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年來西方經濟不振且中國經濟的起飛，跨國併購活動的版圖正在重新洗牌，中國企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跨國併購活動。本論文利用事件研究法對2000年到2011年中國上市且有進行跨國併購的企業共47家做分析，藉由迴歸分析的結果去觀察政治連結與國外投資人對於併購績效的影響。本研究的立論在於，存在政治連結的企業受到中國政府的指示進行跨國併購活動，目的是滿足中國政府的自身考量而非投資人的利益，也因為跨國併購行為是由政府所主導、推動的，因此政府所採取的政策與作為，很可能是這些政治連結企業跨國併購之成敗的最主要因素。 而本論文主要的結果分為兩部分。 a.主併公司的跨國併購宣告效果在所有本論文選用的事件窗口皆不顯著，也就是併購事件對於公司股價並不會產生顯著的影響。 b. 政治連結與國外投資人都會對併購績效帶來負面的影響，尤其是這兩個同時存在的時候併購的績效負面的效果最為強烈。此外，國外投資人對於併購即期效果就有負面的影響，也就是在事件窗口(-1,+1)就會馬上產生負向關係，然而，可能因為併購消息提前走漏或是市場還沒有反應，政治連結對跨國併購的即時宣告效果並未產生任何顯著的影響。一直到了事件窗口(-5,+5)時這兩個解釋變數會同時相當顯著的對於併購績效造成負面的影響，而這個效果會隨著時間而遞減，但持續到併購宣告之後15個交易日，最後在併購交易之後30個交易日，可能是受到市場上其他事件或是公司本身有其他重大事件的干擾，導致負向的影響效果不再顯著了。

本研究欲瞭解政治意識型態之意義、結構、功能以及變遷之因素，並探究我國近年來政治意識型態之變遷，以幫助研究者對於政治意識型態之相關概念有所瞭解，以及對於政治環境與發展有綜觀之理解，而主要之研究目的旨在探究並比較「公民與社會」教科書中所蘊含之政治意識型態。

社會資本在政治的面向上，被認為負載有利於民主運作的功能，就個體層次來說，個人的政治興趣、對政治事務的瞭解、政治參與的技能，都可在社團參與過程中培養。但由性別的角度觀之，社會資本是否有助女性提升政治意識和參與，學界尚未有一致地見解。因此，本研究目的在以質性分析為主、量化分析為輔，探討台灣社會資本性別差異的現象、成因與政治影響，描繪兩性藉由社團獲取社會資本的過程，建構社會資本使用需求的類型與相對應的政治行為模式，試圖歸納出女性在父權體制下所發展出不同於男性的做政治模式，並尋找有利於女性突破參與困境的關鍵因素。研究發現透過社團獲取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主要存在於參與量，參與類型的差異較小；性別角色分工的社會結構為侷限女性社會資本積累的主因。此外，不分男女，當個人產生發展與社交需求時，社會資本皆可轉化為政治資源以促進政治參與和涉入，而此需求由結構因素所決定：女性雖受到性別角色侷限，卻也藉由性別優勢突破困境，發展出屬於女性的做政治模式。 本研究在第一個部分討論台灣兩性藉由社團參與累積社會資本的樣貌與性別差異的成因。首先，藉由量化分析社團參與的性別差異，發現不同於其他國家，台灣兩性的社團參與量差異更甚類型差異；男性的社團參與量長期多於女性，類型的性別差異僅出現在「同鄉會、校友／同學、宗親會」這類基於初級關係所建立的社團；顯示台灣女性藉由社團參與積累社會資本的過程可能面臨著某些困境。進一步針對同鄉會進行深入訪談和參與觀察，發現造成性別差異的關鍵為性別角色分工的社會結構：一方面是公私分工使得女性缺乏進入社團的管道，女性勞動率雖於工業化後增加，家務責任卻未能減輕，公私雙重負擔剝奪女性的時間和精力；另一方面是社團結構越基於初級關係、政治性越高，越複製傳統的性別角色，女性的主體性被忽視且無法進入社團權力核心，獲取的社會資本因而受到侷限。 本研究的第二個部分首先回應女性的社會資本是否可轉化為政治參與和涉入的三種不同看法，並剖析影響女性社會資本轉化的因素。透過量化分析發現，有參與社團的兩性皆有較高的政治涉入和參與，但面向略有不同。本研究進一步以社會位置與主要生活圈建構社會資本使用的需求層次，並對應不同的政治行為 ，分為發展型、隨從型、冷漠型、度日型等四種類型。藉由質性研究發現，無論男女，將社會資本用於政治場域有賴「發展」需求或「社交」需求的產生：社會位置越高並以公領域為生活圈者，為滿足發展需求以社會資本做為在政治場域尋求表現的資源，產生「發展型」的政治行為；社會位置較低並以公領域為生活圈者，社會資本用以滿足社交需求而成為主要政治動員的對象，屬於「隨從型」的政治行為。是故，本研究支持社會資本依需求可轉化為政治參與的「階段說」說法，但並非僅適用於女性，決定社會資本積累與轉化為不同層次政治表現的關鍵為社會位置、主要生活圈、性別角色分工、社團的政治性與性別階層化等結構因素。女性雖受到性別角色的多重制約，卻也藉由性別優勢發展出屬於女性的做政治模式，突破父權體制的限制，在選舉動員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廣義政治場域中有積極表現。最後，本研究依據社團參與、需求層次與對應的政治行為，提出女性社會資本的政治轉化階層，呈現女性藉由社團獲取社會資本與使用於政治的樣貌。

過去有許多文獻探討開發中國家的政治連結因素對企業價值的影響，但並無特別著重併購事件的探討；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市場逐漸走向開放，讓中國大陸併購事件也隨著增加，也因中國政治經濟背景特殊，具有政治連結的企業併購決策常會受到政府的干預，因此本論文利用事件研究法對2000年到2012年中國上市進行國內併購的企業共2067家做實證分析與研究，藉由對累積異常報酬的統計檢定與迴歸分析的結果去觀察政治連結與併購未上市和上市公司對主併公司的併購績效影響，本研究的立論在於存在政治連結的企業進行併購會受到中國政府的介入影響，其目的是達到中國政府本身利益的考量而非股東的利益，而本論文主要結果分為三部分，第一、主併公司和雙方都有政治連結的宣告效果為不顯著，此外在無政治連結企業的宣告效果顯著的大於主併公司和任一方有政治連結企業的宣告效果，不管在併購上市或是未上市公司時的效果都為一樣，也就是併購事件對於有政治連結公司股價並不會產生顯著正向或是負向反應，但是市場投資人在無政治連結公司的併購案中，認為併購績效應優於有政治連結的公司。第二、有政治連結的企業在併購上市的宣告效果與有政治連結的企業併購未上市宣告效果差異不顯著，反映出在有政治連結的企業併購上市或未上市對主併公司的併購績效並無差異。第三、在迴歸模型方面，有政治連結的主併公司係數為顯著為負，且主併方有政治連結併購上市公司係數在部分的事件窗口都顯著為負，但是有政治連結的企業併購未上市和被併方有政治連結的係數上則無顯著，因此得知政治連結會對併購的宣告效果帶來負向影響，尤其在主併公司併購上市公司的情況下，不過在併購未上市公司時政治連結就無明顯的影響，因此最後實證結果也符合本論文提出有政治連結的企業進併購會產生代理人的問題，使得併購績效較差。

「思想」屬於人類思維的領域,是人類以自身力量解決自身問題之起點,如無問題存在,自不會產生思想,政治思想亦然,它為政治問題之解決提供答案。所以研究政治思想史時,芋種政治思想至少必具有能說明現今政治行為的效果,並隨時必須要值得引證的準矕。 十四世紀起,朱子學在中國獲得尊崇的地位,朱子學家最關心的是「內聖外王」問題,他們認為「外王」必須本於「內聖」,所以「內聖」與「外王」猶如表□不可分。他們最高的理想是德治,而德治的出發點是尊重人民,也是對人生的信賴。 朱子學自十五世紀支配朝鮮朝(以下簡稱子朝)思想界,同時成為李朝的治國原理。它在李朝思想方面不難居於正統地位。在李朝五百餘年中,研究朱子學的韓儒輩,出而其中最具代表性之人物可說是李退溪(名滉,西元一五0一年-一五七0年)與李栗谷(名珥,西元一五三六年-一五八四年),他們對近代韓國學術思想界產生莫大影響。前者是主理派的代表,後者是主氣派的代表,形成主理與主氣兩大學派。欲瞭解近代韓國政治思想的來龍去脈,首應研究二李之思想,筆者來華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對上述問題常存關心,愛以「李退溪與李栗谷政治思想之比較研究」為題,撰寫本論文。

自1987年7月15日台灣宣佈解除戒嚴後，開放黨禁與報禁，民主開始蓬勃發展，人民也有充分表達意見自由的機會，而2000年3月總統大選後，台灣第一次發生政黨輪替，並首次出現少數政府，自此之後，執政黨與在野黨即經常性的發生衝突情形。2001年，更是台灣史上第一次 -2.17%的經濟成長率，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公布2006年世界競爭力排名為第18名，較2005年退步了7個名次，其中在全球61個評比的經濟體中，「政治不穩定風險」評比為第58名，實在有檢討的空間。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以1990 至2005台灣的選舉結果及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的時間序列季資料（quarterly time-series data），搭配計量模型的估計，探討台灣政治勢力的衝突（以泛藍與泛綠得票比率差距表示）對於國家整體經濟成長有何影響？最後，藉由研究政治衝突對立之程度對總體經濟成長之影響，研究提出具體政策及建議。本文主要的研究發現，政治衝突將顯著影響台灣經濟成長。換言之，當台灣政治衝突情形越激烈（即藍綠兩陣營支持度差距越小時），經濟成長率將會越低。此外，政府支出成長、投資成長與出口成長，也是影響台灣經濟成長的主要原因。 另外本文利用2001年的時間虛擬變數，探討一般認為2001年可能因結構性變動之關係，而造成當年度經濟成長率的下降。結果顯示在本估計式中支持這樣的假說，也就是在2001年確實有其它因素導致當年度經濟成長相對低於其他各年度之情形。 / Taiwan’s democracy has developed dramatically and its people have gotten opportunities to freely express themselves since the KMT（Kuo Min Tong, the nationalist party from mainland china） government released the prohibition on the founding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granting of newspaper licenses on July 15, 1987. Authority rests with a minority government since the DPP came into power. Conflicts between the opposition and ruling parties in Taiwan have been increasing since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March, 2000. For the first time Taiwan’s economy growth declined about 2.17% in 2001. In 2006, Taiwan’s economy was ranked as the 18th most competitive in the world b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 Switzerland (IMD), degraded 7 positions in 2005. In addition, Taiwan’s political stability ranked 58th among the 61 countries in the above research study. As a result, the author is attempting to research how the political conflicts influence the economy. This research uses a model that estimates the election’s economic impact by combining Taiwanese election results with quarterly time-series ratios from Taiwan’s 1990 to 2005 GDP.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how political conflicts impact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The survey us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atio of votes for two political groups—the pan-blue and pan-green camps. Conclusions from the data found a low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eriods of intense political conflict. Moreover, economic growth 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overall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investments and exports. Since the 2001 economic decline was so precipitous, this analysis adopted a time variable and used 2001’s data for comparison. Of course, various factors might have caused 2001’s low economic growth rate, but the original hypothesis was supported by the reckon estimating type.

在中國唐朝以前，占星學一直是帝王之學，其占辭及關注的重點都是軍國大事，而無涉於個人及家族的命運。而古代占星學的理論及架構到戰國時代才算完整，到了漢代時，占星學的發展及理論則更加成熟，也是本文論述的主題。 傳統的占星學資料，零散見於古代典籍中，直到漢代司馬遷的《史記‧天官書》開始，傳統的占星學才有系統性的整理，之後的《漢書》、《後漢書》則仿效史記的體例，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再加上董仲舒及劉安的應用與提倡，使漢朝成為中國占星學史上第一個集大成的朝代。 占星學與政治發展密不可分，所以無論是君主還是知識分子，則致力於利用占星學，而達到政治神學建構的目的，君主可以依此而建構「君權神授」的政治神話，而知識份子則是意圖操控占星的詮釋權，以獲取政治上的地位與利益。

理學是在經過佛、道兩家長久以來的挑戰，吸收並融合了部分的佛道精華而產生的一種新型態儒學，本身既牽涉到學術思想，也涉及了政治、宇宙人生觀與及生命實踐。他的誕生與唐宋之際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變革密切相關。唐宋之際在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轉折。在平民化跟普及化，加上中央集權、大一統政府的新政治結構底下，因此宋人所側重的學術面貌也和過去有相當的不同。 對於政治，二程首先便分出了「治道」與「治法」這兩個面相。因為對他們而言，政治制度往往隨著時代而有所興革，有其時代性，因此要論政治，還必須先論及它根本的道理。而在政治上的根本，對二程而言便是「治道」，亦即《大學》所倡，以心性修養為基礎的修齊治平之道。這樣的一種思維方式，涵蓋了整體的宇宙運化，並以人生、人倫為根本，而且是一種宇宙人間共通的秩序，將天道性命跟現世的人生結合。這樣以宗法、家國同構的方式形成的政治社會組織運作，對二程而言，是法於自然，且按照自然人性內在真實運作的原理來決定的政治秩序，這也是源於他們對歷史長期以來的認識。 「治法」則是在二程理想中這個整體秩序的具體呈現，亦即根據「治道」，因應時代需求，在當代所設之禮制綱常。但這樣的制度，往往會隨時代政治、社會的變化而有所損益，不比於亙古不變的治道，必須因時而易。因此在接下來會繼續看到，對於經歷了唐宋變革之後的北宋，二程認為如何在當代落實治道，又有什麼樣的一些想法和主張，以及他們在朝、在野為官時，如何面對政局、處理政務。

在目前的國際局勢中，中共不可能在台灣未強行宣佈獨立下，甘冒國際譴責而以武力侵犯台灣。對中共而言，開始進行對台的全方位接觸與務實交流，才能對台灣產生具體的影響與牽制。而以目前的兩岸關係而言，兩岸的談判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現階段推進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關鍵所在。 整體言之，中共的談判觀依時代背景、掌握力量大小等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說法，過去其常將談判視為統戰或宣傳的一種手段和方式。不過隨著大陸改革開放、引進西方談判資料後，大陸對談判的看法也更為多元。 在本文中，首先探討中共的談判特質，並以中英、中葡、中美等政治性談判個案作為分析依據，以藉此歸納出一較為系統化的中共談判架構。最後再藉由該架構的建立，為台灣將來必須面對的兩岸政治性談判提出一些淺見。

本文旨在透過地緣政治途徑研究□海地區因石油資源豐富而興起的爭霸戰，以瞭解□海沿岸五國（俄羅斯、伊朗、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然）與其他非□海沿岸國家為取得資源而有的開發、運輸、國際秩序等問題。本論文將探討1992至2000年間，□海地區的石油資源爭霸戰。 本論文認為：蘇聯解體後，□海地區成為國際政治互動的熱點；□海地區豐富的石油資源不僅極具經濟價值，□海地區的地緣地位更具戰略價值；因此，□海地區的石油爭霸戰之所以越演越烈、越形複雜，乃是因為它牽動了該地區的國際政治勢力消長問題：從而可以斷言，□海地區石油爭霸戰的動因乃是該地區的地緣戰略利益以及石油資源經濟利益，而其爭執的主要關鍵問題在於□海的歸屬權以及運輸油管的建造。此一假設命題可再引伸為下列邏輯相關子命題： （一）蘇聯解體後，□海地區成為國際政治互動熱點。 （二）□海地區豐富的石油資源不僅極具經濟價值，□海地區的地緣地位更具戰略價值；因此，□海地區的石油爭霸戰牽動了該地區的國際政治勢力消長問題，而使該地區的情勢更形複雜。 （三）□海地區的石油爭霸戰的動因乃是該地區的地緣戰略利益以及石油資源經濟利益，因而牽動的不僅是□海地區的國家，連若干非□海地區的強權或組織－美國、中國、北約也涉入其中。 （四）各國在□海地區爭執的關鍵問題有二：一為□海的歸屬權爭議；另一則為油管管線運輸問題。 上述四命題構成本文核心論點；而對應此四個論點，本論文將分六章探討。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假設命題與研究架構、文獻述評與研究途徑。第二章：□海地區霸權爭霸戰。本章將探討俄國、美國、伊朗、土耳其、中國等在此區相互爭戰的情形。第三章：□海的歸屬權爭議。此章將探討目前□海歸屬權的爭議。第四章：油管管線運輸問題。本章將介紹目前現有的油管以及籌畫中的油管路線。第五章：結論。總結整個論文之重點及研究之結果。 /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has been to study with the use of geopolitics way to understand the dispute of oil of development, carriage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roblems in the Caspian Sea Region（including Russia, Iran, Kazakhstan, Turkmenistan and Azerbaijan）. The proposition of this thesis is that after the decomposition of Soviet Union, the Caspian become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focus. The rich oil reserves is not only involving economical interest, the geopolitical location of the Caspian Sea Region is but also engaging these states in strategical advantage. Accordingly, the dispute of oil in the Caspian Sea Region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because of the chang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orce. And the major problems are the right of the Caspian Sea and the oil pipelines of construction. The proposition comprises the contention of this paper, and it will be discussed in six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exordium. The second chapter is the haggle in the Caspian Sea Region.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dispute of the right of the Caspian Sea. The fourth chapter i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il pipelines. And the last chapter is the concl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