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歧視問題日益受重視的今日，同志族群卻仍然受到漠視與打壓，中外所有的就業歧視理論幾乎都忽略了性傾向這個要素，國外的法規政策對同志在就業權益上的保障亦是近幾年才開始浮現，而國內的規範至今仍停留在就業服務法第五條的階段，對就業歧視問題的預防禁絕功能已屬有限，同志族群更依舊處於不被涵括的部分，因此本文主要欲探討同志在就業上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與壓迫。 研究方法上採多元研究法，包括文獻的整理分析、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的運用，除了比照國內外文獻，以突顯同志所遭受就業歧視現象的內涵與嚴重性外，更進一步顯現台灣社會中，同志員工的處境與感受，研究範圍與抽樣母體以有工作經驗的男同志為主，除了縮小研究範圍集中分析焦點外，受訪者尋訪不易更是主要限制，研究結果呈現，國內男同志在就業歧視問題上，不論現身與否，主要遭遇的皆是敵意工作環境的困擾，而這亦是國內同志現身狀況不如國外顯著的重要原因。 此外，本文用了相當的篇幅陳述對同志歧視形成的原因，從眾所週知的標籤理論與歧視心態與行為的關聯，推導出標籤背後的根源是恐同情結，而恐同情結的產生則由於異性戀主義的作崇，再分析之，發覺異性戀主義的發展是根源於父權意識的長期作用，因此歧視現象不單純只是同志被貼上污名標籤而已，其背後有層層的因素導致。並且因為是探討就業歧視問題，難以脫離資本家（雇主）的權力與意識的影響，故亦深入分析資本主義運作邏輯對父權與歧視心態及現象產生的消長關聯。 在本論文中，特地談論到社會運動與就業歧視的關聯，就業歧視可說是一個重要議題，而此一議題在本文主張中，便是同志運動、婦女運動與勞工運動串聯合作的關鍵，本文的論述立場站在鼓舞同志族群的立場，因此就同志運動而言，希望其掌握與婦女運動一同對抗父權意識的共職上，去攜手結合；而面對父權把持的勞工運動，則強調就業歧視議題上，對抗資本家壓迫的焦點，或許共識不高，但仍存在相互援引的空間，至於更細部的策略陳述，並不在本文探討範圍中。 最後，作者提出數點的建議，希望能對法令政策、教育文化、政治社會、運動面向及同志員工個人有些許幫助；而在反思部分亦希望既有就業歧視理論能思考從前忽視的同志族群，重新檢視理論的周延性。

面對八○年代中期大量出現於台灣的社會運動與另類影帶，本文透過對社會運動與另類運動的歷史分析，來觀照近年來二者的種種問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四：一、分析台灣社會運動與另類運動發展的情境關係；二、釐清社會運動與另類媒體的關係；三、瞭解新興社運與另類影帶的互動關係；四、解讀另類影帶建構社會真實的過程。根據研究結果，本文發現社會運動與另類媒體雖然都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現象，然其最重要的生成關鍵卻在於反擊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因此，二者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至於，在運動者與記錄者的互動關係中，由於二者理念的接近性、及大眾媒體對社運的輿論打壓，運動者靠記錄者為其宣傳理念；記錄者以運動事件為記錄焦點，故二者是相依相生的。在另類影帶文本分析方面，本研究發現其影像觀點的意識形態一致具有反國民黨特質，且其性別意識是構築於父權思想之上，因此，雖然另類影帶在本質上是極具批判性的，但在性別觀念上，仍無法以平權待之。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約略敘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發生的原因，和其強烈的救亡色彩，所產生的不利影響。第二章，討論魯迅及其所屬時代。從〈我之節烈觀〉對傳統貞節觀的批判，到〈娜拉走後怎樣〉經濟解放的時代宣示，魯迅小說《祝福》和《傷逝》中的女性也標幟著不同時代的變化。一個是肩負反傳統任務的苦難婦女，一個則不僅是象徵五四精神精神的中國娜拉，還身被對五四個性解放的反省。 　　第三章分析茅盾。茅盾個人的婦女解放觀和魯迅可以說是一脈相承。魯迅雖然提出經濟解放，卻沒有明示一條實行的道路，茅盾則直指革命，加入工農群眾，必須先達到社會解放，婦女才能得到解放。筆者選擇了《蝕》、《虹》兩部長篇小說和《野薔薇》□五個短篇小說集所創造的一系列的「時代女性」來分析。這些「時代女性」可以說是婦女史上自五四到五卅這段時期女性的具體圖像，她們不只是出走的娜拉，並且已是都市的「小資產階級女性」。在戀愛與革命之間，尋找自我的定位，最後茅盾以其男性的觀點，將婦女解放寄託在共黨革命上。第四章丁玲及其小說，丁玲是和這個男性主流意識妥協的典型代表。丁玲蜚聲文壇的作品《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以一個女性對於愛與性的痛苦掙扎和需求，來探索女性的心靈狀態，呈現女性觀點的兩性關係。除了對父權社會的批判外，丁玲觸角伸到男性婦女解放觀點一個薄弱的層面：夫權的批判。自《夢珂》以後到一九二九年的作品，大都存有她個人的女性意識。但到一九三○年以後，為了順眾時代的潮流，她不期然地追隨了五四以來的「男性女性主義者」的道路，把婦女問題附屬在社會問題上。從《韋護》、《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年上海（之二）》到《水》，丁玲讓女主角們由女性自我向革命大眾妥協。包括她自己本身，也同時有了出路。 　　第五章結論，自戊戌以來，救亡圖存，政治、社會革命成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主基調的結果，淡化了男性批判和女性的自我反思。儘管女性改善了社會地位和社會權利，但這並不是婦女解放運動真正精神內涵。唯有從女性自覺，以「性別」角度去揭開父權社會所加於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重重障礙，方才能尋出女性在社會中的角色和定位，永遠不再陷入「娜拉走後怎樣」的循環夢魘中。

本文分為〈緒論〉、〈結論〉及正文四章。第一章〈禮教與反禮教〉。「禮教」一詞住住因為使用者不同而帶有不同的意涵，有時指的是三綱制度，有時是指禮法制度，有時又可以說是生活中的禮俗。本章試圖從文獻中釐清禮的層次，並從禮的層次來說明禮教的涵意。在說明禮教的定義之後，我們所想了解的是清末的反禮教思潮之演進，及其發生的社會歷史背景。第二章〈周作人之生平與思想淵源〉。由於政治因素的封殺，所以周作人一生的事蹟就顯得暗淡模糊。本章第一節〈周作人的生平〉的目地即在於利用周作人與當時幾個重要刊物的關係做為經線來貫穿周作人在五四時期的事蹟。第二節〈周作人思想的淵源〉及第三節〈周作人之文學觀〉的主旨是闡明周作人反禮教思想之由來及其反禮教思想在文學活動中的表現。周作人常稱自己是雜定，因為他的興趣廣泛，對於許多的知識都有非常濃厚的興味，是以他的思想外貌就顯得紛亂，使人有眼花撩亂的感覺。然而在紛亂的外表之下，卻是秩序井然，層次分明。第二、三節的主旨即在於撥開紛亂的思路，呈現周作人的思想理路。並且做為本文繼續研究周作人反禮教思想之基礎。第三章〈周作人對禮教內容之剖析〉。本章旨在說明周作人在五四時期反三綱制度、反薩滿教的禮教、反性迷信及其相關問題的言論。在本章中也說明周作人在攻擊禮教之後，是否有建設性的想法。在五四時期，知識份子破壞太多，建設太少，因而整個社會呈現出無所適從的亂像。周作人一方面破壞禮教，一方面也提出他的新「禮」做為新行為規範的參考，希望能為中國盡自己的一分心力。第四章〈新道德觀與人的「發現」〉。本章的主旨在延續上一章最後一節的討論，即周作人對於新「禮」的討論的深化。對於婦女問題、兒童問題、新村運動及當時正在迅速發展的民間文學及民俗學問題，他都曾積極參與討論，並提出新的見解。他希望藉著他從西方引進的新知識能夠推動建立新的道德觀。並且希望新的道德觀─「禮」是中國新文化的基石。

筆者以「日本殖民政策與台灣農民運動的形成 （1895∼1931年）」為題 ，係以日據台灣農業經濟的歷史特質為主軸， 反映當時殖民政策下產業 結構變革的基本趨勢， 主題所關切的是土地耕作者對殖民政策的肆應性 問題，說明農民在殖民地爭取經濟利權的活動發展及其形成與衰退的原因 ，同時對於移墾區居民性格經過殖民地化及資本主義化後之轉變與強化的 現象提出一些歷史性的解釋。本論文除導論、結論外，分為四章作細部分 析，第二章， 「日據台灣近代化殖民地的建立」：係以清末台灣的經營 為背景， 說明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經濟支配的外部活動，特別是農業政 策及資本主義化的意義， 其中對於外來力量對移墾社會的破壞及重建， 以及所殘存的移墾社會特質， 是論述的重點。第三章，「日據台灣農業 結構的基本問題」： 是從土地利用、農產商品化及佃作問題等三方面分 析農業結構問題， 同時對殖民政府的措施與農民肆應間的關係作內部的 討論， 俾說明帝國主義的外力介入是否改變台灣農業模式，如有改變， 則其改變的實質如何， 以及農民在耕作型態上所面臨的衝擊， 以及傳統 土地制度所引發的佃作問題是如何形成農民爭議的主題。第四章，「農民 性格的轉變與強化」： 農民特性是農業社會價值規範表現於農民生活和 生產上的身心行為特質。 台灣農民性格有明顯冒險趨利的移墾特質，對 財富、土地的熱愛更有強化的傾向， 民族運動所喚起利權意識促成農民 運動的形成，相對地， 外在帝國主義的政策性誘導因素亦加強農民對農 業經營的投注心力， 從性格角度觀察農民爭取經營利權運動的形成與帝 國主義的政策性反應是有對照性的； 另外由於農村結構受帝國主義的支 配，導致農民的階層的分化亦予以討論說明。第五章， 「農民運動的形 成與衰退」： 敘述在台灣產業發達及全球經濟恐慌的時代背景下，農民 爭取利權運動的形成，回映前述農民性格的特殊性， 以運動發生的特質 與區域說明農民對殖民政策的肆應。 同時結社團體在對農民運動的指導 與推動中，所作的政治訴求及其意識， 以及農民的支持程度如何？農民 關切的焦點所在？均需作深入的分析， 最後並提出對於農民運動的評價 。

在現代中國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之中，大學與政治的互動是一大課題。中央大學在1930-40年代有「首都大學」之稱，不只有獨領風騷的學術地位，另一意義是位於首都，而成為各股政治力量互相角力的場合。國共戰爭時期(1945-49年)的中央大學，依然深受現實政治的影響。政府自1947年12月實行憲法，訓政時期的「黨國」體制必須轉型，一方面國民黨在校內的組織活動轉為秘密方式，另一方面政府逐步建立「動員戡亂」體制，以新的合法方式打壓左傾勢力。此外，中共在1949年4月進佔南京以前，雖然未能影響校務運作，但在中大學生間已經建立其群眾基礎，並配合針對左傾教授的統戰工作，往往能從學生運動取得很大的政治利益。 本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提出四個問題加以討論。第一、比較國、共兩黨在校內的組織活動。第二、考察校長與教授的互動關係，包括國民黨派系對校內人事情況的介入。第三、討論學生運動的性質及其變化。第四、探討1949年的變局。冀望透過本研究，以國共戰爭為時間範圍，對於中央大學與現實政治的互動情況有所認識，進而掌握到現代中國高等教育史的一些特徵。

本論文題目為《尉天驄與臺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結構上析分為七章，第一章「緒論」，首先說明研究動機，其次對研究題目、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逐一界定。第二章「尉天驄早期的文學活動」，沿著生平與經歷介紹，試圖清晰早年尉天驄與現代主義文學接觸的軌跡，透過分析其少作，驗證尉天驄對現代主義美學的接納程度，試圖探索出尉天驄參與運動的起點。第三章「尉天驄與現代主義的接軌─革新《筆匯》，《筆匯月刊革新號》」，道出尉天驄投身運動的沿革，闡述《筆匯月刊革新號》發刊的時空背景，勾勒其所實踐的理想藍圖，以比較同時期同性質之刊物，論斷時代價值。第四章「尉天驄之現代主義文學研究與創作」，筆者試圖透過解讀尉天驄的論文與評論，歸納其對現代主義文學的主張，並且採取貼近閱讀，以分析詩作與小說呈現尉天驄的藝術高度，兼以檢驗主張與實踐是否產生落差。第五章「尉天驄對現代主義文學的反思─從現代過渡到寫實的《文學季刊》與《文學双月刊》」，介紹尉天驄所主導的第二波現代主義文學傳播，澄清向來對刊物的誤解，透過量測與《現代文學》的距離，凸顯個別價值，達到經緯文學史座標的目的。除此，強調刊物的過度色彩，檢視尉天驄與所屬文學集團之現代主義文學觀的轉變，為接下來全面揚棄現代主義預作伏筆。第六章「尉天驄與現代主義文學的訣別」，利用文學的內外緣發展與時局的困頓，建構出對批判平臺─《文季季刊》─的論述，並且延伸時空軸線至鄉土文學論戰，見證尉天驄與現代主義文學的決裂，完整尉天驄對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參與歷程。第七章則為結論。

視覺追蹤(visual tracking)一直是傳統電腦視覺研究中相當重要的議題，許多電腦視覺的應用都需要結合視覺追蹤的幫助才能實現。近年來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能快速成功的發展，均有賴於視覺追蹤技術上之精進。擴增實境採用視覺追蹤的技術，可將虛擬的物件呈現在被追蹤的物體(真實場景)上，進而達成所需之應用。 由於在視覺追蹤上，被追蹤之物體易受外在環境因素影響，例如位移、旋轉、縮放、光照改變等，影響追蹤結果之精確度。本研究中，我們設計了一套全新的圖形標記方法作為視覺追蹤之參考點，能降低位移、旋轉與光照改變所造成追蹤結果的誤差，也能在複雜的背景中定位出標記圖形的正確位置，提高視覺追蹤的精確度。同時我們使用立體視覺追蹤物體，將過去只使用單一攝影機於二維影像資訊的追蹤問題，提升至使用三維空間的幾何資訊來做追蹤。然後透過剛體(rigid)特性找出旋轉量、位移量相同的物件，並且結合一致性隨機取樣(random sample consensus)之技巧以估測最佳的剛體物件運動模型，達到強健性追蹤的目的。 另外，我們可由使用者提供之影片資訊中擷取特定資料，透過建模技術將所產生之虛擬物件呈現於使用者介面(或被追蹤之物體)上，並藉由這些虛擬物件，提供真實世界外之資訊，達成導覽指引(或擴增實境)的效果。 實驗結果顯示，我們的方法具有辨識時間快、抗光照變化強、定位準確度高的特性，適合於擴增實境應用，同時我們設計的標記圖形尺寸小，方便適用於導覽指引等應用。 / Visual track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s in traditional computer vision. Many computer vision applications can not be realized without the integration of visual tracking techniques. The fast growing of augmented reality in recent years relied on the improvement of visual tracking technologies. External environment such as object displacement, rotation, and scaling as well as illumination conditions will always influence the accuracy of visual tracking. In this thesis, we designed a set of markers that can reduce the errors induced by the illumination condition changes as well as that by the object displacement, rotation, and scaling. It can also correctly position the markers in complicated background to increase the tracking accuracy. Instead of using single camera tracking in 2D spaces, we used stereo vision techniques to track the objects in 3D spaces. We also used the properties of rigid objects and search for the objects with the same amount of rotation and displacement. Together with the techniques of random sample consensus, we can estimate the best rigid object motion model and achieve tracking robustness. Moreover, from the user supplied video, we can capture particular information and then generate the virtual objects that can be displaced on the user’s device (or on the tracked objects). Using these techniques we can either achieve navigation or guidance in real world or achieve augmented reality as we expect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our mechanism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st recognition, accurate positioning, and resisting to illumination changes that are suitable for augmented reality. Also, the size of the markers we designed is very small and good for augmented reality application.

本文針對國人長期存有的「仇韓情緒」進行研究，並認為這樣的社會集體記憶，一方面固然與台韓雙方長期以來的社會脈絡與歷史環境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媒體中介的結果，形成一種Hobsbawm所說的創制傳統。因此經由媒體下手，透過不同時期與不同報紙的運動衝突事件報導，進行資料蒐集分析佐以相關文本生產者訪談，希望勾勒出媒體在這波現象背後所扮演的角色。 　　大致上，從文本的分析後可以知曉，這種仇恨記憶是逐漸的被媒體創制出來，相較於第一時期（1983~1992年）對於韓國較具包容性並以事件為報導基礎，第二時期之後(1992~2010年)，媒體的呈現對衝突事件的追蹤或說明逐漸變少、情緒性的花絮或是形容詞變多，並將衝突事件與韓國或韓國人整體構連，出現明顯的仇視對象。此外，不同媒體在報導上也呈現不同的立場，顯示媒體在面對這類與韓國的衝突事件，並不是如此的單純呈現，有其特殊的考量存在。 　　研究中也發現，在媒體的框架產製過程中，組織的經營考量往往成為文本產製的最終考量，使得仇韓新聞框架以讀者為導向，以新聞商品為前提創制文本。這樣的媒體真實隨著時間的拉長，也逐漸的被認知為一種社會真實，與整個大環境結構變得相互生成，慢慢成為一種「被發明的傳統」，自然地存在於眾人的仇韓集體記憶中，等待下一次的觸發時機並且作為媒體可依歸的新聞商品固定產製公式。

本論文的第一章中，吾人所討論的是中共建黨後的幾個早期的重要領袖人物，他們是 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和陳紹禹。 第二章、第三章討論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崛起。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導與干涉，可以 說是中共自一九二七年的泛暴動政策，至江西蘇維埃的總崩潰的主要原因。 第四章所討論的是中共內部或其治下所興起的反毛的意識形態與實質力量（它應該包 括第三章之第四節）。「鳴放運動」是中共狡猾地消滅期能產生更具實效的參考價值 。 黨內鬥爭，除批評「無原則鬥爭」（即一般的糾紛）外，大都稱之為路線鬥爭。所謂 路線，就是政治路線或稱總路線，是中共根據某一時期主客觀形勢而決定的任務、方 針和政策。在執行路線過程中所發生的左傾或右傾，冒進或退卻的錯誤，甚或另立路 線別樹一幟，都是黨內鬥爭的目標。但中共黨內也有權力鬥爭，即為黨的領導權的爭 奪。不過，權力鬥爭在中央黨內被視為不光榮的稱號，大都諱言真相，而以路線鬥爭 掩飾之。只有「文革」時期，毛澤東才直言是一場「奪權鬥爭」。（註二）上述兩種 性質的黨內鬥爭，往往糾纏一起，因而使外界人士以為中共內部鬥爭兼有兩種不同的 性質（註三），其實中共黨內鬥爭在上述兩種性質中有其一定的主從關係。每次內鬥 ，雖以路線上的歧異或矛盾為旗幟，但鬥爭的結果，必是權力的變動。由此可以推論 ，權力爭奪的矛盾才是一切鬥爭之本質；而路線的不同是次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