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劇改編自真實故事，以一位非洲鼓手為主角，描述他教姪子們打鼓，幫助他們走出喪父的陰霾，同時也化解自己與爸爸對立的關係、使家族情感重新凝聚的故事。從劇情中帶出一些普遍存在的生命經驗及困頓，以及在面對時所抱持的態度及過程，期能作為人們生命教育中的一環。 本文共分創作論述、劇本及附錄三個部分。論述的部分首先說明了〈鼓動人生〉故事的創作背景，並整理了親子教養觀、音樂治療、街頭表演藝術等相關文獻；其次為人物小傳、情節設計與先前故事，最後以創作心得及回顧檢討作結。附錄則為分場大綱。 / The film script is adapted from an authentic story, describing a drummer teaches his nephews how to drum in African style in order to help them ride out the grief from their father’s death. In the meanwhile, he also reconciles the conflict with his father, and cohered family bonds. In the script revealed are some commonly-existing life experience and hardship, the process in which difficulties are eventually overcome. Th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as displayed among the family members shows courage and can serve as a life education for the audience. The thesis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literature review, script and appendixes. In the first part,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ory is mentioned, and then documents of parent-child upbringing, music therapy, and street performance are researched and filed. And the following are the life story of each role, the plot design and a prelude. And then an overview of the script writing is presented. In the end, the outlined plot is displayed in appendixes.

本論文以探討日治時期臺灣人民間的婚姻、親子關係及與戶籍制度之關聯性，並將時空背景延伸至臺灣光復後，與甫施行於臺灣之中華民國民法親屬編間所產生的新舊法體系適用的問題。並以現今法院處理日治時期台灣人民間所生之婚姻、親子關係為案例，作為分析並歸納出法院於處理類似案件時所適用之準據法為何？臺灣自1895年甲午戰爭後便成為日本統治領域之一部份，法律上主權自然移歸於日本之管轄範圍，理當成為日本法律所適用之地域。惟在統治初期因有感於對於臺灣本島事物未能有全盤之了解，因此在法律適用上仍依臺灣舊慣；而隨著開始一連串對於臺灣舊慣調查活動的進行與蒐集相關研究報告等，便一步步將日本本國法律適用於全臺，惟對於臺灣本島人民間的親屬及繼承事項仍依舊慣。即使在後期內地延長方針之政策下，仍未將日本民法親屬編適用於臺灣人民。只能藉由總督府法院以判決方式或以日本民法為條理，將臺灣人民之舊慣改造成為符合日本明治民法精神之家族制度。 尤其隨著戶口制度的建立而將日本家制中「戶主權」概念引進臺灣本島，其不僅取代了中國傳統家族制度中的家長權與尊長權，更顯現出日本殖民政府欲藉著戶口制度之展開在臺灣建構出與日本本國相同的家族制度之企圖。但其卻忽略了臺灣的家族關係與戶口制度並無關聯，因此在未能適用日本民法及戶籍法之規範，且又未針對臺灣人民間訂立一有效民事法源使得家族法制化之情形下，光憑戶口規則之規範難以與臺灣家族制度相互連結。最後則是出現戶口登記事項與家族法律關係無涉，是否發生身分上效力仍得依實際情形判斷之矛盾局面，則該判斷之方式已從最初之臺灣人民舊慣改變成為經總督府法院判決中所認可之習慣與法理。此一準據方式的改變，亦造成了光復後對於日治時期臺灣人民間家族關係認定的困難性，於判斷時應以日本總督府府法院判決為依據、或是臺灣人民之習慣、又或者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所編之「臺灣私法」以及日本總督府法院法官姉歯松平之論著為準。此一問題並未隨著日本統治結束而消失，反而隨著時代的更迭而彰顯出其所面臨的困境。

本研究旨在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學前幼兒，其父母教養態度、親子互動與幼兒情緒能力的差異情形；另外亦試圖瞭解學前幼兒父母之教養態度、親子互動對幼兒情緒能力的預測力。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工具包含「父母教養態度量表」、「親子互動量表」，以及「幼兒情緒能力發展量表」。研究對象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方式，於台北市12個行政區進行抽樣，最終取得公、私立幼稚園217位4-6歲之學前幼兒其父母填答的問卷；所得問卷以敘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階層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主要研究結果及發現總結如下： 一、幼兒整體情緒能力為中上程度，以「情緒察覺與辨識」之能力表現最好，「情緒理解」與「情緒表達」均較「情緒調節」佳。 二、父母在教養態度四個類型中以「專制威權型」最多，「忽視冷漠型」最少。 三、父母與幼兒的親子互動關係偏向「情感性」，有良好的互動情形。 四、不同職業的母親，在教養態度的「專制權威」、「忽視冷漠」兩個層面有顯著差異。母親的職業為家管較傾向「專制權威型」；職業是服務業的母親傾向「忽視冷漠型」。 五、不同「家庭每月總收入」之家庭，在整體教養態度及「開明權威」層面達顯著差異；每月總收入愈高之父母，愈能採取「開明權威」之教養態度。 六、「5~6歲」幼兒「情緒調節」能力優於「4~5歲」，女童在情緒能力整體、「情緒察覺與辨識」、「情緒的調節」層面顯著優於男童。 七、「父母教養態度」、「親子互動」對幼兒的情緒能力有顯著預測力。父母教養態度中之「開明權威」型和親子互動之「情感性」層面能顯著預測幼兒情緒能力中之「察覺與辨識」、「情緒表達」與「情緒調節」，且皆為正向影響。「忽視冷漠型」之父母教養態度對情緒能力中的「情緒理解」能力有顯著預測力，且是負面影響。 最後，本研究根據分析結果，提供相關建議給家長、教育工作者、教育單位及未來欲從事相同主題之研究者。 /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were to analyze the data of the "Parents’ Rearing Attitudes",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 Children’s Emotional Competence" between different backgrounds; explore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the Parents’ Rearing Attitudes,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on Children’s Emotional Competence. To accomplish these purposes, the methods adopted were using a questionnaire to collect data. Three scales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following constructs: "Parents’ Rearing Attitudes Scale",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Scale" and "Children’s Emotional Development Scale". The samples in this survey consisted of 217 kindergarten children with the age from 4 to 6 years old and their parents’ from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in Taipei.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One-Way ANOVA"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overall emotional competence performance of the children are at the middle-up level, the “Emotional Awareness and Recognition" level have the best performance, better than ''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 Emotional Regulation " has the lowest performance level. 2. Of the four types of Parents’ Rearing Attitudes, the most adopted is the "authoritarian" type, the least adopted is the "neglectful" type. 3. There are good interac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 and the interactions tend to be "emotional". 4.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arents’ Rearing Attitude type ("authoritarian" or "neglectful") when the mother has different occupation. Housewives tend to have a more "authoritarian" Parents’ Rearing Attitude, while mothers in the services sector tend to be more "neglectful". 5.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overall Parents’ Rearing Attitude and the "authoritative" Parents’ Rearing Attitude when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monthly income. Families with higher monthly income tend to have "authoritative" Parents’ Rearing Attitude. 6. The ''Emotional Regulation Competence '' of 5 to 6 year olds is better than than 4 to 5 years olds. The overall emotional competence '' Emotional Awareness and Recognition", ''Emotional Regulation '' levels of girls are significant better than boys. 7. The emotional competence of young children could be predicted by the parents’ Rearing Attitude and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 ''authoritative'' factor of parents’ Rearing Attitude and the ''affective" factor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 Emotional Awareness and Recognition" ,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 of the emotional competence of young children , and the “neglectful” factor of parents’ parenting attitude was predictive of ''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has a negative impact.

本研究採經驗敘說內涵的探究，以探究兒童的世界及文化為出發點，將手製娃娃作為對象，透過它的製作經驗來探討其在童年親子關係上之意涵。除從歷史文獻檔案資料中爬梳理解其意涵，主要選取在1993年從臺灣社會中發展的「媧豆兒布娃娃工作坊」參與媽媽為對象，進行其縫製歷程當事人對此經驗敘說內涵的解讀，從中理解詮釋出媧豆兒布娃娃在母親意義世界中的畫面及在童年親子關係之建構。 /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experience, it is a starting point based on the world of children and culture, the handmade dolls as the object, through its production experience to explore their meaning in the childhoo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addition to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ary information, mainly selected the mothers of participants from the “handfpuppen workshop", which was developed from Taiwan society in 1993, to explore the subject matter and the study. To the sewing process of the parties to this 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 of experience. Try to understand the handfpuppen in the mother’s world meaning and to construct of the childhoo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反於真實血緣之認領是否有效，涉及實體法上認領要件之判斷，本文整理學說及實務爭議，建立在認領需有血統聯繫下進行一串之討論。在民法有認領否認、撤銷認領等相關規定，而舊民事訴訟法規定認領無效之訴、撤銷認領之訴之情況下，實務見解關於無血緣聯繫之認領如何認定與處理。家事事件法於101年公布施行，增訂確認親子關係存否事件，遂刪除民事訴訟法人事訴訟程序相關規定，是否以確認親子關係存否訴訟取代認領無效之訴，本文整理實務及學說見解一併說明。 家事事件具多樣性，個別事件亦有其特殊性，有將各事件類型化必要。因血緣有無而爭執認領有效與否，而提起確認親子關係存否事件應有其個別程序法理適用。而應注意係當事人適格之討論，本文就原被告身分不同，而加以分類歸納實務判斷確認利益之標準。又認領制度重視客觀真實，本文亦討論導入血緣鑑定直接強制之可能性。文末，因該爭議提起之救濟與其他事件類型合併提起情況甚多，遂整理相關實務見解探討與瞭解法院之適用。藉由此本論文嘗試整理反於血緣認領救濟程序上學說及實務爭議，欲提供其輪廓。

本論文計一冊，約四萬餘字，內含五章：第一章說明研究的動機與目的、名詞詮釋及 研究限制，第二章則綜論測試焦慮的性質以及各變項與其間的關係，第三章說明研究 設計及統計處理、研究對象、工具及實施程序，第四章則按研究假設陳述研究之發現 ，第五章則針對研究發現做進一步的討論及建議。 本研究以國中三年級學生所預想的聯考情境焦慮反應為測試焦慮的指標，並以積差相 關，變異數分析、多元逐步迴歸探討各變項與其間的關係，聯合各變項可預測其三分 之一的變異量，又因測試焦慮不同於特質焦慮，會在不同的校別與班別間存有差異， 故校際與班際情境因素可能係影響其他變異量的重要因素，有待進一步的探討。男、 女生及、前後段班間預測項不同，預測項間預測項不同，預測項間且存有交互之作用 。

根據艾瑞克遜（E. H. Erikson ）發展階段論，青少年階段主要的發展任務為性別角 色的肯定與事業的選擇。有鑑於高中學生於此發展階段中，其性別角色與事業雛形的 建立，深受教師及父母的影響，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在於探討教師、父母對高中生性 別角色、事業與家庭取向之期望與高中生在這一方面自我期望之關係，據以驗證教師 期望的理論，並提出結論與建議，作為增進師生與親子關係之參考。 本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為緒論，敘述作者之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第二章為 文獻探討，乃就有關文獻，探討教師期望、父母期望與自我期許之相互關係，以為本 文之理論依據。 第三章為研究方法，係將本研究之樣本、研究工具、實施步驟、統計方法等作詳細說 明。第四章為結果與討論，乃就所得資料之統計結果，進行分析、討論。第五章為結 論與建議，即根據理論探討與實證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並提供進一步研究之參考 。

一九九七年複製羊桃莉之出現，曾引發當時國際社會之震驚，由於不同動物之複製技術相似，人們開始顧慮複製人可能於未來出現，導致現有社會倫理及法治規範受到衝擊。因此，本文研究方向主要有二，其一係探討如何有效管制複製技術之實施，其二則是研究倘若複製人誕生，其法律上之身分關係應如何認定。而研究範圍又可分為三個部分：（一）闡述血緣之意義，並就現行民法婚生制度相關爭議加以介紹；（二）探討複製人引發之宗教、倫理爭議，同時比較國內外相關法規，以尋求合理之管制模式；（三）探討人工生殖下子女之婚生性認定標準，並以此為基礎研究複製人身分如何認定。 　　在章節安排上，第一章緒論為研究動機及研究方向之介紹，並對論文結構進行概要之說明。第二章分別由生物學及社會學角度，說明血緣關係之認定標準、血緣對於生物行為之影響，以及生物個體間如何辨別血緣關係。同時，本章亦將介紹血緣與社會團體之關係、血緣對於社會行為之影響， 並以我國社會制度作為血緣影響力之檢驗對象。最後，本章就與血緣相關之婚生推定及否認制度予以介紹。第三章先就不孕症與現行人工生殖技術之意義及態樣加以介紹，並闡明相關專業名詞，接著則是介紹近年來熱門之複製技術，其中除了技術原理及操作過程之解釋外，亦將對其發展過程及可能用途予以說明。 　　第四章針對宗教及倫理爭議加以探討。在宗教爭議方面，分別從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及伊斯蘭教之觀點，闡述其對於複製人之看法；而在倫理爭議方面則將就醫療倫理、人性尊嚴、家庭倫理以及社會秩序四個方向進行問題整理研究。最後再以我國宗教及倫理觀念來探討複製人之相關問題。第五章先就國際間之複製技術法規進行介紹，並對其管制模式及效果加以比較，再來則針對我國「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胚胎幹細胞研究的倫理規範」、「醫師法」、「醫療法」、「人工生殖法草案」及「人權基本法草案」等法規及法律草案進行檢討，並比較國內外立法例之優缺點。 　　第六章先就血統、分娩與婚生推定等傳統婚生性標準之主張，以及人工生殖目的、當事人意願、契約與子女最佳利益等事項加以比較，並歸納人工生殖子女之最佳婚生性依據。之後，基於複製技術與人工生殖技術之相似性，就先前歸納結果析述複製人之身分認定問題。最後則試圖從複製技術之正面意義，探討其作為合法人工生殖技術之可行性。第七章為結論，乃歸納先前各章討論之結果，對我國婚生制度為整合性之闡述，並對複製技術之規範方式及身分認定進行總結。

本研究旨在探討犯罪青少年在父母婚姻衝突、父母管教方式、親子依附安全感與其外向性行為問題上之關係，是否父母婚姻衝突會透過父母管教方式，影響到親子依附安全感，最後導致孩子外向性行為問題的發生呢？或是父母婚姻衝突只透過親子依附安全感，進而影響到孩子外向性行為問題的發生呢？並探討不同性別的犯罪少年在父母婚姻衝突、父母管教方式、親子依附安全感及外向性行為問題上的差異情形，及犯罪青少年知覺父與母的管教方式、親子依附安全感上的差異情形。本研究採自陳問卷調查法，樣本選取自接受感化教育之「桃園少年輔育院」及「彰化少年輔育院」之犯罪青少年，得有效問卷：男生160份及女生53份，共計213份，將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t檢定及徑路分析的統計方法來進行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1）女生知覺其父母婚姻衝突程度較男生為高。女生知覺到母親矛盾的管教程度及父母紛歧的管教程度都較男生為高，但男生知覺到母親期望的管教程度較女生為高。男生知覺到父親的信任、溝通程度及母親信任的程度都較女生為高，但男生知覺到父親的疏離程度較女生為低，且男生知覺到父親整體的依附安全感較女生為高。男生外向性行為問題的程度較女生為高。（2）犯罪青少年知覺父親在拒絕、矛盾、嚴格的管教程度上比母親高。犯罪青少年知覺父親在信任、溝通分量表及整體的依附狀況上都比母親低，但父親在疏離分量表上比母親高。（3）父母婚姻衝突會透過父母管教方式，影響到親子依附安全感，但親子依附安全感並未影響到孩子外向性行為問題的發生。（4）父母婚姻衝突會直接影響到親子依附安全感，但並未透過親子依附安全感，影響到孩子外向性行為問題的發生。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討論與未來研究及實務工作上之建議。

本研究探討兒童在給予非優先應答時所採取的語用策略，以及母親在接續的對話中所給予的回應。研究的語料來自於一名以漢語為母語的四歲兒童與她的母親之間的日常對話。在分析的資料中，我們將非優先應答區分成拒絕和異議兩類，分析之後，結果發現受試兒童採取六種不同的語用策略來表達非優先應答，分別為(1)直接否定(simple negation)、(2)理由(account)、(3)挑戰(challenge)、(4)修正(correction)、(5)部分認同(partial agreement)、(6)反請求(counter-request)，而受試者的非優先應答往往結構簡單，內容直接而缺少修飾，雖然她在否定或提出異議時，能給予進一步的解釋，但是她所提出的多為以自我為中心的理由。另外，母親在面對受試者直接的拒絕或異議時，多半會以下列三種方式回應：一、再次陳述自己的要求或想法，二、提供更多的解釋來說服對方，三、提出問題要求對方進一步說明拒絕或不同意的原因，以上的三種回應策略都使母親有再一次的機會來說服受試兒童接受她的要求，或者同意她的想法。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children’s pragmatic strategies of delivering dispreferred responses and also how the mothers reacted in the subsequent turns. The data analyzed are a Mandarin-speaking four-year-old child’s natural conversation with her mother. In the observed verbal exchanges, the subject child’s dispreferred seconds are categorized into refusals and disagreements. After careful examination, six pragmatic strategies are identified in the dispreferred turns, namely, simple negation, account, challenge, correction, partial agreement, and counter-reques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child’s dispreferreds are generally simple in structure, direct and unmitigated in force. Though she was capable of providing accounts for her refusals or disagreements, the reasons she gave are mostly self-oriented and serve to express her non-compliance and disapproval. As for the mother’s subsequent responses, it is found that facing the child’s direct and socially disruptive seconds, the mother generally targeted at her previous turn and attempted to carry on the prior illocutionary force. When her directive or statement was refused or denied, she tended to responded with reformulations, persuading remarks or queries, which elicite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dispreferred acts. All of these three strategies provided another chance for the achievement of compliance or agre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