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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戰結束後興起的非傳統安全議題中，環境安全佔相當重要的一環，由於人類對資源的過度開發以及生態的破壞，環境已然開始反撲，氣候變遷、資源匱乏等問題，為國家安全、國際和平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威脅及隱憂，國際社會亦體認到環境安全的重要性，採取有別於傳統安全的解決方案，透過跨國合作形成國際建制處理環境議題。 本論文以跨國界水資源為研究對象，分析水資源本身所具備的資源特性，探討傳統國際環境建制為何無法一體適用，有效治理國際水資源，並從國際制度理論出發，檢視制度建立的過程，透過「權力」、「知識」及「疆界性」等三項要素，分析傳統國際環境建制無法治理跨國界水資源之因，再進一步推論如何結合水資源特性及三項要素調整國際制度的成形。1991年蘇聯瓦解後，位於愛沙尼亞及俄羅斯的Peipsi湖由境內湖泊轉變為跨界湖泊，該流域所面臨的優氧化、廢水污染、經濟開發等威脅正需要愛沙尼亞以及俄國的共同治理，2004年愛沙尼亞加入歐盟後，更使該湖成為歐盟與俄國交界的湖泊，使跨界治理更添變數，本文亦回顧Peipsi湖至今的治理成效，由權威、知識、疆界性探討其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挑戰，期能找出跨界水資源治理的評估標準，做為相關研究之參考。

直到清領後期、日治初期之交為止，東台灣的原住民仍處於部落（tribe）社會的狀態，各社自成一個「酋邦」（chiefdom），晚清對東台灣的經略成效甚微，國家力量在東台灣的落實，不得不從日治時期算起。 　　本研究分為五章，首章綜論象徵東台灣國家統治的兩套機制，二、三、四章分述東台灣原住民在法政、經濟、教育、信仰上的變化，末章再以人口變遷作為總結，以觀察日治五十年間，東台灣原住民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日治時期的國家力量，是牽動東台灣民族發展的最大原動力。因此，首章先討論代表國家力量的兩套機制：一是地方行政機構，二是隘勇線制度。前者是從台東撫墾署演變成東部兩廳，一言以蔽之，即「從蕃政到民政」的一段歷程；後者則是伴隨著原住民抗日事件的發生，而逐步落實下來，最後終於將東台灣分隔成兩個世界：界內的一般行政區、以及界外的特別行政區。 　　第二章討論部落警政與成文法對原住民的影響。 　　日治時期的蕃地警政可分為三期，一是撫墾署以來的撫育期，二是五年計劃以來的創建期，三是霧社事件後的重整期。東台灣的地方行政，雖歸結於東部兩廳內的總務課（日後改隸警務課），但對部落原住民而言，則是由警察行政來實踐；至於教育、醫療、衛生等等，也都是部落警政的業務。 　　至於成文法的施行方面，隘勇線內的平地原住民在明治末年已部份實施國家律法，但在界外的山地原住民，其舊慣仍能發揮一定程度的效用。由於舊慣具有不成文法的約束權威，當一個傳統社會的不成文法，被近代社會的成文法取代之後，慣習就只留下其風俗的面向，而不再具有強制性的制裁，這種「由慣例到法律」的過程，是原住民在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特徵。 　　在東部原住民從慣例到法律的歷程上，我們看到了一種由法律所規範的新秩序，逐漸出現在東台灣的原住民部落裡。從國家對頭目職權的認可、民法取代慣習、取消封建業主權等三個面向，可以獲得一些瞭解。 　　第三章是針對水稻種植與貨幣使用的討論。 　　就糧食作物的這個意涵而言，到1920年前後，水稻已在糧食的意涵上取代了小米。相對於水稻種植的擴張，我們討論了小米種植的衰退，並略論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如何看待水稻種植。 　　其次，日治時期的東部開發論的主張，為地廣人稀的東台灣帶來甚大的勞力需求，因此也將原住民納入這樣的勞動市場裡面，這又帶動了一個新的面向：貨幣進入部落。透過水稻種植及貨幣使用，最遲到1920年代，東台灣平地原住民已經在許多方面發生鉅變：老人家認為年輕人不能守住傳統，年輕人違反甚至挑戰傳統。 　　第四章討論兩個主題：近代教育與衛生醫療。日治時期的原住民教育，其過程主要是在「蕃人公學校」或「蕃童教育所」中完成的。在隘勇線外的教育機構以「蕃童教育所」為主，而在隘勇線內的教育機構則以「蕃人公學校」為主。 　　日語教育是初等教育的一大重點，所以「國語」的授課時數也最多。日本當局所要進行的，不只是語言教育或文學教育，而是藉由語文教育而達成「涵養國民性」之國民教育。此外，日治時期對於非學齡兒童的人，也有作為輔助教育之不足的社會教化機構，如青年會、國語講習所等。 　　日治時期影響到原住民傳統信仰的，除了近代教育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影響力來自衛生療醫，這主要是施藥與預防注射所帶來的影響。但對原住民社會而言，最多只發揮了鬆動其傳統信仰的作用，並未使原住民走上集體改宗的地步。 　　第五章是從人口現象來做為總結，以觀察原住民在質與量上的變化。依日治初期的人口調查，原住民占東部總人口的九成以上，且平埔族仍是個獨立的人群統計單位；到了日初中期，原住民人口已占東部總人口的六成，而且在民族識別上，也出現了民族混同的趨勢：譬如東台廳的平地部份是阿美族與卑南族之間的趨近，山地部份則是排灣族與魯凱族之間的趨近。到了日治末期，原住民已占不到東部總人口的一半，而且，最後連原住民與本島人也成為同一統計單位。 　　從這裡可看到一個趨勢：透過國家力量的長期統治，東台灣各民族呈現出混同為一的態勢，但仍有些邊界存在，特別是做為殖民母國的「內地人」，以及做為這個行政區域之外的「外國人」，這反映了在國家力量的作用下，民族融合的階段發展及其極限。

本研究利用2007年經濟部統計處「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之廠商問卷資料，以978 家對外投資採水平分工模式廠商作為實證對象，分別由廠商特性、產業特性及投資特性等3方面，探討影響其產品差異化之決定因素。本研究運用Stata軟體進行計量分析，建立Probit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由實證結果發現，當對外投資採水平分工模式廠商決定以其自身所擁有之「技術來源」優勢，及利用國外勞動市場具備「價廉充沛勞工」之利基進行生產時，會傾向採取「產品不同」之生產方式；另一方面，若廠商重視「對外投資地區」之地域特性，及利用國外消費市場「發展潛力大」之利基進行生產時，會傾向採取「產品相同」之生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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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採用數值模擬的方式，在價格具僵固性的無窮期動態Cournot模型中，探討水平式合併對廠商獲利能力及社會總福利的影響。可以發現不論市場價格調整速度的快慢，當廠商採取open-loop策略時，加入合併的廠商家數佔總產業比例必須達到某個水準，合併才會有利可圖。如果廠商使用feedback或closed-loop memoryless策略，則不論合併的廠商家數多寡，合併都能使廠商獲利。然而無論合併是否能為廠商帶來更多的利潤，只要市場上發生水平式合併，必然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

本研究之目的係從國際法與實務觀點探討台日東海漁權爭議中，日本立法權與行政權所構成之國家實踐，惟暫不討論司法權之態度，亦非討論釣魚台主權歸屬問題。本研究共有以下四項具體結果： 一、 整理東海漁權爭議過程，並提出歷史性捕魚權證據。 台日東海漁權爭議中，所謂「傳統漁場」之爭議、「歷史性捕漁權」主張，實為日據時期及光復後等歷史背景下的產物。本文提出歷史性證據，建議政府單位應基於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六十二條相關規範持續與日本政府談判。 二、彙整台日漁業會談歷程釐清爭議重點。 近期會談重點係在「北緯27度以南水域管理」、「北緯27度以北水域管理」及「漁船緊急避難」等議題，惟因涉及釣魚台主權、專屬經濟海域劃界及雙方立場差異等因素，台日漁業會談似仍有發展空間。 三、釐清日本立法權漁業取締之國家實踐。 （一）日本國會制訂《漁業法》與《外國人漁業限制法》規範日本領海內的漁業取締；而《排他性經濟水域及大陸礁層法》與《漁業主權法》則為專屬經濟海域內之漁業取締依據。 （二）日本立法權於專屬經濟水域內實施外國人漁業活動取締規制之設計、實踐與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六十一條至第六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關於沿海國於漁業取締上之相關規範並無二致。 四、探討日本行政權之國家實踐。 （一）釐清海上保安廳與水產廳漁業取締作為之異同，修正媒體錯誤報導，並發現行政權已朝合作取締方向發展之趨勢。 （二）相對於日本行政權依據中間線原則實施漁業取締，我國行政權係依據暫定執法線為漁業取締範圍。惟經整理相關案例可發現，該線似為我國單方作為，與日本漁業取締作為之範圍似無直接關連。

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研究種目:一般研究(C) 課題番号:05680391 研究代表者:豊田 浩孝 研究期間:1993-1994年度

本研究以台灣菸酒公司所屬品牌「台灣啤酒」為研究品牌，蒐集並分析2012年台灣地區啤酒市場非常成功之新品「台啤水果啤酒」。本研究從新產品管理、品牌管理、創新擴散、傳播中介者管理、廣告傳播法則與瘋潮行銷之理論出發，探討水果啤酒開發與上市過程中之關鍵成功因素；並針對2012年下半年後水果啤酒銷售衰退進行因素分析，找出品牌經營之困境，提出行銷策略建議；最後，更探討在數位與社群時代下，品牌發展新的傳播模式。 本研究基於上述之研究架構下，深度分析台灣啤酒各品牌行銷策略以及新產品發展意圖，並且就水果啤酒上市行銷活動進行資料的蒐集與整理。透過本個案，可以速覽台灣地區啤酒市場概況、台啤水果啤酒的發展歷程、上市過程與銷售分析、消費者使用經驗分析，並同時思考品牌目前面對的經營問題。 本研究提出台啤水果啤酒目前面對的問題可從需求力、銷售力與產品力三個面向進行更深度的探討，並且提出建議之行銷方案，期能帶給該品牌更具體之經營決策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