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目的： １、探討測驗等值法的意義與方法。 ２、垂直等值法檢驗羅桑二氏非語文智力測驗層次BCDE試題排列。 ３、水平等值法建立瑞文氏非文字推理測驗（SPM ）與羅桑二氏非語文智力測驗層次 B 等值分數。 ４、探討IRT 中Rasch model 對傳統等值方法改善心理測驗之成效。 本研究樣本取自台北市立五常國民小學四、五、六年級學生，依年級各隨機抽取五個 班級，以及台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二年級學生，依班級人數比率隨機抽取百名研研究 工具包括羅桑二氏非語文智力測驗層次BCDE和瑞文氏非文字推理測驗（SPM ）。 統計分析： １、Wright.B.D以Rasch s logislic model發展之MSCALE, 估計試題難度及受試者能 力, 並考驗資料與模式之適合度。 ２、因素分析檢證測驗是否符合Rasch 單一向度之假設。 ３、迴歸分析線性、百分等值方法。

作為以漢語為母語的俄語學習者，筆者對於俄譯漢的難處有著深刻體驗。首先是語法上的難題。俄漢語皆是難度很高的語言，而且兩者在語法上的差異極大。要將這兩種語言進行互譯，難上加難。這一直困擾著筆者，相信與筆者具有相同背景的俄語學習者亦有同感。 其次是對翻譯技巧了解不夠。在筆者學習俄語的過程中，雖然在課堂上常有練習俄漢翻譯的機會，但俄語教學者很少介紹或分析具體的翻譯技巧，解釋為何應該這樣翻譯。筆者認為，當俄語學習者的俄語水平到達一定程度時，如果再輔以系統化的翻譯技巧講解，將有助於學習者增加應變能力，有意識地選用一些翻譯技巧解決俄譯漢時所碰到的困難，進而提升譯文品質。出於想要克服俄漢翻譯時在語法方面碰到的困難、提升自我翻譯水平，同時希望本研究成果能作為俄語學習者、教學者、翻譯者和研究者的參考，筆者選擇俄譯漢中的語法轉換作為本論文研究主題。 本論文分為四章。第一章為導言，說明研究動機、目的、方法與限制。 第二章為理論基礎與文獻探討。本章將針對與本論文相關之主要理論進行介紹和討論。本論文係探討俄漢翻譯中的詞類轉換和句法轉換問題，理論部分涉及數門學科：首先，從語法方面來說，討論詞類和句法層面的轉換問題，就必須掌握俄漢語的詞類、句子成分、句式等概念；再者，從翻譯方面來說，等值不但是評斷譯文正確與否的標準，也是翻譯的理想境界；為了達到等值，進行翻譯時，我們常必須借助一些翻譯技巧，使譯文能夠明確易懂、文句通順，而轉換正是常用的技巧之一；最後，翻譯是把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活動，需要通過對比分析，我們才能夠確定原語和譯語中哪些成分是可以翻譯對應的、對應的程度如何，亦即原語和譯語是否等值。可以說，翻譯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對比的方式，也是對比之後的結果，所以翻譯又和對比語言學息息相關。質此，在本章中將逐一介紹這些相關理論。 第三章討論俄漢翻譯中的詞類轉換。本章又分為兩節。第一節探討詞類轉換的原因。筆者歸納出三個主因：（1）修辭，即譯文的可讀性、語體色彩和美感效果；（2）語法，即雙方語法概念和規範的不一致；（3）俄漢語語言習慣，即雙方語言的詞語搭配習慣和思想表達習慣的不一致。第二節藉由對例句的翻譯和分析來說明常見的詞類轉換情形。一般而言，翻譯時，為了忠於原文並符合譯文的語言規範，任何詞類都有可能發生轉換。但在實際翻譯的過程中，就實詞詞類之間的轉譯而言，俄語名詞轉譯為漢語動詞、俄語形容詞轉譯為漢語副詞的轉換情形是較為常見的。俄語動詞轉譯為漢語副詞的情形則相對較少。同時必須強調，詞類轉譯的同時，經常必須使用其他的翻譯技巧，如：換詞、增詞、減詞等，俾使譯文的結構能夠完整，或使譯文能夠忠實地再現原文涵義，或使譯文行文更加自然、通順、符合漢語習慣。 第四章討論俄漢翻譯中的句法轉換，包括句子成分、單複句、主動態與被動態的轉換。本章又分為三節。第一節探討句法轉換的原因。筆者歸納出四個主因：（1）修辭；（2）語法；（3）俄漢語語言習慣；（4）交際功能因素，即根據句子實際切分理論，判斷原文所欲達到的交際目的，再決定哪一種譯法符合原文的交際意圖。例如，俄語無人稱句譯為漢語被動句，可能是為了符合原文的交際目的。第二節藉由對例句的翻譯和分析來說明常見的句子成分情形。俄譯漢時常見的句子成分轉譯情形包括：（1）俄語主語常轉譯為漢語的謂語、賓語、定語和狀語，如：主語如果由動名詞或名詞來充當，可能改譯為漢語謂語；（2）俄語謂語常轉譯為漢語主語和定語，如：謂語и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使用）可能譯為漢語主語「使用」；（3）俄語定語常轉譯為漢語主語、謂語和狀語，如：俄語的「主語＋定語」結構，翻譯時需顛倒兩者的修飾關係，從而使定語可能譯為漢語主語，如：чернота глаз（眼眸的黑色），應譯為「黑色的眼眸」，定語глаз轉譯為漢語主語；（4）俄語補語常轉譯為漢語主語、謂語和定語，如：無人稱句的間接補語мне譯為漢語主語「我」；（5）俄語狀語常轉譯為漢語的主語、謂語、定語和補語，如：處所狀語в голове（在腦袋裡）譯為漢語主語「腦袋」。第三節則說明俄漢單複句和主動態與被動態的轉換情形。分析結果發現，俄語簡單句轉譯為漢語複句的情形較俄語複合句轉譯為漢語簡單句的情形多，因為俄語裡的形動詞短語、副動詞短語、前置詞短語的表達手段是漢語語法所缺乏的，這些短語經常需要用漢語的分句來表達，這使得俄語簡單句經常轉譯為漢語複句。此外，俄語被動句轉譯為漢語主動句的情形較多，因為漢語被動句的使用場合有限，受到的侷限較俄語被動句多。另外，必須強調的是，句子成分的轉換和詞類轉換、句式轉換息息相關，往往這幾種轉換情形是同時發生的。 第五章為結論，又分為兩節：總結與建議。在總結部分，筆者指出，透過第三章和第四章中例句的翻譯和分析結果，可以發現，詞類轉換、句子成分轉換與句式轉換等轉換技巧的使用，絕大多數都是為了使譯文符合漢語的思維邏輯、表達習慣和修辭特色，也與俄漢語法差異有部分關聯。從分析結果亦可看出，在翻譯過程中，各種語法轉換情形經常是伴隨發生的，如詞類轉換伴隨著句子成分轉換，句子成分轉換伴隨著句式的轉換等。此外，翻譯時，為了達到翻譯等值，譯者經常不能只單獨使用某一種轉換技巧，如詞類轉換、句子成分或句式轉換，而需要與其他翻譯技巧互相結合（如：增詞、減詞、轉換修飾對象等），才能達到翻譯等值。孤立地使用某一種翻譯技巧，可能會使譯文偏離原文意旨，或帶有嚴重的翻譯腔，或使譯文不符漢語語法規範或習慣。在建議部分，對於後續有志進行俄漢翻譯研究的研究者、俄語學習者、教學者、翻譯工作者、教材編寫者等，筆者提出了幾點建議以供參考。

語調是各種語言中不可或缺的語言因素。在漢語中，由於聲調扮演較強大的辨義功能，相形之下，語調的重要性就容易被疏忽。而非屬聲調語言的俄語，語調則具有強大的辨義功能，俄語學習者與教學者不應掉以輕心。本論文所探討的辨義功能將包括：句法功能、語用功能、交際功能（即句子實際切分功能）以及修辭功能。 　　由於在翻譯研究中，鮮少學者將俄語語調和漢譯問題放在一起討論。有鑑於此，本論文以俄語語調和漢譯策略為研究主題，將分別在簡單句、複合句和上下文中，探討俄語語調的辨義功能與等值的翻譯手段。希望藉本論文之研究，除了深入了解俄語語調理論之外，亦擬定適當的漢譯策略，以供相關研究者與學習者之參考。

聯合開發的理念是公私部門來共同從事不動產興闢事業，雙方共享利益、共擔風險。 此種開發方式在國外已被廣為運用。大台北都會區為因應運輸需求，已規劃興建大眾 捷運系統，這是一項工程浩大的交通建設，所須的經費亦相當驚人。若能摒除政府獨 立負擔開發工作的傳統作法，引入聯合開發的觀念，積極方面可望解決政府財政拮據 的窘境，亦藉助開發後不動產之出售或租賃所得利潤，來維續捷運的服務品質及營運 開支。消極方面因使民眾能共同分享開發利益，可減低民眾情緒的反彈與杯葛，亦賦 予市民更多參與都市建設的機會。 捷運系統的聯合開發允許投資人以金錢方式參與開發，亦可權宜允許開發區之相關權 利人 (如土地及地上物所有權人) 以其不動產價值來參與建設；俟開發完成，以新建 不動產之一部份作為償還代價。因此，捷運系統的聯合開發牽涉到權利轉換的問題， 與一般的投資開發并不完全雷同。在整個合作開發的過程中，產權的處理是成功與否 的關鍵，故慎選權利轉換方式是異常重要的。揆諸各種權利轉換型式，如發展權移轉 、合建方式、設定地上權等，以日本「等值交換方式」最能契合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 發的特性和要求。因此，將等值交換中立體換地的精神應用於捷運場站聯合開發過程 中，前後價值的評估、換算與配置，以謀求各相關權利人的產權能合理平衡。 本文的研究章節為：第一章為研究緣起與目的，並建立研究的架構。第二章主要內容 在探討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面臨的各種問題，採行聯合開發以試圖突破這些困境。 唯聯合開發乃須解決若干產權關係以取得開發用地，這又與權轉換習習有關。第三章 對各種權利轉換型式作一番描述，並慎選適合捷運場站開發性質的轉換方法。第四章 將權利轉換方法運用於產權的評估與換算，並建立配置原則。第五章之內容為由上述 各章中可知合理的價值評估與公正的配置原則在權利轉換計劃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因而估價制度的確立是不容延宕的，而若干配合措施以獎勵投資人參與聯合開發亦 不容偏廢。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

在全球化的國際貿易往來中，一國對外輸出產品並自國外輸入成品或原料，必然會牽涉到採取課徵關稅或非關稅保護措施的課題，而有效保護就是指採取關稅或非關稅保護措施所引起產業附加價值（value-added）變動的情形，藉由有效保護率的觀察，即可明瞭一國各產業受保護的水準。 本論文係利用民國85與90年關稅與非關稅貿易障礙有關資料，觀察分析關稅結構與非關稅保護措施對產業保護水準的影響變化。首先就有效保護率理論之意義、模型等文獻做整理分析;其次對相關實證文獻進行歸納整理，並收集整理非關稅保護的相關文獻，探討非關稅貿易障礙對於有效保護水準測定的影響。 在僅考慮課徵關稅情況下之有效保護率，與同時考慮關稅及非關稅貿易障礙情況下之有效保護率，本論文係依計算有效保護率之基本模型與修正模型，分別於第肆章及第伍章中實證測定，並將兩者測定結果於第陸章加以分析比較。在修正模型中，對於非關稅貿易障礙的考量是嘗試採行Hoekman(1995)對服務業的非關稅貿易障礙求出關稅等值所論述的方法，用於製造業產品之非關稅貿易障礙所隱含關稅等值的求取，將各產業所隱含相對非關稅貿易障礙程度予以估測，以之為基準求出調整後關稅稅率，再據以算得有效保護率。 最後，總結本研究分析結果，並對政府調整未來經濟產業及關稅結構提供初步的建議。

在學習外國語時總會遇到不同方面的困難，一般而言，可分為二方面：第一，在語音、詞法、句法、詞彙學等領域上，母語和外國語之間結構類型的區別；第二，掌握母語外的另一語言時，由於兩個民族的歷史傳統、生態環境、風俗民情、宗教信仰、思維方式等等的不同，造成兩種語言反映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傳統，並且以不同的角度來解析外部世界，產生不同的世界圖像。特別是成語，它是語言世界的詞彙平面中最富活力和表現力的單位之一，最能體現民族文化的特點，也就是說在成語中保留了栩栩如生的形象思維。所以，在學習的過程中，需要具備歷史、生活風俗、民族文化、藝術、文學等背景知識之基礎，然而，這往往是學習語言者缺乏的。因此，本論文選擇含有動物詞彙的成語作為研究對象。 本文的主要目的包括：研究及對比俄、漢語中含動物詞彙之成語所具有的文化內涵，以及藉由比較其形象與意義上的異同，進而提供適當的翻譯。為了達到此目的，在本文中提出並回答下列學術研究的任務： －探索俄、漢語動物詞彙的文化意涵； －評定俄、漢語中含動物詞彙的成語之語義； －給予含動物詞彙俄語成語適當的漢語相對應翻譯，並提供四種翻譯策略。 究竟「動物詞彙的文化意涵」為何？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了解何謂「文化意涵」。根據國情語言學的奠基著作 «語言與文化－作為外語的俄語教學中的語言國情學»（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文化意涵指的就是詞彙的內涵意義（коннотация），藉著「聯想」（ассоциация）來表現出對某種客觀事物自然的情感和評價。阿赫馬諾娃（О.С.Ахманова）曾如此定義：「內涵意義是在詞彙的基本意義之外所添加的內容，修飾不同程度的情緒，用來表達不同的感情、評價…」在國情語言學的領域裡，這些感情與評價被歸入文化的層面，扮演文化大使之角色。所以，內涵意義在國情語言學中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的課題，本論文也需要借助它來探討語言與文化的關係。 在各語言中，常常會利用動物本身所固有之形象，來描寫人的性格特徵。這是因為動物有著鮮明的外表與習性，對於詞彙的內涵意義之發展，具有很豐富的可能性。因為人與動物相依共存，接觸頻繁，因此，在人類的語言中必然存在大量反映動物名稱的詞彙，存在著大量以動物為喻體的比喻性短語，並依據動物的外貌、顏色、習性等特徵賦予它們特定的情感和喻義。在言語交談時，這些動物性特質雖隱藏在語言背後，卻始終穩定地存在著，並成為語義之形象表達的主導思想。俄漢民族有著不同的生活地域、風俗習慣、居住環境及心理狀態，縱使，在現實環境裡擁有同一種動物，但進入語言系統後，卻可能產生相同或相異的感情色彩與評價。 於此，必須特別強調地是，對某一個民族文化的語言環境越「本土的」（природный）動物詞彙，總是能夠比「外國的」（экзотический）動物詞彙轉造出更多的成語。如牛、羊、狼、貓、狐狸、熊、豬、狗等這些與俄國民族較親近的動物，出現在俄語成語的比例較高，且其來源多與民族風俗、日常習慣有密切的關係。而蝗蟲、駱駝、多頭蛇、龍、鯨魚、鱷魚、扁角鹿、孔雀、烏龜（акрида, верблюд, гидра, дракон, кит, крокодил, лань, пава, павли, черепаха…）等這類較少見的、異國的、甚至不存在於世上的動物，則在俄語成語中出現的比例較低，僅見於文獻中。 一個詞的語義包括詞的詞彙概念（лексичечкое понятие）和詞彙背景（лексичечкий фон）兩方面。詞彙概念指某一事物特徵的總合，藉助此特徵，人們確定是否可用某一詞彙來指稱該事物。詞彙背景指與詞有關的背景知識（фоновые знания）之總合。一般字典對詞彙的解釋通常只就其詞彙概念進行描述，所以，在另一種語言中，常可找到等值的詞彙概念，但卻不容易找到完全等值的詞彙背景。據估計，約有一半俄語詞與其他語言中的詞彙背景不完全相同。綜上所述得出一個結論，相當多數的常用對應詞所表示的詞彙背景是不完全等值的，也因此可說不完全等值的詞在語言中居多數。既然在俄、漢語的對應詞中，真正的等值詞只佔少數，那麼當進行跨文化言語交際時，想要有效地達成交際目的，獲得正確的理解，並非易事，這受約於交際者的語言水平和文化知識。所以，翻譯在不同民族的交際過程中，是一個重要的橋樑，能幫助不同民族溝通思想、交流文化，可以說它扮演著「文化移植」的角色。因此，譯者的任務是避免發生對原文的理解錯誤，應盡可能充分傳遞語義，並格外注意兩種文化的差異，力爭尋求適當的翻譯。 帶有動物詞彙的成語是以動物形象為基礎出現的，然而，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前提下，這些動物的形象有時完全地相符，有時只有部分相符，甚至有時是完全地背道而馳。因此，在翻譯時必須考慮文化因素。舉例來說，由於貓的瞳孔是在黑暗中放大，處於暗處，依然能看得清楚，所以，俄國人就用「貓眼」來形容一個人擁有好的視力（глаза как у кошки）；而中國人察覺老鷹能從高空中發現獵物，並且迅速、準確地俯衝捕捉，因此，用「鷹眼」來表示好視力、好眼力。翻譯時，如果把глаза как у кошки直譯成貓眼，就可能出現不完全的理解。 在語言之間的分歧多數反映出民族間的差別，而引起這些差別的原因，往往和自然條件、文化、歷史、宗教、世界觀和其他的傳統有關。當然，動物稱名的規則也根據這些因素而有不同。動物詞彙的象徵意義多少取決於牠們所處的地域對於牠們的主觀看法。因此，在俄語、漢語的成語系統結構中，少見動物詞彙出現全面性地完全準確的相符。也就是說，不應該期待一定可找到完全相對應的俄漢成語。所以，在做俄漢成語對比時，可以發現兩者之間有以下幾種不同的方法：一、形象與意義相同或近似的成語；二、形象不同，但意義基本相近的成語；三、形象相同或相似，但意義不同的成語；四、形象、意義皆無相應的成語。本論文並依據形象和意義的關係，綜合出四種含動物詞彙之俄語成語譯成漢語的譯法： （１）當含動物詞彙之俄語成語，在漢語中找到動物形象相同或相近，而喻意也相似的成語時，可採用「對應法」，例如：козёл отпущения－代罪羔羊。 （２）當含動物詞彙之俄語成語，在漢語中找不到動物形象相同或相近，而喻意也相近的成語，但卻可找到動物形象相異，而喻意相近的成語時，即採「借用法」，例如：бросить щуку в реку（把狗魚拋到河裡）－縱虎歸山。 （３）當含動物詞彙之俄語成語，在漢語中存在著動物形象相同或相近，但卻含有不同或相反喻意的成語時，就用「意譯」法，例如：птичий язык就不能譯為「鳥語」，而應譯為「雜亂無章的言語」。 （４）當含動物詞彙之俄語成語，在漢語中找不到相對應或可借用的成語時，就採用「直譯法」，例如：ощетиниться как ёж－狂怒如刺蝟；但是，假若直譯時可能讓人無法理解，或可能造成誤解，也可使用「意譯法」，例如：божья коровка（上帝的母牛）－好好先生，或者「直譯＋意譯法」，例如：биться как рыба об лёд－如魚撞冰，拼命掙扎。

隨著時代的變遷，家庭結構出現了龐大變化。尤其在社會氛圍瀰漫著「不婚、不生」的風氣下，人口轉型的速度比起過去大幅增加。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調查，近年來單人家戶以及夫婦兩人家戶占總家庭戶數的比重已增長至33.01%。因此，在「單人」、「頂客」家庭越來越多的情況下，不僅僅改變了社會型態，也改變了家庭的消費模式。所以說，本研究企圖利用家庭收支調查以及普查資料進行分析，並使用R軟體運算資料以及視覺化呈現空間資訊。其研究的方向與重點有三：第一，本研究旨在探討在不同背景條件下，會分別產生出何種樣貌的單人家戶以及頂客家戶類型，以針對各類型家戶進行人口樣貌與背景特徵的比較分析；第二，於分類後，結合2010年普查資料中的鄉鎮市區地理資訊，來歸納出不同的家庭類型其區域分布的差異；最後，再使用家庭等值規模尺度之概念，從家庭的收入、消費支出著手，以瞭解在不同的單人家戶、頂客家戶類型中，其消費樣態的差異為何？單人家戶是否能夠達到與頂客家戶相同甚至更高的生活風貌？並探究出單人家戶者究竟能否透過消費來實現「樂單」生活。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分布與特性中，無論是在單人家戶抑或頂客家戶，個人的背景會影響其未來組成家庭的樣貌，大部分的青年人口皆為高學歷，也因為教育年限的延長以及晚婚，導致這些人成為單人家戶抑或是頂客家戶的比率也隨之成長。尤其是在單人家戶裡的青年人口，逐漸成為現代中不容小覷的一群，其比率僅次於第一高的離異單人家戶。而在區域分布的部分，可以發現，單人家戶與頂客家戶的高齡人口比例，已足以影響整體家戶區域分布的狀況，實有必要透過本研究中的五種以及三種分類加以說明，才能夠更為精確地描述出各家戶的分布狀況。 最後，在消費趨勢中，則可以發現，一個家庭位於不同生命週期以及不同家庭規模之下，會呈現出不同比例的消費特性，家庭中的所有消費，除單人戶之外，均須考慮到規模經濟的影響，所以，最後研究者利用等值規模尺度概念進行運算，得出在單人階段與年輕夫妻階段，於家庭收支調查所列的消費項目都有較高的消費支出，而單人家戶又比頂客家戶更高，因此，由本文即可證明，單人家戶的消費，的確能夠比起其他家戶更為自由，其消費會以精美、自我實現為最大考量，使自己能夠獲得享受獨居生活之樂趣，所以說，「樂單」一詞足以取代「孤單」，成為「單人者」的新興代名詞。 / As time goes by, the structure of family has made some changement. Especially under the atmosphere of “no marriage, no plan to give birth to a child” within this society, the speed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has risen intensely than the old time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of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DGBAS) of Executive Yuan, the percentage of One-person household and Married-couple household have increased to 33.01% in all kinds of household. Hence, the increase of One-person, DINK household has not only change the social type but also the way of consumption of a family. This study attempt to analysis the changement by the Survey of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nd census data. I use R to run statistic data, and also to visualize space information. The research focus on three points: First, I would like to know what kind of One-person household and DINK household will be formed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 to do comparative analysis. Second, after categorizing, combined with the geography information in 2010. To distinguish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difference within each type of household. In the end, use the Household Equivalence Scale to see through the difference of consumption to be affected by income and consumption. If One-person household can be living at the same or even better than the DINK household? I would also like to know if One-person household can live their “Quirkyalone” life simply through consump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personal background will affect the future household feature both in One-person and DINK household. Most of the youth are highly educated, due to the extension of years of education and the postpone of going into marriage. These kind of persons a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One-person household or DINK household. Particularly the youth in the One-person household, their rate after the highest divorced One-person household. In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proportion of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One-person and DINK household can affect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s. It needs to explain by the five and the three categories in this study, then precisely describe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ratio. In the consumption trends, when a family at different stage and scale of life cycle will present different portion of consumption features. However, this proportionality is to ignore the fact that composition of One-person household is less than DINK household. Therefore, to take the effection of economies of scale into consideration, during single and newlyweds stage they have higher expense within the Survey of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bove all, the One-person household is higher than the DINK household. Thus, as a result, I can prove that the One-person household is more liberated than other household. They will take their self-fulfillment maximize into consideration while making consumptions. To increase the enjoyment of living alone. In a nutshall, “Quirkyalone” is a word that can replace “lonely”.

詞彙的修辭成份屬於較難或無法翻譯的部分，造成不少翻譯上的等值問題。本論文以帶有修辭色彩的俄語詞彙為研究對象，從俄語詞彙學與修辭學的既有架構出發，搭配翻譯等值與轉換理論，探討詞彙的功能語體限制以及情感評價成份對翻譯造成的影響。 本文的研究主旨，在於突顯詞彙修辭色彩的重要性。並試圖從修辭功能的角度，來補償翻譯過程中，原詞彙修辭與情感評價色彩上的損失，以建立原文與譯文之間的功能等值。

思及當前捉襟見肘的財政窘境，無可避免地，債台高築的臺灣實陷入飲鴆止渴般以債養債之無限迴圈中，導致政府政策效能不彰、社會福利運作生弊亦無可厚非；於『公共債務法』之財政規範下，臺灣業已瀕臨法定舉債門檻，故不論是對短期政府支出之排擠、扭曲性稅率之稽徵抑或對長期經濟成長的斲傷，皆是身為中華民國國民真正惶悚不安之所在。 職是之故，本研究係採用一納入政府財政部門及貨幣當局之擴充『實質景氣循環模型』，藉以Sidrauski（1967）所提出的貨幣效用函數為出發點，將實質餘額引進理論模型，並透過計量操作捕捉實證期間起於西元1971年第一季迄至2007年第四季之政府政策函數，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政府購買性支出及稅率皆存在相當的持續性，且對政府未償公債餘額之高低作出某種程度的反應。亦即，若政府實施公債融通政策，俾使期初公債餘額較高之際，則本期甚或往後各期的政府支出將遭受抑制和排擠，尤有甚者，政府勢必擬以提高未來稅率以茲挹注該債務之還本付息所造成的財政缺口；是以，本研究著眼於引進公債餘額對政府支出及稅率存在反饋作用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總體效果及各總體變數之動態調整過程的風貌。即便公債發行或賒借為政府提供一財務週轉工具以裨益財政政策保有更靈活之彈性，然據模型所產生的結果顯示，就長期而論，政府必須維持一穩定之未償公債餘額，即公債水準具備『均數復歸』性質，而該財政目標係透過削減未來政府支出、調整扭曲性稅率及鑄幣稅融通政策方得以達成預算平衡，準此，該設定將造成公債融通之減稅政策對經濟體系具有實質效果，『公債融通』管道亦『非中立性政策』，從而傳統『李嘉圖等值定理』於本模型中無法成立。 就政策面層次而言，本研究試圖放寬『反饋法則』與政策係數之設定，以檢視透過不同程度之政府支出、稅率甚至貨幣供給途徑的改變來平衡因增加公債發行所造成的財政赤字，對經濟體系之長短期效果有何迥異處；是文亦藉由衝擊反應函數分別探討於政府支出增加、減稅措施及貨幣擴張之下，政策的傳遞機制與各總體變數之動態性質，顯然地，就高債務比率前提下，當政府戮力於刺激景氣而欲積極實施立竿見影的總體經濟政策之際，卻常因狃於急效而欲速不達，非但政策效果有限，亦可能使體系落入更為不景氣的田地，從而，財政惡化不啻為經濟危機的導火線也就不言而喻。再者，貨幣政策對體系之實質變數具有一定程度的作用，是故，本模型於短期內無法一窺『貨幣中立性』之堂奧，唯長期始得以復見。總括言之，政府亟須奉『健全財政』為圭臬，擬定政策時更得戒慎恐懼，並適切權衡利弊得失，以茲裨益有更具信心的經濟表現。 此外，本研究亦透過『效準』實驗以評估模型『配適度』之良窳，即便於反覆疊代法下，該模擬表現係瑕瑜互見而不盡完美，卻也大抵符合景氣循環之『典型化特徵』；然就實質景氣循環模型所為人詬病之勞動市場一隅而論，引進公債之反饋法則下的財政政策操作，無疑地改善了傳統工時與工資率動輒高度正相關之本質，從而獲致相對較低之理論相關係數，亦朝實證資料所呈現工時與工資率存在幾近零相關甚或低度負相關之表徵更邁進一大步。 / With current financial difficulties beyond government capability,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already deep-in-debt Taiwan opted for momentary relief by paying debt through debt financing and ended up in an infinite loop, causing spiral-down performances i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faulty operations of social welfare instruments. Taiwan has been on the verge of reaching the statutory upper limit of debt financing according to “The Public Debt Act” regulations and all nationals are becoming anxious about such impacts as crowding out of short-run government spending, levying of distorting taxes, and damages on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debt’s impacts, this research uses the “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extended by taking government treasury agency and monetary institution into account. Starting with Money In Utility Function (MIUF) as proposed by Sidrauski (1967) to introduce real money balance into the theoretical model and,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etric manipulation, to detect empirical governmental policy functions 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first quarter, 1971 and the fourth quarter, 2007, it is not hard to discover that there are considerable persistence in both government purchases and tax rates, with manifestation of certain degree of responses to the total amount of outstanding bonds the government has yet to pay. In other words, a governmental bond financing policy designed to render high initial bonds outstanding tends to cause suppression and crowding ou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in current and even later periods. Furthermore, the government is bound to plan on raising taxes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cut financial deficit gap caused by paying back the principles and interests of the debt.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presenting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fiscal policies and monetary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dynamic adjustment processes of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based on the impact of feedback effect of bonds outstanding on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 rates. Even thought public bonds issuance or debt financing serves as a governmental fiscal instrument for financial turnover to ensure flexibility of fiscal policies, our model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from a long-run perspective, maintain a stable amount of bonds outstanding. Put in a different way, the level of bonds outstanding shows “mean-reverting” characteristics which rely on future government spending cut, distorting tax adjustment and seigniorage financing policy to achieve balance of budget. As a result, such setup would cause the bond-financing backed tax deduction policies to create practical effects on economies and, as the bond financing instruments are “Non-Neutrality” policies, would render the “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 invalid in our model. In the policy aspect, this study tries to relax both “feedback rules” and setup of policy parameters for investigat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ong-run and short-run effects on the economy by different degrees of changes in government spending, tax rates and even money supply channels which are used to balance the fiscal deficit caused by increased bond issuance. This article also studies, through the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the policy propagation mechanism and the dynamics of key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under the situa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increase, tax deduction and monetary expansion. It is obvious that the government, in the case of high debt ratios and when making all endeavors to spur economy by implementing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imed for instant results, is accustomed to seeking quick fixes only to achieve very limited effects, sometimes even to drive the economy into further recession. It is therefore evident that fiscal degradation could lead to economic disaster. Moreover, as the monetary policies have certain degrees of influence on real variables of the economy, this model will not be able to clearly analyze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 effect will only reveal in the long run. In summary, the government should keep “sound finance” as the highest guiding principle and be extremely cautious in formulating policies in order to weigh all pros and cons discreetly, thus help to achieve a benefiting economic performance that generates more confidence.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ssesses “goodness of fit” of the model through a “calibration” experiment. Although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under recursive method, intermingled good and poor occasions that are beyond satisfaction, they generally agree with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usiness cycles. However, in the aspect of long-criticized labor market of the 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the fiscal policy operation under feedback rules with introduction of public debts for sure has greatly improved on the conventional intrinsic property of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labor hours and real wage rates, by delivering a relatively low theoretic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hich is a big step towards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almost zero or even weakly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abor hours and real wage r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