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的改革開放，海峽兩岸的商業貿易日益繁盛，帶動著廣告蓬勃發展，尤其網路廣告的快速成長，已是不容小覷的新興勢力。但由於兩岸五十年的分治產生價值觀的差異，使得在互動交流易產生誤解導致投資失敗、關係惡化，瞭解兩岸文化差異已是刻不容緩。本研究主旨即是進行兩岸網路廣告中文化價值觀與訴求價值觀的差異比較，以瞭解網路廣告中兩岸呈現出的價值觀異同。 研究樣本自兩岸最受歡迎的入口網站中收集文化意涵完整的網路廣告，共收集407則，其中台灣174則、大陸233則。採用Stern（1998）的文化價值觀量表，以及Hetsroni（2000）的訴求價值觀項目，再加上「兩人的情感」以及「異國風情」兩項，共計有27項訴求價值，由三位過錄員（含研究者）進行內容分析，評分者間信度為 .70至 .74。研究結果發現：（1）兩岸在網路廣告產品類別有差異，可能與兩岸的經濟水準有關；（2）文化價值觀整體分析中「社會正義感」、「財富」為台灣顯著較高，「影響力」、「敬重長者」、「多變化」、「刺激」為大陸較高；（3）訴求價值觀整體比較中，訴求「方便性」、「經濟」、「愉悅歡樂」、「個人主義」、「休閒放鬆」、「助人」、及「財物豐富」等價值為台灣顯著較高，而訴求「聰明智慧」則為大陸較高；（4）「網路產品」類別在文化價值觀與訴求價值觀皆未達到顯著差異；（5）在文化價值觀與訴求價值觀都有「歪曲鏡」的現象；。研究最後提出實務上的建議、研究限制以及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 / In past decades, Mainland China(China) has made large improvement in economic power. The amount of business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has made the commercial industry become booming, and the new growing media—‘web ads’ are no exception. But even thought the people in two regions speak similar language and have shared a par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 are still many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m. Historically, Taiwan and China have separated over 50 years from 1949, leaders in two countries take the different policies to manage and structure people’s life and ideology. Comprehending the different of values will be helpful to cross-strait business interaction, cultural exchange, personal friendship, and so on. The main of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get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values and appeal values on Web ads in Taiwan and China, and contrasts valu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 content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a total of 407 Web ads with completed cultural meaning selected from the two countries. The cultural values sheet is from Stern’s（1998）study, and appeal values sheet is from Chien Yu-Fen’s(2003) study. Results of the content analysis on Web ads show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productions and frequencies in production categorie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nd there are some important differences of cultural values and appeal values are significant. The most worth to mention is that there are no any significant on values comparison in ‘Web production’ category, and this category seems be possible a production with universal values.

在過去二十年台灣產業的轉型中，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或生產基地移轉到中國地區的台灣企業，許多都是第一次嘗試跨國經營的國際化經驗。在實務的觀察，大部分的台灣企業國際化的經驗都很粗淺，對管理制度的移植、經驗文化的傳承，在應用於中國大陸地區的營運管理上，許多都在試誤階段，很難或無法複製企業依附於企業文化上的的核心能耐。西方多國企業，過去多年國際化的豐富經驗，在實務上已有一套既成模式可以參考運用。這樣的模式是多國企業已在全球其他地區操練過最佳實務，應用在中國地區的經驗，將是台灣企業可以借鑑的地方。 在大陸地區要如何操作母公司企業文化的輸入，才能得到最佳的效果，至關重要，也是本研究所關心的課題。吾人認為下列的問題對於建構企業文化移植至海外子公司的最佳模式有著重要的影響。(1)母公司企業文化在植入過程，是否需要修正以適應當地文化？(2) 人員招聘與人才甄選過程，是否植入企業文化篩選機制？(3) 多國企業如何系統性的輸入母公司企業文化至海外子公司？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及西方多國企業在中國大陸地區子公司的個案訪談，對於上述問題進行研究，經過整理歸納，希望達到以下目的：(1)確認影響母公司文化輸入海外子公司員工的關鍵因素，以利廠商在進行母公司企業文化移植過程中，減少失敗的風險。(2)確認西方多國企業母公司企業文化對海外子公司員工的輸入模式，以協助廠商衡量自身特性後，能自行規劃及導入可行的企業文化移植方案。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是(1) 多國企業在中國大陸地區子公司導入企業文化過程，雖不必須調整核心價值理念，但執行的方式須融入當地特色。(2) 多國企業為有效經營跨國業務，會挑選與母公司文化價觀相符的人員。(3) 有效傳輸企業文化的模式是以企業文化為核心緊密地與人力資源管理體系結合，並配合嚴密的行政控制，就能有效地複製母公司企業文化。(4) 穩定的高層管理團隊是落實海外子公司企業文化的關鍵因素。

本文將京都賦作一歷時性的考察，主要想探究的是：構成賦家迭代書寫京都的動力是什麼？除了是大一統王朝的禮儀所需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據此加以檢視京都賦的產生，發現京都賦的興起，起因於東漢的定都之爭。順此一脈絡檢示其他朝代，遷都爭議愈多、愈激烈的時代，京都賦的數量也相對較多。由此可知，定都之爭是促使賦家書寫京都的主要動能之一。 既然京都賦的生成與定都論述有關，於是在賦中便可見到各朝代關於建都、擇都的思維。歸納而言，不外乎「居中」與「恃險」。只不過原本由東漢開啟的非「居中」即「恃險」的對立書寫，到了宋代以後，即演變為必須「居中」與「恃險」兩者兼具，方可成為理想的國都所在。時至明代，則又開創出南面而王的新觀點。 以上是就歷代的考察而言，若再就分代的研究而論，一部文學作品的產生，是在各種各樣的協力關係交互影響下，所製作而成的。因此，本文除了探討歷代賦家書寫京都的動力外，也亟欲深究京都賦在不同時代的社會語境下，所呈顯出的意義。以這個部分的研究結果而言，本文確實有一些小發現，以下略舉數例： 如曹魏時期徐幹的〈齊都賦〉、劉楨的〈魯都賦〉、劉劭的〈趙都賦〉，學者一致認為是賦家躲避漢末動亂，避居故里時所作。但根據史料對於三人行跡的記載，以及從三人賦作結構、內容的一致性來看，極有可能是同題共作下的古都競寫。 又如左思〈三都賦〉，一般認為是頌揚晉的大一統，或者是北方士人挾著勝利姿態對南方文化加以輕蔑。但如果從魏晉時期的門閥制度、士庶之隔，以及左思在《世說》的記載中被「群嫗共唾」、〈三都賦〉初成時，時人互有譏訾的情況來看，〈三都賦〉是否真為歌頌晉的一統，消解晉人對統一的疑惑，尚有討論空間。此外，如果說左思是為挑起南北文化之爭，那麼賦成後身為吳國世家大族的陸機怎麼反而大加嘆服？如果再進一步細讀〈三都賦〉文本，其實是揚蜀、魏而抑吳國，其中對蜀、魏的贊揚，又集中在拔擢人才一事，而對吳的貶抑則多集中在世族侈靡豪奢。換句話說，〈三都賦〉有可能是為寒門庶族發聲，希望晉武帝打破「必尚閥閱」的取士原則，拔擢寒素。可惜終究沒能成功，因此〈三都賦〉即使造成洛陽紙貴，左思仍然未能獲得一官半職。 再如唐代李庾〈兩都賦〉末言及：「所都者，在東在西可也。」學者據以認為此賦已跳脫兩都相爭議題。但考之史料，代宗曾有意遷都洛陽，卻在郭子儀等人的反對下作罷。隔年，河南洛陽人賈至即提出兩都分試，十一年後，陜西京兆人常衮則奏請取消洛陽貢舉，雖然史料並無記載此事與兩地士人相爭有無關係，但從賈至、常衮的出身地而言，很難不令人聯想到當中隱含地域之爭的可能。若再根據時人所作的〈東都父老望幸詩〉、〈上陽宮望幸賦〉、〈兩都不并建文〉，以及《唐書》中兩都士人因地域郡望不同而相爭的記載，可知當時的確存在東西都之爭。而李庾賦中東都里人所作的〈望幸賡歌〉，就是當時社會現象的反映，只是在西都里人的勸說下，才改口說「所都者，在東在西可也。」因此，我們不能據以斷定李庾〈兩都賦〉無涉定都爭議。 又如中晚明出現的幾篇鴻幅鉅製大賦，除了與賦家多出身於吳中，本身具備博學、好古的學術特質有關外，從一些筆記中也發現，寫有〈兩都賦〉及〈兩京賦〉的桑悅、盛時泰，皆有賣文潤筆以求生計的習慣。可以說當時的詩賦作品，已成為市場中交易的商品之一。既然京都賦已成為市場商品，其銷售的對象就不再只是帝王，還包括一般的文人、雅士，甚至有錢的市民階級，當然更加要競衍侈麗之詞，才能提供消費者更廣博的想像空間，一如中晚明大量出現的長卷軸城市圖，也因其篇幅之長、之大，才能讓觀看者隨著圖卷的展開，獲得彷彿行走於城市中的效果。 此外，中晚明京都賦中出現的「崇奢黜儉」觀，也是前此京都賦中未曾出現過的論點，若從當時士大夫進奏的奏疏來看，亦可得知是當時部分社會語境的反映。 以上的發現，自然是透過文學與文化、歷史的整合及觀照，才能得到的結果。是以，本文除了試圖在縱向脈絡的尋繹中，找出迭代書寫京都賦的動力外，更著重在橫向剖面的分析中，挖掘出各朝代書寫京都賦的時代意義。

男同志的術語有其特殊性，它們到底是在哪些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脈絡下產生的呢？這套體系如何運用呢？隨著時代演進，這些術語如何轉變呢？同時，受到西方與日本男同志文化的影響。加上網際網路的發達，使男同志非常容易接收國外男同志的資訊，尤其是台灣的流行文化，長期跟隨日本的發展，在過程當中也把大量詞語與概念介紹進來，有時反而成為台灣男同志的一種重要象徵。因此，最初這些術語怎麼被引進、怎麼被翻譯而又怎麼被使用的？在這些詞語變化與使用的過程中，可以抽絲剝繭發現台灣男同志的特殊性。從男同志的術語當中，諸如1號、0號、葛格、底迪等等，我們可以進一步瞭解不同術語之間所形成的位階體系。 至於熊、猴、迷你馬或狼這些用動物來表現男同志的形象，我們必須重新檢視男同志追求什麼樣的外表與特質，當特定氣質被賦予特定的象徵後，一名擁有該特質的男同志，如何在互動的過程中決定地位的高低？ 因此，當混用的現象如1號弟、0號哥、熊哥、迷你馬底迪等合成的術語出現時，是否可以觀察到性／別分工跟社會體系的互動關係，到底同志欣賞什麼樣的形象與特質？抗拒的又是什麼？男同志認識彼此的時候，彼此的地位關係會是交往的阻礙嗎？ 對男同志來說，許多習以為常的概念，並非憑空發明，即便不少術語與概念源自西方的男同志，但在翻譯與使用的過程中，一直在跟台灣的歷史、社會、文化互動，本研究希望能讓研究的焦點，放在男同志跟台灣脈絡的互動關係。不同於大部分社會學與教育學的研究，傾向把同志當作個案，並以「男同志個體如何融入社會結構」的方式來分析，筆者著重男同志如何跟社會結構進行認識與互動，從中看見台灣的男同志文化。

「文化導向的再生策略」如何導引地方的復甦﹖本研究以大稻埕街區的空間活化為例，藉由台北市政府依時序推動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創意城市」、「世界設計之都」三個重要時期的策略發展，分別從街屋、街區與社區等不同層次的空間再生行動，分析公部門文化導向都市再生策略下大稻埕地區各式行動主體的互動。首先，本文觀察到URS基地帶動了大稻埕地區的老屋復興熱潮，不僅在公部門促成各局處相關老屋政策密切的競合關係，同時吸引私部門文化街屋的擴張，創造街區的文化經濟商業模式。而隨後在大稻埕興起的城市散步導覽活動，則是以移動性的空間體驗帶領人們穿梭在新舊交織的空間之中。最後，地方組織透過傳統社造與設計之都接合，以社區層級的地方活化凝聚了在地居民的情感。然而，伴隨著街區復甦短時間內崛起的新進產業，尤其是具有規模的文創產業，導致部分房東預期性的調漲租金，造成了產業間的排擠現象，並且促成文化導向的縉紳化條件。面對現階段的街區發展，本文認為大稻埕的地方傳統仕紳勢力與政府的街區保存政策，緩衝了此種新舊產業明顯取代與階級置換的危機，展現了大稻埕個案在探討都市再生的特殊性。

本研究按照歷史進程，將台灣的影評依照書寫背景轉變的重大事件劃分為三個時期，逐期分析並接續整體影評生態在社會與物質環境中演變的歷史過程。本研究分析的重點在於自新電影以來不同背景脈絡與書寫／認知邏輯的影評人如何在總體社會場域中進行文化政治與文化經濟的權力及資本角逐。而在社會環境與物質條件演進的背景中，大眾媒體、新興媒體以及其他相關機構的邏輯又是如何介入並影響影評人的定義、形成、書寫與活動。 從電影評論的歷史與本質之探討開始，本研究透過Bourdieu對藝文產業生產二元次場域的分析架構、對文化中介者角色與功能的描述以及藝文商品與消費發展之歷史脈絡的論述，對照影評相關的中外理論文獻，嘗試建立能夠有效研究影評現象的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理論架構，並針對活躍於不同時期的多位影評人與相關業界人士進行深度訪談。 研究發現，新電影時期由於解嚴前政治氛圍以及有限的媒體篇幅，二元價值體系與書寫邏輯的影評人透過不同的平台與市場，累積符號資本並建立社會資本。在新電影運動興起時，不同的影評勢力以及片商／媒體的商業邏輯結構產生辯論與碰撞，確立了台灣電影市場的二元特質，在論述上佔有優勢的影評群體取得影評人定義的想像，卻也確立了影評人文化菁英，與大眾意見脫節的階級位置想像。而隨著電視、錄影帶的普及以及電影在國民娛樂消費中性質的轉化，物質環境的變遷逐漸稀釋了影評之於一般電影觀眾與發行商的重要性。在網路出現後，部落格與社群網站等應用更是不斷地更新電影資訊與評論的產製形式與接收方式，透過數位經濟的邏輯與數位文化的規則，對影評的定義以及影評人的形成及書寫表現產生明顯地影響。 / The research divided the history of film critique of Taiwan cinema since 1979 into three periods and illustrated the transforming process of each period, especially on the politic and economic conflicts of film critique, as a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Futhermore, the research also discussed on how the definition, cultivation and activities of film critique was affected by social and material changes. Through the aspects of Pierre Bourdieu’s study on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historical progress of cultural commodities, the research tried to build a theoretic structure on the analysis of film critique, and explored the ac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film critique writers and social structure by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terviews. Since the press industries declined, and the social networks flourished on the internet, the credibility of traditional film critique had been challenged. At the time when everyone can share film critique onl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mass media and film critique has changed from equally cooperation to governing by the media, and the background of film critique writers has also changed from professional film workers or scholars to famous bloggers who could generate many readers or click-rates online. Meanwhile, since their publication space transfered from newspaper to blog or community website on the internet, the film critique as a form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n digital age has separated from the press and film industries, and combined with digital economy of Web 2.0., even 3.0.

台灣在近十年本土化呼聲之下，意欲脫離所謂的「中國文化」，找尋屬於「台灣」本土的文化認同，已是不爭的事實，針對這樣的呼聲，政府也透過多種方式來實踐，而推行台灣本地文化觀光正是其中的一種方式，包括１９９４年文建會提出的「社區總體營造」，以及１９９５年再度提出的「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甚至提出２００８年為台灣觀光年，其主要訴求均為「建構台灣本土文化特色以發展文化觀光」。本文爬梳關於文化觀光、認同、國族之間的脈絡關係，釐清這些觀念目前在台灣社會的意義、及其在國家政策中的整套論述。研究發現，隱身於這一套運作模式下的邏輯，是將「認同」建構藏在發展觀光產業的訴求之中；其建構方式，乃是以觀光為實際操演方式，藉由「土地」概念為中心，將族群、文化認同串連在一起，使土地成為認同的主角，召喚特定的族群與角色進入到新國家認同的文化建構當中。建構的過程中，愛鄉愛土的意識型態、觀光的資本主義邏輯這兩者乃是限制條件；觀光客、政府、實踐觀光的參與者三者在此條件下進行協商，雖然政策及觀光資本主義邏輯的限制，將使地方發展文化觀光業可能扭曲變調，但也可能透過協商的民主機制，活化成為地方異質的溫床，真實解決地方可能有的困境。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文学) / 乙第13284号 / 論文博第648号 / 新制||文||682(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英語学英米文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廣田 篤彦, 教授 佐々木 徹, 准教授 森 慎一郎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3279号 / 人博第994号 / 新制||人||235(附属図書館) / 2020||人博||994(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文明学専攻 / (主査)教授 細見 和之, 教授 大黒 弘慈, 教授 森川 輝一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18634号 / 文博第658号 / 新制||文||607(附属図書館) / 31548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行動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松田 素二, 教授 伊藤 公雄, 教授 田中 雅一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