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應用譜相方法探討混合（ｐ，ｑ）階自身迴歸移動平均模式，即ＡＲＭＡ（ｐ， ｑ）模式，參數的漸近有效推定。進而考慮附加外生變數後的擴大模式，其分別在純 量型和向量型下的推定。第一章，緒論。第二章，純量型ＡＲＭＡ（ｐ，ｑ）模式之 參數推定，說明在漸近有效的意味下，如何經由傳立葉轉換過的觀測資料來推定移動 平均ＭＡ（Ｐ）模式，並據以推定純量型ＡＲＭＡ（ｐ，ｑ）模式。第三章，純量型 ＡＲＭＡ（ｐ，ｑ）附加外生變數模式之參數推定。討論在第二章純量型模式中，頍 外加進一組外生變數後，模式的漸近有效推定。第四章，向量型ＡＲＭＡ（ｐ，ｑ） 附加外生變數模式之參數推定。乃應用張量符號，將前一章之模式推定推廣到向量型 。第五章，模式參數之Newton-Raphson等價推定。說明以Newton-Raphson計算法，如 何獲致與前幾章相同的漸近有效推定量。第六章，應用與結論。

本文主要在於探討如何建立一個適當線性迴歸模型。為充分了解整個模型之建立過程 ，本文實際從事一個案研究，從實際作業過程中，配合理論，敘述線性迴歸模型建立 的方法與步驟。 第一章：敘述迴歸模型之基本假設及研究內容。第二章：先概述所欲研究之個案及有 關資料之取得，並敘述整個模型建立之程序；然後針對此個案研究，討論如何應用變 數變換方法及殘差分析來建立適當的線性模型。同時撰寫殘差分析畫圖法及有關分析 之程式，附於本文附錄中。第三章：討論選擇最佳線性迴歸模型之方法。利用選擇獨 立變數子集計算技巧中之所有可能迴歸法及逐步迴歸法對本個案進行子集選擇，並討 論兩種方法之改進與其他計算技巧之比較。第四章：結論。

研究目的：透過對中共外交決策過程中變數之相關性的分析，以求了解： 1.中共對國際社會的反應能力 2.其外交決策過程中，政治體系對環境之負擔能力之界限。 3.中共外交政策的性格。 第一章：導論 第二章：中共外效政策的背景及性格 第三章：中共與日本的政治與經濟關係 第四章：中共外交決策過程中變數之相關性 第五章：評價 第六章：結論

第一章: 前言介紹本文之主要內容以及所用的觀念。 第二章: 說明線性分類程序之概觀。 第三章: 討論機率預測值與個體值的關係。 第四章: 明列分對個體比率的上下限期望值。 第五章: 提出二元變數之機率預測值未知時的處理模型。 第六章結論。

全文共分為五章, 首章為緒論, 末章為結論。 第二章為選擇準則, 說明各種準則函數 ,此為挑選變數與比較方程式優略之依据。其 內容有殘差平方和, 多元相關數平方R2及-R2、 誤差平方總和CP、平均預測變異量JP 、預測平方和等。 第三章為基本技巧, 其含有所有可能迴歸法、最優法、逐步迴歸, 并說明各技巧之特 性及優缺點, 以及計算步 。 第四章為應用技巧, 利用偏估計式之特性, 將之和基本技巧相結合, 此外尚有因素分 析及集群分析法。偏估計式中有主要成分分析、脊迴歸。

銀行向為金融中介重要的角色，且其經營良窳影響廣大的社會民生，所以銀行的經營績效評估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議題。但由於銀行業不同於一般產業，若直接採用銀行公開的財務報表將會有誤導作用。於是本研究即試圖以會計原理與邏輯推理還原變數原貌，並以合理的統計方法解讀還原後的財務報表變數，以得出策略涵意供管理當局參考。 銀行經營績效的研究，國內外均有相當多文獻可供參考。在文獻回顧的部份，將以本研究選取的CAMEL指標做為核心，蒐集相關文獻所使用的變數及定義，做重點式的說明與整理。此外，本研究將納入最新的變數調整方法，以作為第三章研究變數選取的依據。 在探討完相關文獻後，即進入研究方法的說明，包括四個重點。其一，確立研究架構之內容，並以其為核心發展後續章節。其二，根據文獻回顧與最新觀念，探討本研究所要選取的變數。其三，說明本研究選取樣本的資料來源和初步分類。其四，根據研究架構，探討本研究所使用的各種統計方法。 在完成研究方法後即可進入實證分析，根據實證分析的結果，本研究對管理當局的建議如下： (1)關鍵變數必須加以調整，以避免銀行權衡性調整的誤導。 (2)評估銀行經營績效可使用本研究所建議的統計架構，以用最小的成本獲致最貼近現實的指標。 (3)要求銀行的經營績效必須達到某一水準，同時不保證政府必然會在危機時介入。 (4)不斷教育各銀行風險控管是投資而非費用的觀念，以期使各銀行由體質出發改善其經營績效。

隨著理論與實證方法的發展，人力資本報酬的異質性已被國內外學者所重視，因此，本論文採取將人力資本視為異質性的觀點，首先以分量迴歸模型估計不同工資分配下教育的邊際報酬率，呈現人力資本投資在不同工資水準下的異質性，並進一步探討台灣地區工資不均的成因。實證結果發現，若增加對教育的投資將有助於降低勞動市場的工資不均度，而工作經驗的累積則將會擴大工資的不均度。此外，若增加勞動市場高教育程度與(或)女性工作者的比例，將有助於改善工資的不均度，但若勞動市場上高經驗年數之工作者所占的比例愈高，則對工資不均度將有不利的影響。 而為了避免因選擇橫斷面資料分析時所可能產生的偏誤與不一致，本論文以年群世代的資料進一步描述學校教育品質的時間變化，體現教育的品質與內涵。發現過去較年長世代所接受之教育的效果，乃在於加強個人的能力，深化個人專業能力進而表現在工資水準上。而年輕世代所接受之現代教育的效果，則在於補足個人能力的不足之處，表示在年輕的世代中，教育乃做為培養多元或多樣化能力的途徑，彌補先天能力的異質性，更突顯教育於二十一世紀之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性。 另外，本論文並考慮人力資本投資的內生性，以工具變數法呈現特殊群組的異質性教育報酬率，並解決可能產生的內生性偏誤估計。結果發現，以工具變數法所估計教育報酬率，均高於傳統OLS所估計的教育報酬率。且透過不同工具變數的選擇與結合，經由多重判斷標準，可得到對平均教育報酬率較有效的一致性估計。我們發現男性與女性教育報酬率分別為5.97%與14.69%，顯示傳統OLS估計的女性教育報酬率存在嚴重的低估現象。 最後以異質性教育報酬率模型估計個人教育決策的選擇結果所造成之異質性教育報酬率。估計的結果發現，若忽略異質性與選擇偏誤的重要性，將導致估計參數的偏差與不一致。而由邊際處置效果MTE曲線發現，愈有可能進入大學就讀的人，有愈高的教育報酬，顯示勞動市場存在比較利益，而遞減的MTE曲線更進一步指明，樣本在教育選擇過程中存在未觀測到的異質性，也更確切地顯示勞動市場中人力資本的異質性與比較利益原則的存在。

自從1979年中國大陸開放改革以來，中國大陸吸引外商投資實際金額便不斷成長，從1997年到2006年，中國大陸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實際累計金額高達882.038億美元，儼然成為開發中國家吸引外資最大國。 事實上，許多文獻探討影響中國大陸外資的因素，不外乎經濟及政治方面的影響，但鮮少提及政治方面的影響，因此本文特別將中國大陸各省政治權力影響外資的情況提出討論，作為往後探討中國大陸外資的補充文章。 /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opening policies in 1979, China has increasingly utilized overseas funds actively to accelerate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promotio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Open Door” policy in 1979 to 2006, China has received $882.038 billion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deed, China i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of FDI. As a matter of fact, numero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asons will attract FDI. This paper uses political power as a new variable that no one has considered it as a political factor of determining FDI before. Panel data analysis is adopted because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determinants of FDI distribution across provinces and over time. Therefore, this paper adopts panel data analysis. According to regression model, political power actually affects FDI positively but the effect of influence is decreasing in course of time. However, this paper speci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power on FDI that no one has discussed before so this paper can be regarded as a complementary paper in studying FDI.

本文從translog生產函數的角度出發，藉由三項金融發展指標分析金融發展對各項生產力指標的影響，而金融發展指標分別為商業銀行對中央銀行資產比、流動性負債除以國民所得與金融機構對私部門放款除以國民所得。使用Hansen (1999)與Caner and Hansen (2004)兩種門檻迴歸模型，前者與固定效果模型搭配估計世界生產函數，後者則動態縱橫資料模型搭配，用以彌補使用固定效果模型假設各國在樣本期間技術效率值不變之缺失。 由固定效果模型迴歸結果可知，除了流動性負債除以國民所得的門檻估計值不呈統計顯著外，其他金融發展指標門檻值皆顯著，代表金融發展對經濟成長確有其影響存在。而金融發展程度高的樣本國家，技術效率值、資本產量彈性以及資本邊際產量皆較高，顯示金融發展使得各國能充分運用資本存量要素投入。然而，「所得水準高且金融發展程度高」的樣本國家，雖然資本產量彈性亦較高，但是技術效率值與技術進步率則較其比較組為低，因此金融發展對高所得國家可能較無影響。而就動態縱橫資料模型而言，雖然模型配適結果較前者為佳，但是僅流動性負債除以國民所得達到統計顯著。而該項金融發展程度愈高，技術效率、資本產量彈性、資本邊際產出以及調整速度亦較高，與固定效果模型的結果一致。

本文探討大專生的學業成就，如何受到學生本身的外表吸引力以及工讀的型態所影響。本研究使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高等教育資料庫所建構的「九十二學年度大三學生問卷調查」以及「九十三學年度大專畢業生畢業後一年問卷調查」，以univariate probit model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一、具外表吸引力的學生，在平均成績超過80分的機率，比外表較不具外表吸引力的學生高出5.6%；二、具外表吸引力的學生，在進入班級排名前10%的機率較不具外表吸引力的學生高出3.7%；三、雖然從事校外工讀對於學業成就有負面影響，不過從事校內工讀反而對於學業成就有正面影響。 接著以內生性分析的結果顯示，外表吸引力以及校外工讀與學業成就之間存在內生性問題。在recursive bivariate probit model估計下，外表吸引力與學業成就之間的關係仍舊為正向顯著，且男學生的外表吸引力對於學業成就之影響高於女學生；至於校外工讀與學業成就之間的關係在recursive bivariate probit model估計下反而轉變為正，表示在考慮內生性問題之後，校外工讀反而對於學業成就具有正向影響。 最後以trivariate probit model探討外表吸引力、校外工讀以及學業成就三者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在控制外表吸引力下，校外工讀對於學業成就的影響差異並不大，工讀的負面效果並不會因為具有外表吸引力而有所減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