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稅天堂係一相對的概念，故其定義則因國而異。在企業國際化之後，租稅天堂的運用日趨頻繁，而方式則不一而足。其操作的原則不外乎透過移轉計價，即收入與費用的調整，將集團的利潤儘量集中在租稅天堂基地公司，以享受租稅遞延─甚至透過第二次隱藏的措施以圖謀中期或長期遞延利益。 　　我國自民國七十六年放寬外匯管制、七十八年放寬投資範圍及財務標準以來，對外投資的金額與件數激增。為瞭解我國廠商之成立控股公司與從事移轉計價之行為，乃就對外投資事業進行因素分析與Logit模型的檢定，分別尋求兩者行為的共同因素及具有影響力的動機。 　　雖然根據迴歸的結果顯示，企業乃是基於許多商業上的理由而使用租稅天堂；然而，其正當性的前提為所有的交易必須是純粹基於商業上的理由而非人為的策略。故從稅務機關的立場而言，它也有理由來關心交易是否按常規的價格或者利潤是否被不當地移轉。所以，合理的稅制乃必須兼顧廠商的商務上的需要與政府維持稅制公平、中立的職責。 　　惟觀乎我國目前對涉外交易之租稅規定，似較偏向於對外來投資之獎勵及規範，對於我國企業對外投資之相關稅負問題則規定甚少。緣此，本文乃就各國對於反租稅天堂措施中常用的一般性與特別性的立法規定，作一比較性的歸納，然後針對美國1993年的修正案作一說明。最後，對於假華僑案與重複課稅之減緩予以檢討，期能從中尋求出一個較為完善的稅制。

我國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生存權亦有稱之為生活權者，為國民有權利要求國家保障其得以過著合乎最低限度人性尊嚴的生活；國家亦應積極地為各項措施，以主動保障人民得過著文化的、合乎人性尊嚴的最低限度生活。 　　向來之土地徵收補償係在填補被徵收人財產上的損失；惟近年來，更有加上生存權之概念者，認為土地徵收補償之範圍應及於生存權補償，使被徵收人或其他權利關係人能回復至被徵收前之生活狀態。故本文乃試圖以生存權來分析土地徵收補償的課題，並以人性尊嚴保護原則及憲法生存權保障之意義為理論基礎，從我國損失補償體系出發，得出土地徵收補償之原則應以完全補償為宜；完全補償之內容，即包括了生存權補償。生存權補償為損失補償，非社會補償，應以現物補償為主，金錢補償為輔；它的內容包括狹義生活補償、少數殘存者補償、離職者補償及生活重建措施等。生活重建措施是生存權補償項目中之最重要者與成敗之關鍵，它包括了拆遷戶安置、土地建物重新取得之斡旋、職業介紹、指導或訓練、低利融資、公營住宅入居之斡旋等。 　　生存權補償對國家財政將造成重大之負擔，故宜限縮其適用對象，以被徵收人或其他權利關係人中之低收入戶者為限。此些人本來即為憲法生存權保障之對象，國家在平日尚須本於其職責而給予弱勢者生存權保障；則在土地徵收之特別犠牲場合，因而造成剝奪或限制其權利時，依「舉輕以明重」之法理，更應給予生存權補償始為至理。至於請求之方式，得以特別犠牲理論、憲法生存權保障及憲法最高性之人性尊嚴保護原則為請求。而身為正義最後一道防線之行政法院法官，則不應拘泥於補償法定原則，尚可依據大法官解釋或憲法原理原則等，以法官造法之方式來裁判，期填補現行人民權利保障之缺口。 　　本文從土地徵收補償傳統概念的財產權保障出發，經由完全補償導出生存權補償，而要具體落實生存權補償之生活重建措施，其所包括之職業介紹、指導或訓練等，實質內涵即為憲法上的工作權。質言之，本文從財產權導出生存權再導出工作權，從而土地徵收補償之立論基礎，乃要兼顧生活、工作及財產等三者；故憲法第15條乃構成以生存權為核心之人民基本權利保障之最重要條款，工作權保障及財產權保障均在達成生存權保障之目的，這是從生存權之面向論述土地徵收補償所得之反饋與結論，可用以重新詮釋我國憲法第15條。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東亞無疑地是一塊讓研究者目眩神迷的地方：一方面有著人類歷史上最快的經濟發展成績；另一方面，卻又在冷戰結束後興起另一波的區域危機暗流，一九九四年北韓核子危機、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一九九八年北韓大浦洞飛彈引爆的日本安保效應、乃至二○○○年台灣總統選舉風雲與南北韓高峰會、加上美國在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後即將在東亞及世界推動的「反恐」所產生的未知效應，都在再地反應此一區域對安全機制的迫切需要。 　　最常被提及的安全機制，就是不斷被討論的「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或是延伸的概念「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Confidence-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CSBMs)，但是東亞現狀仍為冷戰對峙氣氛所籠罩，安全機制乏善可陳，在南海問題方面，各國仍以擱置暫代安全機制的建立；中共在台海危機中的態度更證明了信心建立措施主張的無力。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朝鮮半島與中亞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積極地扮演負責任的區域大國的任務，試圖在亞洲大陸中佔一個關鍵的地位，並以此外拒其它勢力染指此一區域。更為明顯的是，在東亞安全局勢的變化中，朝鮮問題與台海問題是最可能的爆發點，而其中共同的關鍵即是作為新興列強的中國大陸了，中共無疑是東亞地區關鍵的外交行為者，中共在區域安全事務上的矛盾性與特殊地位正給研究者一個重新檢視安全機制理論的良好例證。 　　也因此本論文的重點即是重新評價與建構安全機制理論，分成兩大部分，第一是從理論的角度批判與補強信心建立措施，主要是由新現實主義的體系理論觀點批判信心建立措施的自成性與先驗性 ，另一方面也從建構主義 (construcivism)與國際建制理論(internaional regimes theory)的最新發展擷取靈感，補足其在方法論與分析架構的不足。就東亞安全的環境而言，「政治安全」的優先地位必須被特別加以考量，一方面是因為東亞國家在主觀意識上仍以國家利益的考量為依歸(就中共而言是「新安全觀」)，另一方面，政治安全上的互信與互賴在被充分滿足的情形下，軍事安全、經濟安全等等次領域建制化的合作才能依次建立。 　　另一個重點則是由實際的例證出發，分析中共在東亞安全的角色與作為，就同樣的理論基礎而言，中共也同樣地受主觀意願與客觀體系所制約，究竟何種因素推動中共的安全作為？其與體系成員的互動為何？又未來的安全架構如何建立？筆者認為東亞並非缺乏多邊安全建制的主張，而是缺乏如何建構安全機制的階段性手段，中共周邊安全機制發展成功與失敗的例子，都足以凸顯何種因素對於建構區域安全機制是最重要的，在朝鮮半島，大國的互動促成了兩韓和解與「四方會談」體制的實現，但也因為大國間的互信基礎在國內因素轉變下瓦解，而導致和解遲滯不前；在東協與東協區域論壇的發展上，雖然取得相當好的建制化成果，但在處理南海問題上，仍因區域論壇缺乏大國的積極參與而沒有任何突破性的進展；「上海合作組織」的出現顯示中共的確願意發展區域多邊安全機制，但這個機制的成員與目標則必須符合中共國家安全戰略的考量。 　　因此，本文提出一個東亞「信心暨安全建立機制」的基本架構，第一個部分，這個機制在研究途徑上，除了新自由主義的方法與工具外，同時必須包含新現實主義的體系觀，也就是國家行為的產出包含主客觀因素的「體系十國家利益」的綜合考量（以中共而言，就是「大國外交」＋「新安全觀」）；第二個部分，釐清安全機制的發展階段概念，提出「東亞安全的發展光譜」，尤其著重「政治CBMs」的重要性。第三個部分，配合「東亞安全發展光譜」，與各吹區域建制水準與信心水準的觀察，可以得出一個東亞「信安機制」發展階段的客觀評估。最後，本文整理出一個東亞「信安機制」成立的十一個要件，作為本文對於「何謂東亞安全機制」與「東亞安全機制如何運作」這兩個核心問題的解答。

皇帝（皇權）於人間至高無上之特性與公羊學大一統正統論其正統有我無彼之觀念互為論證，為帝者認己乃唯一正統代表，視並稱帝者作非滅不可之僭逆。元首俱稱帝之孫吳、蜀漢均視對方作僭偽；於官式互動場合中原則上卻採一措施：不觸正統課題，不用主觀性強之政治性用語，於實質上互認對方皇帝其正當性，以合抗曹魏。隱於該措施背後之理念可謂：務實正統觀，南、北朝互動模式類此。南北朝末，有皇帝乘敵國內亂之際立彼皇族為彼國「主」，為藩臣之主得於其國內稱帝，西魏則立以蕭梁皇族為帝之傀儡政權式藩屬：西梁。就正統論及皇權特性而言實悖，然此等乃務實正統觀其措施之活用，意在擾敵徐圖滅之，故活用型務實正統觀措施為實踐公羊學大一統正統論之手段。周隋利用西梁打擊陳朝：除國防層面外，使陳帝於正統爭奪戰中非僅面對北朝競爭者。後金朝立楚、齊兩帝國措施即類西梁模式。

現代公司走向公開發行後，公司由廣大而分散的投資股東所有，投資股東雖擁有公司所有權，卻無多餘的心力與能力去參與公司經營，公司經營交由專業經營者，於是產生企業經營與所有分離之情況，在企業經營與所有分離下，股東與經營者間乃出現代理問題，為解決代理問題，本人勢必要付出代理成本，近年來十分熱門的公司治理議題亦致力於降低代理成本問題，並從董事責任之加強著手，故而建立與釐清董事之受任人義務內涵，乃一重要的課題。 董事之受任人義務內涵，可分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兩個子義務，前者主要著重於董事之行為標準，後者則是關於董事與公司間有利益衝突時，董事應以公司利益為先之義務。本文先就美國相關規定分析介紹，再進一步探討我國公司法就董事受任人義務規範之不足之處，以提出相關建議。接著本文就董事對股東揭露義務將特予介紹，蓋股東必須在充足資訊揭露下才能做出最適的決定，而董事不僅是能以最低成本提供股東資訊者，且從董事與股東之受託人關係觀之，亦可作為應為股東利益最大化而提供資訊之合理性基礎。 董事相關受任人義務內涵在併購過程中是否會有所不同，亦為本文關注之重點，故區分為合意併購與敵意併購兩種情況加以分析。合意併購時著重於探討董事如何於併購過程中為公司及股東爭取最佳的利益，並藉由分析我國實務判決提出若干建議。敵意併購時則著重分析目標公司董事採行之防禦措施適法性，期能藉由參考美國實務上審查標準，將來可引用作為我國處理相關案例之一套準據。 / When corporations go public, a large number of investment shareholders who separate around everywhere own the corporation. Because shareholders don’t have enough time and talent to corporate the company, they deliver the works to professional managers. It appears “Separation of business and all”. At the same time, there come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principal and the agent, which called agency problems. In order to produce the agency problems, the principal has to pay for some costs which called agency costs. Recently, the popular corporate governance issue ha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liabilities of the directors. Hence, to figure out how to build directors’ responsibilities and to know the content of fiduciary duty of the directors is a significant issue. Fiduciary duty of the directors consists of two sub content: duty of care and duty of loyalty. The former focuses on the level of attention of the directors take when they conduct. And the later focuses on when it faces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company and the directors, the directors should take the company’s interest for priority. In this paper, I try to analysis the lack of the fiduciary duty standard in our country through comparing the U.S relevant standard, and to give some personal suggestion. Then I want to introduce the obligation of disclose of the directors. Because the shareholders need plenty of information to help them making informed decisions. Usually the directors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under relatively low cost, and the fiduci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rectors and the shareholders gives a good reason to provide any necessary information to improve the shareholders’ best interest. If the fiduciary duty of the directors would be different during the takeover process is also what this paper wants to emphasize. In this paper I divided takeover into merger agreement and hostile takeover, and discuss under these two kind of takeover how should the directors conduct to meet the duty. When talking about merger agreement I focus on how the directors to seek 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ompany and the shareholders during the whole merger course. And I try to give some suggestion through discussing one court judgment. Finally, when talking about hostile takeover I will emphasize on the anti-takeover conducts which the directors make, and try to analysis these conducts’ legality. Meanwhile I hope that with critiques and dissertations from American scholars and experts as reference can provide our court some useful and specific criterion in the future.

短工補償制度(short-time compensation program)是指在經濟不景氣期間，雇主為避免解僱勞工而縮減勞工工時，並對勞工縮減的工資予以補助的一種措施。藉由短工補償制度，勞工可以維持工作，雇主可以節省在景氣回復後重新僱用與訓練勞工的成本，社會全體可以減少失業帶來的社會問題，達到三贏的局面。 美國短工補償制度由各州自行實施，最早通過立法的是加州，於一九七八年施行，美國聯邦於一九八二年立法，目前共有十八州實施。然而由於立法技術上問題使短工補償制度在美國的發展遇到瓶頸，難以繼續擴張到其他州。雖然如此，對許多已實施短工補償制度的地區，如加州、紐約州、華盛頓州、堪薩斯州等州而言，短工補償制度在就業安定政策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二零零八年台灣受到金融海嘯衝擊，引發高失業率及無薪休假現象，使我國政府開始思考因應對策。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布施行「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其中第二章為「僱用安定措施」，規定在經濟不景氣期間雇主為避免解雇得縮減勞工工時，而公立就業服務機關將補貼勞工縮減的工資，為我國首次制定的短工補償制度。惟「僱用安定措施」設有極高的啟動門檻，故目前尚無任何實際辦理之經驗。

本文以視障者無法從事醫療按摩為研究目的，探討過去視障按摩制度，發現視障者處於社會結構之弱勢，因而產生接近憲法、法律保障權益之權利障礙。職是，本文參酌涉及身障者權益保障之國際規範，將其「社會模式人權觀點」引入，強調身障者「作為人」，應享有與他人相同之權利。並以英國2010平等法之平等權，對我國現行大法官平等權之解釋，加以反思，並以此建構我國憲法保障身障者權益之憲法框架。其後，本文參考英國視障物理治療師之促進制度，並建構「執業規範」與「促進措施」加以區分之醫療按摩一職。就其「執業規範」，依循我國對醫事人員進用管道之教育、考試以及執業加以建構；另就「促進措施」，則參酌英國促進措施之特色，即多元性、個別化、專家協助、促進措施間之連結性、權利救濟保障加以建構。並以醫療按摩作為視障者從事醫療行業之開端，希冀日後視障者亦能如常人般，得依其意願、興趣，自由選擇所欲從事之職業。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海峽兩岸自2008年6月恢復中斷近10年的制度化協商管道之後，迄2013年6月，兩岸兩會已舉行9次高層會談並簽署19項協議，以及達成2項共識，不僅建立了兩岸「機制對機制」、「官員對官員」的協商模式，亦創造兩岸在經貿、社會交流秩序等各項互動上的保障，為兩岸關係打造和平穩定之發展環境。在此氛圍下，已逐步奠定了兩岸互利互信之基礎，亦深化了雙方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層面之交流，也預示著兩岸未來之合作與發展將有無限可能。 在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兩岸於2010年6月29日第5次江陳會談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之同時，亦簽署了「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復於2012年8月9日第8次江陳會談簽署了「海峽兩岸海關合作協議」。前揭協議之簽署為兩岸在「智慧財產權保護」以及「海關合作」兩議題建立了相互溝通之平臺。因此，研析與比較我國與中國大陸海關智慧財產權邊境保護相關措施及其異同點，對於兩岸海關未來在相關措施法制面與實務執行面之革新、發展與合作十分重要。 本文首先透過對於兩岸相關文獻之回顧、相關國際規範及其發展之認識，瞭解兩岸及國際間海關智慧財產權邊境措施之過去與現在，再分別針對我國與中國大陸海關智慧財產權邊境措施進行研究，以充分瞭解兩岸海關現行措施之法制面與實務執行情形，復透過對於兩岸之間海關關員之執法權力、海關緝獲之侵權貨物，以及智慧財產權邊境措施制度面之比較，研析雙方之異同，並提出改進意見，最後再綜合歸納以獲致研究成果。 / Since June 2008 when Taiwan and China resumed institutionalized negotiation that has been interrupted for nearly ten years till June 2013, the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SEF) and the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RATS) have held nine rounds of high-level talks, signed 19 agreements, and reached two consensuses. The resumption of bilateral talks has not only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mechanism vs mechanism” and “official vs official” negotiation models, but has also safeguarded the security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ctivities in both sides and created a peaceful and stable environment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 In this context, the two sides, which have gradually gained mutual trust, have deepened bilateral exchanges in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welfare aspects for mutual benefits. All of these forebode every possibility of futur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sides. One thing worth our attention is the signing of the “Cross-Strait Agreement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Cooperation” on June 29th, 2010 when SEF and the ARATS officially signed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in the fifth round of Chiang-Chen talks. Furthermore, both sides signed the “Cross-Strait Customs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August 9th, 2012 in the eighth round of Chiang-Chen talks. The signing of the above agreements sets up a platform for both sides in implementing “IPR protection” and “Customs cooperation.” Therefore,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Cross-Strait Customs IPR protection border measures is very crucial to the innovation, improvement and cooperation of cross-strait Customs in terms of leg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relevant measures in the future. This study, through survey of cross-strait literature and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the development thereof, intends to comprehend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cross-strait Customs IPR border measures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then proceed to study IPR border measures of cross-strait Customs, so a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legal and practical situation of current cross-strait Customs implementing IPR protection. Through comparing the legal authority of Customs officers, infringed commodities seized by Customs and IPR enforcement system of cross-strait Customs, this study also intends to analyze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two Customs administrations and propose some personal opinions for improvement and present some conclusions as research resul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