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創業風氣鼎盛的現代，本研究試圖了解並培養一比較嚴謹的方法，作為一植基在新興科技的新創事業進行事業規劃時可以依循的參考架構，尤其在面對技術與市場的不確定下，藉由本研究的方法幫助決策者以全面性的角度進行新事業的策略規劃，以提昇決策品質。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發現如下： •　在新事業規劃發展的過程中，資訊情報蒐集的深度與廣度決定了情境規劃與STP策略的合理性與嚴謹度。 •　資訊來源除了市場資訊外，產業、學界專家的意見也是重要的一環。創業團隊的網絡關係決定能接觸到何種層級的專家與能蒐集到多深入的資訊。 •　市場資料通常有正確性與時效性的問題，因此多元化的資料來源蒐集，重複驗證資料的正確性，並由專家顧問獲得訊息求證是必須的。 •　影響一新事業發展的構面包括產業環境、技術能力、市場顧客、互補性資產與競爭者。 •　完整的思考邏輯是將情境規劃的構面導入STP的決策模式。市場區隔化的影響因素包括技術能力、市場顧客、與競爭者構面；選擇目標市場由產業環境、市場顧客、互補性資產、與競爭者構面所影響；市場定位由技術能力、市場顧客、互補性資產與競爭者構面所影響。 •　傳統的STP策略注重在市場顧客構面資料的取得與分析。因此當新技術出現，發生市場不確定高、消費者需求不明確的情形，則傳統的STP策略將無法有效為一新事業進行策略分析。

本研究以危機指控之「證據真實性」（veracity of evidence）的概念（Coombs，1995），來探討呂秀蓮陣營在面對「呂秀蓮疑散佈總統府緋聞案」中三個不同危機情境的議題時，其使用形象修復策略之差異、使用框架策略之差異，以及探討組織使用形象修復策略與框架策略之關聯性。理論基礎包括：危機情境、形象修復策略、以及框架策略。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所獲得的結果較能貼近真實世界中組織因應危機情境所採用策略的原貌，有助於提供研究者對「情境-策略」配套現象的瞭解。在資料分析的部分，先採用質化的論述分析法，分析呂秀蓮陣營在危機發生時所提出的框架。再採用量化的內容分析法，探討呂秀蓮陣營在危機發生時所採用的形象修復策略，以及建構類目之後的框架策略。藉由內容分析系統、客觀、量化的方式，對組織新聞稿等內容做一有系統的分析。 本研究發現，在危機事件中呂秀蓮陣營一共提出八個框架，包括：司法正義、造謠誣陷、舉證責任、國計民生、與人為善、政治亂象、媒體倫理、受人信賴。研究結果顯示，危機情境會影響組織框架策略的使用。當證實危機存在之證據為真實可信時，組織時常採用涵蓋利益層面為「考量社會多數人的利益」的框架，而當證據模糊或證據虛假時，組織較常採用的卻是「訴求本身權益」的框架。而延展性最強的四個框架主題為「造謠誣陷」、「司法正義」、「國計民生」和「舉證責任」；延展性最強的框架呈現方式則是「直接針對議題表示意見」。 本研究也發現，危機情境會影響組織形象修復策略的使用。如果證實危機存在之證據是真實可信的，組織會採用抗辯性弱的形象修復策略、盡量放低姿態進行危機溝通，且回應的內容也比較站在幫助受害者的立場。反之，若組織判定危機是起因於虛假或模糊的證據，就會採用抗辯性強的形象修復策略、以較高姿態進行危機溝通，且回應的內容比較站在保護組織的立場。 此外，本研究發現，當組織採用「形式上致意」等抗辯性較弱的形象修復策略時，其所提出對危機事件的思考結構，較偏向於考量社會多數人的利益；當組織採用「攻擊」或「否認」等抗辯性較強的形象修復策略時，其所提出對危機事件的思考結構，則比較偏向於訴求本身的權益。且組織在使用攻擊、藉口、迎合、形式上致意等策略時，最常搭配的框架呈現方式皆為「直接針對議題表示意見」；在使用否認和哀兵這兩種策略時，最常搭配的框架呈現方式則為「說自己的故事」。研究結果顯示，組織使用形象修復策略和框架策略之間亦有顯著的關聯。

世界博覽會始自於1851年英國倫敦的萬國工業博覽會，由於世界博覽會具有展示國力、教育民眾與文化交流等多項功能，不僅歐美各國頻頻舉辦，近年來地處亞洲的日本、中國及南韓也興起舉辦世界博覽會的風潮，主要不僅是吸引各國相關產業進行經濟、科技、人文等之交流外，也是著眼對於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有一定程度助益，其中包括對主辦國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最受到重視。鑒於世界各國利用舉辦大規模博覽會的機會帶動區域與產業之發展潮流，國內開始有構想順此潮流比擬日本模式舉辦一個大規模的博覽會，希望對國內經濟能產生直接或間接的效益，藉此帶動國家整體發展機會，因此假設台灣果真要舉辦世界博覽會，能有多少經濟效益影響就成為值得做一研究探討的主題。 本文首先針對過去世界舉辦博覽會之發展情形做一彙整，並同時從文獻回顧以參考曾舉辦過世界博覽會的國家設定參觀人潮目標之經驗，作為本研究假設情境模擬推算方式，以模擬國內外參觀人潮之情境，分別是情境一的505萬人次與情境二的744萬人次。利用國內歷年所做國內外旅客消費動向調查結果之資料，並由二種模擬情境下，推估在舉辦博覽會期間國內外參觀人潮的各項觀光消費支出，然後將各項消費支出分配對應至所屬最終需求部門，計算推估最終需求變動量。再來將情境一及二模擬推估計算而得之各部門最終需求變動向量，利用投入產出模型分析求得各產業部門與整體的產出、所得及就業效果。 首先，從各國舉辦博覽會的前置規劃中可以發現，博覽會活動期間所帶來的人潮會創造觀光方面經濟效益，所以人潮預估的分析變成重點。基於國內沒有舉辦世界博覽會的經驗，因此以日本舉辦愛知博覽會成功達成參觀人潮目標作評估基礎，建立本研究二種情境計算參觀人潮方式，亦可作為國內未來在舉辦類似世界博覽會在預測人潮的參考依據。其次，經過投入產出分析，所帶來國內外參觀人潮推估產出、所得及就業之經濟效果顯示，主要受益產業是以旅館餐飲服務業，其次是交通運輸服務。從各情境總所得效果來看，因舉辦博覽會對整體國內生產毛額（GDP）之經濟成長率貢獻，情境一是0.12﹪，情境二是0.18﹪；總就業效果來看，因舉辦博覽會對整體就業率的貢獻，情境一是0.19﹪，情境二是0.28﹪。最後，針對本研究結果瞭解，若國內舉辦類似世界性規模的博覽會其所帶來參觀人潮中，國外參觀人潮越多對整體經濟效果影響助益較大，但匯率是一個影響效果大小的重要因素，值得在後續研究中進一步深入探討，藉以參考。

為瞭解次世代顧客體驗之偏好傾向，本研究依據企業所能掌握的顧客知識與情境知識之內容，探討顧客對體驗的偏好，透過文獻的探討，找出六項可做為分析顧客體驗偏好的因素，包括屬於顧客知識的「個人特質」、「消費記錄」、「消費目的」、與「人口統計資料」等四部份，以及屬於情境知識的「消費環境情境」、與「個人身心情境」等兩部份。另外，在顧客體驗偏好的部份，本研究嘗試以顧客的觀點對體驗做出分類，並借用Maslow提出的五大人類行為需求來瞭解顧客對體驗的偏好傾向。主要之研究發現包括： 1. 除了再次認知顧客知識之重要性外，本研究亦確立了情境知識對於瞭解顧客體驗偏好之重要性。 2. 生活型態屬於感性導向之顧客，及在消費現場較得不到顧客服務之顧客，會有越偏好能得到生理需求體驗之傾向。 3. 處事態度屬於積極的引領潮流的顧客，及在消費現場得到不錯客戶服務之顧客，是屬於較高度偏好歸屬與愛需求體驗之族群。 4. 生活型態屬於感性導向之顧客，及消費目的是作為送禮之用之顧客，在自我實現需求體驗方面，會有較高程度的偏好傾向。 5. 努力成本及風險成本兩項決定產品特徵之因素，確實會對顧客體驗偏好產生影響。其中努力成本主要改變之體驗類型，包括生理需求及歸屬與愛需求體驗；而風險成本主要是影響之體驗類型，包括歸屬與愛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實現需求體驗。 透過本研究，企業須認知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下，會對體驗有著不同的程度的偏好差異；此外消費產品特徵之不同，亦會對顧客體驗偏好產生影響。因此，企業在推出體驗時，必須根據過往對顧客的認識，以及現場顧客之反應做調整，才能提供最適當之體驗活動內容予顧客，發揮「體驗」最大之效益。

本研究探討國際投資人是否能夠藉由總體經濟指標、泰勒法則、以及匯率資料，捕捉無拋補利率平價假說的成立時間，以及判斷市場多空轉換的時間點，做好相對應的利差交易投資策略來獲得持續的超額報酬。利用時序變動型馬可夫轉換模型，分析2002年9月到2013年9月，共133個月之匯率資料，將樣本區間內的超額報酬資料根據資料特性利用模型分為兩個情境，再加入總體經濟指標變數、泰勒法則、以及匯率資料分析比較情境轉換因子對利差交易之超額報酬的關係。 經過實際驗證後的結果，發現泰勒法則雖然在文獻中扮演捕捉總體市場趨勢的變數，但在本研究之實證結果中，與利差交易之超額報酬的關係並不明顯，推測泰勒法則的合成過程可能隱瞞或消弭原始資料之資料特性。此外，觀察樣本區間內實證測試結果，發現實質匯率之資料，在景氣繁榮的金融穩定期時，能夠扮演預警的角色，因為根據二情境時序變動型馬可夫轉換模型之情境轉移機率矩陣估計的估計結果，發現實質匯率在多頭市場的情況下對於情境轉換有顯著的影響力，因此國際投資人能夠將實質匯率作為捕捉市場反轉與否的信號，建構相對應之投資策略，將情境因子列為考量，藉由預測下一期之情境使得投資人對於投資產生擇時機會，不論是發現市場將從多頭轉空，提早出場、或是預期市場會從空頭轉多，開始布局，都有助於增加利差交易之超額報酬。

本篇研究主要探討自我欺騙如何受到自尊與焦慮的影響，因此以自尊量表區分出高低自尊組，再隨機將之分入高低的焦慮情境，從而觀察其自我欺騙之變化。本研究有兩個假設，即﹝假設一﹞自尊可以緩衝焦慮--即在焦慮程度上，高低自尊與高低情境這兩個因子將呈現交互作用。﹝假設二﹞焦慮對自我欺騙的主要效果達顯著--即高焦慮組比起低焦慮組將會有較高的自我欺騙分數。研究結果發現兩個假設並沒有得到支持。研究者只發現不同自尊的人其情境焦慮程度有差異，即低自尊者比高自尊者有較高的情境焦慮。

為對產業研究的方法有一集中性的探討，並對IC產業做焦點式的剖析，本研究乃朝著規範性、分析性、策略性、前瞻性與實務性等方向前進，期望建立分析架構，提供適切的分析之道，配合IC產業之情況，做為理論與實務的驗證。 　　研究的架構可分為三大主體，包括產業結構現況分析、策略群組分析以及情境分析。產業結構現況的部份主要是分析五種競爭動力彼此消長與互動之態勢，利用所謂的產業結構變數，個別研判對五力的影響及其背後因素，進而對產業結構得以深入瞭解。對IC產業驗證之結果，可發現其五力的態勢為同業問的競爭對抗甚強、購買者的議價力頗高而供應商、潛在進入者以及替代品的力量較為薄弱。 　　至於策略群組部份則嘗試擺脫以往所用以劃分的構面，提出如何針對不同產業特性選取適當構面的方法。分析結果發現台灣IC製造業，可以產品線廣度與製程能力這兩項構面劃分為技術領先、全面涵蓋、專業利基、負擔沈重以及亟待努力等五群。而植基於五種競爭動力與產業結構變數之情境分析法，則可挑選出替代性需求下策略聯盟方式、產能擴充所導致的競爭與換線生產的容易性等四項情境變數，再依此四項變數建構出各種未來情境，研判產業結構變化、競爭優勢來源以及各群廠商的因應之道。 　　最後研究發現此一架構兼具規範性與前瞻性並可隨著產業特性的不同而調整。而研究不單只為理論的驗證，更亟望業者能更加重視產業結構分析的重要性，時時認清自身所虛的競爭地位，掌握結構的脈動，及早因應。至於本研究最大的特色為採用新的產業結構變數、創造新的策略劃分構面等。

本研究旨在探討記者寫作新聞時可能經歷的思考過程。與一般歸納式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採取演繹式的研究途徑，嘗試以各相關領域的理論（包括認知科學、語言學、心理語言學、新聞學等）為基礎，推演出一個理論上的新聞寫作歷程模式。 　　本研究以語言學中的轉換概念(transformation)作為寫作模式的基礎。將新聞寫作視為記者從長期記憶的基模知識中，提取適當命題出來，經過種種轉換規則的處理，而轉換成為新聞文本的過程。轉換出來的新聞文本，在內容上呼應基模的命題層次結構；在結構及風格上符合新聞寫作的特殊要求。此外，新聞寫作是在情境影響下進行的活動，因此在模式中也討論情境因素對新聞寫作轉換過程的影響。 　　為補文獻推演的不足，本研究也進行一個很小的個案研究，請一位報社記者實際採訪一則新聞，並於採訪完後寫一則新聞稿。在記者寫稿時，以放聲思考法及寫作後立即追溯訪問法探測記者寫新聞時的思考過程。個案研究的資料作為本研究模式的參考。 　　最後本研究針對模式無法研究的部份，對未來研究提出幾點建議。並且就本研究所推演出的理論模式，對新聞寫作教學提出一些建議。 /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unviel the mysterious process of newswriting. Different from other inductive research, article employs the deductive approach. The author tries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model on the basis of theories in relevant fields, including cognitive science, linguistics, psycholinguistics and journalistics. The central concept of this model is "transformation" borrowed from linguistics, viewing newswriting process as pro- positions retrived from schema in long-term memory, transformed by various rules, and finally presented as news text. After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the content of news text corresponds to the propositional levels of schema, and the sturcture as well as style of news text conform to the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s of newswriting.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context in the transforming process of newswrit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horoughness of the model, the author conducted a simple case study. The author invited a reporter to attend a conference and requested her to write a piece of news about the conference. In order to probe the thinking process,the reporter was requested to think aloud during writing, and was interviewed immediately after writing. The data of case study was used for reference.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makes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for the educator of news- writing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model in this article.

我國專業晶圓代工產業已是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中不可或缺一環，此創新之商業模式不但帶動了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的重整，更為我國半導體產業奠定了雄厚的基礎。但是無法快速回應晶圓缺陷問題與縮短工程師培訓時間，卻仍是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近四十幾年來的瓶頸。此問題的延誤不傴使晶圓廠耗損巨額的成本，更承擔喪失國際客戶訂單的風險。因此，如何使半導體工程師提升工作效率，與如何有效培養新進工程師，如今已成為半導體業界刻不容緩之議題。 在知識經濟時代中，為企業打造適宜之知識管理模式是產、官、學界所致力的目標。但多數的研究以資訊科技所主導的知識管理系統為範疇，鮮少研究去探索知識工作者陎臨求解問題的困境中，是如何依循著問題情境，如何在其中摸索，進而發展出解決方案的詳細過程。有鑑於此，本研究選擇以詮釋型個案研究方法，深入訪察半導體工程師工作實務，藉此瞭解工程師於維修情境中排除晶圓缺陷的樣貌。 經由探討排除晶圓缺陷的工作實務中發現，工程師具備了四禑與「情境」調適性學習(adaptive learning)((Tyre and von Hippel,1997)的歷程：第一、工程師必頇在問題情境中，辨認隱藏於情境當中之線索，並賦與線索意義而展開偵察行動。第二、工程師在偵察過程中，頇不斷地依情境調整收集資料技巧，挖掘出更多或更深層的資訊。第三、工程師適當的工具與資源，有效率地萃取更多的資訊。第四、工程師彼此之間依情境發展出最適行為模式，得以順利整合跨部門執行偵察行動。 本研究著重於解析工程師在問題情境中，不斷學習與調適之詳細過程，並指出調適性學習如何在排除晶圓異常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最後，針對調適性學習行為提出具體的理論與實務意涵，以供組織未來進行人員培訓與知識管理之參考。

William Damon於1975年提出「兒童積極性正義發展階段」的概念與測驗方式，但是Damon在發展概念之初，並未針對性別與情境差異兩項可能影響兒童進行公平分配時的判斷的因素進行探究，因此，本研究希望能瞭解台灣兒童是否會因為本身的性別不同，或因為面對的情境不同，而影響他們在判斷公平分配時的決定。研究工具的設計是以Willian Damon所發展出來的「兒童積極性正義概念發展階段」為基礎，並參考國內外過去的相關研究，重新設計一套「兒童公平分配概念發展測驗」，並選取台北地區40名5至6歲的兒童進行施測。本研究結果顯示：1.不同性別兒童在公平分配的概念上並沒有顯著差異；2.兒童在面對不同的情境時，對於公平分配判斷的原則會有顯著差異；3.兒童的性別差異與情境差異並未出現交互作用。 / William Damon proposed the concept and testing ways of “Children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Positive-Justice” in 1975, but on that time, he didn’t focus on the two possible variables—gender and context differences—of the judgement of children’s distributive justice further. Therefore, this study attampts to understand whether Taiwanese children would modify their judgements of distributive justive because of their gender or the contexts they involve in. The design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is based on “Childen developmental stage of Positive-Justice” which Damon has developed, and the overseas and domestic researches relating to distributive justice before, and then redevelopes a new tes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Distributive-Justice Concept”. In addition, there are 40 children between 5-year-old and 6-year-old in Taipei sampl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reveals: 1.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judgements of distrubitive jutice concept in different children’s gender;2. The principles of judging distributive justice for children show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cause of different contexts which children involved;3. The interaction of children’s gender and contexts in judging distributive justice doesn’t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