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試圖藉由比較一個產業生產技術為固定規模報酬的經濟體系，如何因外部因素的影響而改變其動態調整方式。在此考慮的外部因素有資本移動的開放與否、生產要素的外部性、及政府對要素報酬的課稅。考慮各種因素後，所得出的結論為在生產函數為Cobb-Douglas型式且產業生產技術為固定規模報酬的情況下： 1.多重均衡路徑在資本帳封閉時期唯有效用函數為特例時才能使其出現，但在資本自由移動時期對於所有的效用函數型態皆會成立。 2.其他條件保持不變之下，單獨存在生產要素外部性或是對要素所得課稅皆可使體系存在多重均衡路徑。 3.其他條件保持不變之下，若生產要素外部性與要素所得稅皆同時存在時，可使體系存在唯一的穩定馬鞍路徑。

台灣近年來在社會服務工作上的發展，有越來越以引進商業經營模式來振興刺激供應不足的人群服務工作，尤其是「托兒」與「養老」被視為可企業化經營以滿足市場需求的兩大產業。不過社會福利事業和一般汽車香水商品在本質上有不同的特性與不同的存在價值，以強調利潤的商業經營模式導入社會服務的工作，是否會模糊社會福利事業的基本精神，是否會造成福利事業的階層化，都是必須考慮的重點。相對於福利的「營利化」方式，福利「社區化」也是最近相當熱門的服務供給模式，此兩種方式背後則隱含右派與左派的意識型態，無論從理論上或者實務上的探討對話，都可以給現階段台灣社會福利服務的發展一些啟發。 為了對福利「社區化」與「營利化」的內含有更深入的探討，本研究以實證研究方式進行，將彭婉如基金會近一年來所推動的「台北市國小學童課後照顧系統」以及「民間業者在國小校園內提供課後活動方案」做了比較，前者是非營利組織以社區動員方式推動課後照顧系統，後者則代表營利業者的商業化方式來提供服務，不過以社區與非營利機構結合所形成的福利「社區化」以及商業組織提供服務的「營利化」僅表示福利社區化與營利化的其中一種模式，政府、社區團體、工會團體也可以推動福利的社區化工作。 根據上述的研究問題，本研究希望能達到的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台灣國小學童課後照顧的需求、台北市政府課後照顧方案，以及「課後活動實施要點」到「公私協營辦法」的事件始末，以及目前公私協營辦法的執行狀況。 2. 探討福利民營化與非營利組織等相關概念，並希望釐清福利社區化與市場化在理論上的概念。 3. 透過教育局官員、基金會的負責人與承辦人員、在公私協營辦法下，運用學校空間提供服務的機構負責人、參與社區照顧的社區人士、學校校長等人的訪談，探討福利社區化與福利市場化的內涵。 資料的收集以深度訪談方法為主，研究範圍主要鎖定在台北市內與「課後照顧」相關的對象，由於事件發展至今約一年，「公私協營辦法」亦在試辦階段，訪談對象的選取以參與「課後活動實施要點」、「公私協營試辦要點」的對象為主，含教育局、主辦學校、合作單位、社區人士等，共計深度訪談對象十七位。 本研究主要針對台北市課後照顧政策（學校課後活動、安親課輔班、才藝班等設置）以及由社區力量與民間業者提供服務的兩種不同模式做分析討論，並在研究中達成以下成果： 1. 根據研究結果給予國小學童課後照顧政策與公私協營辦法建議。 2. 福利社區化與營利化之概念澄清與意識型態的討論。 3. 以台北市課後照顧系統為例，整理實務上福利社區化與營利化之運作方式與實質效果。 4.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關於台灣社會福利事業社區化與營利化之建言。 本研究結果認為因為社會福利事業含有以下幾項特質，應避免以講求利潤來方式經營。 1. 用商品化方式經營社會服務事業而得到利潤的來源有兩種，一是提供高品質的服務以增加收費；一是透過成本的降低來達到利潤，但是這兩種得到營收的方式都和社會福利的特質南轅北轍： □ 提供高品質的服務來增加利潤：社會服務的對象大部分是家庭經濟、背景不好、缺乏社會支持系統與生活在較差的環境中，無法擁有比較好的商品與享受高級服務，一但市場上的服務價格太高，就會剝削這些弱勢者受到照顧權力，並且加深社會的階層化。 □ 由降低成本來求取利潤：社會服務產業（例如安親課輔）多屬於勞動密集產業，無法像一般產品透過模組化的大量生產，來降低成本以求利潤，除非經營者將勞動者或接受服務者視為物品來管理，而一但制式化的員工、客戶與服務流程產生，受服務者將無法接受到「全人」與「愛心」的對待，員工的工作也產生「異化」。 2. 西方國家所推動的「住屋券」、「教育券」等是由政府幫弱勢族群出錢，讓下層階級的人在自由市場上購買服務的一種方式，在我們的研究實務中，社會局每月給予低收入戶學童5000-7000的課後輔導津貼，可以在「營利化」市場下運作，但是卻造成「烙印」、「政府責任不足、監督太弱」等缺點。在台北市課後照顧系統為例，政府在政策上的規範為了著重開放原則，必須給予民間足夠的空間來經營，所以將監督的責任交給學校單位達成，所以在各民間單位向學校提案申請公私協營的合作時，校長、各處室主任、家長會為主要的監督審核者，雖然不乏公正客觀的學校認真的審核這些競標對象，但是也有許多學校因為受制於原本校內與校外的特殊權利關係，無法客觀的監督服務的提供狀況，而服務的使用者，即這些學童及家長卻多半在審核競標與監督過程中所擁有的權力太小，沒有表達意見的空間，只好接受不好的服務品質。 本研究認為福利原本所含有的「社會正義」、「社會權」等價值，必須透過政府的力量來實踐，無論福利的輸送者為政府或民間單位，政府都不能規避責任。契約外包或公設民營只是一種由政府單位將服務委託給民間辦理的民營化政策之一。民間主動辦理福利服務的力量，也視為福利民營化政策潮流下所催生的產物。不過本篇論文的分析結果指出，「照顧」的工作性質並不合適完全轉移到市場上來提供；如果將福利服務營利化，政府為符合自由主義的鬆綁開放原則，非常難扮演好監督角色，在原本的社會權力結構下，也很難制定遊戲規則；福利營利化勢必犧牲弱勢族群等中下階層的人，形成「烙印」與「標籤」，而抹滅福利中強調正義的精神。 福利社區化所面臨到的問題是來自於「效率」的挑戰，以及服務專業與品質的掌控。福利市場化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卻是來自於福利中的「公平正義」概念，尤其是公平與分配的議題。值得思考的是，個人得到福利的身份是公民或者消費者？公民資格係依賴國家的法定保障，所有公民皆能享有官僚所提供的標準化照顧，不同於市場的必然付費關係。而市場的福利通常是付得起費用才得享有的福利，對於沒有付費能力者便成為限制所在。由於市場可決定產品提供的內容、標示的價格以利潤為導向，致使人民需要的滿足實際上是由場所決定。 「老人安養照顧」、「幼兒托育」政策希望能以民營化的方式來提供，有些學者也認為這些服務具有商業市場的服務特性，可以回歸市場運作。希望本篇研究協助福利民營化的概念有更清楚的瞭解，如果要將「老人安養」、「幼兒托育」交給市場來提供服務，勢必會造成福利階層化的問題，靠政府監督、領航、協助，依然是讓「價格來決定需要」，真正需要的人依然沒有受到照顧。如果這些服務營利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政府就應該相對提供大量的公辦服務，並且扶植社區的力量，以確保人們可以享有普及、平價、有尊嚴的服務。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兒童課後照顧需求的社會環境背景 第二節 福利民營化—福利社區化與福利營利化 第三節 非營利組織的相關理論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四章 台北市的課後照顧系統 第五章 訪談結果探討 第一節 「福利」、「教育」、「社區」關係的探討 第二節 公私協營辦法之下，課後照顧的內涵與實施評估 第三節 在公私協營辦法下，不同方案的評選與價值 第四節 福利民營化下，社區化與商品化的討論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分析結果摘要 一、「福利」與「教育」的關係 二、「課後活動實施要點」與「公私協營辦法」的討論 三、公私協營辦法實施的困難 四、福利商品化的討論 五、福利社區化的討論 第二節 結論與建議 一、福利社區化與商品化的利弊討論與政策建議 二、對台北市課後照顧系統的評價與建議 參考文獻

隨著生產內容的殊異及分工的日趨細密，當代的經濟活動，已走入一個市場高度分化而生產部門化的階段，我們已無法再以單一的「國家--市場」的模式，來探究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在現實世界中，國家對經濟的管制，是透過政府與市場中各個權力與利益殊異產業部門的互動而完成的，每一個產業部門，基於不同的生產特性、行銷策略、產業結構乃至市場地位，都會形成一個獨特的政策範疇，來規限(或強化)國家機關權力的行使，或對政策工具造成不同程度的扭曲(或擴大)，從而使得政府在面對該產業時，扮演特定的角色及功能。然而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我們卻仍傾向從宏觀的角度，以「國家--市場」的二元結構，來試圖賦予政府在整體產業活動中一個一致性的描述，也此造成在解釋及預測上的侷限。在這樣的觀 點下，本研究乃試圖運用「產業管治機制」的概念，來針對台灣的電子工業中的電子零件業、家電業、個人電腦業及積體電路業，進行一跨部門的分析，希望能透過對不同產業部門與政府間互動關係檢視，來對既有的研究途徑進行檢證，並釐清府在產業活動中的實際角色。 / Mordern economic activity is highly differentiation in producing and marketing processes by sectors.We can no longer take an unique "state-market" mode to observe and interpretation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market.In the real world, any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on economic activityis in fact an interaction between power of the state and businesses' interest incemtives.In diffenent industry sectors,as they have differentprocuct elements,marketing strategies,industy structures and market status,every industry sectors will have its own significant governance mechanismand policy content.It will restrict (or reinforce) the autonomy and capacityof state and make the government play a specific role in industry activity.Takeing that point of view,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ake Taiwan's electronicindusty as a subject to proceed a sectoral analysis.After a careful examnation we find that even a strong state as KMT regime in Taiwan,the state didn't always have a highly autonomy and capacity to discipline the businesses.Most of time, state's power is not only restrict by some internal structuralfactors and outside enviorment like some statists have disserted,the nature of different goverance mechanisms have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on that.

隨著時代的演進，政府與民間的合作形式以從傳統契約關係轉變為公私關係（Public- Private-Partnerships,PPPs），強調參與者或利害關係人間創造共贏賽局的ㄧ種組織性關係。時至今日，公私協力關係的實踐仍有賴更多個案研究去發掘各種參與者與利害關係人的互動關係與合作模式。 　　以地方文化館－芝山文化生態綠園公辦民營為例，跨及政府部門、企業、非營利組織與社區，透過彼此互動、解決歧見與尋求合作，達成共識與協調，形成跨部門治理的模式。因此本研究透過三個構面去分析：(1)公辦民營的管理機制；(2)委託人與受託人雙方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間的互動關係；(3)這些互動關係如何影響營運組織的目標發展與運作，從中釐清跨部門協力治理的問題。 　　為探究芝山文化生態綠園的個案探討，本研究透過文本分析法與質性訪談法進行資料的統整與分析。經由分析公辦民營實施的利弊，以及公私協力的互動模式，以探析芝山文化生態綠園在經營目標執行與各方看法，並重新思考芝山文化生態綠園未來的發展與再定位，以作為發展地方文化館委外營運相關計畫的參考。 本研究結果發現：(1)委外管理與評鑑機制完備，惟政策目標寬鬆，造成代理人的自主發展；(2)委託人、代理人雙方偏向以維持契約的互動關係；(3)本研究對象與利害關係人關係互動情形為若即若離。而本研究針對芝山文化生態綠園的協力治理的建議為：(1)評選機制宜整合在地團體與有力人士的聲音；(2)進行跨部門溝通，增加多方合作渠道；(3) 建立社區為主的溝通平台，整合利害關係人間管理的歧見，可提供環境教育推廣或地方文化發展管理者的思考。 / With the changing of the times,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have shifted from traditional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into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 (PPPs) to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and form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or stakeholders. Yet, the PPPs in operation today are still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analysis of individual case studies to ensure the greatest collaborative efforts among the various participants and stakeholders. The Zhishan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Garden ia an example of a cross-sector partnership among government, enterprise, NPOs and community. To resolve the differences and seek cooperation among the different sectors, a case study was made on three levels: firstly, the private management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second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oth the client and the trustee and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 and thirdly, how those interactions affect the oper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s goal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The Zhishan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Garden's local cultural pavilion was contracted out by the Taipei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Through text analyses and detailed interviews, data was collected, integrated and analyzed. Analysis of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PPP operation's interactions revealed the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executing objectives among those involved with the project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better the future management of the local cultural pavilion. This study discovered that: (1) the outsourcing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were good, but the loose policy goals caused the agent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2) bilateral relations tended to maintain contract-oriented-interactions in PPPs; and (3) the NPOs, various parties of interest and the community worked side-by-side instead of together. Thus, the following PPP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Zhishan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Garden were suggested: (1) listen to the voice of a strong leader; (2) build cross-sector communication;(3)establish community-oriented communication platform, alongside promotion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help local cultural development managers develop new philosophies.

為深入瞭解「電子化政府」及ICT應用等相關方案對行政治理之影響，本研究檢視有關ICT應用與社會及公共行政發展之文獻，並以歷史分析之途徑，探討我國推動「電子化政府」之演進，並以「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以下簡稱國貿局)」為個案研究的對象，探討「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以及ICT應用方案之實施情形與經驗，以瞭解將ICT運用於公共行政系絡之整體背景與意義；並輔以問卷調查方式，調查行政人員實際運用ICT處理公共事務之現象，以評估公部門所推動之電子化政府計畫之成效，以及ICT應用對行政效能之影響；最後，歸納各項研究發現，陳述本研究之理論及實務意涵，並提供我國未來推動「電子化政府」計畫之建議。 本研究經綜合所獲得的證據後，認為ICT及其應用與當代社會及公共行政發展的關係，並非如「科技決定論」論述所接櫫的單一線性因果關係，認為僅需直接將ICT導入公共事務活動上，即能自動地出現新形態的治理關係與行政實務活動。事實上，ICT及其應用之發展與結果，係一複雜的「社會建構」過程（Bekkers, 1996）。在此一過程中，「ICT應用」與「行動者之認知」及所處之「社會系絡」進行互動；「社會系絡」框架出ICT及其應用的參考架構，並賦與ICT適當的社會意義，：「行動者之認知」則展現其對於ICT之理解與知覺；ICT應用不僅反映出所處系絡的權力、意義與文化價值等社會安排，並成為該體系「維持」及「再生產」的手段。故各類「ICT應用」之態樣，實為在特定社會系絡影響下，行動者之心智模式的一種「再現」。換言之，科技及其應用僅為僅為互動過程之因素之一，並非宰制性的力量。 本文認為ICT應用於公共事務所能產生的影響，係取決於科技應用之社會系絡及其價值與意義。將資訊科技導入公共事務活動上，本身並無法自行出現新型態的治理關係與行政實務，電子化政府的新型態治理與公共行政之發展，仍需透過對於社會正義、民主、自由及人道等價值之反思，役使資訊科技滿足人類與社會發展及成長之需求。

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研究種目:基盤研究(C)(2) 課題番号:09630040 研究代表者:江崎 光男 研究期間:1997-1999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