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係應用序列談判(Sequential Bargain)模型，來制定出銀行最適放款 利率報價。在放款談判之中，由於談判雙方訊息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銀行對於客戶的真實報償，並沒完全的訊息，因此在談判 初期，銀行僅能藉由已知的客戶報償分配與決策法則，來制定出利率報償 。然而隨著談判期的逐漸增加，客戶的回應，會將其真實報償的訊息給釋 放出來，而銀行在接收此訊息並認知到客戶的真實報償，產生所謂的學習 效果( Learning Effect)之後，即可據此訂定出各期最適的放款利率報價 了。當談判期限由一期放寬為兩期時，對於客戶來說，因為可以以較低的 利率貸得資金，因此會樂於接受銀行這樣的安排。至於銀行方面，則因為 談判期限放寬以後，對客戶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使得放款利率報價更趨於 合理化，銀行本身的期望報償提高，因此銀行也會樂於將談判結構做這樣 的安排。

在充滿不確定性之交易市場中，每位交易者會盡量利用所擁有之資訊，在市場有干擾（如，風險性資產供給之不確定性、個人偏好不同、個人面對之稅負環境不同等）之情形下，市場會顯露出部份私人訊息，故交易者亦會經由對價格和交易量之觀察習得訊息；擁有私人訊息之交易者稱為消息靈通者(Informed)，未擁有私人訊息而只能經由觀察價格而習(learn )得 訊息之交易者稱為消息不靈通者(Uninformed)，他們二者之差異在於他們是否願花成本或資源以購買訊息。本文係在干擾理性預期模型下，利用所設定之特殊效用函數--絕對風險規避效用函數及假設隨機變數為多元常態分配，探討市場有干擾情形下，在第一期有私人訊息而在第二期有公開訊息揭露之不對稱訊息模型中價格之資訊性，分別分析了公告訊息和私人訊 息之干擾程度、風險性資產供給之不確定及購買訊息人數對二期價格資訊性之影響。在所設定的模型有解下，本文利用這些影響因素對公告訊息和私人訊息在總合需求計劃部位 (Position)的彈性說明二期價格資訊性。同時文中亦探討購買訊息人數之內生決定，顯示了公告訊息之揭露會修正交易者之看法而減少私人蒐集訊息之誘因。

資訊不對稱可能造成市場中買賣雙方無法順利進行交易的阻力之一，而評等制度可以為資本供需雙方架起資訊的橋樑，讓資本市場發揮資金仲介的功能，使得投資者可以降低風險的不確定性、信用風險較低的企業減少付出的籌資成本，進而擴大市場的深度與廣度，增進資本市場的整體效率。為提供金融市場透明化訊息，並有別於過去相關研究方法，本研究多變量統計方法之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及順序羅吉斯迴歸(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為基礎，分析影響壽險業信用評等之重要因素，以期在分析過程中獲得一套有效信用評等過程的關鍵方向。 　　本文以1994年至1997年接受A.M. Best評等之591家美國壽險公司為研究對象。美國壽險公司年報資料來源為NAIC DAATABASE PRODUCT光碟資料庫;而等級資料來源則是A.M. Best資料庫。首先取1994年至1996年共三年之財務資料與評等結果為估計樣本建立順序羅吉斯迴歸模型，並以相同公司的1997年的資料為保留樣本，作為等級預測之用，同時以多變量之因素分析建立1997年之分析預測模型，來比較兩模型之差異及解釋影響模型之重要因素，進而驗證壽險公司之財務報表資料與評等結果間是否有直接關係存在。

我國地方政府租稅努力程度有普遍不足的現象，且稅收會隨景氣波動呈現不穩定的情況。本篇文章的研究目的，從土地稅租稅努力角度切入，來探討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我國地方政府租稅努力程度的影響，並進一步分析景氣繁榮與衰退期間對我國租稅努力是否具有不對稱效果。除此之外，本文建立迴歸計量模型，配合1982年到2009年我國總體經濟的時間序列資料，來驗證總體經濟變數以及景氣波動對於我國租稅努力的影響，是呈現正向或反向循環關係，以及景氣波動對租稅努力是否有不對稱影響。 本文主要的結論有兩點，第一點可由迴歸結果中證明，無論是單獨探討景氣波動的影響效果，或是放入其他總體變數所建構較完整的模型之下，都顯示總體景氣衰退期間的失業率，和全國土地稅租稅努力呈現負向關係，而實證結果也證明我國總體經濟景氣波動與土地稅租稅努力呈現正循環，也就是同方向變動的關係，表示我國地方政府在面臨景氣衰退期間，對於土地租的努力程度較低，而在景氣繁榮期間的土地稅租稅努力則較高。本文的第二發現，乃是若將景氣波動分為繁榮與衰退期間，可發現景氣衰退期間影響大於景氣繁榮期間，這也表示總體景氣於衰退期間對於土地稅租稅努力程度的影響效果較大。且經由Wald test的檢測結果中可看出總體景氣的繁榮與衰退期間對我國土地稅租稅努力有不對稱影響，故可推論景氣好壞會影響地方政府的租稅努力行為。據此，在地方政府自主性增加之後，地方政府需要更有目地的提升自我租稅努力程度，若地方政府能夠判斷景氣波動對財政造成的影響，或許可制定輔合時宜的租稅政策。

在台灣，聯合貸款已逐漸成為企業普遍使用的籌資工具之一，由於結合了私有負債(private debt)所具備的契約彈性與公開負債(public debt)的分散風險特點，使聯合貸款成被視為特殊的資本市場籌資工具。過去文獻以聯貸宣告效果檢驗銀行監督掃描的能力，但對於貸款後公司的長期股票報酬與營運績效表現並未進行驗證，有鑑於此，本研究由長期觀點出發，探討台灣企業進行聯合貸款後股票長期累積超額報酬以及聯合貸款前後營運績效相對表現重新審視銀行在聯貸過程中之監督功能及降低資訊不對稱的能力。 本文以持有期間累積異常報酬法(BHARs)衡量公司聯貸後股票三年累積超額報酬與聯貸前一年與後三年財務相對績效表現，同時採用多元迴歸分析檢視公司特性與聯合貸款契約條件對公司長期績效的影響。研究期間自1990~2005年，研究對象為台灣上市櫃公司樣本期間內確定已簽訂之新台幣計價幣別聯貸契約，上市公司230筆，上櫃公司33筆，總計有效樣本共263筆。 實證結果發現，在公司股票報酬表現的部分，聯合貸款後三年的股票持有期間累積報酬顯著低於同規模同產業之公司，且樣本內規模較大的公司累積異常報酬顯著低於規模較小的公司，但財務限制高與低的子樣本間累積異常報酬並無顯著差異；在公司營運績效表現的部分，樣本公司聯合貸款簽約前一年度與後三年度財務績效指標顯著低於比較公司，而各年度之間的變化並無顯著差異，同時，這些借款者聯貸前後期的營運績效並未因財務限制高低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多元迴歸分析的部分，只有規模大小對聯合貸款前後營運獲利相對表現具有顯著性影響，其餘變數在統計上無解釋能力。研究結果顯示台灣金融機構不具監督掃描的能力，且其聯合貸款對象的後續股票報酬與經營能力並不因為公司財務限制高低而有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亦認為銀行無法從眾多借款者中辨識體質較健全的公司，隱含台灣企業承作聯合貸款之行為不應存在資訊內涵效果。

本文主要針對金融海嘯前後，亞洲國家資本市場報酬動態相關性的變化進行研究，過去對國際資本市場變化研究，著重於股票市場的關係且多假設相關係數為固定。 本研究應用Cappiello, Engle and Sheppard（2006）提出的AG-DCC GARCH模型（Asymmetric Generalized Dynamic Conditional Correlation GARCH），探討亞洲國家股票與債券市場的動態相關性變化。除了股票市場間報酬相關性的變化之外，同時考量危機發生時可能有flight-to-quality效果，而將台灣、韓國日本之債券市場進行研究，並將資本市場面對正面與負面衝擊時，所可能產生之不同反應納入評估，並採用國際投資者常作為投資參考的MSCI指數與J.P.Morgan指數作為研究資料來源。 研究發現台灣、中國、韓國及日本的股票指數與台灣、韓國及日本的債券市場的相關係數會隨時間變動而變動，並進一步藉由AG-DCC GARCH發現各指數在金融海嘯前後的相關係數趨勢且市場間在金融海嘯後動態相關性有顯著的差異。 投資者進行國際投資組合配置或者投資標的選擇，應考量市場間的動態相關性改變所帶來的影響，並配合本身風險傾向找出最適當的避險方式，避免因忽略市場訊息可能產生的投資風險。對政府而言，制訂政策同時尚需考量國際資本移動產生的衝擊，以及其對政策實際執行的效果影響，進而制訂有效的政策。

民國99年5月19日公布施行之「刑事妥速審判法」有禁止檢察官對無罪案件上訴之規定，此項立法類似學理上所稱之「不對稱上訴（asymmetric appeal）」。不對稱上訴為英、美等國家刑事訴訟的一項重要制度，在此刑事程序，被告受有罪判決者得提起上訴，而檢察官對無罪判決卻不得上訴。這種的不對稱上訴權，被認為是刑事訴訟保障被告的措施之一，但也使得刑事程序明顯有利於被告。事實上，美國的不對稱上訴制度，並非成文法所明定，而是從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之雙重危險禁止條款，經過聯邦最高法院數十年的判例演進，逐漸形成而來。至於英國之不對稱上訴制度，先是普通法的「前已無罪判決(autrefois acquit, former acquittal)」抗辯所發展出來，再以成文法明文加以規定。本文將介紹美、英等國刑事不對稱上訴制度發展的經過暨內涵，。並歸納分析傳統上支持不對稱上訴之理由，尤其是不對稱上訴這種有利於被告之設計的基礎，即數個錯誤之無罪判決比一個錯誤之有罪判決所付出的社會成本低這個理念（寧可錯放數人，不可錯關一人）。最後將討論屬於大陸法系的我國，在刑事訴訟以特別立法限制檢察官對無罪案件上訴之妥適性。

自2001年我國引進私募制度迄今，私募市場逐年蓬勃發展，提供上市櫃公司更加靈活、彈性、多元化的籌資管道，融資工具已不僅限於私募股權融資，更延伸至私募公司債，甚至是海外公司債等債權融資工具，而國內學者紛紛研究其私募股權相關的文獻及實證。 本研究目的有別於其他學者，為探討我國上市櫃公司發行有價證券時，選擇不同的融資工具帶給外部投資人不同的宣告效果，研究樣本包括發行日介於2003年至2009年之上市櫃公司，研究方法包括事件研究法、多元迴歸模型、羅吉斯迴歸模型、公司獲利能力之衡量指標。在國外文獻探討上，分別從代理理論、資訊不對稱假說及監督效果假說來驗證宣告效果差異的原因。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發行公司在以股東會決議日為宣告日之股權融資的宣告效果大於債權融資，根據資訊不對稱理論，因為在私募市場中，資訊不對稱程度較大的公司，因其風險也較大，故發行私募股權，即發行普通股或特別股，較能減輕資訊不對稱問題，因此，較容易傾向發行私募股權(Gomes and Phillips(2012))；而私募債權發行，即發行公司債或可轉債，其資訊不對稱問題減輕的程度較低，故宣告效果不若私募股權大，但若是董監質押比及負債程度越高的公司，其監督效果較顯著，對宣告效果為正面的影響。而在私募有價證券發行後，無論使用何種融資工具的發行公司，其獲利能力皆有改善或提昇的跡象，意味著專業投資人所提供的監督效益在公司的營運上有顯著影響，而經理人能夠更有效率地分配公司資源，而發行債權融資工具的發行公司，其獲利能力的提升大於發行股權融資工具的發行公司，可能因為債權人對發行公司的監督效果較顯著所致。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公司治理機制對盈餘保守性之影響。在經營權及所有權分離的情況下，代理問題因此而生，公司適當的採用保守原則可以緩和代理成本的問題。同樣的，公司治理機制之強弱與治理風險的高低也與代理成本息息相關，因此，本研究藉由檢視盈餘對訊息反映之不對稱性與公司治理機制間之關係，以探討治理機制是否會影響公司盈餘之保守性，本研究亦探討近年來我國整體外在訴訟環境之轉變，對於公司盈餘保守性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我國公司盈餘之保守性隨著外部法律環境漸趨嚴格，而日益增高。在先天治理風險較高的情況下，例如：董監質押比率、大股東持股比率愈高，公司盈餘之保守程度愈高。另一方面，董事及經理人整體權益誘因較高的情況下，盈餘保守程度較低。在外部治理機制方面，機構投資人持股愈高，盈餘偏向不保守；負債比率較高之公司，其盈餘則偏向保守。在董事會治理機制對盈餘保守性之影響方面，除董事會規模愈大，盈餘愈趨保守外，監察人規模及獨立董監對盈餘保守性之影響並不顯著。 整體而言，我國公司運用保守原則來緩和代理問題的情況確實存在。但我國公司治理機制對盈餘保守性之影響，可能主要來自於先天治理風險之差異，後天治理機制之影響效果則尚不顯著。 / Past research shows that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produces earnings that reflect bad news faster than good new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More specifically, we use several variables, including board and ownership structures, outside shareholders and independent director and supervisor, to assess a company’s characteristic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nsitivity of earnings to bad new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lower) for strong (weak) governance risk firms and the asymmetric timeliness of earning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the sample firms in recent year. More specifically, we find that (i) the number of board directors, the percentage of outside directors’ shareholdings and the pledge rate of directors’ shareholding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nservatism, and (ii) the percentage of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conservatism.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that a company’s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can improve the conservatism in its earnings. Our results hold after controlling for firm size, growth opportunities, industry, and audit quality. Overall, our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notion in Watts (2003) that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plays a rol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近年來國際間電信市場上，由於電信自由化風潮的影響，促進電信市場競爭和保障消費者用戶的相關規定和政策陸續制定出現。號碼可攜服務隨著電信市場的逐漸成熟與開放新進業者的加入等，其實施的迫切性和需求性則越來越重要。另一方面，韓國和台灣兩國皆有相同的共識，先後推動實施所謂的行動電話號碼可攜 (Mobile Number Portability)服務，讓民眾在更換不同行動電話業者服務時，仍能夠保有使用原號碼之權利和便利性。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一)是想以較台灣先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的韓國為主要的研究比較個案國家，瞭解韓國電信主管機關的政策制定過程、探討行動通信市場現況、消費者用戶的需求與行動通信業者的回應與市場策略；(二)再輔以參考其他已實施國家經驗中的成功與失敗的因素，與台灣的相關政策、業者策略和消費者用戶的態度等，做綜合性的對照和分析比較，提供台灣在未來實施過程中的建議。 主要的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並且針對「政府相關部門的政策制定」、「消費者用戶的需求」和「行動通信業者之因應策略」，以及「政策實施後所造成的影響」四大問題面向進行探討和分析。 研究分析結果整理發現，韓國和台灣在先後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之後，的確增加消費者用戶選擇業者的權利，和促進行動通信市場上各家業者的競爭和發展。行動通信業者為了鞏固既有用戶基礎和吸引別家用戶上門，無不提供更多樣的費率包裝和增加服務內容。 研究建議台灣目前已實施之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應該：(一)縮短申請攜碼移轉作業的時程；(二) 加強維護消費者用戶的權益措施；(三) 健全新舊業者之公平競爭機制。 /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from telecommunication liberaliz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market, there are many policies of improving competition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 market and protecting consumers are made one after another. Along with that the telecommunication market becomes gradually mature and new operators join competi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umber portability service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On the other hand, South Korea and Taiwan both implemented the so-called "Mobile Number Portability Service", allowing mobile subscribers to switch service operators while retaining the same mobile phone number.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1) to try to mak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obile Number Portability Service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2) And it will also give some useful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bile Number Portability Service in Taiwan, by learning experiences from other countries which have implemented Mobile Number Portability Service.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and deep-in interview method,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and analyzes four major research questions: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the subscribers’ demands", "the operators’ strategies" and "the influence from implementing Mobility Number Portability Service". This research finds out that,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Mobile Number Portability Service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t indeed provides more freedom for subscribers to select service operators and stimulates the compet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 market. Besides, every service operator provides more tariff packages to consolidate old subscribers and attracts new subscribers form other service operator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bile Number Portability Service in Taiwan should: (1) reduce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for Mobile Number Portability Service; (2) strengthen the measure of maintaining subscribers’ interests; (3) create a fair competition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