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索國民黨與民進黨形象，研究方法是援引行銷學者Zaltman於一九九○年代發展出的隱喻抽取技術(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簡稱ZMET)，透過圖片為中介與一對一深入訪談，來挖掘「人們內心想法」。在訪談政治大學十二位學生後，研究發現從ZMET訪談分別總結國民黨與民進黨形象共識地圖的分析，除了其研究結論與量化問卷調查結果相較，能夠得到相互印證之外，也確實有助於對政黨形象內涵提供更豐富的瞭解。 　　由TEDS2004P與2008P資料顯示國民黨是「代表有錢有勢者」、「具有執政能力」、「與黑金掛勾」的形象；以及民進黨「代表台灣人利益」、「代表一般民眾利益」、「與黑金掛勾」形象提高，皆能為本文運用ZMET的研究成果：共識地圖，所含括。此外對於國民黨，更挖掘出老舊、變革遲緩、權力大、權力封閉、不親民…等形象。民進黨則是堅韌、多元參與、躁亂、擅於變革、狹隘本土意識…等形象。 　　因此，相對於國內慣用問卷調查方式提供政黨形象的描述，本文研究則(一)初步印證，運用於商學院市場調查的ZMET，得以援引做為政治學界探索政黨形象的研究方法。(二)從本文所挖掘出國民兩黨形象的內涵，可做為改良現行政黨形象問卷題目之基礎；亦得供為兩大黨於未來在定位或行銷時的建議。 關鍵詞：政黨形象、隱喻抽取技術(ZMET)

政黨認同是選民對某一政黨的長期心理依附情感，是選民瞭解複雜政治世界的指引，並會影響選民的政治態度。以往選民政黨認同的測量大多是選後所進行的訪問，對於台灣選民在選舉活動頻繁且選舉過程競爭激烈的環境下，選民政黨認同是否會受到投票抉擇的影響而發生變動是較無法掌握。因此本研究試圖藉由短期選舉前後所測量的定群追蹤資料，來瞭解在選舉期間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是否穩定？並探討投票抉擇是否會對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有所影響？ 研究發現，在選舉期間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是屬穩定，隨著選舉時程的進展，選民政黨認同有逐漸強化的情形，將近有七成的選民在訪問期間皆維持穩定政黨認同，大約三成的選民在選舉期間中，至少改變過一次政黨認同。政黨認同不穩定發生變動的情形，中立無傾向選民為最主要變動來源。且在選舉過程政黨認同發生改變的選民中，有一半的選民其政黨認同會與投票對象相符，是反映當前的投票抉擇。關於投票抉擇對於選民政黨認同穩定與變遷的影響，我們發現，在維持政黨認同穩定方面，選前有明確政黨認同的選民，當其投票抉擇方向與所認同之政黨相一致時，其是較能維持政黨認同的穩定性，但若選前有明確政黨認同的選民，當其投票抉擇方向與所認同政黨不一致時，此時是較不容易維持原先政黨認同。在政黨認同變遷方面，選民政黨認同轉變的方向則是會投票抉擇方向一致。 本文僅以初探性的研究出發，期許透過本文的發現，使得相關研究學者能夠注重台灣選民政黨認同可能會受到短期因素影響，在選後所測量的政黨認同，其中可能包含了中立無傾向選民所反映出的投票意向，並非內心對於政黨的心理依附情感。

本研究重點為：（一）國內三政黨在青年學生心目中的重要形象屬性：（二）青年學生媒體使用對三政黨形象屬性認知上的影響力：（三）影響青年學生對各政黨形象情感評價的主要預測變項。 研究方法主要採問卷調查，以全臺灣四年制大學院校85學年度日間部一年級學生為母體，採多階段分層抽樣，計抽出28所大學，共發出2400份問卷，自民國86年3月18日執行日起，自同年4月17日止，有效問卷1391份。 研究結果發現，大部份受訪的青年學生(58%)表示，對國民黨「沒有」任何特別欣賞的地方；有表示意見者中，對國民黨較欣賞的政治特質包括：穩重、改革、做事；與政黨本身人才濟濟、歷史悠久等。對民進黨特別欣賞的政治形象特質包括：魄力、本土、有理想、有衝勁；對新黨較欣賞的形象包括：清新、形象清新；以及政黨本身支持者水準高、多中產階層。 另一方面，受訪青年學生對國民黨特別反感的政治特質包括：貪污、腐敗、守舊、專制、官僚、不負責、故步自封、有太多包袱、說一套做一套；對民進黨特別反感的政治特質包括：偏激、暴力、方向不明確、為反對而反對；對新黨較反感的政治特質包括：作秀、牆頭草兩面倒；以及，政黨本身，例如，內鬥、內鬨、不團結、家變。 另外，本研究也利用受訪青年學生回答國內三政黨在其心目中的重要形象屬性，觀察思維結構體的應用程度，結果發現，受訪青年學生的思維結構並不十分豐富、多元。絕大部份青年學生回答比例最多的是回答2個答案；其次是回答1個答案。至於新黨，沒有答案者佔最多數，其次是一個答案。同時，本研究發現，政黨支持、政治興趣，以及看電視晚間新聞次數的多寡，是影響受訪青年學生政黨思維結構體的最佳預測變項。 有關青年學生媒體使用與其對三政黨議題形象認知上的關聯性。本研究利用主成份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發現，以各政黨對議題重視的程度為依變項，三黨中僅民進黨的議題形象與受訪者的媒體使用有關，國民黨與新黨並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受訪青年學生政論性雜誌閱讀量，電視晚間新聞收看量，報紙閱讀量都是預測學生對於政黨議題形象的有效預測變項。 最後，研究發現，政治興趣與政黨支持是影響受訪青年學生認知政黨形象的重要預測變項，這樣的發現，大體上支持認知者決定論的假設，另外，從媒體刺激論的角度觀察，電視新聞收看量則是影響學生對政黨形象認知的重要變項。此外，看三台（無線）與看三台以外（有線）電視晚間新聞的受訪青年學生對政黨形象認知也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

以往針對投票行為或政治態度的研究通常都將省籍與區域視為基本人口變數來處理，而未曾關注相同省籍的投票行為或政治態度仍有區域的不同。本文即以此為出發點，藉由總體層次投票資料分析以及個體層次調查資料分析的方式，除了檢視省籍和居住區域對於選民政黨認同的影響外，更進一步檢視區域環境系絡對於特定人口特徵決定之政治態度的影響，即相同省籍的選民居住在不同區域時，是否會受到區域政治氛圍影響其政黨認同。 研究結果發現，省籍和居住區域確實會對選民的政黨認同造成影響。在省籍方面，本省閩南人相較於其他省籍人士較偏向泛綠政黨，大陸各省市人相較於其他省籍人士較偏向泛藍政黨，本省客家人則居於兩者之間，但相較於整體選民較偏向泛藍政黨。在區域方面，中部選民相較於其他區域選民最偏向泛藍政黨，南部選民相較於其他區域選民最偏向泛綠政黨，東部和北部選民居於兩者之間，但相較於整體選民較偏向泛藍政黨。在確立了省籍和區域對於政黨認同的影響及影響方向後，更進一步檢視相同省籍在不同區域的政黨認同差異，結果發現，無論各個省籍，居住在整體較偏向泛藍政黨的中部、東部及北部地區，會受到區域政治氛圍較偏向泛藍政黨的影響，使其較偏向泛藍政黨；但如當其居住在整體較偏向泛綠政黨的南部地區，會受到區域政治氛圍較偏向泛綠政黨的影響，使其較偏向泛綠政黨。此研究結果顯示，個人因特定身分特徵而有特定的政治傾向，當其處於和自己政治態度不同的區域時，由於整體環境氛圍的影響及環境限制下的資訊交流網絡，因此會淡化個人既有的政治態度；反之當其處於和自己政治態度相同的區域時，由於整體環境和自身的政治立場相同，因此會強化個人既有的政治態度。

伴隨兩岸經貿持續往來，以及中國政府拉攏台灣農漁民的施惠政策推展，一般認為相對處與弱勢的台灣農漁民，在兩岸貿易政策的立場值得關注。本研究問題為：台灣農漁民是否將因為本身可能從貿易往來得到好處，支持開放政策，獲利可能偏低則傾向保護？而政黨偏好的因素，是否因為經貿交往下的自利考量而無發揮作用？又或者將造成何種影響？ 本研究從「商品性質」、「經營型態」與「參與程度」，評估「獲利可能」的高低對「政策立場」的影響，其次關照「政黨偏好」的對「政策立場」的影響影響。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法，透過與雲嘉兩地農漁民訪談調查結果發現：個人獲利可能的考量決定貿易政策的立場，但政黨偏好並非毫無發揮作用，當獲利可能性與政黨偏好一致時，有強化的效果，政黨偏好與政策立場互為影響；反之，獲利可能性與政黨偏好出現矛盾時，政策立場固然仍是以自利考量為主，但政黨偏好拉扯原先自利導向的政策立場的情況，只不過關連較弱，不足以扭轉自利的因素。

過去研究台灣選民投票行為的文獻中，學者大多同意政黨認同是影響台灣選民投票抉擇的重要因素。然而這些研究也顯示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整體分布並不 穩定。面對頻繁的政黨認同變動，哪些因素促成政黨認同的穩定或變遷，自然也成為台灣學界的研究焦點。以往國內的相關研究由於定群追蹤資料的缺乏，學者大多僅能以重複性之橫斷面調查所得資料進行逐一分析或匯集分析；同時也大多傾向由政治、社會分歧影響力的消長，說明政黨體系的整體變遷。媒介使用型態、人際網絡與社會脈絡所造成的資訊偏差傳播對個體政黨認同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則較少獲得注意。故本研究即透過定群追蹤資料的使用，探討選民媒介使用、人際網絡，以及身處社會脈絡對個體政黨認同的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除了以往常為人所討論的族群認同、省籍等社會背景變數之外，傳播媒介的使用情形、人際網絡的內容與互動情況，以及社會脈絡政黨傾向，都可能造成個人政黨認同的變動。整體而言，選民對於傳播媒介的注意程度愈高、愈常與同質性的人際網絡接觸，社會脈絡的政黨傾向愈強，選民的政黨認同就愈容易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符合資訊偏差傳播的預期。然而，Zaller 關於政治認知影響媒介影響力的看法，以及 Schmitt-Beck 針對人際網路影響大眾傳播媒體影響力的「過濾假設」，在本研究中均未獲得證據支持。顯示其理論與概念測量工具在台灣均有重新審視的必要。

本文探討台灣地區在政黨或選舉競爭體系下，執政者是否有利用補助款進行的選票購買的行為存在，以及選票購買的行為是否有效果。研究期間為民國81年至91年，研究地區為台灣省16個縣。首先檢驗選票購買的行為是否存在，我們分別以無區域效果、控制大區域效果、控制小區域效果的補助款模型加以研究。實證發現補助款與總統大選得票率差距、人口數、低收入戶人口數、可支配所得均呈現顯著相關性。從政黨競爭因素來看，總統選舉得票率差距對補助款之影響為負向而且統計上十分顯著。表示一個地區總統選舉競爭愈激烈，則該地區獲得補助款愈多，符合Lindbeck-Weibull (1993) / Dixit-Londregan (1996) model的結果，對於競爭比較激烈的地區給予較多的補助款，因此我們認為執政者有選票購買的行為存在。亦即前次總統選舉的結果會影響上級政府補助款的分配。其次檢驗執政黨利用補助款進行選票購買行為是否有效果。本文分別亦以無區域效果、控制大區域效果、控制小區域效果的投票模型進行研究。我們發現補助款因素對於執政黨得票率的影響力極小，亦即執政者給予縣市更多的補助款時，在選舉中的得票率並不會提高，表示執政者以補助款進行的選票購買行為是無效的。

臺灣縣市議員與縣市長選舉的政黨競爭程度不及中央層級選舉，然而相對於地方首長選舉多數呈現兩黨競爭，地方議員選舉的政黨組成則相對多元，可能是近似縣市長的藍綠對決，也可以是無黨籍遙遙領先其他政黨，或是由單一政黨與無黨籍囊括多數選票，這代表政黨在各地區的議員與縣市長得票存在程度不等的落差。本文即在於尋找能夠解釋議員與縣市長選舉政黨得票連動關係不一的因素，並以「得票差距」及「得票相關程度」測量政黨得票的連動性。結果發現，議員選舉選區規模與議員選舉有效票數（縣市人口規模）等「先天結構因素」與政黨兩項選舉的得票差距具有關聯；除了「先天結構因素」，地方派系與現任議員參選比例等「政黨本身可掌握的因素」同樣與政黨兩項選舉的得票相關程度具有關係。地方派系在地方選舉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足以解釋政黨議員與縣市長得票相關程度的變化，不過其與政黨得票差距的關係則未獲得證實，本文推測可能受到派系測量的限制。政黨標籤對地方議員選舉的重要性確實不如縣市長或中央層級選舉，但隨著縣市長選舉的兩黨競爭逐漸滲透至議員選舉，其意義已較以往提升。議員選舉兩黨競爭的出現反映議員選舉政黨化的跡象。 / The party competition is weaker in county/city councilor and county magistrate/city mayoral elections than in central elections in Taiwan. However, Electoral landscape of councilor elections is not the same in districts, rather than competition between two major parties in most county magistrate/city mayoral elections. Some are approximate two-party competition, some are parties lag far behind the independent candidates, others are single party and the independent candidates secure most votes. It indicates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party votes between county/city councilor and county magistrate/city mayoral elections vary in districts. The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of party votes between county/city councilor and county magistrate/city mayoral elections and uses “difference of party votes” and “correlation of the party votes” to measure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ctors which parties can’t determine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difference of party votes between local councilor and magistrate/mayoral elections, such as district magnitude in county/city councilor elections, scale of population in districts. In addition to factors which parties can’t determine, factors which parties can determine also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correlation of party votes between local councilor and magistrate/mayoral elections, such as local factions, the proportion of incumbent councilors run for another term. Local factions are the pivot of Taiwanese local elections, and can explain the correlation of party votes between local councilor and magistrate/mayoral elections, but the relationship with difference of party votes can’t be verifi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analysis. It could attribute to the measurement of factions. The party label is less important in councilor elections than in county magistrate/city mayoral or central elections, but becomes more meaningful when two-party competition penetrates into councilor election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wo major parties of councilor elections reflects councilor election towards party competition.

本文討論焦點在於台灣政黨體系的變遷過程，影響台灣政黨體系變遷的因素，以及台灣政黨體系未來的可能走向。分別使用社會分歧理論、政治菁英理論以及制度論來解釋台灣政黨體系的變遷過程，並由各政黨在選舉結果的消長與選民政黨認同的變化兩個指標來觀察我國政黨體系的變遷。試圖建構一個通用的模式來解釋我國政黨體系發展的過程，以預期台灣政黨體系發展的未來走向。 經過全面觀察各政黨選舉結果的消長，以及選民政黨認同的變動情形之後，本文發現台灣政黨體系的變遷，主要發生在四個重要的時間點，第一個時間點是1986年民進黨的成立，第二個時間點是1993年新黨的成立，第三個時間點是2000年親民黨的成立與2001年台聯的成立，第四個時間點則是立委選制改變後的2008年立委選舉。 在變動的因素方面，雖然每一個變遷的時間點都有新政黨的出現，但是民進黨的出現是整個憲政環境由威權時期轉成民主化的結果，而新黨、親民黨與台聯則都是政治菁英之間的分裂。2008年主要是選舉制度的影響，不但新成立的政黨無法生存，連原有的小黨也都消失無蹤。 在穩定不變的因素方面，在台灣的政黨體系整個變遷的過程裡面，藍綠的區分一直都存在著。在藍綠對抗的主軸之下，台灣的政黨體系受到省籍、統獨立場以及國家認同等因素混合在內的分歧結構的長期影響，泛綠基本上掌握三成左右的基本盤，泛藍則是有四成出頭的支持度，中間還有二成多搖擺不定的部分，這個部分就是藍綠角逐的關鍵所在。這個藍綠對抗中第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混雜了統獨立場、國家認同與省籍在內的社會與議題分歧，其次是政治菁英在歷次選舉過程中不斷地去操作這個分歧結構，藉此找到新政黨在意識型態光譜上的定位點，再加上SNTV選制容許小黨有生存空間，因此台灣的政黨體系隨之產生變遷。最後到了2008年，選舉制度的變革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使得我國的政黨體系確立為兩黨制。 在未來的發展趨勢上，研究發現，無論就政黨得票率、政黨支持度以及選舉制度的層面來看，國民黨似乎已經逐漸取回過半的優勢，民進黨則回到四成左右的基本盤。在沒有新議題或是新的政治社會分歧足以重新切割現有政黨體系之下，在目前雙首長制的憲政架構以及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國會選舉制度之下，我們預期政治菁英們的互動將朝向由國民黨代表泛藍勢力，民進黨代表泛綠勢力的兩黨政治體系逐步鞏固的方向前進。 / The main theme of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Taiwan’s party system, the factors which effecting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Taiwan’s party system, and the trend of Taiwan’s party system in the future. The author use social cleavage theory、political elite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to explain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Taiwan’s party system. The author also uses two indexes including the vote-share of each party in every election, and the changing of voter’s party identification to observe the changing of Taiwan’s party system. This thesis tries to build a general model to expla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Taiwan’s party system and predict the future trend of Taiwan’s party system. After observing the election outcomes of each party and the changing of voter’s party identification, this thesis points out four important time points of Taiwan’s party system changing. The first time point is the presence of DPP in 1986, the second time point is the presence of NP in 1993, the third time point is the presence of PFP in 2000 and the presence of TSU in 2001, the fourth time point is the changing of electoral rule of legislative election in 2008. About the changing factor, in spite of the new party presence in each changing time point, the presence of DPP is due to the co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which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transferred into democracy. The presence of NP、PFP and TSU are the outcome of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al elites. The changing of party system in 2008 is mainly effected by electoral system, not only the new parties can’t survive, but the existing small parties also disappear. About the stable factor, during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Taiwan’s party system, there’s always a clearly distinction between “blue” and ”green”. Underneath the main stream of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blue” and “green”, Taiwan’s party system has long been effected by the cleavage structure which mixed with ethnic origin、unification or independent with china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pan-green group basically maintains about 30% of vote share, the pan-blue group has more than 40% of vote share, the remaining 20% more of vote share is the key point for the struggle of pan-green and pan-blue force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this confrontation process is the social and issue cleavage mixed with ethnic origin、unification or independent with china and national identity. Meanwhile the political elites are consequently manipulating the cleavage structure in every elec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find some spaces in the ideological spectrum to form new parties. In addition to the SNTV electoral system allows small parties to appear and survive. That’s the reason why Taiwan’s party system changes over time. But in 2008, the changing of electoral system has the decisive influence and turn Taiwan’s party system into the two-party system. In the trend of future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no matter in party’s vote share、party support rate or electoral system, KMT seems gradually having a leading advantage to get more than 50% of vote share. DPP has about 40% of vote share. If no more new issue or political-social cleavages to cut the existing party system, in the two-head executive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MMM electoral system, the interactions of political elites will tend to a consolidation of the two-party system which including a pan-blue force presented by KMT, and a pan-green force presented by DPP.

戰後日本的外國人勞動者對策經歷了從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拒絕接收」到「有限制接收」的變化過程，此變化與多重領域相關，涉及日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多個領域。本論文著重從日本民主黨執政後的政治決策角度分析外國人勞動者問題對策的轉變，並對影響日本外國人勞動者的導入的主要原因從日本的內外環境即日本少子高齡化的困境與東亞區域經濟整合中的勞動力移動加速的狀況這兩個層面解構。 如何避免接收外國人勞動者帶給日本的不良影響在日本是一個具有難度和爭議的問題。本研究認為，日本民主黨政權通過高端人才和低端勞動者雙方面的接收促進，將日本的外國人勞動者問題層次上升到一個較高的層次的同時，兼顧了日本對外國人勞動者的實際需求，平衡了社會多方利益。民主黨對外國人勞動者的對策並沒有深陷於以往關於是否接收非熟練勞動者的泥沼中。而自民黨政權更傾向於完全迴避外國人勞動者接收問題，試圖通過提高女性就業和高齡者就業比例，充分利用日本本國的人口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兩個政黨不同的態度與傾向會深刻影響外國人勞動者問題對策的走向，而日本國內外環境所施加的壓力會讓日本政府不斷產生新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