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國民生活水準不斷的提升，健康與體適能(Health and Fitness)受到社會大眾的關切，成為人人共同追求目標，休閒健身產業也隨之興盛。休閒健身產業發展與一個國家經濟規模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因此歐、美、澳洲的休閒健身產業向來是領導全球風潮，日本則是居亞洲領導地位。根據IHRSA國際健康及運動俱樂部協會(International Health, Racquet & Sportsclub Association)2004年的資料顯示，全世界加入健身俱樂部的人口也越來越多，起因於1970年代時體適能風潮(Fitness Boom)的產生。我國休閒健身產業規模雖然在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之後，但近年來受地球村趨勢帶動資訊大量引入，在國內亦有相同的情形，標榜健康體適能的健身俱樂部在這幾年來蓬勃發展，休閒健身產業的型態逐漸建立，知名健身俱樂部都有固定的參與會員，在激烈的擴張與競爭之下，形成對專業管理人員、服務人員與運動課程指導員的大量需求。 在知識密集產業中，以專業能力從業的工作人員，即為『知識工作者』(Drucker，1997)。在迅速擴張的休閒健身產業中，人才的專業性與信賴度逐漸提高，運動指導員即扮演著知識工作者的角色；其中，需要擁有專業訓練與不斷更新教學內容的『團體指導員』 (Group Instructor)，更是必須要常態地運用教學技巧與專長知識，直接面對多數的學生或會員(社會大眾的參與者)。 面對求新求變的產業環境，必須不斷學習專業技能與個人特色，然而這種無法現學即用的知識，即為Michael Polanyi(1966)所提出的『內隱知識』，是難以形式化和言語溝通的，也無法透過短時間的學習就可以立竿見影。團體課程搭配音樂與固定動作的套裝教學，則是以『外顯知識』的教學轉化成課程學生容易學習的方式。Nonaka & Takeuchi(1995)則提出『知識的轉換』(knowledge conversion)之SECI 模式，藉由內隱與外顯知識間的相互轉換，來達到個人與組織知識的創造與動態增長，將知識有效地擴散到各個層次。 若組織成員能妥善創造、移轉並應用組織內部關鍵且獨特的知識，將是組織獲得競爭優勢，維持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因此如何讓組織內各個成員願意分享知識，知識管理的機制與組織提供適合的環境就是非常必要的；如同整個休閒健身產業的環境對團體指導員的友善程度，以及健身俱樂部提供足夠的資源給團體指導員，包括在口頭上與行動上的支持與獎勵制度。若組織內擁有許多有助於知識擴散的管道，在知識流動過程中也能帶來知識增值的效果。 本研究選擇全世界團體健身課程中推廣成效最顯著的Les Mills Body Training System教學系統，來探討在休閒健身產業中知識擴散的過程與應用。藉由系統化教學流程與完整的人才培訓制度，以及授權俱樂部的管理機制並搭配行銷活動，探討內隱和外顯知識在個人與組織之間擴散的流程，可供休閒健身產業中如何管理訓練運動指導員之參考；亦可歸納到個人知識工作者於組織中進行知識創造與擴散方式，並產生新的綜效與價值。本研究的結論如下： 一、知識工作者透過學習與分享的方式來厚植本身的知識和技能，而組織則建構良好的培訓流程，讓員工的知識得以增長並認同組織文化，促進員工的學習動機和工作熱忱。 二、在休閒健身產業中，知識工作者可根據工作範圍內知識擴散的來源與對象，而從事不同的知識工作。 三、團體課程利用成套編排的外化方式，將組織創造的知識具體化表現出來，並申請智慧財產權得到必要的保護，透過授權與網路連結的方式有效利用與流通知識，達到跨組織的知識擴散。 四、組織透過個人、群組和組織之間的知識擴散，連結知識網絡來形成知識擴散的螺旋，進而創造、累積、活用知識資產。 五、組織提供適當的知識創新環境與知識流通空間，藉由個人或群組的意見回饋來提升員工與組織的創造力。

我國生物技術產業之上游產業政策係由國科會主導，中游主要如生技中心、藥劑中心、國家衛生研究院…等，共有12個執行單位，而這些執行單位常為配合政策而承接、執行上級交付的研究計畫，與民間企業期以市場導向的做法大相逕庭。發展生物技術產業之關鍵在於人才、資金、技術與市場等四個層面，台灣在「經濟奇蹟」之後，資金已不成問題，現階段最為迫切的應屬技術引進及下游廠商之人才培訓，以提昇整體產業水準。本研究透過實務訪談及產業分析的方式，期獲致下列四個目的： 一、了解我國生物技術產業所面臨的問題。 二、以知識管理觀點，為我國生物技術產業作有系統之分析。 三、提供欲進入生物技術產業領域之企業，有關人力資源策略的方向。 四、提供政府對我國生物技術產業政策發展方向之建議。 生物技術產業之核心能力在研發與製程放大，就生技產業之價值鏈而言，皆屬於前段之實驗室階段，實驗室的研發非個別成員封閉的自我創造，必須透過團隊的組織學習才能實現；組織學習是一點一滴漸進累積的，亦是企業競爭力的象徵，組織學習活動內容即為知識創造、取得、擴散、儲存的過程。人力(知識載運者)在研發階段知識的產生、擴散、儲存過程中，扮演決定性角色，亦是生技產品能否成功的關鍵。故第二章文獻探討內容為學習型組織、知識管理、智慧資本(知識應用所產生高價值資產)及專業技術人員之人力資源四個部分。 第三章研究架構部分針對生技產業價值鏈(發現、研發、測試/法規、製造、臨床測試/審核)前段發現與研發之知識取得、學習、擴散、儲存等做為探討架構。 第四章研究分析之實務訪談部分，就生物技術產業上、中、下游進行實務訪談，其中上游國科會部分僅將蒐集之資料加以整理；中游部分訪問國家衛生研究院生物技術與藥物研究組研究助理張先生，及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生物化學組陳專員；下游則訪問永信製藥公司研發部田主任及台鹽實業公司通霄精鹽廠研化課劉課長。研究分析部分就生技產業之產品線廣度與特色、目標市場之區隔方式與選擇、垂直整合程度之取決、相對規模與規模經濟、地理涵蓋範圍、競爭武器等六個策略形態與價值鏈展開形成之矩陣，就訪談生技產業現狀予以分析。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部分係將研究結果以第二章之研究目的做一整理，並對後續研究者提出建議。就生技產業知識管理未來應加強方向摘述如下： (一)組織學習部分：1.建立共同願景。2.外部學習。3.團隊學習。4.實驗新方法。5.學習別人經驗。 (二)知識管理部分：1.核心能力。2.知識來源：(1)非正式網路組織。(2)融合。(3)重複。(4)供應商、顧客、競爭者。3.知識擴散：(1)下游建立資料庫。(2)使用電子科技及視訊工具。(3)建立知識分享的文化。4.儲存：(1)建立資料庫。(2)建立維持方式。 本研究在第二章文獻探討提出知識球(Knowledge Ball)的概念，及第四章研究分析提出知識共振(Kowledge Resonance)及跨領域培育(Cross Fertilize)的構想，為本研究過程之心得，尚未加以實務驗證及理論分析，僅供參考。 近年來台灣小生技廠商：如，得聖興生物科技公司致力於微生物科技研發；由生化教授沈燕士成立之五鼎生技公司以生物感測技術研發血糖儀(主要產品為血糖測試機與血糖試片，將於89年上櫃)；和桐與統一集團合作導入美國生化科技公司賽雷拉(Celera)的基因解讀技術；另基因解密工程的工具-生物晶片(亦稱基因晶片)，台灣廠商微晶科技、晶宇科技、台灣基因科技公司等亦積極投入研發，小生技廠商以技術起家，亦能在生技產業之高階領域佔有一席之地，使我國生技產業燃起一線生機。 期待10年、20年後，台灣生技產業亦能如目前之電子、資訊產業蓬勃發展，則台灣「經濟奇蹟」將持續下去，永不褪色！

本論文主要以合作網路觀點為出發、知識資源為本體，探討組織間與組織內如何進行知識移轉與知識擴散之相關學術議題。本研究以台灣連鎖服務業為例，藉由個案分析的探索性研究，深入訪問十一家知名連鎖業者，分析本國連鎖服務業者如何藉由與國外知識提供者的合作網路建構來進行連鎖總部的核心知識移轉；另外，並深入分析本國連鎖業者如何將移轉自國外的經營知識加以轉化，並藉由內部的連鎖網路體系將單店所需的作業性知識擴散至各連鎖店中。 　　本研究發現網路關係的強度與知識內隱程度會影響組織間進行知識移轉與組織內進行知識擴散的機制。當知識內隱性愈高時，組織間或組織內的知識移轉／擴散媒介愈以人、團隊等有機型式為主，其知識移轉／擴散時間較長；當知識較外顯時，則其以文件、檔案等機械型式為主要知識移轉／擴散媒介，其知識移轉／擴散時間較短。其次，本研究發現合作雙方的知識基礎差異程度（資訊不對稱）將影響彼此間的網路關係強度，當資訊愈不對稱，組織間／組織內愈以較緊密的網路關係（合資、子公司）來進行知識移轉與擴散，且由知識提供者來主導知識移轉與擴散；當彼此資訊愈對稱，組織間／組織內愈以較鬆散的網路關係（授權、代理、非正式交流）來進行知識移轉與擴散，且由知識接受者來主導知識移轉與擴散。 　　最後，本研究發現在不同的知識特質與連鎖網路關係下，連鎖服務業者應有不同的知識管理重點，其分別是：知識分散策略、知識外化策略、知識差異化策略與知識標準化策略等。

1985年開始，台糖公司在不與民爭利的原則下拓展蝴蝶蘭事業的發展，延續台灣社會對於蝴蝶蘭的喜好與優勢，進行花卉產業之商業化；產業的萌生源於隸屬於國營事業體制下的正式化組織，基於組織中制度企業家之社會技能動員組織中的成員且策動策略變革，而讓組織固有的制度優勢得以發揮，也克服了體制僵化的瓶頸，而成就了蝴蝶蘭產業於台灣甚至在世界的發展。 本研究透過田野調查以及非線性之質化比較方法，試圖分析台糖開創蝴蝶蘭產業組織新制度的建構模式。研究時間點的劃分，主要以1985年蝴蝶蘭產業小型試種至2001年組織邁入新紀元為止。事實上，在制度環境的架構上，台糖公司發展新興產業的抉擇，隨時間而有階段性的選擇，凸顯了新制度理論在制度環境變遷上歷史性之偶然的觀點(Mizruchi et al. 2006)。事實上，台糖公司落實蝴蝶蘭產業之發展並使之商業化，必須透過三個面向予以說明，首先，制度環境上，組織透過鬆散式結合之運作邏輯化解正式化組織過於僵化的運作模式，並藉此運用正式化組織之資源，結合組織內外之正向的制度環境，發展領先的蝴蝶蘭經營與栽培能力。另外，能夠如此地善用組織資源與變革制度環境，關鍵在於推展產業時，組織任用具有社會技能的制度企業家，不僅聯繫組織內外之菁英，也創造了獨特的經營模式。最後，制度能夠逐漸形成，必須觀察個體行動對於制度環境日常生活實踐的情形，台糖公司在產業開創之時，因其農業企業公司之特質具備優異的農業知識，又基於台灣民間蝴蝶蘭知識資源深厚，經由非正式的接觸，創造了蝴蝶蘭知識，也透過互動的模式擴散知識的分享。 / Taiwan Sugar Company developed an Orchid industry in 1985. It turns flower planting into business in order to continue the advantage in Taiwan. The industry originated fro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ch is the formal way of organization. The organization succeeded in developing orchid industry in the world. It helps that there are entrepreneurs who have the social skills to mobilize members and alter strategies in the organization; therefore, the organization can expand these useful institutions and resolve the institutional myth. The study used field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structural model of the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 when Taiwan Sugar Company initiated orchid industry from 1985 to 2001. In fact, choosing the produce for this developing industry depends on different stages. It appears that the viewpoint of new institutional theory is that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s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Mizruchi et al. 2006). Actually, there are three levels that Taiwan Sugar Company uses to develop orchid industry and turn flower planting into business. First, the organization is loosely coupled with formal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resolve inconsistencies. Moreover, it uses the resources of formal organization and link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re was positive feedback about becoming a pioneer in managing and planting in the orchid industry. Second, because there are entrepreneurs who have social skills, the organization can use the advantage of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t not only connects the people who own high capability in orchid, but also creates special business model. Finally, the study surveys individual action i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research and understand how to form an institution. When Taiwan Sugar Company created the orchid industry, it was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and had rich knowledge in agriculture; in addition, there is rich knowledge about orchids in Taiwanese society. From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embers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farmers in society, it has created knowledge in orchids and diffused the knowledge in the field.

長久以來，台灣產業多半只在意開發新產品或降低成本，但IBM的調查發現，由於全球化風潮，使得商業競爭加劇，「業務模式創新」已成為企業的最新戰場。過去製造業經營思考重在如何用最快、最低的成本，生產出最大量的產品，少有創意想法；現在，則要以「銷售業務與顧客服務」為導向，強調附加價值變為經營者的主要思考方向，如：IBM、台積電和統一皆強調自己為服務導向的公司。 隨著「消費者意識抬頭」，於是了解消費者需求、爭取客戶認同與維護客戶的良好關係成為企業發展的重點。必須認知充分的瞭解客戶需求，才能和客戶間建立互動關係，進行有效的行銷動作，創造訂單及利潤，並針對潛在客戶與顧客往來如買賣、銷售和行銷活動等需要而提供相關管理。然而，產業界急於建立客戶關懷機制，卻苦於人力不足、流動率高、訓練成本昂貴、專業知識不足等問題。若能落實知識管理，可望蓄積組織知識，提供業務人員良好知識，以增加競爭力。因此，要如何透過有效的方式提昇組織的價值，「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KM）便成為近來最受組織重視的關鍵性議題。因為知識管理不但可以提昇組織的效率與創造性，重要的是能夠維持組織的競爭優勢。 然而以往有關知識管理的相關研究，大部分是探討知識管理活動部分，很少觸及促動因子部分，但是知識管理活動進行中，常受促動因子的影響，如美國生產力與品質中心（American Productivity & Quality Center，2000），簡稱APQC，便指出組織在推動知識管理時需注意兩項重要的關鍵，一為知識管理的流程，另一為知識管理的促動要素，即是「策略與領導」、「組織文化」、「資訊科技」與「績效考評」。因此，除了一般所知的知識管理流程，還必須要有相關促動因子的配套措施，才能順利進行知識管理活動。 因此，本研究結合「知識管理活動」與「知識管理促動因子」建構出研究架構，以多重個案法，探討銷售表現較為良好企業之業務部門，其知識管理活動之作為，以及知識管理促動因子對知識管理活動之影響，以提供有意進行知識管理之企業業務部門參考。 在業務部門知識管理活動的運作情形方面得出以下結論： （一） 外部知識是業務部門知識吸收的重要來源。 （二） 內隱性知識必須仰賴人員式的知識蓄積方式。 （三） 討論與模擬演練有助於業務部門知識擴散，專案團隊與跨部門合作有助於跨部門知識擴散。 在知識管理促動因子對業務部門的知識管理活動之影響方面得出以下結論： （一） 公司策略與領導者行動皆有助於知識管理活動的進行。 （二） 組織文化有助於知識管理活動的進行，尤其是合作與分享文化。 （三） 資訊科技是知識管理的有利工具，但非必然成功因子，需其他促動因子配合。 （四） 實質激勵措施並非進行知識管理必備因子，可以其他方式替代，但教育訓練則不可或缺。 關鍵字：知識管理、知識管理促動因子、知識吸收、知識蓄積、知識擴散、知識儲存、知識分享、業務、銷售、行銷

鑒於大部分知識管理對技術移轉的研究傾向於以高科技產業及其技術的移入為素材，又傳統產業整廠外移大陸已蔚成趨勢，本研究乃選擇探討台商機械製造業外移大陸的技術移轉過程及子公司如何將移入的技術知識儲存蓄積、擴散等整理整合以形成核心能耐的過程為內容。研究內容涵蓋「跨疆域的組織間（母子公司間）之技術移轉」與「接受者（子公司）組織內部技術知識的整合」兩個程序，並導引出「移轉的標的」、「移轉的過程」與「知識整合的程序」三個研究主體，而分別與「知識流通理論」、「知識移轉理論」、「知識整合理論」相印證。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只選擇台灣鑫昌機械、上海鑫水機械一個母子公司的個案以深度訪談與實地觀察的方式，深入地報導該母子公司的實際做法並將完整知識流通的過程結合理論文獻分析發展相關的命題。共計發展有十七個命題，而主要的結論為：技術知識的特質為「技術知識的複雜性內隱性與學習的累加性特質會影響技術移轉學習的難易度」；技術移轉機制之設計為「以師徒制為基礎，採階梯技術移轉的模式，由簡而繁逐步累積學習成果與能力，因應了技術知識高度的複雜性與內隱性」、「建構了由依附於文件的知識→依附於實體的知識→依附於人的知識，之移轉程序，循序漸進克服了技術移轉障礙」、「為消弭高度內隱帶來的遺轉難度，推動了中介者設置，使技術知識在移轉者、接受者、中介者間的知識流更順暢」；技術吸收與內化之做法為「以實做為技術吸收之基礎，透過展示與觀摩、共同實做、接受者獨做，三項過程反覆循環運作，落實了接受者技術的吸收」、「三代同堂教學相長的技術移轉機制，有利於技術接受者知識的內化與移轉者知識之精進」；知識整合與組織學習的做法為「同時建構單向、雙向及多向的多層次溝通方式，有利於組織的技術知識分享與擴散」、「技術接受者在實做過程後，再檢視移轉者原提供的各項文件知識，並加以補充修正，可提升知識的外顯化與知識整理之效果」、「技術跨疆域的移轉，其技術知識須經歷調適與零件本土化，方能完成技術的儲存蓄積」。 最後，本研究對實務提出一些建議：「對外合作投資時，應評估技術知識特質的不同再研儗雙方合作模式」、「技術移轉過程，尤其是跨疆域，應設置中介者以強化知識流通過程的溝通」、「採用三代同堂教學相長的技術移轉機制，讓技術接受者在學會某項技能時教導新的接受者，既可確定這項技能會真正深入接受者的記憶而成為個人知識的一部分，對於知識之擴散與移轉者技術之精進亦有所助益」、「技術移轉應結合資料庫的管理知識移轉」。

摘要 全球化的浪潮和企業競爭日益激烈，企業所需要的學習服務，將越來越顯得迫切與多樣化。不受侷限空間和時間的限制的數位學習必然是企業所選擇的一條途徑，專業的學習服務提供者將尋求結合將所有的學習資源（如學習輔導業師、學習社群），來提高學習的成效和降低企業的成本。 因此，企業數位學習(corporate e-learning)將成為一個充滿機會的產業，組織/機構開始將推動企業數位學習業務視為一項重要營運目標。對於經營企業數位學習業務而言，促使組織/機構中知識擁有者¾研發人員的積極參與，是非常關鍵的因素。這些研發人員平日都已經擔負著相當多的任務，當組織/機構一旦決心投入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經營，研發人員的參與程度將決定了這項新的業務是否能夠成功。他們不但要繼續進行既定的工作，還要另外配合組織/機構的政策，提供知識和經驗給企業數位學習部門來推動業務進行。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這些具備專精知識的研發人員對於企業數位學習的看法、新業務對他們既有工作的影響、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其他成員的互動合作、企業數位學習的工作特性、如何引導或促使專業領域人士能夠投入此一嶄新領域，以找出影響研發人員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各項因素，希望能給有心經營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機構和企業作為規劃與執行的建議。 本研究以工業技術研究院目前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研發人員為研究對象，採用深度訪談法進行研究，並藉由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相關參與成員的訪談作為檢測依據，比對找出企業數位學習的工作內容與工作特性、研發人員參與此業務的動機以及組織機構推動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關鍵因素。 本研究之研究發現如下： 企業數位學習仍然處於演化階段，業務營運模式還需要不斷調整。 企業數位學習目前的工作特性具有高度技能多樣性、深遠的工作重要性、偏低的工作可辨識性、高度的工作自主性以及尚不顯著的工作回饋性。 企業數位學習具有需要跨領域團隊合作以及吸引追求高層次需求滿足的研發人員的業務特質。 企業數位學習的動機潛能分數(MPS)還有再提昇的空間。 研發人員需要很強的內在動機才會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 研發人員參與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的外在動機需要仔細設計並且落實。 研發人員傾向於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滿足。 研發人員對於朝向於從事企業數位學習的業務變革表現出抗拒或觀望的態度。 能夠同時擁有知識創造和知識擴散的力量的企業組織/法人機構，對於推動企業數位學習業務相當有幫助。除了在課程內容和工作知識可以相互流通之外，既有業務和新業務在規劃和執行層面上都要整合，以尋求綜效(synergy)。 經營企業數位學習業務需要建立適當的內容審核機制並結合企業組織/法人機構內部知識管理的運作。 企業組織/法人機構把知識創造過程自然融入企業數位學習當中，並且加進入實地操作與臨場經驗(Hands-on experience)，將使得技術知識擴散可以更具備完整性。 企業組織/法人機構的決策階層執行力不夠貫徹、空有宣示而無配套策略、缺乏宣導措施是企業數位學習業務遇到瓶頸的主因。 關鍵字：研發人員、企業數位學習、工作動機、工作特性、知識創造、知識擴散、組織變革、變革抗拒 、工業技術研究院

著作肩負著人類對文化傳承、藝術發揚及知識分享的重責大任，影響深遠，自應創造因誘因加以鼓勵並給予適當的法律保障；惟現代著作權法保護創作人的思維均藉由「創作完成自動保護」的途徑，賦予創作人各種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一改往昔仍須藉由註冊審查或登記列冊方能享有著作權的傳統作法。然而,任何偉大的著作,其價值乃貴在廣為利用方能源遠流傳，前述各類創作人是否分享或放棄著作權之意願，由法律自動保留全部權利（all rights reserved）的預設（default）立場，使得利用人在利用著作或接續創作的平台受到重重的限制，除了能符合較抽象的「合理使用」範疇以外，利用著作前均須依法取得權利人之同意或授權方能免除因此所生侵權責任。 對於一向主張著作應視為公共財的自由派學者，前述加諸廣大利用人動輒得咎的法律限制，顯然會認為對於知識分享擴散造成阻礙的結果無法忍受，於是美國史丹福大學Lawrence Lessig教授即於2002年間號召有識之士，倡導「Creative Commons」（本研究稱為「創作共享」）之運動，藉由「保留部分著作權」（some rights reserved）的理念，設計鬆綁著作權法以釋出著作權的機制，現正積極在世界各國間推廣中。 本研究即針對上述理念之興起，思考此一創新機制與知識分享擴散及著作權保護間有無相關，並試圖找出可能直接影響機制之關鍵因素提供建言。在第一章部分，除敍明研究動機、目的、範圍、限制外，更直指本研究之問題所在及預期之貢獻；第二章即針對研究主題，包括過去對著作權保護、創作共享機制、知識分享擴散及制度創新的研究進行文獻探討，第三章則對研究核心創作共享機制具體實踐之契約條款予以法律剖析檢驗，並釋疑部分易為外界混淆或誤解之觀念；第四章則詳細闡明研究方法後，設定各個命題及假設，並各賦予操作化定義，落實為問卷調查之問題及選項，第五章則以立意取向調查方式發放及回收共547份有效問卷，並以11.0版SPSS軟體執行問卷數據分析並進而出各項判讀，印證前述命題及假設相關程度，另從管理意涵賦予各項解讀之詮釋；第六章則藉由坊間已先後運行的四個類似創作共享機制的個案，將前述檢驗的內外因素、體質因素、驅動因素等研究構面逐一比較，第七章即就研究成果列出結論並提出後續研究之建議以供來者繼續接棒發揚。 / Creative work carries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rtistic manifesta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its influences are far reaching and the work ought to be encouraged and properly protected by law. In contrast to traditional copyright laws, whereby protection was given only after registration or examination, current copyright laws give protection to creative work upon its completion, and provide the creator with all kinds of moral integrity rights and copyrights. However, the value of a masterpiece lies in its widespread use, and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gives the creator, by default, all rights to reserve their intention to share or forfeit their copyrights. From the user’s standpoint, this protective system means limitations and restrictions in using creative work or in continuing creative platform—requiring the user to obtain agreement or license from the rights owner for any use of the work outside the scope of “fair use.” Liberal scholars who believe creative work ought to be public property find these legal restrictions on users and limitations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knowledge sharing intolerable. In 2002, under the appeal of Stanford’s Professor Lawrence Lessig, the movement for Creative Commons was begun. Under this model, relaxation of copyrights with some rights reserved is called for, and this idea is being widely promo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new ideology and examine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knowledge sharing and copyrights protection, and further inspects the key factors that may directly influence this new mechanism as well as provides necessary suggestions. Chapter One explains the motivation, purpose, scope, and limitation of this study as well as pointing out the problems and expectations of this study. Chapter Two focuses on the main theme of this study, including empirical studies on past copyright protections, creative commons mechanism, proliferation of knowledge sharing and innovation of its system. Chapter Three examines the legal aspect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licensing agreement and clarifies the parts that are confusing or can be easily misunderstood. Chapter Four explains the research approach and sets up theories for each topic, and defines the procedures for selecting questions for the survey. Chapter Five analyzes the 547 valid surveys, which were distributed using the conceptual approach, using v.11.0 of SPSS against the topic and theories set forth in the previous chapter, and interpret each item in the survey via management connotation. Chapter Six compares four existing mechanisms similar to the creative commons model in terms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physical factors, and driving factors. Chapter Seven discuss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nd states suggestions for subsequent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