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九十年代的今天，政治民主化是許多國人關切的題目之一，選舉的重要性也因 此遞增。回顧過去台灣所舉辦的許多次選舉，地方派系的影響力幾乎上下左右，無所 不在，而且其力量還隨著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等過程逐漸加大。過 去許多學者認為地方派系的是由於民眾的偏狹心態與社會的封閉所造成的，是國家現 代化的障礙之一；換言之，現代化的程度與地方派系的影響力是互斥的，但是，在台 灣昂首邁入現代化之時，地方派系的力量不僅未曾削減，反而有日漸增強之勢，因此 ，引起學生研究之興趣。 本論文共分五章，依次如下：第一章：研究動機與目的，共１０頁；第二章，主從關 係的理論建構，包括ヾ主從關係的定義；ゝ主從關係的結構特徵；ゞ主從關係的新舊 型式。共３０頁；第三章地方派系與資源交換，包括ヾ外來政權與政治支持；ゝ一黨 權威體制的壟斷性支配；ゞ領主的中間人角色；々扈從與選舉競爭；共計４０頁。第 四章地方派系在政治發展中的角色，包括ヾ地方派系與黨國；ゝ地方派系與反對者； ゞ地方派系與國家自主性；共計４０頁。第五章結論，共計１０頁。以上各章節合計 約一百五十頁左右。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方法 第二節：研究架構 第三節：研究假設 第二章：毛澤東與中共外交政策的關係 第一節：毛澤東在中共外交決策中的地位。 第二節：毛澤東的外交策略。 第三節：做為中共意識型態的毛澤東思想。 第三章：派系政治下的中共外交政策。 第一節：派系衝突和外交政策辯論 第二節：現代化派的外交政策 第三節：本土現代化派的外交政策 第四節：折衷現代化派的外交政策。 第五節：權力門爭與中共外交政策的轉變。 第四章：派系外交政策制定與執行的限制。 第一節：國家能力的限制 第二節：國家安全的維護 第三節：國際系統的變化 第五章：結論

本研究以立法委員連任為研究主軸，旨在探討SNTV選舉制度下，立法委員的連任表現情形－連任與否、勝選幅度。研究首先針對第四屆區域立委於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之連任表現進行探討，並且檢視政黨、個人、地方派系、選區等四大因素與立法委員連任表現的關係，以發掘影響立法委員連任表現的重要因素。最後，分別運用二元洛基模型，建立起「立法委員連任模型」，比較各類自變數對立法委員連任與否的影響程度，並對現任立法委員於次屆的連任與否進行預測；以及運用OLS線性迴歸模型，建立起「立法委員勝選幅度模型」，探究四大類變數，各能為立法委員於次屆連任帶來多少實質選票。 研究結果發現，無論在「立法委員連任模型」抑或「立法委員勝選幅度模型」中都顯示：政黨、個人、地方派系、選區等四大因素中，以政黨因素、個人表現因素，對第四屆區域立委於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之連任表現影響，最為關鍵；更精確的說，政黨提名，以及相較於同選區其他立委下，立法委員於任內之立法工作、選區服務、新聞曝光度等三項個人表現，共同為影響立法委員連任與否及勝選幅度大小之重要變數。

自2002年秘密運作的核能設施曝光後，伊朗的核能政策一直是國際爭點且令人費解。若要討論伊朗核能政策是如何產出及其未來的走勢，本文認為伊朗本身的動機才是決定核能政策的關鍵。 本文以「個人－國內政治－國際政治」三層次作為分析架構，首先討論核能政策的發展歷程及其對伊朗的意義；其次分析伊朗最高宗教領袖Khamenei及伊朗政治派系如何影響核能政策；最後聚焦於2009年綠色運動後至2015年JCPOA簽訂這段期間，伊朗最高宗教領袖Khamenei與核能政策演變的關係。 本文發現伊朗的政治菁英對核能政策有高度共識，認為發展核能政策代表著實踐伊朗的大國意識與民族尊嚴、經濟與能源多元化的自主發展以及安全上的保障。另外，從政治派系角度出發，核能政策也被視為派系鬥爭中的槓桿，是政治菁英獲得權力的工具。同時，基於伊朗特殊的政治體制－－教法學家體系，最高宗教領袖Khamenei為伊朗權力體系中的第一人，其態度與政治取向決定了核能政策的走向。而在最高宗教領袖Khamenei決定核能政策的走向時，其必須將國內外政經局勢納入考量，並時時權衡當前的局勢是否會影響其作為最高宗教領袖的合法性。本文認為，若能繼續對最高宗教領袖Khamenei加以觀察，並分析其與國內政治派系的互動，將有助於未來對伊朗核能政策的了解並對伊朗政治帶來更全面的研究。

臺灣縣市議員與縣市長選舉的政黨競爭程度不及中央層級選舉，然而相對於地方首長選舉多數呈現兩黨競爭，地方議員選舉的政黨組成則相對多元，可能是近似縣市長的藍綠對決，也可以是無黨籍遙遙領先其他政黨，或是由單一政黨與無黨籍囊括多數選票，這代表政黨在各地區的議員與縣市長得票存在程度不等的落差。本文即在於尋找能夠解釋議員與縣市長選舉政黨得票連動關係不一的因素，並以「得票差距」及「得票相關程度」測量政黨得票的連動性。結果發現，議員選舉選區規模與議員選舉有效票數（縣市人口規模）等「先天結構因素」與政黨兩項選舉的得票差距具有關聯；除了「先天結構因素」，地方派系與現任議員參選比例等「政黨本身可掌握的因素」同樣與政黨兩項選舉的得票相關程度具有關係。地方派系在地方選舉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足以解釋政黨議員與縣市長得票相關程度的變化，不過其與政黨得票差距的關係則未獲得證實，本文推測可能受到派系測量的限制。政黨標籤對地方議員選舉的重要性確實不如縣市長或中央層級選舉，但隨著縣市長選舉的兩黨競爭逐漸滲透至議員選舉，其意義已較以往提升。議員選舉兩黨競爭的出現反映議員選舉政黨化的跡象。 / The party competition is weaker in county/city councilor and county magistrate/city mayoral elections than in central elections in Taiwan. However, Electoral landscape of councilor elections is not the same in districts, rather than competition between two major parties in most county magistrate/city mayoral elections. Some are approximate two-party competition, some are parties lag far behind the independent candidates, others are single party and the independent candidates secure most votes. It indicates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party votes between county/city councilor and county magistrate/city mayoral elections vary in districts. The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of party votes between county/city councilor and county magistrate/city mayoral elections and uses “difference of party votes” and “correlation of the party votes” to measure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ctors which parties can’t determine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difference of party votes between local councilor and magistrate/mayoral elections, such as district magnitude in county/city councilor elections, scale of population in districts. In addition to factors which parties can’t determine, factors which parties can determine also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correlation of party votes between local councilor and magistrate/mayoral elections, such as local factions, the proportion of incumbent councilors run for another term. Local factions are the pivot of Taiwanese local elections, and can explain the correlation of party votes between local councilor and magistrate/mayoral elections, but the relationship with difference of party votes can’t be verifi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analysis. It could attribute to the measurement of factions. The party label is less important in councilor elections than in county magistrate/city mayoral or central elections, but becomes more meaningful when two-party competition penetrates into councilor election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wo major parties of councilor elections reflects councilor election towards party competition.

本文是以新制度研究方法，來分析台灣派系政治的穩定與變遷。本文的論點是我們在(1)台灣的地方派系政治互動，存在著交易成本。(2)制度因素控制交易成本，進而影響威權時期與民主轉型期的派系政治互動的研究目標前提下，藉由補助金制度運作為例，來理解台灣派系政治的變化。因此我們將全文的探討，建立在下列的假設上：”威權時期的台灣地方派系政治，之所以能維持穩定的運作而成為國民黨有效的統治形式，補助金制度能降低交易成本是主要原因之一。而在民主轉型期間，派系政治所發生的變遷，也是因為補助金制度無法再有效控制交易成本所導致的結果。” 而在對於上述假設的探討上，我們首先發現在整體地方財政結構上的嚴重失衡，使得地方財政必須強烈依恃於中央的補助支持。但是由於補助金制度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導致主事者可以藉由制度上的缺失，來進行自身政治目的的運作。 因此在威權時期，補助金制度之所以能控制交易成本，維持派系政治穩定運作主要是由於： (1)補助制度能有效的弱化地方政府的能力、藉由政策的滲透達到監督地方的效果，並且能有效的介入選舉運作。因此降低民選精英向國民黨挑戰的風險成本，而使得雙方的互動呈現低交易成本的穩定合作關係。 (2)由於補助金制度能提供地方政治精英一個穩定的資源汲取管道，使得其底下樁腳系統的向心力可以穩定的維持下去。另一方面，補助計畫必須透過層級申請的特性，也為政治精英帶來低成本的監督環境，使得其能有效的防止樁腳跑票行為。導致雙方在低交易成本的互動下，維持穩定合作關係。 (3)但地方派系與選民之間的互動，則是因為選民缺乏監督誘因以及集體行動的協調成本太高，使得雙方呈現出一種高交易成本的關係。然而由於補助金制度的運作下，派系的政治精英往往可以藉由補助計畫申請的方式，來規避對選民的政治承諾，並將地方建設的功勞予以個人化。使地方政治精英能在規避對選民的政治責任時，卻又同時還能獲得選民的高度認同，而維持一種穩定的選民動員能力。 然而在民主轉型期，補助金制度之所以無法控制交易成本，導致派系政治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在於： (1)國民黨需要地方政治精英對中央政權的支持，但本身卻喪失藉由補助款來進行監督的功能，導致雙方呈現出一種高交易成本的互動模式。 (2)由於補助款制度所存在的制度機制以及反對黨對於地方執政權的競爭日益激烈，導致樁腳因為補助管道日益多元化，使得樁腳維持自主性的成本下降。但卻因此弱化了地方政治精英對樁腳進行監督的能力。這使得雙方的合作關係呈現出一種不穩定的高交易成本狀態。 (3)最後在選民與地方派系的互動上，由於反對黨藉由福利政策來直接訴諸選民，使得選民在存有比較利益機會的誘因下，願意耗費成本來對政治人物的承諾進行監督。在縣級行政首長選舉上，選民因為監督誘因的增加以及反對黨出現所帶來訊息成本的降低，對派系領領袖的互動就呈現低交易成本模式。但是在基層小單位選舉上，由於區域樁腳仍然具有多元的申請管道，來利用申請補助計畫的方式來經營選區，導致選民仍缺乏監督的誘因，而繼續維持雙方高交易成本的互動方式。而且由於這種方式容易規避政治責任，並且將政績予以個人化，因此樁腳仍然維持高度的選民動員能力。 由於民主轉型期間，補助金制度無法再維持一個低交易成本環境。使得派系政治中的相關行動者過去穩定的合作關係發生變化。這種改變受害最深的，莫過於想維繫政權生存的國民黨。高交易成本，使得身為委託者的國民黨無法再控制地方派系對政權支持的政治承諾。因此國民黨會憑仗著執政優勢，藉由國家政策工具來降低交易成本，以便維持派系政治的穩定運作。諸如凍省、統籌分配款收回中央等政策，都可以視為在這種情境下所作的考量。但相對的，當民進黨執政，為了維持民進黨縣市首長與選民之間低交易成本的有利競爭環境，也會藉由國家政策的主導，來弱化派系政治的發展。諸如鄉鎮市長官派的宣示、收回小型工程補助款的決議等，都是在自我利益考量下，所得出的結果。因此派系政治在轉變後，未來可能的發展，就在台灣兩大政治勢力自我利益考量的前提中，成為政策腳力的拉鋸戰。然而在可預見四年的民進黨執政日子裡，民進黨在考量自身利益下，應該會朝向弱化派系政治的政策來發展。 最後在政策建議上，基於弱化派系政治的政策立場進行考量。則在長程目標上，就是要提高地方財源自主性，包括中央與地方財源的重新劃分、考慮開放地方在一定程度上的租稅立法權等措施，來落實地方自治、強化責任政治以實現充分政黨競爭的理想。而在短期的制度修正上，則應該恢復補助金制度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的補助精神，藉由降低計畫型補助與中央部會補助款，以及建立公開透明的補助審核制度等技術性手段，來降低補助制度中，人為政治因素干擾的誘因。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使用心理學與政治學當中，與組織變革相關的理論與實務研究，來探索在政黨歷經組織變革的過程．研究對象為國內第一大反對黨─民進黨． 本研究選擇了與心理學中有關的變項：次團體之間的互動，即民進黨中派系的互動；組織變革中領導者的角色；另外則是華人社會中受儒家思想影響極大的關係主義．由於派系之間的互動不論是在心理學或是政治學中的研究，都極為匱乏，對於民進黨的派系現象更是缺乏系統性的探討，因此本論文嘗試從質的研究著手，以派系互動為主要的變項，領導行為與關係主義為干涉變項，探索這些因素對於民進黨在組織變革過程中的影響．綜合以上，研究者提出兩個問題：第一，中國人是以情感為分類基礎，和研究對象主要以派系為分類基礎，其中的機制有何不同．第二，民進黨的黨主席屬於某一個派系，造成和部屬的互動對組織變革的影響，並探討五倫關係在此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使用方法以文件研究與半結構式的訪談為主，輔以研究者的參與觀察．經過半年的研究期間，得到的研究結果可分為五個方面：1.派系形成的原因與分析當中的結構因素；2.探索派系之間互動之前，先交代各別派系的基本特質，如成立的背景、結合的機制、組織的特色、代表人物等等；3.派系互動則以資源分配為例來討論；4.派系互動對組織變革的影響，根據Burke-Litwin的組織績效與變革模式當中的各因素，探討在民進黨的組織變革當中的調整或改變，並討論兩大干涉變項的影響；5.使用組織心理學對組織變革的研究回顧民進黨． 研究結論認為，每一個派系都有其組織的文化，而華人社會使用許久的五倫關係在當中必然有其影響，只是有程度上與優先順序上的不同．而這些不同也造成了在成員的屬性、私人關係的頻率、派系衝突解決方式、派系的約束力與對代表人的認同上的差異，這些派系差異所形成的競爭與合作，在仍處於反對黨的前提之下，原則上仍會以黨的整體利益為最優先的考量． 即使黨主席做為民進黨的領導者，也不能違反黨的最高精神──程序正義與公開透明．在這樣的原則之下，五倫關係就會適時地發揮其潤滑作用；反之，若黨主席以五倫關係作為決策的第一考量，則受到黨內各派系抵制的機會將會增加．由於在制度上刻意弱化黨主席權限，因此以黨主席為主的內外團體現象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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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主旨在於 ： 從中央與地方政治權力關係變動的主軸來探 討台灣威權政體的轉型過程。在概念的界定上，早期（ 1972 年前）或狹 義的中央與地方政治權力關係，主要係指涉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結盟關係 ，後期（ 1972 年後）或廣義的意涵，則主要係指涉中央政治勢力和地方 基層間的關係，其中，國民黨、反對運動及地方派系三者間的關係，乃是 著重焦點所在。至於分析架構的安排，首先，本文先敘述國民黨威權政體 形成的歷史背景，繼之分析國民黨威權政體的建構，包括國民黨威權政體的控制與支配，及其內在脆弱性。其次，本文將中央與地方政治權力關係的演變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 1949-1972 年， 主要劃分的依據在於 1972 年增額選舉的舉辦（象徵中央大門的開啟），分析焦點則是國民黨與地方派系依侍結盟的建立； 第二個時期是 1972-1986 年，主要劃分的依據在於民進黨的成立（象徵中央政治權力的分化），分析的焦點則是本土地方勢力（包括反對運動和地方派系）的向中央挺進，及其和外來政權之間的互動、激盪；第三個時期是 1986 年後，分析的焦點在於黨國體制的瓦解 -- 國民黨的轉化、國會的全面改選 -- 立法院的轉型及地方派系的變與不變 -- 政經結合體。再者，在分析的流程中，本文援引了兩 個貫穿上述三個時期的環境仲介變數：一是意識的發展，主要係指「大中國意識」和「台灣主體意識」彼此間的消長；二是選舉機制的發展，包括選舉角色和選舉層次的改變。

八輕的興建由於具備提振經濟發展的功能，受到熱烈歡迎；卻也因為其對環境生態影響甚鉅，引發當地居民的反對聲浪，以及全國各地的環保團體串連抗議，導致進度延宕。這種經濟與環保衝突的鄰避型設施，在廠址的選擇上，因為必須要滿足社會大眾的需求，而成為環境決策相當重要的一環。只是，同樣渴望經濟發展的雲林縣與嘉義縣，為何八輕最後會選擇落腳雲林而非嘉義？決策過程中的利害關係人又是如何互動？研究結果發現，雖然政商聯盟在中央決策場域上佔有優勢，然廠址抉擇的關鍵仍在於地方的政治生態。嘉義黃林兩派對立的政治生態，讓主政黃派在爭取開發案上，因受到林派為反對而反對的掣肘，中油倍感經營不易而退出；在雲林張派獨大的情形下，沒有足以抗衡的反對勢力，而有利於八輕的進駐。此外，無論在中央或地方的層級，環保團體都企圖在政治力的夾縫中求生存，以阻擋政商聯盟的不正義開發。地方民眾則因利益不同而選擇與派系或環保團體結盟。 / The building of 8th Naphtha Cracking Project is so popular because of its function of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local residents have great opposition to it because of its giant influence on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the series of representations from the environmental groups have made the work progress at a very low pace. The siting of nimby facility which causes the conflict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decision making because it has to satisfy all kinds of needs in the society. Then, we may wonder why 8th Naphtha Cracking Project chooses Yun-lin County instead of Chia-yi County since both of them are eager to develop their own economics, and how the stakeholders interact during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politicoeconomic coalitions control the national political arena, and they seem to monopoliz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But the local political ecology is the key to siting. In Chia-yi County, Huang Faction is in confrontation with Lin Faction. Although Huang Faction makes efforts to win the developing project, Lin Faction just protests without particular reasons. Finally, CPC gives up the project because it is so difficult to run business in this situ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hang Faction is so dominant that there is no political opposition movement in Yun-lin County. And that fosters the coming of 8th Naphtha Cracking Project. In addition, no matter in central or local level, environmental groups try to influence policy to prevent the unjust development from politicoeconomic coalitions. And the local residents enter into strategic coalitions with factions or environmental groups due to different intere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