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保開辦至今財務問題一直都是各界觀注的焦點。此一保險制度和以前公、勞保時代最大的區別即新增了部分負擔機制。被保險人在享用醫療資源時，需自行負擔部分成本，並非完全由提供保險的第三者來支付。藉由提高被保險人之成本意識以抑制醫療資源之濫用。 醫療費用成長快速是國際間共同面臨的難題。全民健從84年開辦至88年上半年度之間，醫療費用支出成長率一度獲得控制。然而88年上半年度費用成長率又出現失控現象，健保局於是在88年下半年度推出供需兩面、雙管齊下的費用管控措施。其中，針對被保險人的需求面政策即新制部分負擔制度，此一政策係針對高診次、藥費及復健（含中醫傷科）三方面利用程度過高之保險對象加收部分負擔。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制部分負擔之實施，對不同醫療群體所發揮之成效，根據25000個保險對象家戶樣本，共92689位保險對象之所得、保費與醫療使用電子檔資料，分析新制部分負擔實施前後各11個月，樣本保險對象在就醫機率、就醫次數、醫療費用及藥品費用等指標的變動加以判別新制部分負擔之成效。有關復健部分，由於其相關給付比重不高且樣本電子資料檔並無此部分之紀錄，故研究不予探討。 本研究實證分析結果主要發現有下列四項： １. 新制部分負擔的實施，並不影響民眾之就醫機率。 ２. 男、女性新制前後之醫療利用變動並無明顯差異。 ３. 低所得者新制實施後，醫療資源利用率下降之程度較高。 ４. 老人及慢性病群體在新制實施後，各項醫療利用指標上之變動程度普遍較大。而且，此兩群體部分負擔金額佔所得比重又相對高於非老年及非慢性病群體。 根據本研究發現，部分負擔制之實施，並非對所有醫療利用群體效果皆一致。如果能減輕醫療需求原本就較大的群體之部分負擔，另外對未患有慢性病、重大疾病或非老人群體但醫療利用過高者收取較高的部分負擔費用，將更能貼切的反應部分負擔制實施之目的。

Jensen和Meckling(1976)認為只要管理者不是握有百分之百的股權時，公司的股東和 管理者之間必然會存在有某種潛在的衝突。因為當企業只是單一的個人所擁有並經營 時，那么他一定盡力去提高他個人的福利。當但這位管理者並非百分之百擁有所有權 時，則某種潛在的衝突將會因而產生，管理者不再會像以前那麼努力，因為他所創造 的財富，將和別人來分享；且同時管理者可能會做過多的享受，因為享受的成本，將 會由外界的投資者共同負擔。因此，外界的投資人和管理者，此二者之間便存在有衝 突的危險。而此種因為代理人會有不努力的現象，而主理人又無法直接觀察代理人不 努力的情形，稱之為む道德危險(moral hazard)め。 投資人為了防止管理者不努力的現象，可能會透過負債的使用來降低道德危險的情形 。意即，管理者的努力情形雖然無法觀察，但可利用企業期末的產出來判斷，當期末 產出較多時，可推論投資人有努力投資，則相對於投資人可以觀察管理者努力的情形 而言，負債的評價較低，以便對管理者鼓勵使其獲得產出的較多部分，進而影響企業 的資本結構；反之當企期末產出較少時，其推論亦同。 而本文企圖將上述的現象，透過數理模式的建立，來討論存在有道德危險時，企業的 資本結構將會受到何種影響。

從世界各國實施社會性健康保險的經驗來看，醫療費用上漲是共同面臨的難題。本論文從道德危險的角度探討醫療服務需求面及供給面的濫用與浪費，針對部分負擔與支付制度抑制道德危險的效果，分析世界主要國家制度改革的的成效，以供我國實施全民健保的參考。 從文獻探討中可以知道：消費者會因自付價格下降，引發需求面的道德危險；而基於消費者無知及資訊不對稱之特性，醫療服務供給者會誘發道德危險。面對道德危險，實施醫療費用部分負擔可抑制醫療利用，其中以定率負擔制最能發揮功能。而具有正面誘因的支付制度，能鼓勵醫院及醫師增進醫療提供之成本控制、效率及公平性，其中，以論病例計酬制最具這些功能。 由本文實證研究的結果可看出，要有效抑制道德危險，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1.高部分負擔不一定對抑制道德危險有效，在商業醫療保險普及下，反而會增加低收入者的負擔。 2.為避免改革只收到短期的效果，必須同時在支付制度及部分負擔上做持續性的改革。 3.健康照護制度中的成員，本身對政策之配合度也是影響制度改革能否收到成效的重要因素。 4.影響醫療利用的因素錯綜複雜，仍有許多部分負擔及支付制度以外的因素在影響醫療資源的使用，在實施制度改革時，應同時也把其他因素納入考慮中。

金融事件的頻傳，主管金融機構的政府財政主管難辭其咎，而財政主管的 職責則囊括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於金融機構平日的監督管理，包括能 允分掌握其營運資訊，若有小問題時，則要求適當的改正，另一方面則是 指當銀行經營狀況不是好時，對於這些機金融機構的處理方式，例如適時 地限制其貸放額度、範圍，甚至勒令其停止營業、清查資產，都可避免其 繼續惡化下去。為了避免財政主管在監管金融機構上，會有延誤處理金融 問題的不良動機與原因，本篇文章即試著利用適當報酬結構的設計，看看 是否能糾正此弊端；透過模型的設立，可以看出(1)金融機構的資產選與 其自有資本比例的大小有關(2)財政主管的報酬設計與其在監管金融機構 上的巧妙連繫(3)在設計報酬來誘使其出力監督銀行與最適的關門時機之 間的確有一抵換(trade-off)的關係。

全民健保已於民國83年3月1日起正式開辦，其為社會保險的一種，和以往公、勞保等的社會保險，最大的不同處有二：一是將全民皆納入保險的體系中。以往的社會保險只針對特定群體承保，如公務員的公保、勞工的勞保。二是採行部分負擔制度。以往的社會保險除了掛號費外，被保險人幾乎不用再繳交其他的費用。因此，本篇論文即針對這兩個主要的不同處，做一番理論性的探討與實證上的研究。 　　在理論探討方面，是說明政府為何要介入全民健保，其與道德危險的關係如何。所採用的模型為Rothchild與Stiglitz在1976年所提出之競爭性市場下保險配置的模型，並由代表性個人擴充到兩類高低風險不同的被保險人。在實證研究方面，所利用的數據，主要是來自公、勞保的醫療費用支出的數據，再輔以必要的資料，如人口總數，各年齡層的人口分佈及醫療費用的比例，而資料為最近十年間的數據。其方法為先利用公、勞保醫療費用支出的金額，計算出平均一個人可能的醫療費用支出，再透過各年齡層對醫療資源需求不同的程度與人口數，估算出可能的總醫療費用支出，然後再利用先前估算出的數字，求出政府方面所可能節省的醫療費用支出，以及社會福利損失所可能減少的金額。 　　本論文的結論認為，全民健保中的部分負擔制度，確實能發揮抑制道德危險的效果，不論是在政府的醫療費用支出方面，或是整個社會支出的變動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有不錯的改善情形。但在長期趨勢預估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醫療費用支出的成長會大於保費收入的增加，若不提早因應與改善規劃，全民健保也有可能會出現入不敷出的情形。因此，全民健保仍有努力與改善的必要。

資訊不對稱為經濟普遍存在之現象，舉凡勞動市場、保險市場與借貸信用市場皆會發生類似主問題。而本文將就資訊不對稱下之借貸信用市場討論效率問題。 　　眾所皆知，當借貸市場存在資訊不對稱時會發生二大問題：道德危險、逆選擇問題，又因此三大問題會導致貸款者對特定契約之供給減少使借貸市場發生超額需求產生信用分配之現象。故可知，市場均衡因資訊不對稱現象之存在可能無法滿足柏拉圖最適。因此本文將借用四個理論模型說明：借貸信用市場之效率問題。 　　理論模型一：逆選擇下之借貸市場效率一最適放款利率與擔保品之決定 　　理論模型二：逆選擇下之借貸市場效率一最適投資水準之決定 　　理論模型三：逆選擇與道德危險下之信用分配效率 　　理論模型四：償還機率訊息不對稱下之資金配置與金融崩潰 　　透過此四個理論模型之分析可歸納出以下之結論： 　　1.借貸市場存在穩定均衡且均衡滿足市場效率時，政府無須干預借貸市場。 　　2.借貸市場存在穩定均衡且無信用分配現象但均衡未滿足市場效率時，政府就應採行自由放任之態度，透過金融中介機構之借貸行為達成社會效率。 　　3.借貸市場存在穩定均衡且存在信用分配現象但均衡未滿足市場效率時，政府就應採行交叉補貼政策干預市場，但並非所有的干預政策皆能使借貸市場之效率提升，其中尤以“補貼低品質借貸契約”之政策為最佳方案，但因為此政策須政府能夠完全區分借款者之品質型態才可採行，因此，若政府無法加以區分借款者之品質型態時，僅好退而求其次採行次佳方案“信用保証政策”。 　　4.借貸市場若不存在均衡，發生金融性崩潰時，政府應擔任最後貸款者之角色，干預借貸市場以降低私人部間之風險。

隨著經濟發展與國民所得提高，汽車已經成為人們必備之交通運輸工具。近年來，假日休閒旅遊蔚為風氣，除造成自用汽車數量急遽成長外，亦因使用頻率增加而使汽車發生毀損滅失之機率增高。 汽車保險業務具有濃厚之地域性，而且與社會環境及國民習性密切相關，因此，經營汽車保險業務者，必須投入相當規模之資源，方能提供完善之服務。由於汽車保險業務之保費收入佔財產保險業所有業務之一半以上，其損失率高低往往牽動著保險業者之經營成效。 今日汽車保險市場積弊之一，乃保險業者拓展業務時，常以提高業務量為目標，爭相採取超佣、折讓或錯價等違規手段，造成市場之惡性競爭。再者，行銷通路亦與汽車保險業務經營成敗有緊密關連。 以汽車代理商而言，其有規模者之業務項目涵蓋汽車銷售、保險代理、零件價格與汽車修護等，完全掌握汽車保險行銷之競爭優勢。此外，貿易商、貨運行及代檢場，與汽車保險業務亦有密切關連，也是保險業者不可忽視之重要通路。 本研究以汽車車體損失保險為對象，針對上述行銷通路之運作實務作介紹與分析，並分別探討各種通路可能衍生之道德危險。最後，針對各類型之道德危險及理賠實務之缺失，本研究提出建議方案供相關單位參考，以期汽車保險市場能健全發展。 關鍵字：汽車保險、道德危險、行銷通路、汽車代理商、貿易商、貨運行、 代檢場 / 【Abstract】 Along with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 of national income, automobiles become a necessity for people in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trend in taking vacation by car, the amount of automobile has rapidly grew. Consequentially, frequent use has resulted in higher percentage of the damage or loss of the automobiles. As automobile insurance has characteristics in localism and territorialism, it is highly related to social environment and citizen’s behavior. Under such a scenario, all the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ies need to invest all kinds of resources to provide full scale services. Meanwhile, since its premium volume accounts for more than half the overall property insurance business premium volume, its underwriting result in loss ratio usuall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in operation. One of the cumulated cankers in the automobile insurance market is that while extending business, insurance companies often aim at increasing premium volume, so that they take the methods against regulations, such as excessive commission, rebate and wrongful pricing. All of them may have deteriorated the unsoundness and stability of the insurance market. In addition, many marketing channel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to automobile insurance business. In light of automobile dealers’ operation, the ones in large scale normally carry on an automobile maintenance workshop at the same time. Their services cover wide range, include: car selling, insurance soliciting, components price controlling and repair and maintenance services etc. In this way, they acquire the advantage in the marketing competition. Meanwhile, merchants, forwarding agents and the vehicle-inspection workshops are also related to the automobile insurance, and certainly they are the important channels that shall not be neglected. By taking Automobile Insurance - Body Damaged Coverage as the main object, this research makes a thorough analysis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above-mentioned marketing channels, and explores all the possible moral hazard stemmed from different channels. To eliminate the moral hazards and the claim insufficiency, this research submits certain recommendation to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and the insurance industry in order to achieve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automobile insurance market. Key words: Automobile Insurance、Moral Hazard、Marketing Channel、Automobile Dealer、Merchant、Forwarding Agent、Vehicle-Inspection Workshop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瞭解臺灣地區有關醫療需求與利用之行為，並進而藉其 研究結果來推估部分負擔之實施成效。針對「八十年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之 1,327戶家庭之資料，本研究分別以多元迴歸之線性模型與指數模型來 從事分析，並獲致下列之重要結果及發現： 1.門診價格偏彈性為 -0.27 至 -0.28 之間；住院價格偏彈性為 -0.06之間。可見兩者均欠缺彈性， 且住院較門診的彈性值更小。 2.門診之住院交叉彈性為 0.0015 至 0.0016 之間，顯示門診與住院之間有些替代效果存在。 3.門診之所得偏 彈性係數為 0.19至 0.22之間，表示門診是種正常品，且其彈性值並不大 。 4.部分負擔在門診上所節省之保險給付，若以負擔率為 10%來看，約 佔保費收入之 6.6%至 10.2%；醫療給付之 8.2%至 24.9%。但若提高部分 負擔至 25%時，則上述各數值約增加為兩倍。可見部分負擔對於保險財務 之補充，實具有相當功效。 5.以 10% 至 25% 的門診部分負擔率來估算 ，一般家庭於一年內須自付之門診費用，約佔家庭消費支出之 0.3%至 1.3%，佔儲蓄金額之0.7%至 3.0%，佔可支配所得之 0.2% 至 0.9%。其比 率並不算高，應不至於對一般家庭形成過重之經濟壓力。但若常使用醫療 資源的話，負擔將會更加提高且不容忽視。 /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stimate the financial effects of cost-sharing system in Taiwan's health insurance. According to book-keeping data of 1,327 families, the study uses the linear & exponential model of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to analyze the demand of the medical resources in Taiwan. The major results are as following: 1. The partial price elasticity of the outpatient care is esti- mated between -0.27 and -0.28, while the partial price elasti- city of the inpatient care is -0.06. Both are inelastic, but the inpatient care is ever more inelastic than the outpatient care. 2. The cross elasticity of the outpatient visits demanded with respect to inpatient price is between 0.0015 and 0.0016. It shows that there are some substitutions between two kinds of medical care. 3. The partial income elasticity of the outpatient care is esti- mated between 0.19 and 0.22, which reveals that the outpatient care is a normal good though the elasticity is small. 4. As to the potential effect of cost-sharing system on saving outpatient benefit, if the cost-sharing ratio were 10%, the reduced payment as the share of the premium is expected from 6.6% to 10.2% and as the share of the medical benefit from 8.2% to 24.9% depending on varying assumptions. If the ratio were raised to 25% , the reduced payment is projected to be twice as above. It implies that the cost-sharing system could be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insurance finance. 5. It is further estimated that, when the cost-sharing ratio of the outpatient care were 25%, the cost-sharing burden for an average family is 1.3% with respect to the consumption expend- iture, 3.0% with respect to the savings and 0.9% with respect to disposable income. These ratios are not too high and an av- erage family can afford it. However, for those using medical services more heavily, their burden could be much higher and should be seriously considered.

全民健保自1995年施行以來，已成為照顧國人健康最重要的社會安全措施之一，更創造世界各國稱羨的社會健康保險奇蹟。然由於全民健保的保障，使國人忽略平時對個人健康管理之風險控制，因被保險人心理危險所導致之醫療浪費極為嚴重，醫療費用不斷增加，造成健保財務負擔與效率低落，若不進行調整，將危及健保的永續經營。 從社會福利國演進歷史觀之，社會連帶思想與分配正義原則，雖強調人民具人性尊嚴生存之權利及國家之保護義務，但並非單純將個人風險轉由社會共同承擔，而是以國民對於自我社會責任的履行為前提，因天賦或環境等因素，對於無法以自身能力來克服及排除社會風險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使其無法維持「具人性尊嚴之生存」時，始將該風險轉由社會共同承擔，且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為原則，以求「禁止過度侵害」與「禁止保護不足」原則間之平衡。因此全民健保雖為社會連帶原則之體現，但仍應以個人責任為基礎。 國內外研究皆指出，與個人直接相關之生活型態及遺傳等因素，為影響健康的主要風險來源，醫療服務的影響力約僅佔一成，而加重被保險人責任可有效抑制心理危險因素，透過部分負擔，誘導被保險人重視個人健康責任，以健康之生活型態配合政府之健康檢查與各種篩檢措施，降低罹病率或及早治療，即使不幸罹患重病亦應遵從醫囑，以最經濟的手段達到必要之治療成效。因此，全民健保為達其增進全體國民健康之目的，應以國人之健康風險控制為主，而非將資源過度投注於醫療費用補助，始為根本之道。 反觀我國全民健保，將絕大多數資源用於治療疾病，卻忽略了預防保健的重要性，亦未強調被保險人對自身健康風險之控制責任，近來健保改革聲浪亦多集中於保費收取、藥價、支付制度等議題，忽略個人健康風險控制與心理危險防範之重要性，造成被保險人對個人健康風險控制的不重視，以及預防保健篩檢率偏低、醫療成本負擔逐漸龐大等種種效應。 本文建議，應強化全民健保健康促進功能，免費提供經濟效益高而侵犯性低之預防保健項目，此外，政府應建立重大遺傳疾病通報制度，提供高風險民眾諮詢與檢測等相關服務。再者，健保給付應以基本醫療需求為限，並兼採自負額與共保制，加重被保險人承擔個人健康風險控制責任，且在制度上與社會救助明確區隔，廢除免部分負擔制度，對無力支付部分負擔者改由社會救助支付，以降低被保險人心理危險因素，藉由健康促進之生活方式與配合政府推行保健措施等健康風險控制手段，降低疾病發生率及健康風險損失幅度，始能達成全民健保增進國人健康之目的，並大幅降低健保醫療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