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企業融資宣告對股價的影響，並比較發行不同證券的融資宣告對股價影響程度的大小。 　　研究對象包括普通股現金增資、特別股現金增資、可轉換公司債以及純粹公司債發行宣告。除純粹公司債以外，研究期間為民國八十年至民國八十三年，純粹公司債的研究期間為民國八十年至民國八十二年，選出普通股現金增資23個樣本，特別股現金增資12個樣本，可轉換公司債17個樣本，純粹公司債14個樣本。 　　本研究使用市場模式估計樣本公司的預期報酬率，運用殘差分析計算個別樣本公司於宣告日前後三十個交易日的異常報酬率，並採標準化橫斷面檢定，計算各事件期的標準化每日平均異常報酬(SAR)，以及某一段期間內的標準化累積平均異常報酬(CSAR)，以瞭解該期間股價的異常變動行為。另外，本研究以宣告發行證券的累積平均異常報酬對發行公司規模、發行證券總額、槓桿增加程度以及資金用途，進行橫斷面複迴歸分析。根據本研究的實證分析結果，可歸納出下列七點結論： 　　1. 現金增資及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宣告對股價具有顯著正面的影響。而發行純粹公司債宣告則對股價無顯著影響。 　　2. 就發行證券融資宣告而言，我國股市具有半強式效率。 　　3. 整體而言，發行普通股及可轉換公司債相對於其他兩種證券的股價異常報酬較大。 　　4. 對於發行普通股及可轉換公司債而言，宣告公司的規模與其股價異常報酬成反比。 　　5. 對於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及純粹公司債而言，宣告發行總額與其股價異常報酬成正比。 　　6. 對於發行可轉換公司債而言，財務槓桿增加程度與股價異常報酬成正比。至於投資人對普通股現金增資造成的財務槓桿變動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則具有不同的看法。 　　7. 發行證券的股價異常報酬行為無法以資金的用途加以解釋。

近年來信用交易市場規模擴大並且證券信用交易環境產生了巨大的變革，因此本研究是希望透過對下列兩課題的實證分析，以為投資大眾所參考及運用。兩研究主題分別為：（一）停止融資買進與停止融券賣出對股票報酬率的影響。（二）融資融券餘額與股票報酬率之互動關係。 　　實證的進行乃蒐集民國八十年元月至民國八十二年元月的資料，以此期間符合得為融資券標準之所有股票為研究對象。 　　針對上述兩研究主題，實證過程主要可分為下列兩部份：（一）以介入分析模式來探討停止信用交易對股標報酬率的影響。（二）以VAR模型及ARCH模型來探討凈融資融券餘額增加率與股票報酬率間之動態互動關係。 　　所得結論如下： 　　(1)停止信用交易對股票報酬率的影響： 　　停止融資或停止融券對股價之影響效果多不顯著且是短暫的。因此若主管機關欲以此作為控制股價波動的工具，則可能並沒有預期之效果。 　　(2)凈融資融券餘額增加率與股票報酬率間之動態互動關係： 　　　(A)VAR模型分析結果： 　　　不論是凈融資融券餘額增加率或股票報酬率皆受自己的前期所影響。此外，當期凈融資融券餘額增加率亦受前期股票報酬率之影響，顯示股價的提昇將促使下一期融資買進的增加。但市場上技術分析若欲以前期之信用交易餘額來預測未來股價走勢，其有效性將令人存疑。 　　　(B)ARCH模型分析結果： 　　　　(a)當期的凈融資融券餘額增加率與當期的股票報酬率有同步之反應，因此股價對於公開資訊（凈融資融券餘額之變動）有立即之反應，但須注意的是此反應僅為暫時的，下期並不受影響，甚至有過度反應之現象。 　　　　(b)股票報酬率與凈融資融券餘額增加率皆受其自己的前期所影響，只是影響大小不一。

本研究以Miller與Modigliani(1958, 1961)的資本結構無關論與股利無關 論為研究背景，再以Myers(1974)的理論與Partington(1985) 的資金流量 等式為基礎，探討上市公司投資、舉債與股利決策間是否具有互動關係， 研究期間為民國七十七年至民國八十一年，樣本為國內上市公司，共 249家，研究方法除了針對各決策設計不同的方程式之外，並以三階段最 小平方法來進行聯立模型的實證，同時針對上市公司的高階財務主管寄發 問卷，以進一步了解此三大決策間實際互動的現象。經由三階段最小平方 法與問卷調查的結果可知，投資與舉債決策間具有互動關係，此結果與MM 所提出的資本結構無關論不同，亦即投資決策並未獨立於融資決策，兩者 應同時決定。至於投資與股利決策間，亦存有互動關係，即投資計劃之進 行與現金股利發放間存有資金競用的現象，而有96％的上市公司在評估投 資計劃時，會同時考慮股利政策。至於現金股利與舉債決策間，其互動關 係並不明顯。而上市公司在舉債時，能否提供擔保品給貸款者與現有負債 契約對於舉債的限制為最重要的考慮因素，而僅有將近三成的上市公司會 改變負債比率來維持固定的股利支付。另外，其他對於投資、股利與舉債 決策有影響的因素尚有：投資方程式中，前期舉債額對投資的影響亦顯著 為正，可知上市公司會將資金作長期的規劃。舉債方程式中， Jensen(1986)自由現金流量對於上市公司舉債的影響顯著為負，可知 Jensen所提出的假說可以成立，亦即舉債後，由於公司必須支付負債的利 息與本金，故公司會注意資金之運用，進而增加公司對資金使用上的效率 。股利方程式中，前期股利支付的係數顯著為正，顯示上市公司對於現金 股利的發放將參照公司去年度的股利水準，並且少有減發股利的現象。由 上述結果可以得知投資與股利決策、投資與舉債決策間存有互動關係，並 未如MM(1958, 1961)所言，投資與股利決策、投資與舉債決策間係獨立之 決策，由本研究發現這些決策應同時決定。另外，股利與舉債決策間的互 動關係並不明顯。

本研究蒐集民國71年至民國81年共11年間新上市公司其首度發放股利的股票作為樣本，試圖以首度發放股利的樣本進行股利研究，而藉此樣本選擇技巧可找出不受市場預期影響的「純綷事件」樣本，由此可觀察出較完全的股利效果。 　　本研究採用事件研究法，並以市場模式及調整市場模式作為均衡預期報酬模式，以避免單一模式可能造成的「定性錯誤」，進而討論以下三個問題： 　　1.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的股利效果是否有差異。 　　2.多頭市場時期及空頭市場時期的股利效果是否有差異。 　　3.第一類股及第二類股的股利效果是否有差異。 　　本研究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後得到下列幾項結論： 　　1.以新上市公司且首度發放股利的股票作為樣本，較之其他研究有較高的異常報酬。 　　2.股票股利較之現金股利有較高的異常報酬，可推論台灣股市投資人偏好股票股利。 　　3.空頭時期股利發放的異常報酬高於報酬高於多頭時期。 　　4.第一類股較之第二類股有較高的異常報酬，且股價較穩定。

股價報酬與經濟成長的關係雖有許多理論上的支持，但進行跨國比較時仍未有理論能夠分辨，因而提出三個問題進行研究，想探討的也就是常聽到的這兩句話「股市是經濟的櫥窗」、「股市是經濟的先行指標」是否成立。 　　針對所提出問題的理論基礎先做清楚的釐清，發現消費與投資是影響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從制度面進行新的推論，找出「財產權保護」、「內部交易」兩變數做為分類的標準；將預計實證的結果分為「健全的股市制度」與「未成熟的股市制度」兩大類陳述。本文以股價指數(SI)代表金融面、工業生產(IP)代表實質面、財產權保護與內部交易兩制度變數做為分類的依據，針對二十四個國家進行跨國比較，研究期間最早從1981年1月到2000年12月，在此採用最一般化的模型以進行跨國比較，採用 Granger Causality 之因果關係檢定，將實證結果分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依序探討。 　　雖然並無直接的證據支持預計實證的結果，但經由三階段的分析仍可發現股價報酬與經濟成長的關係強弱、領先程度應該和市場健全發展有直接關係，雖然內部交易與財產權保護兩制度變數無法捕捉健全市場的全貌，但仍扮演一定的角色。唯有股價報酬與經濟成長的關係較強，才不容易形成泡沫危機；也唯有股價報酬領先經濟成長的時間較長，才有可能從政策面著手緩和景氣循環的波動，因此提供一個健全發展的金融環境非常重要。

近年來在競爭日益激烈以及法令逐漸開放之下，金融業透過購併進行跨業經營已成為一個趨勢，也使得金融產業的結構大大的改變。金融業跨業經營的模式包括以美國及我國為例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德國的綜合銀行模式、英國轉投資的方式，然而各種的經營模式下各有其優缺點，且各有其形成的背景及理由。 　　本研究以美國的商業銀行Chase Manhattan和投資銀行JP Morgan的跨業合併案，進行個案分析，以瞭解其背後合併的動機、組織調整方式、合併經營後的績效以及合併過程中所遭遇到人事、文化整合的問題。 　　此外，本研究利用國內銀行、證券、產險、壽險業過去十年的會計資料，分析各金融業的獲利情形、風險程度。並以模擬合併的方式探討國內金融業跨業合併是否存在風險分散的效果。 　　研究結果發現，以國內的金融業而言，只有在證券業和產險、壽險業結合時有較顯著的風險分散效果。另一方面，透過個案分析，瞭解到透過金控公司方式跨業經營，可以達到部分的cross-selling的效果，然而風險的控管也更加重要，且各子公司之間在進行跨公司的緊密配合。而文化、人事的整合部分也是影響合併成功與否的重要因子，因此對於任何想要進行跨業合併的金融機構，更要謹慎的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隨著經濟環境的轉變以及法令對公司籌資管道逐漸鬆綁，使得公司有多種融資方式可以選擇，而特別股亦是公司的另一種選擇。本研究以民國74年至90年間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之特別股上市公司為樣本，藉由探討影響公司決定發行特別股之因素及影響普通股與特別股價差之因素，來觀察特別股融資方式適合於哪些公司，以及怎樣型態的特別股股價表現會較佳，實證結果可提供公司融資決策與投資人投資決策之參考。 　　研究結果顯示，在發行特別股的決定因素方面，公司的財務狀況、資本結構的確會影響公司是否發行特別股之決定。當公司財務狀況不佳時，為避免財務結構更形惡化，公司會傾向以特別股方式來籌資，且當公司債務比率已經高過產業平均債務水準時，公司較不會再以舉債的方式來籌資，以避免公司債務比率更高。至於租稅利益的考量上，卻無法獲得實證之支持。而於特別股與普通股的進一步分析中，實證結果顯示，當公司財務狀況不佳或是較具成長潛力的公司，越傾向發行特別股。 　　在影響普通股與特別股價差的因素方面，當特別股條款具有轉換權、無償配股權者，由於給予特別股股東額外權利，故該類特別股股價表現較佳。此外，當普通股的市場流動性與波動性相對較高時，該標的公司的特別股較不受投資大眾所關注，也因此使其股價表現較差。但在有同意權的特別股條款及普通股配股比率上，卻與本研究的預期相反，可能是因為同意權與特別股報酬率呈顯著正相關，故當特別股條款同意權愈低時，特別股報酬率也愈低，導致特別股股價表現較差。而當普通股配股率愈高時，可能由於特別股股價也隨著標的普通股股價而上漲，使得普通股配股率愈高，特別股股價反而愈高。 / With the change of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he loose regulation of law for financing ways, firms have many choices of financing, and preferred stock is an alternative. This study examines, during 1985-2001 for a sample of preferred stocks in Taiwan Stock Exchange, what firm is appropriate for issuing preferred stock and what type of preferred stock has higher value. By studying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issuance of preferred stock and that affect price spread between common stock and preferred stock, the empirical result could be used for decision-making of firms and investors. 　　In the factors of determining the issuance of preferred stock, we find that financial position and capital structure could indeed affect the firm's decision of whether to issue preferred stock or not. When firms are in weaker financial position, they are inclined to finance by issuing preferred stock to avoid worse financial structure. Besides, when firms that have debt ratio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levels of industry, they are not likely to finance by issuing additional debt to make the debt ratio even higher. On the other hand, empirical evidence does not support the tax benefit hypothesis. By the advanced analysis of preferred stock and common stock,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firms with weaker financial position or with higher potential growth are more inclined to issue preferred stock. 　　As for the price spread between common stock and preferred stock, preferred stock with convertible right or stock dividend provisions, which give the preferred stockholders additional rights, tend to have higher stock price. In addition, when the market liquidity and the volatility of common stock returns are relatively higher, the preferred stock of the corresponding firms tends to have lower stock price. However, the coefficients of the variables about approval provision and dividend rate on common stock have signs contradictory to the prediction. The reasons may be that the approval provision (APR) and the return of preferred stock (RET_P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Therefore, when APR is smaller, RET_PS is also lower, leading to worse preferred stock price. As for the stock dividend rate (ST_D), since the preferred stock price may have risen with the common stock price, higher ST_D may on the contrary leads to higher preferred stock price.

GARCH模型是最常用來估計股價波動度的方法之一，因為其模型最能解釋股價波動度之叢聚現象，然而有學者發現好壞消息對股價波動度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而對稱型GRCH並無法解釋這種現象，因此發展出各種不對稱GRCH模型來描述正負向未預期報酬對股價波動度之衝擊。另外，中國大陸B股因外匯管制政策而只限制境外人士（含臺、港、澳居民）以外幣（美金、港幣）來投資，直到2001年2月19日才開放中國境內人民投資，因此形成很特殊的股票市場，本文以B股股市為實證對象，探討B股股價是否存在波動叢聚及不對稱現象。 　　實證結果顯示，中國B股股票市場雖因政策因素，使得市場機制受到扭曲，但仍符合一般股票市場之特徵，在股票報酬率分配方面出現厚尾的特徵，報酬率之波動性亦具有波動叢聚和異質之現象，故適合用GRCH模型來描述。在波動性不對稱方面，中國B股股價波動度亦具不對稱現象，開放大陸人民投資B股前，正向未預期報酬（好消息）對波動度衝擊影響程度較大，在開放後，負向未預期報酬（壞消息）的衝擊程度大幅增加，因此，在作B股股價波動度預測時，需考慮開放B股政策之影響而從新估計，否則會產生預測誤差。

隨著可轉換公司債相關法規與市場的逐漸完善，越來越多公司使用可轉換公司債進行籌資，然而許多研究報告皆顯示，可轉換公司債之發行對於公司會產生負面影響。本研究之目的，即在於探討可轉換公司債宣告與發行對於發行公司股票流動性所造成之影響為何。本研究以國內1997年至2009年間曾發行國內可轉換公司債之公司為樣本，以宣告日及發行日建構三種不同觀察期（圖3-5-1），利用事件研究法計算發行公司股票流動性指標（成交量、成交值、週轉率）因可轉換公司債宣告與發行所造成之變化程度，並進一步以多元迴歸法（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分析，探討可能影響股票流動性變化程度的重要因素為何。 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如下： 1.發行公司股票成交值及週轉率在發行日後較發行日前皆顯著下降；在宣告日前後部份，股票成交值及週轉率在宣告日過後亦顯著下降，但若剔除2001年10月前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使用發行日代替宣告日該部份之資料，則僅股票週轉率呈現顯著下降；與宣告日前公司股票流動性相比，發行日過後公司股票成交值及週轉率皆顯著下降。 2.根據迴歸分析，發現大盤成交量變化、股價變化、股價波動率變化、市價淨值比及成立年數皆可能影響公司股票流動性變化幅度，前三項變數對異常股票流動性變化的迴歸係數為顯著的正值，後兩項變數的迴歸係數則為顯著的負值。至於內部人持股比率、獨立董監席次比率的迴歸係數則並不顯著異於零。

2009年12月11日，華碩宣告將透過資產分割方式來完成了股東們一致期盼的品牌、代工分家切割，但在宣告後華碩股價反而重挫，並引起市場上一陣恐慌。本論文透過個案研究方式，歸納出華碩未採取權益分割的方式而選擇資產分割的主要原因為：資產分割可帶來最快速且獨立性的分割，達成公司對外宣稱的策略目標-品牌代工完全分離。但資產分割所衍生的流動性問題，為造成市場恐慌的主要因素。 股東結構的組成將影響宣告分割的效果及市場反應，華碩擁有35%以上的外資股東，但外資股東在內規中無法持有未上市股票，所以外資股東在資產分割中所面臨的流動性問題，在短期內對股價是負面反應。 最後華碩、和碩進行分割後並未如管理階層所述創造超額報酬，本文推測主要原因為產業發生變化，使華碩、和碩失去垂直整合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