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一地在中國史上可謂無絲毫之價值者也，自百年以前，未嘗出一非 常之人物可以為一國之輕重；未嘗有人焉以其地為主動，使全國生出絕大 之影響。崎嶇嶺表，朝廷以羈縻視之，而廣東亦若自外於國中，故就國史 上觀察廣東，則雞肋而已。雖然，還觀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競爭交通 之大勢，則全地球最重要之地點僅十數，而廣東與居一焉，斯亦奇也。 」 ── 梁啟超廣東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佔有極重要地位的省分。 從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英法聯軍、 甲申中法戰爭到甲 午戰後發韌的改革與革命活動，無一不是與廣東有密切的關係； 無一不 為中國近代的政局帶來鉅大的影響。準此以觀， 廣東實與中國近代史的 演變有著相當密切的互動關係。然而，衡諸國史，廣東雖自秦漢時即已納 入中國版圖， 但誠如梁啟超所言，在前此二千年的中國政治史上， 廣東 向來只居於「雞肋」的地位而已。兩相比較後， 不難察覺廣東遲至十九 世紀時已由過去的政治邊陲角色轉變為中國政治發展史上的重要省分。廣 東在中國政治史上具有如此奇特的轉折過程， 這應是她最引人注意之處 。 但廣東地位轉變的原因何在？其變化的程度如何？對中國近代史的發 展又有何等影響？這些都是探求轉變過程中值得思索的問題。 蓋歷史所 值得探究者即在於觀察各種現象間的差異，而後探尋出肇致轉變的原因、 影響並予以適切的闡釋而已。準此，本文即依循這三個層面， 嚐試將廣 東置於中西勢力交互影響的背景中，敘述其間史事的發展， 而後針對省 內菁英分子角色、觀念的轉變過程及其對中國近代政治史上的影響做探討 。 藉此，希望能對清末五十年間廣東政治變動的情景做一詮釋。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倉皇撤退來臺 ，面臨美國「放手政策」、中共陳 兵對岸與臺灣經濟崩潰的危機下，國府乃起用吳國楨出任臺灣省主席，勵 行民主改造。吳三連在日治時期從事抗日運動中，深得政治智慧， 且建 立豐沛的人脈關係、戰間期居住中國使其具有北京話的語文能力， 戰後 高票當選國代，擁有雄厚的民意基礎。在國民黨倉皇撤退來臺、急須美援 的情況下， 不得不實施民主，乃拔擢非國民黨員的吳三連為戰時首都臺 北市長， 並在國民黨未及改造完成，實施地方自治時， 再獲得國民黨支 持成為臺北市第一屆民選市長。市長任內，一面與中央配合致力早日完成 反攻大業， 也盡力從事臺北市政建設，並處理大量難民湧入臺北市所造 成的學校駐軍、 違建等等問題。不久韓戰爆發，國民黨在美國支持下， 改組重建完成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相對於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臺灣人歷 經二二八事件的打擊， 加上戒嚴體制的限制和白色恐怖的威嚇，呈現無 組織弱勢社會的情境。 當內外危機解除、國民黨的威權統治確立後，臺 灣人的支持與否相對失去重要性，國民黨也無法再容納不是國民黨員的臺 灣人繼續主持臺北市政， 吳三連乃選擇回臺南競選省議員，在議壇繼續 為臺灣人服務。總之，吳三連擔任臺北市長， 是國民黨倉皇撤退來臺至 完成重建威權統治之前的過渡措施，對吳三連而言，四年臺北市長任內 ， 建立中央與地方的人脈關係，更深刻的認識國民黨政權的本質，奠立 此後辦報、 經商與溝通朝野對立衝突的中介角色，享有極高的社會清望 與影響力。

以往針對投票行為或政治態度的研究通常都將省籍與區域視為基本人口變數來處理，而未曾關注相同省籍的投票行為或政治態度仍有區域的不同。本文即以此為出發點，藉由總體層次投票資料分析以及個體層次調查資料分析的方式，除了檢視省籍和居住區域對於選民政黨認同的影響外，更進一步檢視區域環境系絡對於特定人口特徵決定之政治態度的影響，即相同省籍的選民居住在不同區域時，是否會受到區域政治氛圍影響其政黨認同。 研究結果發現，省籍和居住區域確實會對選民的政黨認同造成影響。在省籍方面，本省閩南人相較於其他省籍人士較偏向泛綠政黨，大陸各省市人相較於其他省籍人士較偏向泛藍政黨，本省客家人則居於兩者之間，但相較於整體選民較偏向泛藍政黨。在區域方面，中部選民相較於其他區域選民最偏向泛藍政黨，南部選民相較於其他區域選民最偏向泛綠政黨，東部和北部選民居於兩者之間，但相較於整體選民較偏向泛藍政黨。在確立了省籍和區域對於政黨認同的影響及影響方向後，更進一步檢視相同省籍在不同區域的政黨認同差異，結果發現，無論各個省籍，居住在整體較偏向泛藍政黨的中部、東部及北部地區，會受到區域政治氛圍較偏向泛藍政黨的影響，使其較偏向泛藍政黨；但如當其居住在整體較偏向泛綠政黨的南部地區，會受到區域政治氛圍較偏向泛綠政黨的影響，使其較偏向泛綠政黨。此研究結果顯示，個人因特定身分特徵而有特定的政治傾向，當其處於和自己政治態度不同的區域時，由於整體環境氛圍的影響及環境限制下的資訊交流網絡，因此會淡化個人既有的政治態度；反之當其處於和自己政治態度相同的區域時，由於整體環境和自身的政治立場相同，因此會強化個人既有的政治態度。

從全球地緣政治大格局來看，中國代表的陸權力量在崛起的過程中，與美、日所代表的海權勢力對抗中，朝鮮半島，尤其是北韓的地緣政治地位及其對中國地緣戰略考量，自古以來即位居一極為重要的地位。 在全球化影響下，每個國家與其他國家互動更為頻密，如何在地緣政治上發揮影響力、爭取國家利益，就成了國家安全及生存發展重要項目。如何在強國地緣政治框架上尋求突破，建立一套完善的中長期發展策略，制衡強權控制或是發揮優勢參與權力分享，都是一項困難且不易達成的目標，也是關乎國家安全的嚴峻問題。 東北亞地區各國之間的合縱連横、明爭暗鬥，幾乎是二千多年前戰國時期群雄爭霸的翻版。作為東北亞一員的臺灣，應認知到東北亞相關情勢的發展將對我國家安全造成影響外，對我國家安全影響甚鉅的美國新世紀亞太戰略中對中國是否從「圍堵」、「圍和」朝「交往」 (engagement)及「平衡」 (balancing)轉變，值予密切關注。 美國與北韓2007年1月16日至18日期間，於柏林舉行雙邊會談，嗣後六方會談各造於2月間達成「213文件」，使北韓核武問題的解決初露出曙光。為確保區域穩定與和平，六方會談與會各國雖表同意與支持，但因各有戰略盤算，又使得東北亞安全機制建立之路充滿荊棘。六方會談機制恰好提供中美二國在東北亞地區競爭與合作的一個最佳舞台，中美二國在其間所扮演的角色、目標及策略深值吾人探究。

本論文從「政治性」的概念討論海德格的政治哲學，分別透過卡爾．施密特與戰後法國哲學界對於政治性與共同體的理解，討論海德格如何以存有論回應德國民族共同體問題。他的政治哲學從決斷論出發，探問此有存有的本真性，並將此有與後來1930年代他的思想焦點「共同體」接合起來，讓此有不僅是獨我的存有者，而更應決斷成為政治共同體中的共存者。此共同體為精神的共同體，由大學及哲學引領構成得以抵禦來自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與政治威脅之德意志民族，海德格以此政治共同體方案回應中立、技術化與非政治化的歐洲精神狀況，並以歷史性、同代人、共同命運等概念探索新的政治之可能性。此可能性亦代表海德格對現代性與虛無主義之思想立場，他從虛無主義批判的角度，討論從藝術如何克服虛無主義並建立國家，即建立新的共同體，構出新的主體間性，進而解構傳統主體與客體對立形成的空間。海德格拒絕了同質性空間的概念，而是藉由在「此」存有的存有者之「實際性」，勾勒各種「差異」，形成異質性空間。因而他以一種解構的政治哲學提出非同一性，反省國家社會主義的種族政治，以解決「德意志問題」所造成的極權主義困境。本論文結論是：海德格對共同體的撤離與重構，正表明了對民族主義問題的克服應在徹底的對虛無主義、現代性、科技的反省深思裡。

黔中地區境內重山疊嶺，並且有無數的溪流遍布其中，地形崎嶇。居民構成的主體上，又是以溪洞蠻為主，毫無疑問是一塊化外之地。從國家的角度來看，黔中也絕對不是一個可以增加朝廷稅收的區域，但是正因為它在西南交通上占有一席之地，因此當國力強盛之時，都會透過各式各樣的方法控制黔中。唐代「黔中」概念就是隨著唐帝國對雲南的開拓，而逐漸形成的空間概念。然而，唐宋兩代對於這塊地區的統治不盡相同，究其原因，則必須從三方面進行考察：一是從制度探討溪洞、行政建置與政策，二是分析溪洞勢力的演變，三是考察唐宋兩朝對黔中地區的邊界控制與開拓。

中共自建軍之初，即將以黨領軍的原則，作為建軍之魂、立軍之本，以此詮釋有別於傳統的新型人民軍隊。共軍認為政治工作不但可為解放軍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證，更提供解放軍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換言之，作為實現政治目的的重要途徑和手段的政治工作，是整個戰爭進程和贏得戰爭勝利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份；越是高技術戰爭，政治工作越是重要。 所以我們從分析共軍政治工作理論，可以瞭解共軍政治工作的作用與運作模式；從共軍各時期政治工作調整變革，評估其在軍隊組織內部的效用，進而掌握在胡錦濤後期的發展趨向。 綜合本文對共軍政治工作發展與變革的研析，可從歷史研究途徑中發現，毛澤東以其最大的意志力不斷堅持遂行共軍政工制度，使其軍隊政治思想成為共軍政治工作的行動指南；鄧小平對共軍政工制度最大貢獻，便是使政治工作朝向制度化、規範化發展，並繼承發揚毛澤東關於政治工作的思想理論。江澤民主導共軍政治工作則是延續創黨建軍以來，黨指揮槍的傳統，視政工制度為維護政權的萬靈丹，並試圖為政治工作注入生機與活力。自胡錦濤主政以來，即推動共軍政治工作法制化作為，顯然已確立胡錦濤治軍思想在黨內的指導地位，進一步鞏固其軍權，同時為「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制度，提供完整的法源依據，使黨對軍隊的領導、監督更為深化。 然而共軍政治工作也面臨內外新形勢之衝擊，政治工作往往淪為「口號」的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已很難引起共軍內部官兵共鳴，甚至於對共軍現代化造成障礙。在其標榜不斷調整與自我完善發展過程中，是否真能完全回應環境與內部發展的需要及如何突破傳統歷史制約與制度缺陷，將是共軍政工現階段與未來必須不斷面臨的挑戰。承上述分析，有助於爾後探索中共政權發展、黨軍關係變化以及胡後時期共軍政治工作發展變革與趨向的研究。

兩岸政治定位問題是兩岸必然需要面對的問題，也是兩岸未來和平發展的重要基礎。但兩岸政治定位問題卻也是十分棘手且複雜的問題，單就台灣內部而言，對於兩岸的政治定位見解眾說紛紜。因此，本文選擇從「中華民國憲法」的角度出發，藉由憲法的最高性與權威性為兩岸政治定位找出定見。 本研究藉由憲法學理、學者學說、國家主權理論與國際在憲法上特殊政治定位案例的研究，分析各國在憲法上特殊的政治定位關係以及學說理論的討論，嘗試討論出兩岸政治定位未來可能的政治定位發展途徑。 / The Cross-strait political status is necessary to face the issue, but also an important future cross-strait peace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 But cross-strait political status is also very difficult and complex issue, one of Taiwan itself, the status of views on both sides of the political opinions. Therefore, this choice from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C." point of view, by the highest constitutional authority for the two sides of the political positioning and identify stereotypes. The theoretical study by the Constitution, scholars doctrine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in constitution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atus on the specific case studies, analysis of national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and doctrine of the discussion, try to discuss a possible future cross-strait political status path to development.

本論文之宗旨為研究中共「人民政協」於中共政治及社會體系中所扮演之角色。自一九四九年中共「人民政協」成立以來，雖然「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遭受紅衛兵沖擊，而長期停止運作。惟自一九七八年起，在中共「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的統戰政策下，「人民政協」再度重建，不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生活層面，均在中國大陸社會中具其一定的影響力。然而，多數研究中共的學者，多半只重視中共黨、政系統本身，從而忽視政協作為一最高統戰組織形式，不僅在中共內政上，甚至在外交及對港、澳、台灣地區的統戰工作上，均擔負重要任務，實值得行研究。本論文係以制度研究途徑為主，另輔以政治發展途徑為主要理論依據，討論當前中共「人民政協」在中國大陸社會及政治體系中，所 履行之種種任務功能，並就中共現行體制，界定其所佔有之地位與角色。 全文總計約十六萬字，分為六章十八節，全文大要如下：第壹章，導論：簡述本論文之研究動機、架構及主要宗旨。第貳章，「人民政協」之創建與沿革：就國民政府時期以來，「政治協商會議」在各歷史時期及現階段中共經改、開放政策下之各項變遷及發展。第參章，當前「人民政協」之組織結構：論述「人民政協」在現階段中共「愛國統一戰線」政策下，其組織形態、重要機構及各個參加單位。第肆章，「人民政協」之各項功能與任務：論述目前政協在中共官方規定及實際運作上，所履行之包括政治整合、政治社會化及社會動員在內的各項功能及任務。第伍章，「人民政協」之政治角色：分別就「人民政協」與中共黨政系統、社會體系之互動關係及其所享有之權力、影響力等方面，界定「人民政協」之政治角色。　　第陸章，結論：總結各章論述，評估政協目前變化，並提出未來可能之發展趨勢，以利後繼之研究。

伴隨兩岸經貿持續往來，以及中國政府拉攏台灣農漁民的施惠政策推展，一般認為相對處與弱勢的台灣農漁民，在兩岸貿易政策的立場值得關注。本研究問題為：台灣農漁民是否將因為本身可能從貿易往來得到好處，支持開放政策，獲利可能偏低則傾向保護？而政黨偏好的因素，是否因為經貿交往下的自利考量而無發揮作用？又或者將造成何種影響？ 本研究從「商品性質」、「經營型態」與「參與程度」，評估「獲利可能」的高低對「政策立場」的影響，其次關照「政黨偏好」的對「政策立場」的影響影響。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法，透過與雲嘉兩地農漁民訪談調查結果發現：個人獲利可能的考量決定貿易政策的立場，但政黨偏好並非毫無發揮作用，當獲利可能性與政黨偏好一致時，有強化的效果，政黨偏好與政策立場互為影響；反之，獲利可能性與政黨偏好出現矛盾時，政策立場固然仍是以自利考量為主，但政黨偏好拉扯原先自利導向的政策立場的情況，只不過關連較弱，不足以扭轉自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