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惠於醫學技術的進步，國人壽命得以逐年延長，然而生活型態及外在環境的改變，導致國人雖然活得長，卻未必活得健康。於是，結合健康管理概念之保險商品便應運而生，讓保險業不僅發揮原先事後補償的功能，更可藉由多樣化的健康回饋方式鼓勵被保險人養成良好運動習慣或生活習慣，以達到提升國人健康之效益。整體而言，對於保戶、保險業以及整體社會皆有所助益，爰主管機關實有推動之必要，然健康管理保險業務於我國尚處於起步階段。基於此，本研究旨在探討主管機關如何制定一完善之監理措施，以推動此類商品之發展。 本研究藉由蒐集文獻及比較國內外健康管理保險商品之發展概況，並分析我國健康管理保險商品所面臨之議題與挑戰，再進一步針對我國現行法規運作已經或可能引發之問題加以檢討。此外，本研究認為主管機關基於推動健康管理保險商品發展之目的，應提供獎勵措施予業務績效符合一定條件之保險業，同時放寬健康管理保險商品審查規範，以加速商品開發銷售程序。 因此，本研究針對上述應檢討強化之處，提具《保險法第177條之1第2項所定本人書面同意方式、業務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管理辦法》第4條修正建議、《保險業辦理健康管理保險業務應注意事項》建議草案，以及《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220點之3建議條文，以供主管機關作為日後法規鬆綁之參考，希冀藉由健全之健康管理保險商品制度，能促進我國健康管理保險業務之蓬勃發展，以創造保戶、保險業以及整體社會多贏之局面。

數位學習產業於二十世紀末隨著數位潮流、知識管理之風潮，而成為數位內容產業中受矚目之焦點之一，數位與網路新科技，帶動學習內容與形態的變化，技術是發展數位學習的重要推手，但從各國數位學習產業之發展以觀，學習內容的完善建置與相關產業的法制政策抶植，才能真正達到資訊化社會、平衡數位落差等目標。 本論文觀察到我國目前對於數位學習產業可能產生之著作權議題，如：數位學習教材著作權歸屬、數位學習合理使用議題及數位學習內容保護之機制與問題，現行著作權法並未已針對數位學習產業可能特殊之需求為足夠因應或修正，因此本論文參酌學界、實務界對於數位學習產業相關著作權爭議有豐富討論之美國法，由其因應前揭數位學習著作權議題所作之法制上變革，提出對我國現行法之修法建議。 在數位學習教材及課程討論內容之著作權歸屬部分，為避免著作權歸屬公平性之爭議，本論文建議有效方法之一即係以契約明文約定之，以使雙方權利義務得以有效落實；在數位學習合理使用議題之法制因應部分，本論文建議合理使用利用目的判斷導入-轉化（transformation）原則、放寬可以主張合理使用的主體及權利範圍、參酌澳洲及美國CONFU教育多媒體合理使用準則所羅列之各項標準訂立具體合理使用著作利用之比例準則；在數位學習內容保護之機制與問題部分，本論文建議將著作權法中「防盜拷措施」之名稱，修正為「科技保護措施」，以避免造成社會大眾誤認我國著作權法僅限制規範「未經授權非法重製之措施」而就規避未經授權之進入、接觸著作或前述規避行為之準備行為並不處罰，而誤入於罪，同時建議增訂行為人就第八十條之一第一項權利管理電子資訊之移除或變更行為之主觀要件及責任例外，保障人民權益。

本文探討的動機在於美-日或歐-日有關汽車產品存在已久的貿易摩擦，以及鉅額的貿易赤字等問題，如何有效運用進口救濟措施來達到改善上述問題的嚴重性。一般而言，汽車產業的救濟措施通常採取關稅或配額的形式，唯關稅在歷年GATT談判回合中均朝向逐年減讓的趨勢，所以其重要性在此不予討論，主要則針對汽車的配額措施，或進口數量限制以及認定汽車身分國籍的原產地規則加以論述，以期我國在未來加入GATT之時可提供政府作為汽車產業防禦措施之參考。

在推展全球化貿易下，面對市場逐漸開放之際，世界貿易組織為了減緩世界各國貿易自由化過程中所受到衝擊，允許會員國實施暫時性的保護措施，以矯正不公平貿易行為，其中又以反傾銷制度最為重要，為各國最常採用方式，但卻造成已開發國家如美國、歐盟過度濫用反傾銷措施，致過度保護本國產業。因此本研究以中國毛巾傾銷案作為研究對象，並運用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所發展的COMPAS模型，來探討中國毛巾傾銷行為對我國毛巾產業之影響。除此之外，由於各國對於反傾銷稅的課徵是否過高頗有爭議，本研究因此進一步檢視我國在中國毛巾傾銷案中所課徵之反傾銷稅稅率是否過高？是否符合WTO反傾銷協定「公平貿易」之規範？若不符合，則在滿足「公平貿易」的前提下，其稅率訂定應該為何？ 由實證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傾銷對我國國內同類產品的產出、價格與收益，確實有負面的影響，國內市場佔有率則因受到低價傾銷進口品的替代，而呈現逐年下滑趨勢。在反傾銷稅課徵方面，在目前課徵稅率下（204.1％），確實可為國內廠商帶來正面的影響，然而本研究發現目前課徵稅率過高，而可能導致過度保護本國廠商，進而違反WTO「公平貿易」之規範。若將目前所課徵的稅率調降為符合「公平貿易」規範下之稅率（75.7％），其稅額會較採用傾銷差額課徵為低，不僅符合WTO 「較低稅率原則」，同時也可避免過度保護本國產業，對於整體社會福利之損失也較小。因此，本研究對政策的建議是反傾銷稅率訂定除了參考傾銷差率外，更須考量國內廠商之受損害程度，以課徵足以消除國內產業所受損害之稅率即可，來減少因稅賦所帶來之扭曲以及對國際貿易損害，而進一步傷害社會福利。 / At the same time of expanding global trade and increasing openness of the market,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has been trying to decrease the impacts on Members during the process of liberalization and has permitted Members to practice temporary measures of protection and to correct unfair trade. Among these measures, anti-dump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mmon one. However, it has abused by several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A and European Union (EU), which lead to over-protection of their domestic industries. Therefore, the research chooses the dumping case of Chinese towels as its subject and applies a model of Commercial Policy Analysis System (COMPAS) developed by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to evaluate the impacts on domestic towel industry due to import dumping from China. In addition, it is still controversial over the levels of antidumping duty to remain fair trade. Thus, the research will estimate further that if the rate of the present anti-dumping duty on the dumping case of Chinese towels is overrated or meets the principles of “fair trade” under WTO Anti-Dumping Agreement. Besides, if it is not, what is the rate should be to meet the principles of “fair trade” under W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dumping doe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rice, output, and revenue of the domestic industry. The domestic market share has been decreasing year after year because of the substitute effect from dumped imports. As for imposing anti-dumping du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imposing anti-dumping duty under the present duty rate (204.1%)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domestic industry.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 of this research, the present duty rate is too high. Overcharging of the anti-dumping duty could lead to over-protection of domestic industry and to further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fair trade” under WTO. If the present duty rate can be reduced to meet the principles of “fair trade” (the rate is 75.7%), the tax will be less than the dumping margin.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conform to the“lesser duty rule”under WTO, avoid over-protection of domestic industry and contribute the minimum loss to the social welfare. Hence,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imposing anti-dumping duty rate should refer to the dumping margin and evaluate the depth of injury to domestic firms. It should only impose an appropriate duty to remove the injury to domestic industry. It is significant to reduce the distortion of the tax and the injury to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urther harm of social welfare.

本研究主要是欲從1980年代福利國家危機所發展出來的因應對策“福利多元化”的理念出發，依此理念所發展出來的「少年福利多元化」的政策主張，來探討我國少年福利在福利多元化政策上的施行現況、成效與困境。因此，對於目前建構少年福利服務網絡的少年福利各相關服務組織，包括政府單位、及民間社會福利機構，在服務網絡上如何進行協調聯繫，及服務項目整合的情形，即瞭解目前少年服務機構的服務提供、與少年服務網絡聯繫建構現況，並藉由探討歸納少年服務網絡建構的影響因素，以尋求最佳少年服務網絡模式的建立。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架構，主要有3個概念即：少年福利各相關服務組織特性—組織進行協調聯繫，與服務整合現況—建構最佳少年服務網絡。而在研究方法的採取上，則主要是採質化的研究方法，並以文獻探討法，及質的訪談法2者相輔。文獻探討的部分主要是包括：整體少年福利施行現況，及高雄市少年福利相關文獻資料的蒐集。而質的訪談法部分，則是兼採開放式與封閉式的訪談型式來深入探討蒐集資料。另外，在訪談對象的選取，則是先採立意取樣的方式，選取資料最多、經驗最豐富的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作為基礎，再由訪談的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以滾雪球的方式確定有少年業務聯繫關係的民間社會福利機構對象。最後再針對這些民間社會福利機構，進行約談訪問。 本研究的研究發現則主要有以下幾點： 1.資源不足，服務提供有限：不論是針對一般青少年的休閒娛樂服務方面，亦或是不幸少年的寄養、與安置服務上，各少年服務機構皆無法完全配合少年的服務需求來提供服務。 2.人力不足，經費編列有限：不論是政府單位、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亦或是民間社會福利機構，皆是普遍會存在的服務機構問題，且受訪的機構服務工作者皆反應機構目前在人力上有呈現不足、缺乏的困境，多數機構的社工員必須身兼數職，工作負擔很重。 3.資源尋求，促進服務聯繫：研究發現：促進服務機構進行少年服務協調聯繫的主要動機，不論是在政府單位，亦或是民間社會福利機構彼此間，促進其進行服務聯繫的動機，不外乎以資源相互尋求、與相互支援為主。 4.個案整合，機構合作無間：在高雄市少年服務網絡的建構中，主管機關社會局在建立少年服務資源網絡上，除與其所屬的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相互聯繫外，在少年服務的提供上亦多以公辦民營、協助補助、個案委託、方案委託等方式，交由民間機構來辦理少年福利服務，尤其在公設民營、與委託業務上更是蓬勃。另外，在機構所進行服務整合的項目，則是以少年個案整合為主。 5.本位主義，網絡建構難題：不論是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亦或是民間社會福利機構的工作者皆反應，在機構間的協調聯繫成效方面，皆有遇到與教育機構、單位溝通協調困難的問題，而主要的原因則是專業機構本位主義所致。 6.定位不明，認知未達共識：服務機構工作者反應政府社政單位在與民間社會福利機構，進行委辦、承辦、協辦等不同業務時，經常由於彼此間對相互的角色、定位的認知不同，而產生協調上的問題。 7.網絡建構，默契須再培養：雖然目前整個少年服務網絡在建構上，各專業服務機構彼此間在聯繫的動機、及整合情形，皆有助於整個少年服務網絡體系的建構與維繫，但彼此間在少年服務工作的團隊默契上，仍須再培養。 8.資源競爭，機構相互排擠：少年福利的民間資源不足，使得少年在老人、婦女、兒童等弱勢族群中，又是更為弱勢的一群。且機構工作者表示：在資源缺乏下，同性質的服務機構彼此間會相互競爭資源、相互排擠，如此使得小型、新成立的服務機構，難以生存的現象。 最後在研究限制方面，則有2部分，即：研究方法的限制，與研究時間、人力的限制。研究方法的限制，則是包括：文獻研究法、與質的訪談法等2種資料蒐集方法的缺點，也就是在研究方法上的限制。而在研究時間、與人力的限制方面，則為研究範圍上的限制、及訪談對象數量上的限制等此2部分，為本研究的研究方面的限制。

「信心建立措施」(CBMs)屬於單純的政治命題？或是一個文化與政治的關聯命題？若將其用於解決兩岸問題上，可能就不是單純的政治命題。因為，兩岸從1949年起雖處於敵對狀態，但並沒有因敵對而影響民間經濟活動的交流發展，而且這種政治冷、經濟熱的特殊現象，還是沒有使得中共方面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選項。但是，自1958年「八二三金門砲戰」後雙方又沒再發生過軍事衝突，同時也默守互不逾越「海峽中線」的規範，這種不同於西方軍事互信的概念似乎又存在於兩岸之間。因此，有人認為是美國與兩岸間構成的和平穩定架構發揮功效，或因經濟因素的介入使然，唯少有從「文化」這個面相來研究解讀的。事實上，英國哲人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曾說：「中國的軍人是一個有理性的人。」可謂道出華人文化的特質。由於，兩岸文化系出同源，所以在相同文化邏輯涵泳出的國民性格，不僅有著共通的語言、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而且是一個極為重視人情、面子和關係的生活世界，與奠基於民主法治的西方社會大異其趣。 由於，CBMs畢竟係西方文明的產物，雖有完善堅實的理論基礎及實踐經驗，但逕自套用或作為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理論，不僅不能解決問題，也因為缺乏對文化差異的理解，從迄今懸而未決的結果足以證明西方理論未必全然適用。因此，興起於1980年代末的建構主義，因蘇聯解體後，東歐與南歐共產國家產生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問題的研究，促使建構主義逐漸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理論之一。而且，著名的建構主義論者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當具有共用觀念的集體認同建立後，國家可以超越自助特性，相互間構築起高度信任，彼此以和平途徑解決衝突，而不是訴諸武力，從而實現洛克(John Locke)文化向康德(Immanuel Kant)文化的轉變。由於，華人文化本就具有建構主義的精神，運用於具有共通文化背景的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建構，理應是合理的選項與嘗試。

本研究旨在探討榮民醫療體系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醫師專業承諾發展現況，兩者的認知差異情形與變項間的相關及預測力。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研究工具為自編之「榮民醫療體系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與醫師專業承諾問卷」，研究對象以全台15所榮民醫療機構醫師為母群體，採分層隨機抽樣法進行。共計發出問卷920份、回收629份，回收率68.4％；經整理編碼，扣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為597份，有效問卷率64.9％。自變項為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包含招募甄選、訓練發展、薪資福利、績效評估及員工關係五個構面；依變項為專業承諾，包含專業認同、專業投入及留業意願。資料分析方法採用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描述性統計分析、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及階層多元迴歸分析。 根據資料分析結果，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各構面認知程度，依序為：訓練發展（3.70）、招募甄選（3.51）、 績效評估（3.40）、員工關係（3.19）、薪資福利（3.15）；專業承諾各構面認知程度，依序為：專業投入（3.89）、專業認同（3.79）、留業意願（3.56）。 二、背景變項中的年齡、服務年資、薪資所得、醫院層級對人力資源管理措施的認知上具有顯著差異。 三、背景變項中的年齡、服務年資、薪資所得、醫院層級對專業承諾的認知上具有顯著差異。 四、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之招募甄選、訓練發展、薪資福利、績效評估及員工關係五個構面與專業承諾之專業認同、專業投入及留業意願三個構面有顯著正相關。 五、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之訓練發展、薪資福利及績效評估三構面對專業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β係數分別為0.364、0.312及0.200。 本研究最後提出管理意涵，提供榮民醫療體系或其他醫療機構行政管理者之參考與借鏡。 /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Veterans Healthcare System current situation of implement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physician’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In addition, their cognitive difference, correlation and predictability among variables. The researcher proposed study structure and developed a questionnaire entitled as ” The Questionnaire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Physician’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of Veterans Healthcare System ” as the instrument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y of 15 veterans hospital physicians in Taiwan as a population and the method of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is adopted. A total of 920 copies of questionnaires were given and 629 were returned with a response rates of 68.4％.Through coding and eliminating the unusable questionnaires,there were 597 valid questionnaires with a valid response rates of 64.9％.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of this study ar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include five dimensions：Recruiting and Staffing ,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 Compensation and Benefits, Performance Appraisal and Employee Relationship.The dependent variables are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 such as 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 Professional Involvement and Intention to Retain. Data analysis methods adopt Factor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Based upon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gnition degree in each dimens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sequential orders are：Training and Development（3.70）, Recruiting and Staffing（3.51）, Performance Appraisal（3.40）, Employee Relationship（3.19）, Compensation and Benefits（3.15）. The cognition degree in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in sequential orders are：Professional Involvement（3.89）, 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3.79）, Intention to Retain（3.56）. 2. Background variables, include age, year of service, salary income and hospital level have an obvious difference of cognition degree towar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3. Background variables, include age, year of service, salary income and hospital level have an obvious different from the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4. The five dimension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Recruiting and Staffing ,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 Compensation and Benefits , Performance Appraisal and Employee Relationship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rofessional commitment：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 , Professional Involvement and Intention to Retain. 5.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 Compensation and Benefits , Performance Appraisal have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nfluences on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 its β coefficient are 0.364, 0.312 and 0.200. Finally , the implication of the studies can offer the administrator of either Veterans Healthcare System or general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consult and use as a reference.

一、兩岸對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避免兩岸軍事衝突雖有爭論，卻也希望彼此間能夠找出一條可行之路。雖然「軍事互信機制」在歐洲已經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論及發展模式，但是其經驗未必就能適用於複雜多變的兩岸關係。 二、軍事互信機制在亞洲之發展案例中，可以發現失敗原因有因雙方缺乏政治意願執行、互信基礎脆弱、核武競賽、歷史淵源與大國的戰略布局等。 三、中共提出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始於2004年的「五一七聲明」，「胡四點」、「連胡公報」，將軍事互信機制優先順序調整；兩岸關係改善後，「胡六點」亦希望穩定台海局勢，「減輕軍事安全顧慮」，顯示胡擔心無法掌握的意外隨時會發生，這些徵候似可連結到中共迅速通過反分裂法的制定，名義上針對台灣的各項台獨作為，實質上卻將解放軍出兵的舉動用法律來約制。 四、實在廣義的層面上，兩岸對於軍事互信均抱持正面的態度，雖說在時間點、優先順序、實質交流內容等面向或有不同意見，惟大體言之兩岸之間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環境其實已經成熟。 五、本文研究發現中共的「軍事互信機制」是階段性策略、兩岸發展「軍事互信機制」的本質與目的與歐陸不同、兩岸發展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內涵迥異、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建立環境已趨成熟、國防安全上的軍事衝突隱憂仍然存在、軍購仍為我建構軍事互信機制重要籌碼。 六、兩岸應在九二共識下探討軍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建構框架，我應建置對中國大陸談判軍事互信機制之跨部會專責機構，以整合政府政策與資源。並應充分運用民間智庫研究能量，聚焦軍事互信機制議題與審慎培育與納管規劃及談判人才，另需積極爭取軍售，以增強軍事互信機制談判實力，最後應加速投入海西特區發展建構非軍事化區域之價值。

併購是企業外部成長的主要方式，但不是每個併購活動都是兩廂情願的，因此，當併購者違反被併購者的意願而為併購行為時，敵意併購就此產生。敵意併購所採取最主要的方式，即為公開收購制度，故本文先介紹歐美主要國家的公開收購制度，再檢視我國現行法下公開收購制度，以瞭解現行公開收購制度的利弊得失。 其次，針對敵意併購的防禦，美國法制上已發展出一系列的反併購法，這些法制雖然有些被聯邦法院宣告違憲，但仍有符合憲法規範者，迄今，已發展到第三代的反併購法。除此之外，企業在實務上也開始發展出各式各樣的防禦措施，有的是在敵意併購者出現前就事先準備，有的是在敵意併購者出現後才緊急採用，無論如何，這些防禦措施在敵意併購盛行的美國，也相對應的發展成熟。然而，在敵意併購還在萌芽階段的我國而言，由於法律的規範，並不是所有的防禦措施皆符合我國法律。更甚者，在現行法的規範下，有些防禦措施雖然符合我國法規範，但卻受到其他的限制而實用性甚低，在現行規範下幾乎沒有行使的空間，因此，本文試探究美國法上幾種基本的防禦措施在我國法上的可行性，期望能獲悉各種防禦措施在我國法上的合法性及可能性。 再者，需先瞭解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課與董事受任人義務之內涵。公司法對於忠實義務規範的較為具體，即董事在有利益衝突時，需以公司的利益為優先考量，同時又有具體的行為規範，例如公司法第二０六條準用第一七八條利害董事的迴避、第二二三條監察人代董事為行為、第二０九條董事競業禁止、第一九六條董事報酬等具體規範。相較於此，董事的注意義務僅抽象的要求董事在處理公司事務時，需要盡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然而，對於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內涵為何，則須待法院在具體個案中形成。針對受任人義務，英美法上發展出經營判斷法則，針對董事對公司之經營判斷事項為誠信、無利益衝突、無濫用裁量權、必盡到合理注意時，推定董事之決策為適法，法院不再對該經營判斷事項為事後的審查。 美國法上，在審查目標公司的董事義務時區分為：主要目的審查、Unocal雙叉審查、Revlon案審查標準、Blasius案審查標準及股東外利害關係人利益權衡標準。在我國企業併購法第五條、第六條並沒有規範到目標公司的董事義務，但上開外國標準及企業併購法對董事決策時要求的行為規範，可以做為我國將來立法時的參考。在現行法未規範的情形下，本文認為公司法中未規定的業務決策，未必皆應依照公司法第二０九條規定由董事會決策；並且，公司重大事項應區分為提案權及決策權，而將防禦措施的提案權交由董事會，並將防禦措施的決策權交由股東會決定。董事會在股東會授權下，決定行使何種防禦措施，以迅速、機密之手段達到防禦的目的。因此，董事在提案前需盡到調查之能事，確認敵意併購的結果對公司不利，在股東會同意防禦行為時，所採取的防禦措施應優先保障股東最大利益，以盡目標公司的董事義務。

循著時光的隧道，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全球企業併購的熱潮方興未艾，時至今日「併購」已為一般人所熟知，併購的型態更演變出多種樣貌。本文以敵意併購為基調，蒐集全球2000年至2015年樣本，研究結果顯示，敵意併購之宣告對主併公司股東短期有不利之影響，若目標公司採取防禦策略時，對主併公司股東而言亦不利。故如果一公司欲發動敵意併購時，需考量目標公司是否有防禦措施的設置，惟此結果未達顯著水準。 此外本研究亦針對敵意併購下主併公司股東的異常報酬，探討影響股東異常報酬的原因，實證結果得知，併購溢價越高，對於主併公司股東顯著不利，驗證「贏家的詛咒」理論，亦即併購溢價越多，將使得主併公司持股人的財富移轉至目標公司身上，對主併方股東有不利之影響。 / The trend of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s booming as of 20th century and the pattern has become variable and complicated. In this study, hostile takeover, one of the focal point on the subject of M&A, is to be discussed. Samples are collected from 2000 to 2015 globally by SDC platinum. Result shows that hostile takeover activity does not benefit shareholders’ interest of the acquiring firm. If the target firm adopts defensive tactics, situation will be worse. Therefore, as the bidding firm, it has to considered whether there are defensive tactics against hostile takeover in the target. While these aren’t significant result.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ind the factors which would affect shareholders’ abnormal return under hostile takeover, and result shows M&A premium significantly does. The higher of M&A premium, the more unfavorable to the shareholders’ interest of the acquiring firm. It supports the theory of “winner’s curse”. That is, as M&A premium increases, shareholders’ wealth of the acquiring company is expected to transfer to the targets more which is adverse to the shareholders of the acquiring 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