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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主要探討冷戰結束後，中共面對國際格局變化、國內情勢走向，及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升高下，國家安全觀相應的變動與演化，以及中共如何在新安全觀的指導下，運用其當前的國際地位，介入北韓核武危機的處理。 自冷戰結束後，中共所處的國際安全環境發生巨大的變化，使中共對國家安全的認識也發生相應的改變。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綜合國力持續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中國威脅論」、「和平崛起」與「北京共識」等價值對立的論述，不時浮沈，對中共國家未來發展，既充滿希望，又滿佈疑懼；既企圖將中共融入世界，又害怕國力增強的中共，將挑戰當前國際權力結構，形成國際安全潛在的威脅，始終無法就中共崛起的定位達成一致共識。 在北韓核武危機問題上，中共藉召集六國多邊會談之機，進一步擴大其在亞太安全事務上之影響力及發言權，挑戰美國長久以來主導亞太安全事務的霸權地位。基本上而言，美中關係在當前國際新形勢下，雖有共同的利益－－共同制約北韓發展核武及武器擴散，目前確是合作關係，但是兩國根本價值、利益都不相同，雙方關係改善只是暫時現象。 就中共而言，在美國與各國一再請託下出面斡旋北韓核武危機，亦有其本身的戰略考量與安全需求。從地緣政治上來說，北韓是中共東北邊界安全的緩衝地帶，朝鮮半島的形勢變化關係到東北亞、乃至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北韓核武問題處理不好，出現新的戰端，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共，不但影響經濟發展，也對中共成為新世紀的大國地位，造成衝擊。如果順利和平解決北韓核武危機，有利於杜絕美國勢力染指朝鮮半島，鞏固中共在朝鮮半島的利益，對形塑中國的大國地位，具有重大的意義。 國家利益的界定決定其所欲採行的手段，在改革開放後，中共的國家安全概念及其實現手段是以中共國家發展利益為主要訴求。當前中共與世界各國之間的競爭不再是單純的軍事和政治安全鬥爭，而是以綜合國力大小高低為主題。如何建構一個和平穩定的週邊環境，以利中共從事經濟建設，以達成提昇綜合國力的國家目標，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朝鮮半島的和平與安定自是成為中共國家安全的核心，50年代建政之初，韓戰即使中共東北邊境陷入危險境地，對甫建政立國的中共，影響至為深遠；而當前的北韓核武危機在經過十餘年的周折，仍未得到最終的解決，朝鮮半島的問題再度成為中國安全的一大隱憂，新安全觀是中共應對北韓核武危機的指導準則。

人壽保險公司業務人員舞弊不但直接損及保戶權益，同時對於保險公司之形象及財物損失亦有所影響，尤其於清查舞弊過程所投入人力物力，另涵蓋該保單於發單前後所產生之銷售及後續保全服務成本，恐將對保險公司造成該保單呈現虧損狀態，因此如何設計完善之管控作業流程，創造重視法令及尊重客戶權益之企業文化，亦為人壽保險公司經營之重要議題。 本項研究較難取得公開完整資訊，故採以各人壽保險公司之業務人員舞弊個案綜合研究分析及與同業先進進行深入訪談方式進行，個案之篩選則以保險業務人員舞弊手法不同為主要考量。有關訪談對象，原先計畫涵蓋保險業務人員及業務主管，幾經初步與不同業務單位洽談，保險業務人員及業務主管之處理經驗多為單一個案。最後決定選擇以從事人壽保險產業達10年以上工作經歷，主要負責業務以處理業務人事及客戶服務功能等有關方面，包含分公司經理、業務發展主管、客戶服務主管及業務稽核主管等人員進行深入訪談，依其豐富閱歷，與業務人員及客戶直接接觸及較多舞弊個案處理經驗，以歸納較為完整客觀之結論。 由本研究歸納得知，業務人員進行舞弊主要是有機會經手客戶繳交之現金和支票，同時客戶過度信賴業務人員，不但將自己之保險單交付業務人員代為保管，甚或當保險公司通知保戶未繳納保險費時，仍然直接聯繫業務人員並相信其回覆說詞。除了保險公司應當加強建立健全控制制度，增加與客戶直接溝通之渠道，保戶應當多關注自身權益，不定期向保險公司查詢保單狀況。另外執行業務人員作業稽查應由獨立單位負責執行，以落實查控作業而達到查核之目的。 最後，建立紮實的舞弊控制計畫及控制制度，如何成功的防治業務人員舞弊，其關鍵在於有效的溝通。在舞弊控制計畫及控制制度中應明確劃分規範各單位及各人員之權責，然後有效的傳達至內勤人員及業務人員，遍及整個企業，所有人員必須知悉企業對舞弊防治之重視及決心，且保險公司應不斷的持續傳達正確的訊息，什麼行為是被預期的，即為公司可以接受的，反之，那些行為是不被接受的。更重要的是執行管理階層之態度，自身應樹立良好經營理念及行為模範，對於建置作業環境及有效防治業務人員舞弊，有更深遠之影響。 關鍵詞：人壽保險、業務人員、舞弊、控制制度、查核

近年國、內外金融機構因風險管理不當、未落實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制度，導致機構嚴重財務損失或經營危機之事件頻傳，影響金融市場紀律及穩定。銀行吸收社會大眾資金扮演金中介之角色，在金融體系中係占有相關重要之地位，其影響國內經濟發展甚鉅，並因具有高度社會公益性質，為健全其經營，保障存款人權益，故政府對於銀行業均係採取高度監理之立場，平日並投注相當多之監理檢查人力與資源執行金融監督、管理及檢查工作，並賦與其應建立完善之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制度之義務。 本研究以37家本國銀行為研究對象，並以2007年財務資料，透過評估銀行投注在內部稽核工作之人力配置、稽核人員專業程度與稽核人員之素質等，瞭解其與經營績效之關聯性，俾促使金融機構及社會大眾更加重視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制度之建立。 實證結果發現，銀行內部稽核單位如有配置充足之人力資源，及給予較多之訓練與進修機會，因可透過加強銀行在從事內部稽核工作時之廣度與深度，有助於公司各單位在內部控制機制之發揮，並對銀行整體之經營績效，包括資產報酬率、淨值報酬率及利息收入增加，營業費用減少等方面均產生直接助益，此外，亦可獲得較佳主管機關其辦理內部稽核工作考核成績。

本篇論文以波特的五力分析，加上組織策略、國家競爭優勢分析等學理。探討企業依其產品、技術以及市場的不同而做的跨國佈局。本篇研究以美商 INVX公司為例，分析INVX與其主要競爭廠商在軟板產業上所做的跨地區布局及其經營績效.在分析各個廠商的競爭優勢的同時、也分析了軟性電路板產業的現況以及目前各廠商在地區所預見的問題，特別是軟板產業在歷經金融海嘯洗禮之後，軟性電路板廠商經歷了一次大洗牌，可以讓計劃進入此產業的投資者一些參考意見。 本篇研究， 依INVX所在軟板產業鏈中的中游為中心，分析軟板產業鏈中的上游(基材)以及下游(產品應用)。進而對於軟板廠商的佈局以及營運績效出分析與建議。 / This paper base on Porter's Competitive Strategy, coupled with National Strategy and Competitive Analysis. The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their products, technologies and markets to have different layout. In this study, the INVX's case, analysis INVX its main competitors in the FPC manufactures on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y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In the analysis of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each company, but also of the FPC industry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all vendors in the region to unforeseen problems, especially after the FPC industry in 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tsunami, the FPC manufacturers experienced a major reshuffle, you can make plans to whom want to enter the industry, or investors some suggestions.

有鑑於過去有關逃漏稅決策的研究也都假設納稅人對於自己的稅負掌握完全資訊，然而現實情況則不然。在現實情況中，稽徵機關可能因為稅法制定的不完善、稽徵程序的繁複或稅務人員的訓練成效不一，使得其核定納稅人的所得水準出現或高或低的情形。由此可知，納稅人的逃漏稅決策除了面臨會被查核的風險外，還可能面臨稽徵機關核定所得不確定的風險。因此本文將此現象反應在生產者決策中，試圖探討當獨占廠商面對核定成本的不確定時，其生產決策與逃漏稅決策間的關係會不會產生變化，而在考量核定成本不確定的情況下，利潤稅的中立性是否會被推翻。本文證明在考量核定成本不確定的情況下，利潤稅的中立性將不成立，此時廠商逃漏稅決策下的最適生產量將大於或小於未考慮逃漏稅決策下的數量。

台灣汽車零組件業是台灣相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碰撞件業在全球售後維修非原廠正品零件市場中，一直保有領導地位，市佔率高達85∼90%，實屬相當傲人的成績。 因此本研究欲透過焦點團體訪談與問卷調查法，探討台灣汽車零組件業關鍵成功因素之所在，以提供台灣其他中小型製造業作為標竿學習的對象。焦點團體共進行兩次，每次三個小時，人數約8∼12人。問卷調查法以台灣區汽車工業同業公會的成員為調查對象，共發放200份問卷，回收111份有效問卷，共分為五大構面來討論：供應鏈、研發與設計、人力資源發展、生產與品質、顧客服務與行銷。 本研究歸納出台灣汽車零組件業主要成功的關鍵因素有四，分別是：1.緊密合作的供應鏈體系、2.彈性生產的製造系統、3.快速回應顧客的能力、4.優良的品質認證系統。 並提出對台灣汽車零組件業未來發展的建議：1.降低原料成本、2.強化技術提昇、3.搶進全球供應鏈、4.轉型為『產品整合者』。

公務人員之訓練應逐步成為陞遷的必要條件，且與國家人才儲備密切配合，始得相得益彰，現行訓練種類多樣，惟部分信度與效度或似不足，難以達成訓練功效，切合機關用人需求。Kirkpatrick所提出的四層次訓練評鑑成效模型，是在評估中最廣為人知的理論，而「評鑑中心」符合其中「行為層次」評鑑所要求的「測量受訓者將所學運用到實際工作的程度」，且鑒於其重要構面「核心職能」的養成，實為近年來我國人事人員培訓之重點。故將本研究聚焦於「評鑑中心」與「核心職能」二大區塊，並以2011年度「科長級人事人員研習班」為個案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人事人員訓練與陞遷結合問題，而公務人員陞遷法已明文列舉訓練應為陞遷之評比項目，又現行實務運作上，得以陞任評分標準表呈現。所以，本研究首先發現在「訓練」這個部分，絕大多數人事機構以參加學習時數折算成績，似無法直接反映某項能力，且受訪者咸認為該項目是不重要並會影響業務之推動，導致占陞遷配分比例過低，推究其原因是對於目前訓練成效的質疑。建議目前以透過調整評比內容為優先考量，未來則可統一規劃人事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以達具信度與效度之訓練成果。 其次，在瞭解研究對象對於導入多元評鑑發展人事職能之認同度方面，主要發現對於中階主管而言，訓期的長短與型態，是相當重要的，分散式訓練著重課程規劃，集中式則要落實職務代理。此外，訓練之目的應為提昇人事人員素質，增進行政效能，尤其若要與陞遷結合，為避免浪費訓練資源或流於形式，應先區隔受訓者之業務屬性、適時回饋並建立追蹤機制。 最後，因目前人事人員職務的晉陞，一方面並未強制規定陞任人員必須經歷何種訓練，另一方面，因不重視訓練，以至於與陞遷未能有效結合。建議落實訓練與陞遷結合於相關法規的修訂，且考量以職能為導向的評鑑訓練儼然已是趨勢，未來應全面啟動以核心職能為基礎之評鑑中心，並將結果導入人事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認為企業經營的二大目標在於追求生存及追求成長，然而組織在追求成長之前，應先透過完整的規劃分析程序，建立周詳的投入策略，確立發展方針和計畫，以降低或避免不必要的風險並降低資源和成本的浪費，確認公司核心能耐和建立公司為達目標所需要的核心能耐，才能奠定企業績效成長、永續經營的基礎。 工業4.0、Fintech3.0、物聯網不僅徹底改變了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更已開始重塑價值鏈。資訊通路代理商如果仍以品牌商和經銷商中間做為box moving的角色自居，在這一波產業和科技的巨大變化中，其存在價值將會明顯降低，更精確地說，也許某天這角色也有可能不存在了。 本論文研究將先確認在這樣的產業變化中，能傲立於全球數一數二的資訊通路代理商需要具備哪些核心能耐，進而審視個案公司是否具備這些核心能耐，並專注於分析個案公司核心能耐與企業成長之間的關係，並運用這些核心能耐尋求新的經營模式，讓個案公司可以在這波巨浪中突破成長，放眼未來。

八零年代起，我國政府即對生技新藥產業寄予厚望，為促使生技醫藥產業成為明星產業，行政院也自1982年起，將生物技術列為國內八大重點科技產業之一，並投入相當大的金額補助產業之發展；至今已歷經35年，卻仍僅極少由台灣本土研發之新藥成功上市。 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探討以及個案訪談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先藉由文獻探討建立起論文整體之架構，之後再透過兩間國內本土新藥研發公司的訪談加以實證。本研究探討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現行之藥價政策對於國內本土研發新藥上市策略之影響，以及《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17-1條實施後，是否有助於國內本土研發新藥上市的問題，進行深入分析與探討。而可得到以下初步之研究結論： 一、我國政府的鼓勵措施對於台灣的新藥發展之影響 我國政府多以科技專案補助臨床試驗的形式協助國產新藥公司研發新藥。 二、比較在台灣及其他國家研發新藥的鼓勵措施 我國與日本政府皆有提供新藥不同形式之新藥相關加成給付；本研究未發現韓國政府有針對新藥提供相關加成給付措施。 三、台灣健保藥價制度與台灣研發的新藥藥價 1.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期望政府在設定參考藥品之藥價時，可以選擇使用參考藥品之初始藥價作為reference price。 2.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期望在選擇參考藥品時，可以鼓勵創新藥理作用之新藥、跳脫侷限治療相同疾病用藥之思維。 3. 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17-1條規範參考類似藥品之十國藥價不合理，因為若以台灣為第一上市國，則尚未在其他國家取得藥價，此法規自相矛盾。 四、我國藥品政策與台灣研發新藥上市策略 對新藥開發類型之國產新藥公司而言，健保給付國產新藥之藥價無法符合國產新藥公司期望之藥價，國產新藥公司改採取由病患自費購買藥品的方式銷售。 / Since the 1980s, our government has placed great hopes toward the industry of biotech and new drugs in order to take such industry to a booming stage. The Executive Yuan has also listed biotechnology as one of the eight key technological industries in the country since 1982. Furthermore, large amounts of subsidies have aide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This industry has been in development for 35 years, however, very few new drugs developed by domestic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have been launched successfully in Taiwan. This study mainly used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interview a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Firstly, the struc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thesis was built on reviewing past literature. Then, the empirical study was conducted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two domestic new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mpact of the current drug pricing policy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on the domestic market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Moreo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17-1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Drug Payment Program and Payment Standards" was investigated in rela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new drugs in the country. In-depth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explore and discuss our research. The following preliminary conclusions were obtained: First, the influence of the government's encouragement measur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new drugs was examined.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government have mainly been funding domestic new drug companies to research and develop new drugs through subsidized clinical trials of technological projects. Second, the encouragement measures for developing new drugs in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were compared.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Taiwa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ve been providing new forms of new-drug-related premiums for new drugs. However, in this study, we did not find the Korean government providing relevant premiums measures for new drugs. Third, we explored the drug price system of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nd the prices of new drugs that were developed domestically. We found that 1) for domestic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at specializes in developing new drugs, they anticipate the government to use the initial drug prices of the reference drugs as reference prices when setting the prices of reference drugs; 2) for domestic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at specializes in developing new drugs, they anticipate the government to encourage innovations of new drugs leading to new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overcoming the idea of limiting treatment to the same illness or conditions when they are selecting reference drugs; 3) for domestic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at specializes in developing new drugs, under Article 17-1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Drug Payment Program and Payment Standards", the statement that drug prices should be referenced from ten countries is unresonalbe because prices cannot be obtained from other countries if Taiwan is the first country to launch the new drug. Thus, the regulation is contradictory in itself. Fourth, we examined Taiwan’s pharmaceutical policy and the marketing strategy of new drugs developed domestically. Findings showed that for domestic drug companies that specializes in developing new drugs, when the drug payment provided by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does not meet the drug prices set by the new drug companies, these companies employ a strategy that the patient pay for the drugs instead of the national insurance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