探討並驗證綠色思維不再是企業發展的障礙，反而是成為促進企業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的圭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方式，以日本 Panasonic集團為研究對象，說明其藉由將綠色思維納入企業的核心價值中，並運用核心能力、調整資源和組織運作，重新界定顧客價值，提供整合性的服務，打造創新的商業模式，藉由解決社會的需求，提升企業的競爭力並追求達成企業、社會皆能永續發展的最終目標。 研究架構則採用野中郁次郎提出的創新商業模式架構為理論基礎，從建立企業願景、提出價值主張，透過建構、整合、重組組織的技術、資源和能力，以適應快速變化的外部環境。更重要的是企業應以永續經營的概念，對於自己本的核心競爭力有具體的了解，透過平日的生產活動去強化它的力量，配合本身的核心能力、活用它朝既存事業有關連性的新事業發展，發展不同於舊有思維的創新商業模式，協助企業創造新商機、開發新市場，最終得以建立其他競爭對手無法仿效的整體優勢。

五行觀念是中國文化傳統中深層的基因，影響中國人的知識與生活甚巨，本文從思維方式、宇宙觀與知識體系作為切入點，梳理先秦至漢初五行思維方式之建構過程與意義內涵。 第二章思考五行宇宙圖式的起源。透過觀察四時宇宙圖式的內涵，可以發現五行宇宙圖式乃是奠基於四時宇宙圖式及四時知識體系中發展而來，將四時知識體系融攝於五行宇宙圖式中，進而開展出五行知識體系，成為中國先民認識與理解世界的基本模式。 第三章探討五行宇宙圖式形成之過程。中國先民在分類的過程中逐漸產生「多本」配應模式，透過自然時物以及象徵意義將方位、季節、色彩與五行配應，並凝聚出各行的核心概念，形成一組配應模式，呈現「木－春－東－青－生」，「火－夏－南－赤－長」，「土－中－黃－中」，「金－秋－西－白－殺／收穫」，「水－冬－北－黑－藏」的宇宙圖式。 第四章討論五行宇宙圖式在人文世界之運用。五行宇宙圖式與五行知識體系在人文世界中成為君王政令與人類行為的規範與法則。而在中國醫學方面，則以五行宇宙圖式理解人類身體，將五臟納入五行系統，視為「五行的身體」。藉由五行於政令與人體領域的應用，說明五行宇宙圖式為有機整體宇宙觀，形成類應思維模式，在此種基礎上型塑五行宇宙圖式的基本架構。 透過對於五行宇宙圖式與五行知識體系的研究，以期增加對於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及文化傳統的認識與理解。

精實生產是源自於豐田生產系統的管理方式，有別於以往的大量生產，精實生產主張透過消除不必要的浪費、加速生產的時間，並以顧客的角度為出發點來營運公司。精實思維則是一套管理的哲學，透過組織文化的轉變，將精實的概念導入公司之中，再輔以精實生產的管理工具，讓整個公司都能以精實的想法與做法運行起來，以提升整體公司的競爭能力。但在現今的環境中，好的上下游關係，也是精實思維要推行的一個必要條件，好的夥伴關係能夠讓精實思維的推行更為順暢，而透過這兩者的互相配合，可以讓整個流程產生拆解、重組，進而達到流程創新的效果，增加公司的價值。 本次研究是採取個案研究法，藉由實地訪查個案公司營業所在整個配銷流程上的做法，來整理出其價值鏈之狀況，而後透過精實思維的五大構面搭配上夥伴關係的利他思維，來診斷個案公司的價值鏈，而後給予流程創新上的建議。 本研究最後發現個案公司的問題來主要來自工廠維持大批量的生產，不隨著環境做改變、通路商的信任機制不夠，徒增許多浪費、以及預測制度的不客觀化，造成人為的影響太大。而本次研究也針對三大問題提出了三個解決方案，分別是部分小批量生產、由利他行為搭配上科技的輔助，以增加通路商的信任以及預測模型的建立，透過這三個方式來幫助個案公司解決現行的問題，提升其競爭能力。並期許未來在不斷地改良下，能夠達到流程創新，做到真正的後拉式生產。

氣化宇宙論對漢代思想產生廣泛且深遠的影響，《太平經》之宇宙論及修養觀亦圍繞氣化論而發，而「人」於宇宙間的突出地位，一直為《太平經》所強調。本文以道家—黃老一脈的氣化論為觀察對象，考察老、莊到《春秋繁露》，人於宇宙地位的轉變。從老莊到董仲舒，中國氣論的發展從「氣」生萬物的思想，衍生出形神相養的生理之氣及感應之氣，而人的地位也因各家著作思想輕重的轉移而有不同的改變，人的地位已漸漸超乎萬物之上，甚至與天相應。《太平經》在這些背景之下，對之有繼承，亦有轉化。而在宗教目的的前提下，《太平經》的「氣」論有了自己特殊的面貌。《太平經》的氣論對先秦至漢代的氣化論既有繼承，又有改造。在氣化生成論中，其主張「元氣」為構生萬物的基本質素，生命之生滅，端肇元氣的聚散。而「氣」無形無厚、無孔不入的特性，遂能入於身中，成為生理機能的動力。將此概念抽象化，「氣」又被援以解釋人的氣質才性問題，人的富貴夭壽也因所禀氣類而有不同的際遇。《太平經》以精、氣、神三者說明人為萬物之長的原因，精、氣、神三者相輔相成，彼此成就。而在宗教思想下，亦使《太平經》轉化原始黃老道中精、氣、神的形神思想，推導出修煉形、神的神仙方術。除了「氣」範疇之外，「道」範疇亦為《太平經》核心思想。在《太平經》中，「道」為萬物的總根源及總依據，「氣」則為「道」下貫於形下世界的媒介。此外，宗教化亦對《太平經》之「道」論發揮影響，《太平經》宗教化的「道」，具有人格意志，而有賞善罰惡的能力，在人修煉成仙的進程中，亦以「道」為人與仙之間的分判，此當為《太平經》「道」論中最為特殊之處。 《太平經》以陰陽、五行為天道運行的規律。「天」在《太平經》與「道」同為萬物的總根源與總依據。「道」的義涵幽隱難曉，一般人難以掌握與理解，相較於「道」而言，「天」顯得親切、容易理解。其好生、主宰一切的特質與「道」相契，而為有形世界的最大存在，地位與「道」幾乎不二。《太平經》卷七十三至八十五說：「道者，天經也。天者好生，故為天經。」說明了「道」乃皇天運行的常規，兩者同具好生的特性，「天」實為「道」於有形世界中的體現。在「天」、「道」合一的情況下，使《太平經》能更有說服力地建構出凡事以「天道」為準則的世界。傳統的陰陽宇宙論，著重在陰陽對立的過程，《太平經》則略去此部分，強調陰陽作用後的協調狀態。天道運行的道理，不能只有陰或陽的單一作用，而有賴於彼此各出半力，合而為一，「調和」思想便應運而生。在這種崇尚「和諧」的情況下，《太平經》在傳統二元的陰陽宇宙論中，加入了「和」，使之為陰陽和的三元思維。全書好以「三」為完滿的象徵，並將萬事萬物比附在以「三」為組織的架構中，特別是「陰陽和」、「天地人」這兩組固定的論述模式。這樣的架構，使人的地位又被賦予了一層新的意義，人乃陰陽調和下的產物，是和諧產生的關鍵。 《太平經》的超越世界與現實世界並非截然二分，而是澈上澈下，貫通相連，企望在此世建立太平世界。此外，在「天人同構」的思想下，「通貫天人」便為漢代思想所呈現的基本、普遍課題與終極目標。如司馬遷說道：「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淮南子》的著書要旨為「究天地之理，接人間之事，備帝王之道」。《太平經》亦大談通貫天人之道，企求在天、人自身及社會三方面均衡發展。因此，本文便在「通貫天人」的脈絡下，論析《太平經》由天道至人道的修養工夫，以彰顯《太平經》強調「通貫」的實踐哲學。

條碼印表機及自動識別產業在台灣發展僅20多年，然而台灣在豐沛的研發資源挹注下，國內各條碼印表機品牌產品在過去10數年間於全球市場上有相當亮眼之表現。條碼印表機需使用於工商業場所，產品特性要求品質穩定度高，生命週期長，產品生產須靈活且快速以滿足少量多樣之供貨，產品應用方面常須與系統業者調適後搭載供貨給專案或是企業用戶。業者於此客製、穩定、多樣化出貨之產品特性下，需要以不斷優化之精實系統完善產品開發流程以達成各種專案績效。 精實思維提供企業如何以最小化的投資，提升企業營運效率，創造客戶價值的作法。本研究透過書籍、文獻、報告等理論研讀後，說明精實思維對創造客戶價值之重要性，然後藉由個案分析法，從產業環境、SWOT分析、與個案公司高階主管訪談整理方式，瞭解個案公司之精實產品開發過程與績效表現之關係。從研究發現，從產品開發流程便導入精實思維及納入績效評估作法，可以讓產品開發由流程開始優化，讓企業內遵循精實原則進行產品設計、生產管理和出貨管理進而創造客戶價值達成專案及企業經營績效。

中文摘要 在後冷戰格局下，作為崛起強權的中共，是要建構影響現有規則以提升實力或是打破現狀，一直是其評估國際情勢的焦點。鄧小平在一九八八年九月會見斯里蘭卡總統時，提出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構想，可視為中共在打破現狀與順從現狀中，找到以導正現存規則方面的發言權，使之對其有利的第三條路，九一一後，美國積極與友好國家形成反恐聯盟，如印度，學者認為在今年五月，印度與美國進行三十九年以來首次聯合軍事演習，是美國在南亞地區具有圍堵中共崛起的國家利益，加上「中」印兩國一直有衝突的地緣政治問題，因此發展與印度的關係，將成為中共外交的重點，本研究認為中印兩國互動關係從極端批判走向務實穩健的作風，且重新建構與修補和印度的良好互動關係，對於在國力與國際地位都優於印度的中共，除了表示印度是一個不容小覷的對手之外，是否暗示了在中共未來企圖實踐的世界格局中，印度將會發揮一定的角色與作用，美國學者David Shambaugh認為具有互信互利的雙邊夥伴關係應具備有（一）、相似的世界觀；（二）、共同的戰略利益；（三）、制度化的信息共享和軍事關係，本研究試圖利用學者趙全勝針所提出的宏觀與微觀的兩個層面來對中共建構與印度雙邊夥伴關係的宏觀層次下的國際、國內環境與微觀層次下的領導人認知等因素來進行了解，最後再來探討在中印兩國建構互信友好關係後，將對南亞地區的權力平衡產生怎樣的影響與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