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席捲全球，重創各國股市經濟，許多歷史悠久的大型金融機構紛紛倒閉或被迫接管，如英國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美國雷曼兄弟公司、IndyMac、美林證券、AIG等。雖然各國政府為了挽救投資者的信心，舒緩金融危機與經濟衝擊，不斷提出各種救市方案並向市場挹注資金，卻還是無法解決市場流動性危機，因而這次的金融海嘯被堪稱為史上最大的流動性危機。本研究採用二元Logistic迴歸方法，以台灣本土銀行為樣本，樣本期間為2003年至2010年，利用CAMEL指標並加入Basel III所提出的流動性指標：淨穩定資金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檢測淨穩定資金比率是否能夠提高解釋銀行違約倒閉機率以及增加模型預測能力，進一步能夠有效地監管銀行之風險。本研究結果顯示除了CAMEL指標可以解釋台灣本土銀行風險機率，同時顯示使用淨穩定資金比率可以解釋銀行風險，增加模型預測能力，進而能夠更有效地監管銀行之風險。最後，本研究利用隨機抽樣法與時間序列法檢驗本模型的預測能力，並且透過設立不同的門檻比率進行穩健性測試，測試不同情況下各種指標因子對銀行風險的顯著性與影響力，再次說明了流動性指標對銀行監理的重要性。

一、研究之目的： 保險旨在分散危險─使投保人所遭受之損失轉由保險業者吸收承擔，於事故發生後能 獲得應有之保障。目前國內壽險市場，儲蓄性質之險種所佔比率極高，若保險公司因 經營不善而無法支付俱務時，則投保人多年之積蓄將付諸流水，造成社會問題。 近年來，國人對保險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認為它是有效的危險管理方法之一，於是對 保險的需求日增。同時，美國保險公司亦逐登台經營業務。且對國人開放經營保險業 務亦是指日可待。在不久之將來，我國保險市場將趨於紛亂，所以如何監管保險公司 ，以保護投保大眾，乃為重要課題。 目前保險主管機關對各保險公司實施年度檢查，仍偏重於傳統性之監督方法，即檢查 各公司之各種經營是否按照有關法令規定。而各財務比率對保險公司失卻清償能力影 響之幅度未深入分析，且未對這些財務比率作整體評估，計算總指標作為分類的標準 。本篇論文乃針對目前財務檢查若干缺失，藉統計方法建立正常範圍與適當模型，評 估各財務比率對失卻清償能力影響幅度並且計算總標值（失卻清償能力之機率值）， 以供主管機關參考。 二、研究架構 本論文研究程序，可歸成四個步驟： １．公司樣本 本論文是以國內八家壽險公司與BEST REPORT 刊載５２家壽險公司為研究樣本。 ２．財務比率 第二步驟是如何挑選適當財務比率來衡量壽險公司之經營績效。本篇論文以Ａ．Ｍ． BEST公司評價制度，NAIC的保險監理資訊制度，英國邊際清償與我國財政部保險業務 檢查手冊等所採用４８財務比率中篩選適合的財務比率以評估壽險公司失卻清償能力 與否。 ３．研究方法 本篇論文研究方法分成二部份：一是國內八家壽險公司採用離位者測定，另一是美商 ５２家壽險公司採用虛擬應變數迴歸方法。 ４．評估 國內８家壽險公司採用離位者測定方法，釐訂各財務比率的可接受範圍（正當範圍） 。 美商５２家壽險公司採用虛擬應變數迴歸方法作整體評估，計算壽險失卻清償能力的 機率。

在現今的經濟、法律、政治環境下，許多企業因為法律、稅務、競爭策略等之考量，已不再以法律上單一企業個體進行所有商業行為，也許會以成立子公司或透過股權收購擁有或控制其他企業，以達到特定的目的。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七號即針對此點，認為在經濟實質重於法律形式之基礎下，當一企業實質上可控制另一企業時，雖然在法律上其為相互獨立的個體，但基於經濟實質之考量，其應屬於同一個體，因此，合併財務報表之規定因應而生。合併財務報表與一般以權益法處理長期投資之母公司財務報表，最大不同處即在對長期股權投資及投資收益之處理，合併財務報表將母公司財務報表中之長期股權投資及投資收益分解為子公司資產、負債及本期淨利之組成要素，再與母公司財務報表合併，此即所謂「全面合併」。理論上，合併財務報表應較母公司財務報表更能清楚表達一經濟個體之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及現金流量，讓報表使用人看的更清楚。 本研究參考Ou and Penman(1989)及 Holthausen and Larcker(1992)之研究，以財務比率預測企業未來每股盈餘變動方向及股價異常報酬方向。以民國八十六年至民國九十年五年間同時編製母公司及合併財務報表之113家上市公司為觀察公司，並以八十六年至八十九年為估計期間，以財務比率分別建構兩套財務報表之預測模式，將預測模式代入民國九十年之中，預測民國九十一年之每股盈餘變動方向以及股價異常報酬方向，再比較兩套財務報表之預測能力。 實證結果發現，因為兩套財務報表在許多項目金額均相異，所以若以財務比率分析一企業，兩套財務報表的確具不同之意涵，但若將財務比率預測每股盈餘變動方向以及股價異常報酬方向，兩套財務報表的預測能力並未通過統計上之顯著差異，無法得到合併財務報表因其資訊內涵較佳，其預測能力較母公司財務報表為佳之結論。在實證過程中，受到資料取得之限制及許多假設的影響，均可能對此研究結果造成影響。

本研究以所有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其中扣除產業特性較不相同之金融產業，探討在不同程度之資本市場發展的限制下，企業資本結構與總體經濟因素之間的關係是否有所改變，此外以變異數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拆解出在不同時期企業資本結構主要受公司內部因素影響較大，或者主要由外在環境因素主導。最後探討因公司本身因素而導致融資受限之企業，其融資決策與負債比率之關係。 本研究結果顯示： 1. 台灣資本市場發展歷經轉折，經Cusum Test測試出轉折點為 1992年，在轉折點之後，台灣資本市場展趨於健全，企業融資較不受到限制。 2. 轉折點之前，企業融資受限，其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呈現正相關，亦即呈順循環。 3. 轉折點之後，企業融資較不受限制，其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呈現負相關，亦即呈現逆循環。 4. 經由變異數拆解發現，轉折點之後，總體經濟因子對企業資本結構之影響性增加，表示企業在不受限制的環境下，比較能順應外部環境的轉變而改變其資本結構。 5. 因公司本身因素而融資受限的公司，其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間呈現正相關，亦即呈順循環。而融資較不受限之公司，其負債比率與總體經濟因子呈現負相關，亦即呈現逆循環。

本論文包含兩個主題，分別是信用評等的不一致性與盈餘管理是否影響銀行的信用評等。首先，本文以標準普爾信評機構之長期信用評等資料，試圖了解為何相同財務比率的銀行在不同的國家卻獲得不同的信用評等，我們提出『品質增進假說』，預期高所得、高度發展及政府治理較佳的國家，其銀行財務報表的可信度較高，財務資訊更能反映銀行的內在價值，此時信評機構與銀行間存在較少資訊不對稱的問題，使信評機構更信任財務報表的品質，因而提高財務比率對信用評等的解釋能力。相反地，在較低度發展或政府治理較差的國家，由於信評機構與銀行間存在較嚴重的訊息不對稱問題，使信評機構減低財務比率對信用評等的解釋能力。 實證結果與我們的假說一致。此外，本文也發現信評機構將較低度發展國家之較高的資本適足率視為有利於評等的財務比率，且給予較大的權數，表示較低度發展國家可以經由提高資本適足率以獲得較佳的信用評等。 本文的第二主旨仍為全球銀行業信用評等的決定，但與過去文獻不同，本文將檢視信評機構是否能辨識企業的盈餘管理的行為。本文以全球85國的資料探討銀行的盈餘管理是否對信用評等造成影響。由於企業進行盈餘管理將造成內部人與外部人間的訊息不對稱的問題，我們提出一 “較佳治理效果”，認為符合較佳治理的銀行可以降低訊息不對稱的程度，而較佳治理指的是一銀行位於高所得國家、債權人保護程度較佳的國家、或當一銀行的財務報表係由全球前五大會計師簽證時，我們認為在這些情況下，信評機構相信其報表盈餘是可信的，使得盈餘管理對信用評等不會造成影響，也因此不影響銀行的債務資金成本。相反地，在一個不符合較佳治理情況的銀行，訊息不對稱的情況較為嚴重，當信評機構發現銀行進行盈餘管理，認為此舉會使銀行真實的經濟表現受到隱匿，進而調降該銀行之信用評等，也因此將增加該銀行的債務資金成本。 實證結果發現當未考慮治理變數時，我們發現兩個盈餘管理的代理變數，即盈餘平滑與盈餘操縱都對信用評等造成 “不利效果”。也就是說，當銀行進行盈餘管理時，信評機構會調降其評等，繼而使債務資本成本增加。 當考慮治理變數且以盈餘平滑當作盈餘管理的代理變數時，我們的較佳治理效果獲得強烈支持，在高所得國家，債權人保護程度較佳的國家，或財務報表是由前五大會計師簽證的銀行，均可以有效地降低訊息不對稱的問題，且發現，當一銀行位於高所得國家或一銀行的財報是由前五大會計師簽證，則盈餘平滑對信用評等的影響接近 “中立效果”，亦即不會影響銀行的債務資金成本。然而，當一銀行是來自於中所得國家、東歐及中亞及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因為存在較嚴重的訊息不對稱問題，均加重盈餘平滑對信用評等的不利效果，繼而使得銀行的債務資金成本提高。 最後，當考慮治理變數且以盈餘操縱當作盈餘管理的代理變數時，在高所得國家，盈餘操縱對信用評等的影響不顯著，中所得國家則顯著地減緩了盈餘操縱對信用評等的不利影響。此結果與過去研究一致，中所得及較低度發展國家的銀行會提列較高的可裁量的呆帳費用，藉以傳遞有利的內部訊息予外部投資人；但高所得國家，訊息不對稱的現象並不明顯，故不需要透過可裁量的呆帳費用來傳遞訊息，且較高的可裁量的呆帳費用反而使得盈餘被低估。在債權人保護程度較高的國家也減緩了盈餘操縱的不利效果。

Because on the method of Harris and Shen (2003), we implement the robust estimator of optimal hedge ratio in Taiwan stock market. By using the Taiwan Stock Index and Taiwan Stock Index Futures, we used the robust estimation of optimal hedge ratio. We use two estimators, the rolling window model and the exponentially weighted moving average (EWMA), to estimate the robust optimal hedge ratio. We also compare the hedg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robust hedge ratios and the traditional least- squared hedge ratios. We find that the volatility of the hedged portfolio using robust optimal hedge ratio is substantial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portfolio using the traditional hedge ratios. With the less excessive volatility, the transaction cost decrease substantially, and the cost of rebalancing portfolio is lower as well. / Because on the method of Harris and Shen (2003), we implement the robust estimator of optimal hedge ratio in Taiwan stock market. By using the Taiwan Stock Index and Taiwan Stock Index Futures, we used the robust estimation of optimal hedge ratio. We use two estimators, the rolling window model and the exponentially weighted moving average (EWMA), to estimate the robust optimal hedge ratio. We also compare the hedg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robust hedge ratios and the traditional least- squared hedge ratios. We find that the volatility of the hedged portfolio using robust optimal hedge ratio is substantial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portfolio using the traditional hedge ratios. With the less excessive volatility, the transaction cost decrease substantially, and the cost of rebalancing portfolio is lower as well.

多角化是否能提升銀行獲利與降低風險？本文採2000年至2007年21家本國銀行之年資料，獲利以調整呆帳費用後之資產報酬率作為評估基礎；風險以資產報酬率的標準差衡量，利用追蹤資料分析法，探討銀行多角化程度對獲利與風險之影響，並分析對於逾放比率不同之銀行，其獲利、風險之影響因素是否有所差異，實證結果顯示：一、依品質一致性原則調整呆帳後之資產報酬率，較財報公佈之資產報酬率具較佳之解釋能力與統計顯著性；二、營業收入多角化可提升獲利與降低風險；資產配置多角化不但無法提升獲利，甚使其面臨更高之風險；轉投資模式與風險具有負向關係；三、金融控股公司經營模式與獲利具有正向關係；資產規模與風險具有負向關係；權益資產比及用人費用率與獲利、風險具有負向關係；總體環境因素和風險具有正向關係；四、對於低逾放比率銀行，分散營業收入來源，擴充銀行規模及提高自有資金比例，對其獲利與風險皆有正面之助益；對於高逾放比率銀行，僅有營業收入多角化模式可同時提升獲利與降低風險，意謂此類銀行除可採取營業收入多角化策略彌補呆帳損失外，亦應確實監控授信資產品質，方能有效地改善獲利能力與降低風險。 / Does diversification indeed lead to increase profitability and reduce risk? We use a panel dataset of 21 banks in Taiwan for the period from 2000 to 2007, bad debt-adjusted ROA serves as the measure of profitability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ROA serves as the measure of risk. This study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versification on profitability and risk and hope to know how it works out under different non-performing loans ratio. Our main finding are as follows:(i)Compare with ROA in financial statement ,bad debt-adjusted ROA making better significance. (ii)Revenue diversification has positive relation to increase profitability and negative to reduce risk. Asset diversification has negative relation to reduce profitability and positive relation to increase risk. Equity investment has negative relation between risk. (iii) Banks operating as part of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can improve profitability. Size has negative relation between risk. Equity to asset ratio and compensation to revenue ratio have negative relation to reduce both profitability and risk. Macroeconomic factor has positive relation to increase risk.(iv)For low non-performing loans ratio banks, revenue diversification, size and equity to asset ratio have positive relation to increase profitability and negative to reduce risk. For high non-performing loans ratio banks, revenue diversification is the only way to improve banks’ profitability and reduce risk. It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banks monitor loan need strengthening in high non-performing loans ratio banks.

本研究以Rao(2006)的MMPI為基礎，在距離函數觀念下將MMPI進行拆解，分解成技術效率變動、技術變動、規模變動以及追趕項，再將追趕成份，進一步拆解為「技術追趕」(catch-up in technology, 簡稱CUT) 與「潛在技術變動」(potential technological change, PTC)，其中，CUT又可再分解為變動規模報酬之下的效率追趕(catch-up in efficiency, CUE)及規模追趕 (catch-up in scale, CUS)。實證上，利用1993-2007年間，15個歐洲國家的財務報表資料，運用DEA法分析西歐金融機構之經營效率，並進行生產力的推估與拆解，同時結合共同邊界的分析架構，從事群組國家間比較分析。 實證結果發現，MMPI表現突出的群組，主要來自於技術效率的進步，例如：北歐三國群組和奧地利；其次是規模效率的進步，例如：北歐三國與法國；最後才是技術變動，例如法國。而在十個國家群組中，除了義大利的MMPI退步以及奧地利的規模效率呈現持平外，其餘八個群組的MMPI與其三個構成項目，都呈現同升同降的相同趨勢，不同處僅在於變動幅度大小。例如MMPI都呈現進步的情形，其構成項目，分別表現出技術退步、技術效率進步以及規模效率進步。這樣的結果可能來自於歐洲單一市場的運作方式。 又依MMPI統計差異性檢定的結果，我們可以將原先依MMPI數值大小排序的十個國家群組，重新考慮群組間統計上差異及無差異的情形，合併為五個層次的生產力成長情形，第一層為北歐三國，MMPI成長最快，其次為奧地利、法國、比利時，再次為荷葡西英群組，第四層是盧森堡、瑞士，最末層則為德國、丹麥及義大利。

過去許多學者針對不同國家、產業等企業進行研究實證，探討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兩者的關係，但並無具體且一致的結論。 本研究以2004年台灣上市公司共649家廠商為樣本，並以海外投資金額佔總投資金額的比例衡量國際化程度，實證其與績效（以資產報酬率衡量）間兩者的關係，並加入國際化範疇與企業資源作為調節變數，探討是否存在有其他因素影響兩者之關係；國際化範疇以海外投資國家數衡量，而企業資源則以是否隸屬集團之企業、負債比率、及企業營收成長率作為衡量指標。 研究結果發現，當投資國家數愈多、企業負債比率愈高、以及企業營收成長率愈低，則對國際化程度與績效間的關係有弱化的影響，而是否隸屬集團企業則在本研究實證中，影響效果並不顯著。 最後，由於國內外文獻對於國際化程度與經營績效兩者之間的關係之研究結論並不一致，因此本研究以台灣上市公司為樣本，欲探討國際化程度與企業經營績效之關係，實證發現兩者呈現U型相關，亦即在國際化初期，由於存在許多因不同文化、環境所產生的障礙，導致經營績效的下降，然而隨著國際經驗的提升、規模經濟效益的顯現，使得績效漸入佳境。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實施兩稅合一制度後，稅額扣抵比率及未分配保留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在上市公司不同產業間的實行狀況，以及新稅制對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及資金成本的影響，並評估這些結果是否有達成政府實施兩稅合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改善企業的資本結構及創造有利於企業的投資環境。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以兩稅合一實施前後，自民國85年至88年共四年度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之股票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稅額扣抵比率方面，由於電子業上市公司相對於非電子業上市公司享有較多的租稅優惠，故其稅額扣抵比率顯著地低於非電子業上市公司。此外，在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方面，民國88年度，我國被加徵未分配盈餘稅的上市公司中，大約有15%的公司民國87年度並無財務所得，但依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九計算的未分配盈餘卻為正值，顯見現行以課稅所得為基礎計算的未分配盈餘與財務會計的處理結果有很大的差異。至於未分配盈餘加徵的稅額，我國電子業上市公司即約佔38%，且其加徵稅的平均值也遠高於全部樣本之平均值。 在兩稅合一實施前，舉債較高且租稅負擔較低的公司，兩稅合一實施後，因新稅制減少了企業對於融資決策的扭曲，故有助於財務風險較高的公司改善資本結構。此外，公司的稅額扣抵比率愈高，則其舉債比率愈低。再者，在兩稅合一實施前，舉債較少且租稅負擔較高的公司，兩稅合一實施後，資金成本的變動呈現上升趨勢，與本研究預期相反，但本文實證結果仍發現公司的稅額扣抵比率愈高，則其資金成本愈低。因此，兩稅合一對於企業資金成本的降低仍具有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