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理学) / 甲第22872号 / 理博第4638号 / 新制||理||1667(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理学研究科物理学・宇宙物理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山本 潤, 教授 佐々 真一, 准教授 荒木 武昭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2942号 / 法博第262号 / 新制||法||172(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潮見 佳男, 教授 横山 美夏, 教授 吉政 知広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理学) / 甲第18812号 / 理博第4070号 / 新制||理||1585(附属図書館) / 31763 / 京都大学大学院理学研究科化学専攻 / (主査)准教授 植田 浩明, 教授 北川 宏, 教授 吉村 一良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稿は、三国干渉後、盛んになりつつあった黄禍論を、当該期日本に置かれた時代状況に即して考察するものである。従来の研究では、黄禍論を三国干渉、義和団事件、日英同盟などの刺激的な外交事件と繋げて検討した上で、日本人の黄禍論批判を「反人種主義」の思想史的意義として捉えてきた。しかし本稿は、日本人の黄禍論批判を明治期における人種論の受容状況において考察し、黄禍論批判のなかに「人種差別主義」が既に含まれていたことを明らかにする。 / 博士(現代アジア研究) /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 同志社大学 / Doshisha University

我國行政罰法自95年2月5日起開始施行，為因應行政罰法施行後，對現行租稅法規及實務運作可能產生之衝擊，實有對「行政罰」與「租稅罰」之理論與實務加以研究之必要。 　　鑑於我國行政罰法乃初行之始，故相關租稅體制及實務之運作得否密切配合，尚待驗證。有關行政罰法所制定之適用原則，如有責原則、便宜原則、處罰從新從輕原則、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刑事罰優先原則等，及有關單一行為與數行為之處罰、共同違反義務行為之處罰、裁處之審酌及加減、處罰時效及没入物之限制規定等，與現行租稅罰之認定原則與實務作法大有扞格之處；另外新的規定，如陳述意見、聽證之採行及例外，為防止脫法及填補制裁漏洞，併同處罰私法人有代表權人之人及不當得利之追繳等制度，對於租稅罰之裁處，勢必帶來相當的衝擊。因此，稽徵機關在租稅罰則之適用上，有無配合調整之需要？實務運作有無窒礙難行之處？有無配合修正或增訂相關法規以應實際之需？另關租稅處罰對納稅人基本權之限制、有無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一行為不二罰，及是否符合法治國原則之要求等諸多問題，皆為本研究出發之動機及研究之重要範圍。 　　因我國租稅體系之「稅制」及「稅政」相較於外國之法制，實皆未臻完備，尚有甚多值得探討研究之處，俾供作為學術研究及稽徵行政實務運作參考之用。故本論文歸納分析國內外相關學術論著，就理論與實務規範、行政經驗及相關司法判解等，就相關租稅罰與行政罰法之銜接及爭議問題，作研究之探討。並將研究所發現之問題，試圖探求解決之道，並作成具體修法之建議，以圖為新制整備，克服及減輕相關問題延伸之衝擊。

本論文分為六章、十一節，共計約十七萬言。第一章為緒言；第二章為民族主義與民 族國家；第三章為民族主義之歷史發展；第四章為中山先生民族主義與中國之現代化 ；第五章為中山先生民族主義與世界新秩序；第六章為結論。 本論文以探討中山先生民族主義之建國方針，及其對世界和平所能提供的貢獻為重心 ，旁及民族主義一般性概念的瞭解。因此，本文在章節的安排上，除了在緒言中說明 民族主義之研究取向與價值之外，第二、三兩章均為有關民族主義一般性問題之系統 性的探討。第四、五兩章分別探討中山先生民族主義之建國方針、特質、及其對建立 世界新秩序所能提供的指導原則。最後以對西方民族主義之得失評估，進一步肯定中 山先生民族主義對建國工作與促進世界和平之理論與實際的價值。

清代中國的司法活動，以「情罪平允」為最終追求的目標，本文希望能夠透過實際的規範與案例資料，詳析清代中國中央司法機關處斷模式的建立與運行。清代中國的司法處斷模式存在各種研究的可能，包括如何運用並解釋律例、依法判決的程度如何、規範與實踐之間的落差有多大……等，此外，從地方到中央，亦有不同層次的法律實踐模式。本文將觀察焦點集中在中央司法機關的法律論述上，透過具體的「威逼人致死」類型案件，進入眾生喧嘩的清代法律世界。 綜論之，本文所欲解明的問題有三： 一、「威逼人致死」律例規範宗旨及其變動趨向各是如何？ 二、如何達到「情罪平允」的目標？能否歸納出有標準可循的清代中國斷案模式？其中，「法」的作用有多大？ 三、「情罪平允」所展現的法律世界面貌為何？ 而本文的內容即依循這三個問題漸次開展鋪述，文分五章。首先掌握清朝威逼人致死案件的動態法律規範，並利用《刑案匯覽》、《刑案匯覽續編》、《刑案匯覽三編》系列案例集中，歸屬於「威逼人致死」門的五百多件案件，整理出中央司法機關在法律實踐中展現的說理方式，嘗試析出清代中央司法審判機關處理「威逼人致死」案件的原則，以及判斷個案處斷是否平允的標準。 此外，本文從「情罪平允」之終極目標與「引斷允協」的用法要求出發，歸納出清代中國的斷案模式，並在案件中發現兩者之間的衝突與調和。在清代中國的斷案模式裡，能夠兼顧「情罪平允」與「引斷允協」的判決，係最為理想的處斷結果，但一旦兩者間存在不可避免的衝突與扞挌時，「情罪平允」作為處斷的最高目標，優先性從而凸顯出來，而在法律實踐的過程中形成一套傳統中國式的調和方式。 透過「情罪平允」和「引斷允協」衝突與調和的過程，可以重新檢視清代中國司法中援法定罪、依法判決現象的更深層意義。從形式上看，清代中國對於「威逼人致死」案件的處理，均符合援法定罪、斷罪需引律令的規範。但細究實質的內容則可發現，在考量情罪平允之處斷結果的前提下，引斷未必能夠允協，面對這個現象，必須設法釐清的是，情罪之間的均衡與否應該如何判斷？既然在斷案模式中，可以捨棄最切合之法條，以求遷就妥適的刑罰結果，那麼，無可否認的是，個案處斷的結果，不可能只受到法律的限制與影響，必然有法律之上的更上位規範，在斷案過程中發揮功能。 申言之，司法官員對於定罪量刑的決定，係立基於律例的基礎架構上，運用人情、禮、道德、天理天道等漸層式的整體規範概念，不斷地對於刑罰的妥適性加以評判而來，傳統中國的斷案模式，在這樣的脈絡下，融合「法」與禮、情理、道德，做出符合形式上之用法要求並兼顧實質妥當性的判決。 最後，重新檢視傳統中國對於「法」的定位可知，斷案模式中對於引斷允協的用法要求，主要立基在君王對於審斷官員裁量權力的積極控制，用意在於「治理」、而不是「依法、尊法」。從斷案模式去看，講究用「法」，終極目標在「刑」；同樣地，在傳統中國的思想脈絡中講「法」，核心意義在「刑」。法律發揮的功能在於刑罰的懲治，用法的重點指向刑罰結果的妥適與否，情罪平允的法律世界由此誕生。 整體而言，本文從「威逼人致死」律例的規範出發，分析了該類案件，釐清清代中國的斷案模式，從而討論「情罪平允」目標在法律實踐中的最高地位，最終試論情罪平允法律世界中的法律觀與秩序觀。然而，對於清代的法律世界，本文只是一種嘗試性的重建，同時受限於篇幅與討論焦點，不得不將關注的法律意見集中在清代中央司法機關，而無餘力探究地方州縣衙門斷案模式的真實情況。傳統中國法律世界的全貌層次複雜而遼闊，本文只是小小的起點，更能綜觀全局的理論與論證開展，仍待日後進一步的深思研究。

自古以來，人們就有使用標記的習慣，而對於標記使用的開端，已難以考證，此外，使用商標的行為對於現代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欠缺商標的經濟市場難以運行，消費者無從區別、選購商品，生產者則欠缺提升產品品質的動力，不僅經濟市場機制無法運行，更可能導致經濟競爭機制的崩塌，有鑒於商標的重要性，各國相互簽訂國際條約，制定相關制度規範、保障商標，並對於仿冒商標的行為制訂民事和刑事責任。我國商標法對於仿冒商標的行為，原本只有民事侵權責任之規範，然而，因應當時代的國際情勢和國際條約之需求，我國商標法納入刑事規範處罰仿冒商標及販賣仿冒品的行為，在經過幾次修法後，現今我國商標刑罰的條文主要是以消費者的角度，判斷係爭行為是否成立商標罪責，亦即，藉由「混淆誤認之虞」作為商標刑責成立的門檻，除此之外，現行我國商標刑罰的條文尚包含商標使用行為的判斷及行為人主觀要件的具備。 然而，綜觀我國商標法刑事責任的條文，不僅條文內容多為不確定法律概念，與我國商標法民事侵權責任之條文內容幾近相同。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於其本質上大有不同，基於刑罰手段的嚴厲性，對於人民權利的侵害程度非民事責任所能比擬，故有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的出現，但是，我國現行商標法的民事侵權責任和刑罰規範內容幾近相同，則似有違刑法的謙抑性，因此，似有重新對我國現行商標刑罰條文重新檢視之必要，而探究刑法存在的目的，現行多數見解認為是刑法法益，故將探究商標法的保護法益為何，再從確立的法益重新解釋商標刑罰的條文，又商標法第95條為最典型和最原始的仿冒商標行為規範，因此，將專注於商標法第95條的檢討和反思。 / Since ancient times, people have had the habit of using marks, yet the beginning of the use of the mark has been hard to verify. In addition, the use of trademark has important meaning for the modern society. Without trademark, the economic market would be hard to operate. Consumers would not be able to distinguish one product from another, let alone buying the product. As for producers, they would lack the motivation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It might not only stop the operation of the economic market, but also lea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economic competition mechanism. In light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demark, most of the countries signed international treaties, made relevant norms to protect trademarks and formulated civil and criminal liability for counterfeiting trademarks. Originally, there was only civil liability in our trademark law, however, due to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f that time and the need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ur trademark law has brought in criminal punishment for counterfeiting trademarks and selling counterfeit goods. After several amendments to the trademark law, our trademark penalty is mainly based on the view of consumer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conduct is found guilty, that is, by using the concept of " the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as the threshol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demark criminal liability. Apart from that, our trademark penalties also require the use of trademark and the subjective elements. However, if we look through our trademark penalties, there are full of uncertain legal concepts, and the content of the provision is same as the trademark civil liability. But there is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ature of the civil liability and criminal liability, so it is necessary to review our trademark penalty again, and from the view of Rechtsgut. Therefore, after defining the Rechtsgut of our trademark penalty, I would reinterpret Article 95 of the trademark law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Rechtsgut, as Article 95 is the typical and the original norms for the conduct of counterfeiting trademarks.

公務員旋轉門條款依其立法源起及釋字第637號解釋之內容可知，主要是為防範公務員離職後與嗣後任職之民營事業有所利益掛勾，產生不當利益輸送與私相授受之危險。目前系爭條款雖已有明文之刑罰規定，但其立法設計卻不完善，導致實務上各級法院對構成要件的解釋與適用莫衷一是，並無統一標準。探究其原因，本文認為可能是刑事保護法益的定位錯誤所致，故須先就系爭條款之保護法益釐清。雖然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已確認其為國家法益之保護，惟本文認為於系爭條款之情形，除行為主體已離職而不具有公務員身分以外，構成要件行為所造成的不正競爭風險，直接而實質侵害到的卻是市場的公平競爭秩序，亦即侵害到市場競爭者在相關經濟資源或公務資訊取得機會之平等，而應為社會法益保護之範疇。 本文主要援引德國學者Hefendehl的集體法益學說，並分別由國家與社會制度信賴法益學說檢驗系爭條款之保護法益。俟法益定位完成，再將實務上主要爭點嘗試以此種社會法益檢視，亦即以侵害市場自由競爭秩序下的機會平等之經濟制度信賴法益角度重新思考，發現與實務見解並不相同，是以，本文最後將針對這些爭點各別釐清並給予建議，期能對未來條文之修法有所幫助。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as at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the world order: from cold war toward post-cold war era. During this period, many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events happened, which caused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polictis.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aimed at analysising the foreign policy desision making from 1989 to 1992. Through the building of decision making model, the author try to argure that the policy making pattern and process in this period has its features, and these factors influence the shap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builded up the decision making model of Bush era. In order to test the model, the author put 8 cases to test the model. These cases are: the reunification of Germany; Beyond Containment; Tainanman Square case; the invasion of Panama; Gulf crisis; New World Order; the collapse of USSR; and Yogoslavia case.At the end, the author conclude that the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is highly concentric, and personal factors influence much on the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he rule " Presidential dominant" still exist. Due to President Bush's foreign policy experience, the decision making was mainly made in the white h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