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長期服務軍旅從事台澎防衛作戰戰備整備工作，在國內外戰略環境急遽轉變的狀況下，台海兩岸難道一定要落入以戰爭來解決的歷史宿命嗎?台灣「有效嚇阻」軍事戰略能達成防止戰爭的目的嗎? 嚇阻是非零和賽局，必須藉助溝通、協商、妥協才能達成目的，問題是中共在領土主權上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兩岸在政治上若無法進行溝通、協商、妥協，則軍事上的信心建立措施幾乎是不可能達成，那就表示兩岸軍事關係仍將以零和賽局收場，以這樣的觀察角度對於台灣「有效嚇阻、防衛固守」軍事安全政策更有必要深入檢討。 中華民國「有效嚇阻」軍事安全政策與國際安全研究領域中的「嚇阻理論」似乎有許多理論與實際相互矛盾的疑點，雖然過去的實證經驗顯示國際關係的理論不必然能夠解決現世的困難，但是透過理論邏輯思維程序與科學分析方法，可以釐清觀念上的偏差，檢驗政策的可行性與預期的效果。 不論從報復手段、決策思考、嚇阻對象層面、心理認知上，都可以很明顯的體認，核武嚇阻與傳統嚇阻的差異。由於這些差異將造成實際政策執行上的南轅北轍，為了不使政策執行產生偏差，更不要讓敵人誤解，所以在以嚇阻戰略作為國家安全政策時，一定要明確認定核武與傳統嚇阻的區別，否則模糊解釋空間增大，爆發危險爭議衝突的機會也相對增加。基本上傳統嚇阻缺乏大規模報復的可信度，然而並不表示傳統嚇阻就完全沒有機會。 從嚇阻方式上來看，核武嚇阻可信度較傳統嚇阻高;從成本上看，嚇阻戰略成本絕對比戰爭的成本要低。嚇阻的功效不是絕對值的問題，而是機率與可靠度的問題，以防止戰爭的出發點，應該盡最大的努力使嚇阻的可靠度提高，才是積極而正確的做法。 雖然嚇阻戰略充滿爭議，是一種預期失敗並準備反擊的戰略，但是以保險的觀念來看，任何對抗形勢中都有他的蹤跡，若是將之視為對抗關係中一種必經的過程，而嚇阻戰略又不是絕對有效，只是機率可信度的問題，則嚇阻戰略仍是一種充滿彈性與機會的選擇。 嚇阻的主要手段「第二擊」，也就是大舉報復，其實也是充滿彈性與不確定性。到底何時發動反擊?在什麼情況下發動?經過什麼程序發動?這樣的程序有安全的管制嗎?第二擊的規模是一次投入或逐次升高?第二擊能力的存活率如何確保?等等問題，都是嚇阻戰略必須深思熟慮的地方，因為稍一不慎就會萬千生靈塗炭。 嚇阻戰略是建立在理性的決策思考基礎上，而理性因素又不可捉摸，所以非理性因素是嚇阻戰略的隱形殺手。因此，在制定嚇阻戰略時必須兼顧保險與彈性，畢竟避免戰爭只是最高理想，並不是最終目的，確保生存與發展才是最終目的。 台灣獨立，就當前情勢言，中共對台「防獨」甚於「促統」，主要原因是基於對中國主權的堅持。兩岸之間在衝突利益與共同利益中間必須有一個共識點，就是相互都有意避免因開啟戰端而共同受傷害。從嚇阻戰略防止戰爭這個觀點來看，似乎兩岸的相互嚇阻是有積極的面向，問題是中共對台戰略的主軸會是嚇阻嗎?中華民國對中共的嚇阻又有多大的效果?因此，從中共所謂的「威懾」，來檢視臺海兩岸錯綜複雜的「利益」與「安全」問題，試圖尋求雙方最大的共同利益。 就美國而言，維持其霸權是首要工作，美國一慣的戰略思維就是「控制和領導」。因為此一觀念的作用，所以中共崛起與否對美國安全都是挑戰，關鍵在於美國一直想要以本身的價值觀，強制主導地區的情勢發展，矛盾自然就產生了。台海問題的錯綜複雜，大多數的研究報告都指出，不應去刺激中共最敏感的神經。台灣獨立在現階段是極危險的行為，中共威懾戰略是國家總體戰略，其對美、蘇是著重嚇阻的意味，對台灣卻以威懾為重。雖然如此，仍必須思考中共在面對強權時，尚且強調全面報復，更何況是對台灣。 台灣嚇阻戰略的內容，看不出報復的時機、方式與手段，反而比較符合危機管理，避免衝突情勢升高的原則。不論從軍事實力、國防預算結構、軍隊的組織結構、建軍構想叫咄支潛能、未來發展上，都看不到執行嚇阻軍事戰略的真實層面。或許台灣的嚇阻戰略只是語意上的表達方式，以及表現在戰術層次的作戰手段運用，而不是全方位軍事戰略作為。 以嚇阻理論的三要件來檢驗，「能力」上台灣目前還沒有嚇阻戰略所必須具備的大規模報復力量，軍隊組織架構及國防預算上，更看不出支持嚇阻戰略的明顯證據。「溝通」上基於保密的要求，不要說中共不了解台灣嚇阻戰略的實力與方式，恐怕台灣軍隊本身也沒有幾個人知道具體內容，再加上沒有充分的溝通管道，嚇阻的訊息無法適當傳遞，如何達成嚇阻目的。「可信度」上除了前述能力與溝通均缺乏外，對於中共得不償失價值觀，恐怕也無法確實掌握。由此觀之，台灣「有效嚇阻」軍事戰略還在初始發展階段，談不上效果的展現。 中華民國「有效嚇阻、防衛固守」軍事戰略，不論從制定的經過、層級或實質內容，仍脫離不了軍事專業的背景，並不完全屬於國家戰略的層級，也因此其手段就限定在軍事行動的思考模式。台灣軍事戰略一直延續防衛台灣的思維理則，因而將嚇阻與防衛的觀念混合使用，由於語意表達的認知差距，製造了學術討論上許多的誤解、迷思與陷阱。台灣的「有效嚇阻戰略」與國際安全研究學者所認定的「嚇阻理論」可說完全不同，他所強調的只是希望達成「嚇阻的效果」，並不是「嚇阻戰略」的內涵。 綜合考量全般情勢，結合理論邏輯基礎與實際能力，台灣軍事戰略，應以「積極防衛」為主，才能以有限的國防資源，達成防衛目的，滿足建軍需求。國家戰略，應結合整體資源，朝「有限嚇阻」方向努力，綜合運用政治、外交、經濟、軍事、科技、資訊，甚至文化、宗教、民族情感或是中共所謂的超限戰、不對稱戰爭等手段，營造有限嚇阻的全般架構，才可使理論與現實相結合。 關鍵字：嚇阻 ，戰略 ，防衛 ，威懾 ，懲罰 ，阻卻

在俄國文學作品中，常常會見到許多不同於一般或是作家精心獨創的人物姓名，這些人物姓名可能存在真實生活中，也或許根本不存在，而卻僅僅是作家的虛構。這些人物姓名不僅具有特別的語意，也可能成為典型的文學人物形象，而被運用在日常生活中，指稱某一類型的人，例如：普柳什金( Плюшкин )、弗拉爾曼( Вральман ) 等。這些人物的姓名和形象都留給讀者很深的印象。就俄國人而言，這些人物姓名眾所皆知，因此，作品中的人物姓名不只是俄國文學的一小部份，也牽涉到整個俄國文化層面。 在俄國文學領域中，作家透過神話、構詞、俄國姓名來源、語義、諧音等，塑造出各式各樣的人物姓名。因此，創造人物姓名似乎成了作家玩弄文字的一種手法。了解小說人物的姓名，不僅能夠知道作家筆下人物姓名的暗喻，更可以推知整部作品的中心主題與作家的思想。本論文將挑選古俄羅斯時期至十九世紀文學作品中，較具代表性的作品分析其具有意義之人物姓名，並探討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 «罪與罰» 中，人物姓名之意義以及此部小說中，故事敘述者藉由對人物的稱呼，所要表達的情感及人物之間藉由不同的稱呼方式，所要呈現的意涵。

藐視法庭制度起源於英國，在西元12世紀君王集權的背景之下，為了維護被視為王室權威延伸的法庭威信，而出現了「藐視法庭罪」的概念，在英美法系中，又可分為直接藐視法庭罪與間接藐視法庭罪，後者是用來規範雖不發生於法庭上，但足以影響整體司法秩序或貶低法院尊嚴之行為，常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前者則是指法院得以當場見聞之藐視行為，亦為本文之重心。 直接藐視法庭行為因係發生在法官面前，擾亂了法庭秩序、妨礙法庭之審理程序，而無法踐行正當法律程序，因此也無公平審判可言，從而削弱司法威信與法院公信力，故法官有必要對此種行為做出處置，是謂直接藐視法庭罪，法官可不經檢察官起訴直接對之審判，因係由法官當庭決定行為人的處罰，又可謂當庭處罰權，然而在此情況下，行為人並無法受到律師為其辯護的權利，當庭處罰權的正當性何在，其能脫逸控訴原則的理由何在？皆為本文所欲關心之重點。 本文將試圖從英國、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家的藐視法庭罪與基督教的良心原則與血罪觀念出發，來看我國法院組織法相關法庭秩序維護的條文，探討法庭秩序維護權的實質內涵與該法第95條的保護法益，並觀察我國實務判決之運作，期能為我國司法體系付出一絲絲助益。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1507号 / 法博第224号 / 新制||法||164(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伊藤 孝夫, 教授 鈴木 秀光, 教授 佐々木 健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著作權法第1條：「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特制定本法。」說明了著作權法的目的同時兼具保障著作權人權利、公共利益以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為了達成著作權的目的，明文刑事責任於規範中。刑事責任置於著作權領域是否妥適，至今為止不僅學說上，在社會上均引起廣泛的討論，特別是我國這十年來發生了許多相關爭議性的事件。這樣的問題不禁使人反覆思考，著作權的保護範圍到底為何？以刑罰保護著作權的妥適性？ 本文從著作權的基礎思維出發，探討著作權法中公共領域、利用人權利與合理使用概念，進而分析著作權背後所代表的法律意義。著作權是否得以做為刑法上所保護的利益，必須端視著作權的本質為何。本文嘗試討論著作權作為財產權，從刑法的角度，以「家族相似性( Familienähnli-chkeit)」的概念就著作權本身資訊的特性下，討論著作財產權法益的存在與否。 美國法作為世界著作權法的領導先驅，深深地影響我國學說見解與實務操作。透過比較美國著作權法之規範，省思我國社會現況是否有必要制定如此嚴格之刑罰規定；從經濟分析的角度思考，對於著作權刑罰威嚇作用的成果效益效果是有限度的，然而著作權政策以及刑法的長期效益所帶來的成本卻是很高的。著作權刑罰所需的成本高於其所獲得的效益，以致於立法者將著作權侵權行為視為犯罪並無法有效率地保護著作權人或公眾長期的著作權利益。 本文設計一賽局，分析在侵害人選擇侵害著作權的策略時，即使政府選擇執行刑事處罰反而比起不執行所付出的成本為高，在這樣的情形下，政府不執行刑事處罰的策略才是最佳策略的選擇。法律使用刑罰保護大家共同認可、接受的利益，前提是人類的社會共同生活秩序在我們的社會共識必須認同這樣的規範，透過觀察實務案例與統計分析，可以發現我國實務在著作權重製認定或是在刑度裁量上都出現很大之問題，同時也出現許多著作權人濫用刑事程序之情形。 綜上所述，我國的著作權刑事立法確實有值得探討的空間，需要再加以審慎考量。本文認為，應該廢除著作權刑事處罰的刑罰規定，讓著作權刑事處罰行為回歸民事的侵權行為，由著作權人向侵權行為人請求損害賠償。借鏡專利法廢除刑罰規定的經驗，讓著作權回歸其本質，以民事損害賠償填補著作權人之損失即為已足。 / Copyright Law Article 1: ” This Act is specifically enacted for the purposes of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uthors with respect to their works, balancing different interests for the common good of society,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Matters not provided for herein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provisions of other acts.” It illustrates that the purpose of copyright law combines both the right of copyright owner and public interest.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criminal liability is included. However, there are controversies of criminal liability in copyright law, especially lots of copyright social events happen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is leads to questions: Is it right to protect copyright through criminal punishment? In this thesis, I intend to use the concept of Familienähnli-chkeit (Legal Interest) to analyze legal interest of copyright.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applies the economic cost theory to the analysis of copyright rules and utility. Game theory analysis of law seeks primarily to explain how people behave in response to legal rules and institutions. The prior discussion identifies the protection of copyright through criminal punishment is relatively useless. On the other hand, as a leading country of copyright legislation and academic discussion, Copyright Law comparison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is helpful for rethinking Taiwan Copyright Law.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e observation of judicial practice matters is also important. I researched the related cases and made statistic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real aspect of Taiwan judicial practice. Based on the above, this thesis identifies the problems of criminal punishment of Taiwan Copyright Law. An overview of copyright criminal norm is given for this purpose. I then reflect on Taiwan’s current copyright criminal punishment,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preeminent aspects of the elements which mentioned above that may be used as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aiwan Copyright Law.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3630号 / 文博第887号 / 新制||文||714(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献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中村 唯史, 教授 松村 朋彦, 准教授 堀口 大樹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管制空氣污染所根據的「空氣污染防制法」是屬於公害行政管制法規之一，著重事後 制裁。對於一般性空氣污染物的排放管制，按罰則第14條規定處罰之, 但由於罰鍰數 額太小, 對於工商場而言, 購置空氣污染防治設備往往需要千萬元以上的鉅額資金, 業主寧願受罰, 而無誠意購置空氣污染防治設備, 喪失了處罰的意義. 本文基於犯罪 經濟學嚴厲懲治提高犯罪者成本進而抑止犯罪之效果, 適用於污染者在污染防治法律 執行下追求利潤最大污染排放情形, 進而強調適當的罰鍰可以促使污染者自動遵守規 定。根據個體面與總體面的考慮, 適當的罰鍰在前者須等於污染者因違犯所得成本節 省之利益, 在後者則須等於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 因此, 建議具有經濟誘因罰鍰結構 反映此二因素, 並依據理論及參考美國的清潔空氣法固定污染源罰金政策, 擬定一套 具有經濟誘因罰金之計算標準, 俾供主管機關作為處罰依據. 本文第二章犯罪與污染防治法律執行之經濟分析, 以經濟理論分析罰鍰額度之依據, 並討論有效的罰則才是促使污染者遵守法律之誘因。第三章我國污染管制政策之現況 與檢討一以固定污染源為例, 比較近年來空氣品質之趨勢, 並對現行管制政策加以檢 討。第四章罰鍰在國際使用之簡述, 主要介紹美國的民事罰金政策為一具有經濟誘因 之罰金政策。第五章罰鍰計算之擬議, 依據理論分析與美國民事罰金政策, 擬定一具 有經濟誘因之罰鍰, 並討論在其他政策搭配下, 罰鍰計算結構之變化。第六章, 結論 。

本研究採用Dhaliwal, Krull, Li, and Moser (2005)之實證模型研究投資相關稅負對企業權益資金成本的影響。Dhaliwal et al. (2005)利用股利所得與資本利得最高級距稅率計算股利稅租稅罰，然而，使用最高級距稅率計算而得知代理變數恐無法完全捕捉稅負對資金成本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參考許崇源、俞洪昭、洪盈斌與戚務君 （2000），假設在個人董監事等大股東之所得稅率較一般散戶為高的前提下，以個人董監事持股比例做為個人股東邊際稅率之替代變數，再計算股利稅租稅罰之代理變數。 本研究利用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簡稱TEJ資料庫）取得台灣上市櫃公司2000年至2009年之財務資料，進行迴歸分析。實證結果顯示，因股利所得稅率與證券交易所得稅率差異造成的股利稅租稅罰，會使得權益資金成本上升；而且因為機構投資人較一般投資人享有較多租稅優惠，造成其適用稅率較低；而公司的邊際投資人又多為機構投資人，因此機構投資人持股可減輕股利稅租稅罰造成權益資金成本上升的情形。 / This study uses the empirical model proposed by Dhaliwal, Krull, Li, and Moser (2005)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investment tax on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Dhaliwal et al. (2005) used the top statutory tax rates on dividends and capital gains to get the variable “penalty”; however, it may not perfectly capture the dividend tax penalty. We follow the assumption that individual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may adopt higher tax rate than other individual stockholders (Hsu, Yu, Hung, and ,Chi 2000), then derive the variable “penalty” by using the rate of shares owned by individual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as the proxy variable of individual stockholder‟s marginal tax rate. This study uses the financial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aiwan via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database (TEJ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09 for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vidend tax penalty resulting 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ax rate on dividend and capital gain increase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Furthermor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lways receive more favorable tax treatment than individual investors, making them adopt lower tax rate, and a firm‟s marginal investor is more likely to be an institutional investor, therefore the aggregate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mitigates the increase of cost of equity capital.

有鑑於重大金融犯罪近年漸增，是證券交易法於2004 年修法時，除就第171 條第1 項加重刑度外，更增訂第2 項之規定：以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作為加重處罰條款。然而第171 條第2 項規定生效以來，均處於「雷聲大，雨聲小」的狀態，直至2006 年台開內線交易案爆發後，由於所涉交易金額龐大，始引發探討「是否適用及如何解釋第171 條第2 項規定」之聲。 內線交易規範既在維護證券市場之健全性與公平性，加重處罰規定自應適用在對證券市場之健全性與公平性有嚴重侵害之狀況，「犯罪所得達新台幣一億元」是否足以檢驗出上開經濟法益受重大損害，頗值再為研議。因此，本文係從內線交易規範之保護法益、經濟刑法基本立法原則等面向，重新檢視內線交易加重處罰規定。 且由近年內線交易判決之分析研究，亦可發現實務上運用內線交易加重處罰條款之個案甚少，而據以為論罪科刑的判決中，縱為審理同一案件之歷審間，解讀法條文字之見解亦多有分歧之處，重大爭議案件之被告更乘此百家爭鳴的年代高喊對判決結果及論據之不服，故內線交易加重處罰規定在實務運作上迭生爭議，該規定當中所具之爭執點不亞於同法第157 條之1 之內線交易基本犯罪類型構成要件之探討。就此，本文試圖整理出系爭規定中各具爭議之處，歸納、分析目前實務與學說所提出之看法，並試提出己見。而在研擬現行法適用方式之同時，亦彰顯現行加重處罰規定與內線交易規範本旨出現二致之怪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北市立國民中學自訂「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的過程，瞭解其實施的現況，學校處理學生問題時所遭遇的困境，實施「零體罰」及「解除髮禁」所造成的衝擊，並提出改善策略與建議，俾供教育主管機關、學校行政與教師參考。 研究內容包含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等兩種方法。其中文獻分析的部分，首先探究輔導與管教之法規與適用及其內涵與救濟，然後以英、美為例，探究其他國家之輔導與管教辦法，對照我國過去在相關議題部分之研究文獻。至於深度訪談部分，則以教育主管單位及臺北市各型學校抽樣，選出與本研究問題之業務有直接相關的教育工作者共39人進行深入訪談，將訪談內容加以分析並提出建議。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 各校訂定本辦法時，均能夠遵循國民教育法、行政命令等相關法規，依法定程序與精神辦理。 二、 學校學生常發生之偏差行為可分為四類，包括：學習態度不佳、生活常規不良、違規行為、違法行為等四大類型。 三、 學校在實施本辦法時所面臨的困擾，主要來自：辦法本身的不週延、學生人格特質、家庭因素或學區環境影響、家長的態度、學校行政的效能、以及教師的專業知能等。 四、 「零體罰」政策部分，教育主管單位、校長、訓導人員、輔導人員、教師、家長等，角色職責不同，其看法分歧，亟待整合。 五、 「解除髮禁」政策部分，教師期待學生自律與自愛，能自我澄清髮禁的意義與價值，不要為追求外表的特色而迷失了自我。 六、 受訪者提出多項看法，針對不同困擾的因素，提供各種改進的意見與建議，以提供各相關業務人員參考使用。 /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process in which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develop individual “regulations of student guidance and discipline by teachers,” in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execution of those regulations, the predicament that the school administrators might encounter when dealing with students’ problems, and the impact of implementing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lifting of the ban on hairstyle,” at the same time proposing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which may serve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for future reference. This study adopts two approaches—the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an in-depth interview. In terms of literature review, we first examine current regulations of guidance and discipline, also exploring their inherent compensatory mechanisms. Then, in the light of our studies on some cases of guidance and discipline methods in such western countries as Britain and the US, we re-examined research on relevant issues done by scholars in Taiwan in the past. And for the in-depth interview, we choose among education authorities and junior schools of all sizes in Taipei, and base our study on a sample of totally 39 educators directly related to our research question. An analysis of the result of the interviews is made, and suggestions offered accordingly.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In making the aforementioned regulations,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s are able to abide by the Statute of Civil Education and related governmental codes, executing such regulations within the confines of legality and justice. 2. Common deviant behaviors among junior high student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4 major types—bad learning attitudes, awful daily routines, behavior against regulations, and behavior against the law. 3. The problems schools face when executing such regulations are mainly due to: the inadequacy of the regulation per se, the students’ personalitie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or learning environment, parents’ attitude, effectiveness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s, and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4. In terms of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there are separate roles to play for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 principals, school discipline staff, school guidance staff, teachers, and parents, and their ideas about this policy differ greatly and need to be integrated. 5. As for he policies on lifting the ban on hairstyle, the teachers expect their students not only to exhibit self-discipline and self-respect, but also to appreciate the meanings and values of the ban on hairstyle instead of blindly seeking beautiful appearances while losing their selves. 6. The interviewees offer various viewpoints on how different kinds of problematic situations can be improved, thus providing related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with future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