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探討跨國銀行前往新興國家海外直接投資(FDI)的決定因素，選取21個國家做為新興國家的代表，以這些國家最大金融中心的外國銀行海外擴張次數代表此國家吸引跨國銀行前來投資的能力，再以歐元國家風險指標、EIU國家風險指數、貪腐印象指數、政府效能指數、每人國民所得、總人口、國內放款占GDP、公司市值占GDP、識字率等九個變數呈現新興國家在各個面向的情況，即本研究要探討的決定因素。透過圖表分析及實證研究發現國家風險高低、貪腐程度、政府效能等制度面、政治面的因素對跨國銀行設立海外據點的影響不大；每人國民所得、總人口數、識字率則對跨國銀行設立海外據點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代表跨國銀行前往新興國家直接投資時，會考量此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國家規模、教育文化程度等。另外利用公司市值占GDP來代表直接金融市場規模，則對跨國銀行設立海外據點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但使用國內放款占GDP來代表間接金融市場規模，則對跨國銀行設立海外據點影響不顯著。代表跨國銀行前往新興國家直接投資時，並不在意此國家的間接金融市場規模，反而在意此國家的直接金融市場規模。

本文研究外資進入與亞洲融風暴對於本土銀行業的影響，在所選取的樣本中，我們發現國際化會提升銀行的獲利但不見得改善營運的效率性與穩定性。實証結果也不支持亞洲金融風暴對於亞洲銀行業有顯著影響的假說。同時發現市場的集中程度對於銀行業的獲利有些微影響，主要是關於銀行的訂價能力。最後，就所選取的十一個亞洲國家中討論，本文顯示在樣本時間點內，外資進入本土市場設立分行對於本土的效率性與穩定性的影響並不顯著。 /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effect of foreign banks penetration and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banking sectors in Asian countries. We find that internationalization improves the profitability of banks in our sample countries, but not necessarily improve their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Our empirical results do not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Asia Financial Crisi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Asian banking sectors. We also show that, bank concentration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banks, and it was related to the pricing ability of banks. Lastly, ou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is insignificant effect of foreign bank penetration on the efficiency and stability over these eleven Asian countries during our sample period.

依據Schein(1992)之理論，組織文化是一個組織中的成員所表現於外的共同行為模式，以及他們所共享的一套有系統的共同規範、價值、與基本假定的組成。其中，基本假定更是一個文化組成的核心要素，更是一個組織文化如何呈現的主要之基礎架構。基此，組織文化，可用於理解組織對於倫理規範的界定，並且能夠預測組織成員的倫理行為(Trevino, 1990; Trevino, Butterfield and McCabe, 1995)。 組織文化的精髓在於它是組織中的成員所共享的一套有系統的信念、規範與例則，由於組織文化具有這樣的特殊性，因此組織文化除了可以用於敘述組織的倫理環境，並且可以用來預測組織成員的倫理行為之外，更有一些學者(Sims, 1992; Hunt et al., 1989; Fudege & Schlacter, 1999; Hunt & Vitell, 1986, 1992) 基於研究指出，組織的倫理性組織文化能夠影響組織成員的倫理決策以及倫理行為，而這主要是因為組織所抱持的道德理念即是由組織文化所設定的。倫理性組織文化藉由人才篩選以及社會化的機制，可以控制組織成員的行為使之符合組織文化於倫理方面的規範與假定。這意味著若是組織文化中，含有倫理價值及道德規範等內涵，並且能夠建立一個鼓舞並且獎勵倫理性行為之環境或是建立起一個有益於促進倫理行為的倫理性組織文化，則可使組織之成員更傾向於讓行為符合倫理規範，並可預期員工的績效將會表現得更符合組織目標。則能夠促進組織成員展現出相應的倫理行為。因此，倫理性組織文化的確是是否會發生反倫理行為的重要決定因素。 而依據Trevino(1986)以及Douglas等人(2001)的觀點，倫理文化實受到領導者之領導行為影響甚巨。在領導與管理實務運作的過程，以及過程中所倡議的價值觀點，都會對於組織文化產生影響，甚至造成文化上的變動、衝突。 根據上述之理論，以及前述個人之研究動機，本文所欲研究之對象即是領導者之領導行為與倫理性組織文化的內涵之影響間的相關性，因此，本文期達成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究領導者的領導行為是否與倫理性組織文化之形成有關？ 二、 確認倫理性組織文化對於組織成員之行為是否有正面之影響？ 三、 探討既存之倫理性組織文化與後續領導者之領導行為的互動性情形為何？ 基於上述之研究目的，可以導出幾個基本的研究問題： 一、 組織文化的價值內涵是否真的共享於組織成員之間？ 二、 組織文化是否會改變組織成員的倫理觀點與信念？ 三、 組織文化是否真會影響組織成員之行為？ 四、 倫理性組織文化的形成是否受到領導行為的影響？ 五、 領導者替換後，組織文化會否因而受到衝擊？組織文化若受到衝擊，是否會造成改變亦或是組織文化改變了繼任領導者？ 依據上述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為基礎，經由文獻探討以及進行實地觀察、深度訪談研究之後，作者共提出八點研究發現，並根據研究之發現，提出相應之建議。

本研究以敘事典範「人是喜歡說／聽故事的動物」之觀點，思考「旅行書寫」是否具有別於旅遊報導（資訊記實性）與旅行文學（想像文學性）之敘事規則，旨在探析旅行書寫「說什麼故事」及「如何說故事」，除以敘事理論判讀故事內蘊元素外，並以言說分析釐清作者運用哪些技巧及架構組成故事作品。 資料分析顯示，旅行書寫之主題及核心情節均以「旅行場景」為主要描述對象，異地既存資料（如歷史事件）則安排於衛星情節補述。為了呈現故事情節之節奏起伏，不同作者各就核心情節與衛星情節搭配不同技巧組合之「觀景窗」，其中又以「言說時間」為主要操作概念。此外，言說架構分別對應核心、衛星情節觀景窗之互動關係，亦即言說命題與結構運用其所內含「宏觀─微觀規則」之階層特性安排故事素材，藉此凸顯或淡化各項「旅行經驗」而成「旅行故事」。 本研究自故事元素、言說技巧及言說架構之扣連狀態亦發現，旅行書寫之主要敘事目的在於呈現及傳達旅者實際經驗以塑造旅行之語言情境，而非條列式轉述異地基本資料。

本研究旨在瞭解台灣省北區五縣市國民中學校長轉型領導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關係，為達此目的以問卷調查法為主進行研究。以多階段抽樣方法從北區五縣市國民中學抽出634位教師進行問卷調查，並以因素分析、t考驗、變異數分析與事後多重比較、結構方程模式SEM等統計方式進行考驗，獲得以下結論： 一、台灣省北區五縣市國民中學之教師對校長轉型領導行為之覺知為中上程度 二、台灣省北區五縣市國民中學之教師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覺知為中上程度 三、台灣省北區五縣市國民中學教師之不同教育程度、擔任職務在校長轉型領導有所差異，而教師之不同性別、年齡、服務年資、身份、學校規模在校長轉型領導則無差異。 四、台灣省北區五縣市國民中學教師之不同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擔任職務在組織公民行為表現上有所差異，而教師之不同性別、身份、學校規模在組織公民行為表現上則無差異。 五、就模式適配考驗，本研究所建構之模式與資料獲得適配 六、台灣省北區五縣市國民中學之校長轉型領導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是有直接影響關係。 根據問卷調查結論及訪談結果，提出下列建議以供參考： 一、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一）鼓勵校長在職進修，提升領導能力 （二）以轉型領導作為學校校長進修之課程 （三）培養校長領導魅力，營造良好組織公民行為 （四）鼓勵學校教師兼任行政人員 二、對校長的建議 （一）加強轉型領導的作為，改善學校組織氛圍 （二）培養領導魅力，發揮領導功效 （三）鼓勵教師兼任行政人員 （四）積極輔導新進教師，展現組織公民行為 關鍵詞：轉型領導、組織公民行為

台灣資訊業在1980年代以後隨著美國資訊市場蓬勃發展而快速成長，當時國際知名品牌電腦系統的銷售價格高出自行組裝的電腦系統價格甚多，因而帶動了電腦零組件產業的蓬勃發展。 現今，因全球經濟、產業結構及科技發展的轉變，導致電腦零組件的需求降低，價格下滑。為此，專注於零組件設計製造的建碁公司遭遇產業競爭的轉型壓力。 經實際參與建碁公司的業務經營及利用學術界的五力分析和策略行銷4C成本理論，來分析產業趨勢及建碁公司的發展現況、優缺點，及核心競爭力，藉以尋找轉型發展的模式。 經研究結果顯示，建碁公司的零組件業務應優先降低消費者的外顯單位效益成本及持續經營AOpen品牌以降低消費者的道德危機成本。同時因建碁公司領先進入小型化準系統的產業，所以在外顯單位效益成本及資訊收集成本尚屬領先其他競爭對手，故應將開發設計能力加強於產業競爭性較低且利潤較高之小型化準系統，以持續降低消費者的外顯單位效益成本。並與Intel合作以降低消費者的道德危機成本，及提供整合應用的功能增加購買者的專屬陷入成本。再者除零售市場外，加強開拓電腦應用相關市場的需求，將是建碁公司未來發展的重要策略選擇。

過去幾年銀行過度（overbanking）成為國內銀行報酬率下跌的最大原兇，然近期多家金融業者仍競相透過整併方式擴大分行通路與市占率，分行數目的多寡又成為金融業者關注的焦點。這說明在顧客與銀行往來上，實體通路仍有其影響力及必要性，特別是財富管理業務之興起，與顧客面對面的接觸及交流對於業務之拓展尤其重要，分行的價值因此重新受到重視。 過去國外區位研究相關文獻，多以經濟觀點如人口特性、競爭因素、分行特性等作為指標，以測度區位與經營績效之相關性，而國內銀行營業據點區位相關文獻則多探討分行區位因素、設點決策流程或經濟規模與否，目前尚無相關文獻探討銀行理財手續費收入與區位要素之關係。本文採用分行所在地人口數為地區覆蓋率的衡量指標，以台灣地區22縣市161家分行資料，使用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進行實證估計。研究結果發現地區覆蓋率係數估計值為正相關，惟不顯著，此應與金融機構於各縣市設立分支機構時，即以該縣市區域內人口數相對較多之鄉鎮（區）為設點之首選，此一選擇標準縮小地區覆蓋率之差異，而無法顯現出地區覆蓋率對分行理財手續費收入之影響。 在本研究中同時加入實證模型的其他解釋變數對於銀行理財手續費收入有顯著的作用，包括了地區財富度、本行分行數、分行租金與銀行理財手續費收入具有正向效果，而競爭對手分行數及分行商圈範圍則不利於銀行理財手續費收入之成長。 / Overbanking once caused low reward for domestic banks. Recently, however, many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FHC) struggled to increase branches and market share through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t indicated that physical stores are of influence and necessity, especially for emerging wealth management business. Most foreign literatures on branch location research measur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ranch location and operation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population, competition and branch feature, etc. On the other hand, most domestic literatures focused on branch location features, decision-making flow and economic scale, etc. This is the first work that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alth management handling fee and branch location. This work uses population of branch location as measurement of area coverage, and takes data of 161 branches from 22 counties in Taiwan.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method is used for empirical estima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area coverage and the estimation are positive (though not strongly) correlated. The reason should be that branches are chosen to locate at places with more population than others, and this criterion stops us from observing the influence of area coverage on handling fee income. This work also includes other explanation factors that have evident effect on handling fee income. Area wealth, number of self-owned branches and branch rent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handling fee income, while number of competitor's branches and shopping district around branch suppress the growth of handling fee income.

本研究利用台灣證券交易所1992到2006年的投資人成交資料，來研究散戶投資人之交易偏好是否隨時間經過而改變的原因。本研究結果顯示散戶投資人買進股票時對於股票特性的偏好（如本益比、規模、帳面價值對市價比等）會隨著時間經過而改變，此外每個年度買進股票的數目並非隨時間經過而維持一致。最後每年度均在市場交易的散戶投資人，其選擇股票的偏好傾向高周轉率、低報酬率標準差、以及高帳面價值對市價比的股票，顯示持續參與市場的投資人，其買進股票的行為較為傾向風險趨避。 / In this paper, investors’ trading records from TSEC for the period from 1992 to 2006 are used to do the research about whether the preferences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have changed from time to time. Also,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uying preferences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such as P/E ratio, size, and book-to-market ratio, changed year by year and their numbers of purchased stocks also changed every year.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takes the individuals who traded every year as samples to trace their behaviors, and the result shows they preferred to stocks with high turnover ratio, low standard deviation of stock return, and high book-to-market ratio when they were picking stocks. From this result implies that individuals who consistently participated in the stock market behaved as risk-averse investors.

台灣目前行動電話市場已趨向飽和，所以已經擁有了高普及率，那麼高使用率就是下一階段該努力的方向。而加值服務就是促使高使用量的關鍵。 加值服務讓行動電話從「耳朵的時代」轉變成「眼睛的時代」，不再只是接打電話的工具，而是可以下載電影、聽音樂，甚至行動電話不再是工具，而是個人代表。 行動商務的運用需要三個條件。基礎建設的創新、加值服務的應用與手持式裝置的成熟。基礎建設的創新是要讓無線網路的技術穩定、快速且全面無死角，才有辦法談到後續的加值服務。其次是加值服務的應用，加值服務的應用不需贅言，他會是加值應用服務的核心，其必須滿足使用者的需求才有意義。最後則是手持式裝置的成熟，其中包括顯示方式、大小及格式相容等問題。 在強調以人為本的現代社會，行動電話也將從人出發，滿足使用者的需求。所以Mobile 2.0就這樣出現。 所以本研究將以Mobile 2.0概念出發，研究未來行動商務的應用和可能發展的硬體裝置。 / The mobile communication market in Taiwan has reached saturation with cell phones being readily accessible. The focu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hence points to increasing the usage of such communication devices, and the key lies in the introduction of accessorial services. These accessorial services allowed telecommunication to evolve from the “age of hearing” to the “age of visualization”. Communication devices no longer serve to simply communicate, but also to download movies and to listen to music. They are no longer used as tools, but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user. There are three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 in business: infrastructure, accessorial services, and hardware installation. A well-established infrastructure involves a stable, efficient, and well-covered wireless network and enables the use of accessorial services. The application of accessorial services must fulfill the customer's needs. In addition, the installation of hardware must be well developed to be fully compatible between differences in size, graphics, formats, etc. With the modern society taking the idea of individualism as the center, communication devices will do the same to fulfill users' demands. This is the idea behind "Mobile 2.0."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ideas of Mobile 2.0 to study future business applications and hardware accessories.

現今學校行政運作，在民主開放的風氣中，教師法的通過、教師會的成立、教評會的設置，校園更形紛擾多事，學校行政的領導，與往昔完全不同，「自主式領導」會產生多重領導、目標無法落實的弊病；而「集權式領導」 雖重視效率、紀律、 競爭力強，卻也因此忽略人性化的個人需求。 如何讓學校行政能順利推展，領導的理念與策略就更形重要，研究者欲藉韓非領導哲學之探究，古籍新用、活用，賦與學校領導時代新意，解決學校行政領導統御的問題，提升學校行政效能。 為達到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採用歷史研究法、文獻分析法為主要研究方法。本研究試圖從韓非領導學說中歸納出一套可行的領導模式。在建構此領導模式的基本架構時秉持著「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想法；參酌西方領導的特質論、行為論、情境論，將韓非在領導學說中任法、用術、集勢中的核心思想作一分析整合，藉此建立韓非領導學說之系統，提供學校行政領導新的啟示與方向，經研究後獲致以下結論： 一、領導人宜具備之人格修養為：（一）重於公利；（二）因法致強；（三）公平無私；（四）信賞必罰；（五）無為虛靜；（六）力守沉默；（七）中才之資；（八）權謀方術。 二、領導者宜採行之領導行為：（一）易知易行；（二）職權分明，負責盡職；（三）因材器使，初任試用；（四）專任責成，養用合一；（五）升遷有序，進退有據；（六）舉賢不避親仇（七）形名之道（八）參伍之術；（九）通權達變；（十）合參審驗；（十一）力求功用；（十二）防姦之術 三、領導者宜採行通權達變之領導原則：（一）依法授命；（二）力求功用；（三）順應時勢；（四）量能授職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與結論，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國民中學、教育行政機關、個案學校以及未來研究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