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研究指出，公司管理當局可藉由即時揭露更多攸關資訊以降低市場之資訊不對稱，而管理當局所發布之財務預測亦為揭露資訊之一種。我國證管會於民國八十年五月起正式實施強制性財務預測制度，影響資本市場甚鉅。本研究旨在探討管理當局所發布之財務預測對資本市場資訊不對稱之影響，進而推論我國強制性財務預測制度對於降低資本市場之資訊不對稱是否有其功效。 本研究採用股票交易量、股價變異性及市場深度作為資訊不對稱之代理變數，實證結果顯示： 1.在強制性財務預測制度實施前，自願發布財務預測之公司於預測發布後，其資訊不對稱顯著較預測發布前降低；然與未發布財務預測公司相較之結果卻顯示，以股票交易量為資訊不對稱之代理變數時，發布財測公司於預測發布後之資訊不對稱反而顯著較未發布財測者為高。 2.在強制性財務預測制度實施後，強制或自願發布財務預測之公司於預測發布後，其資訊不對稱程度仍顯著較其發布前降低；而以股價變異性為資訊不對稱代理變數之結果亦顯示，發布財測公司於預測發布後之資訊不對稱顯著較未發布公司為低。 3.以市場深度為資訊不對稱代理變數之結果顯示，在強制性財務預測制度實施後，發布強制性財務預測之公司，其資訊不對稱於預測發布後顯著降低；此外，與發布自願性財務預測公司相較之結果顯示，發布強制性財測公司於預測發布後，其資訊不對稱程度不顯著高於發布自願性財務預測者。 / A firm can increase levels of disclosure to lower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Financial forecast released by managers is also one of information about corporation. Our country began to implement the mandatory financial forecast regulations since May, 1991. This study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inancial forecast released by companies and the mandatory financial forecast regulations. Furthermore , it also investigates that if the regulations effectively mitigate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is study uses trading volume, price volatility, and market depth as proxies for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Before May, 1991, corporations with voluntary forecast significantly mitigated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fter the forecast released. But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use trading volume as a proxy) of corporations after forecast released was not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rporations without forecast. 2.After May, 1991, corporations with mandatory or voluntary forecast also significantly mitigated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fter the forecast released. And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use price volatility as a proxy) of corporations after forecast released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rporations without forecast. 3.After May, 1991, corporations with mandatory forecast significantly mitigated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use market depth as a proxy) after the forecast released. And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of corporations after mandatory forecast released was not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rporations with voluntary forecast.

近年來，中國的經濟表現受眾人稱羨之餘，實質固定匯率政策卻為人所詬病。然而，中國人民銀行於 2005 年 7 月 21 日公告一套以市場供需為基準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後，人民幣遂開始逐步升值並連帶地牽動亞洲其他國家幣值變化。為瞭解人民幣變動對亞洲四小龍國家幣值的外溢效果，本文利用動態條件相關係數模型，透過人民幣和亞洲四小龍貨幣的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分析相關係數。最後發現，人民幣和四小龍貨幣間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關，且此動態相關性自 2008 年起日與俱增。

本文提出一個動態隱含波動度函數模型，以改善一般隱含波動度函數難以隨時間的經過而調整波動度曲線且無法描述資料的時間序列特性等缺點。本文模型為兩階段隱含波動度函數模型，分別配適隱含波動度函數的時間穩定(time-invariant)部分與時間不穩定(time-variant)部分。 本文模型在波動度的時間不穩定部分配適非對稱GARCH(1,1)過程，以描述隱含波動度的時間序列特性。本文使用的非對稱GARCH(1,1)過程將標的資產的正報酬與負報酬對價平隱含波動度的影響分別估計，並將蘊含於歷史價平隱含波動度中的訊息及標的資產報酬率與波動度之間的關連性藉由價平隱含波動度過程納入隱含波動度函數中，使隱含波動度函數能納入波動度的時間序列特性及資產報酬與波動度的相關性，藉此納入最近期的市場資訊，以增加隱含波動度模型的解釋及預測能力。時間穩定部分則根據Pena et al.(1999)的研究結果，取不對稱二次函數形式以配適實證上發現的笑狀波幅現象。時間穩定部分並導入相對價內外程度做為變數，以之描述價內外程度、距到期時間、及價平隱含波動度三者的交互關係；並以相對隱含波動度作為被解釋變數，使隱含波動度函數模型除理論上包含了比先前文獻提出的模型更多的訊息及彈性外，還能描繪「隱含波動度函數隨波動度的高低水準而變動」、「越接近到期日，隱含波動度對價內外程度的曲線越彎曲」、「隱含波動度函數為非對稱的曲線」、「波動度和資產價格有很高的相關性」等實證上常發現的現象。 本文以統計測度及交易策略之獲利能力檢定模型的解釋能力及預測能力是否具有統計與經濟上的顯著性。本文歸納之前文獻提出的不同隱含波動度函數模型，並以之與本文提出的模型做比較。本文以台指選擇權五分鐘交易頻率的成交價作為實證標的，以2003年1月1日~2006年12月31日作為樣本期間，並將模型解釋力及AIC作為模型樣本內配適能力之比較標準，我們發現本文提出的模型具有最佳的資料解釋能力。本文以2006年7月1日~2006年12月31日作為隱含波動度模型預測期間，以統計誤差及delta投資策略檢定模型的預測能力是否具有統計及經濟上的顯著性。實證結果指出，本文提出的模型對於預測下一期的隱含波動度及下一期的選擇權價格，皆有相當良好的表現。關於統計顯著性方面，我們發現本文提出的動態隱含波動度函數模型對於未來的隱含波動度及選擇權價格的預測偏誤約為其他隱含波動度函數模型的五分之一，而預測方向正確頻率亦高於預測錯誤的頻率且超過50%。關於經濟顯著性方面，本文使用delta投資組合進行經濟顯著性檢定，結果發現在不考慮交易成本下，本文提出的模型具有顯著的獲利能力。顯示去除標的資產價格變動對選擇權造成的影響後，選擇權波動度的預測準確性確實能經由delta投資組合捕捉；在考慮交易成本後，各模型皆無法獲得超額報酬。最後，本文提出的動態隱含波動度函數模型在考量非同步交易問題、30分鐘及60分鐘等不同的資料頻率、不同的投資組合交易策略後，整體的結論依然不變。 /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implied volatility function to facilitate implied volatility forecasting and option pricing. This function specifically takes the time variation in the option implied volatility into account. Our model considers the time-variant part and fits it with an asymmetric GARCH(1,1) model, so that our model contains the information in the returns of spot asset and contain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returns and the volatility of spot asset. This function also takes the time invariant in the option implied volatility into account. Our model fits the time invariant part with an asymmetric quadratic functional form to model the smile on the volatility. Our model describes the phenomena often found in the literature, such as the implied volatility level increases as time to maturity decreases, the curvature of the dependence of implied volatility on moneyness increases as options near maturity, the implied volatility curve changes as the volatility level changes, and the implied volatility function is an asymmetric curve. For the empirical results, we used a sample of 5 minutes transaction prices for Taiwan stock index options. For the in-sample period January 1, 2003–June 30, 2006, our model has the highest adjusted- and lowest AIC. For the out-of-sample period July 1, 2006–December 31, 2006,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shows that our model substantially improves the forecasting ability and reduces the out-of-sample valuation errors in comparison with previous implied volatility functions. We conjecture that such good performance may be due to the ability of the GARCH model to simultaneously capture the correlation of volatility with spot returns and the path dependence in volatility. To test the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our model, we examine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delta-hedged trading strategy based on various volatility models. We find that although these strategies are able to generate profits without transaction costs, their profits disappear quickly when the transaction costs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Our conclusions were unchanged when we considered the non-synchronization problem or when we test various data frequency and different strategies.

就現階段的企業經營型態而言，專業人才的良窳以及培育訓練可能遠勝於公司有形資產的多寡，這種情形在高科技產業尤其明顯。企業為了留住優秀人才，必須提供許多激勵措施。就我國企業而言，最普遍的激勵措施是員工分紅配股制度。然而，在此制度下，容易產生員工短視近利的缺失。歐美等國較常採行所謂的股票選擇權制度，由於此種制度具有激勵未來的特性，屬於「長期的激勵因子」，更能使員工與股東的利益趨於一致。因此，財政部為順應高科技產業的需求，於民國八十九年准許上市公司實施員工股票選擇權制度，此制度開放後，勢必影響到我國企業對於員工長短期激勵誘因的最適決策。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利用訊息理論中的「代理模型」，探討股東與員工雙方在「訊息不對稱」下，股東如何設計最適的員工激勵契約。站在股東極大化期望財富的立場，建構一套綜合現金、股票以及股票選擇權的理論模型，並經由模型運算推演，試圖達到下列的研究目的：(1) 在長短期激勵誘因契約下，分別推導出最適員工誘因強度、最適基本薪資以及最適員工努力水準；(2) 比較長短期激勵誘因的最適員工努力水準，驗證股票選擇權制度是否具有提高員工努力程度的激勵效果；(3) 站在股東與員工各自追求期望財富極大化的立場，探討雙方對長短期誘因制度的偏好。 　經由模型分析，可得到以下幾點結論：(1) 員工努力程度不受長短期激勵誘因的影響，股票選擇權的作用或許只在於留住人才以及加深員工對公司的忠誠度；(2) 股東在擬定最適長短期激勵誘因強度時，必須考量公司股本大小、員工對風險的趨避態度、努力投入的成本係數以及景氣波動對公司未來收益的影響；(3) 影響員工最適認股權證比率的大小，除了上述提到的因素外，還包括認股權證的避險比率，股東可以藉由觀察公司股價的高低，以協助長短期激勵誘因的決策擬定；(4) 股東與員工基於期望財富極大化的立場，對於長短期誘因契約的偏好會產生利益不一致的現象，雙方面臨的是一場無法達到雙贏局面的零合遊戲。

在政府提倡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的引導下，台灣金融管制解放，金融機構擺脫過去寡占經營的局面紛紛林立，為了因應市場競爭，各種金融產品不斷推陳出新，放款限制亦不斷寬鬆，造成市場一片蓬勃。然而從1997年金融危機的發生，導致企業跳票的個案中，使我們注意到企業在自由化時期藉籌措資金之便，大行金錢投機遊戲，以股票質押再行借款投資。此種高度的財務槓桿操作，一旦面臨危機衝擊，抵押品價值下滑，勢必發生連鎖反應而危及營運。 本研究從市場資訊不對稱觀點說明，公司抵押品價值（淨值）下滑，對借款者的債務保障價值減少，加速資訊不對稱之二大問題───道德危機和逆選擇，促使經濟雪上加霜，引發全面性危機。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如下： 1.台灣自1990年代後，紛紛以股票質押借款，放款隨股價變動而有循環性調整，銀行抵押放款捲入股價波動，脆弱的金融體系一旦因應景氣情勢緊縮信用，對經濟產生進一步抵押品效果。 2.由此次台灣企業財務危機教訓可知，出問題的多為股票質押，不動產質押因應危機的反映較低且台灣不動產不景氣已多年，銀行資本已消化部分壞帳。實證結果亦顯示股票質押相對不動產更有助長經濟向下沉淪的力量。 3.各國經濟結構有別，對抵押品寄予不同程度擔保。所得低的國家，債信程度亦低，金融機構愈仰賴抵押品進行貸款評估，但其效果並不顯著，表示所得並不是唯一考量債信的因素之一。儲蓄對利率的敏感度也是各國因應危機受創不一的因素，當政府為了捍衛匯率，提高利率的結果,無可避免的重創經濟體系，而逃離的資金對利率敏感度低下，卻不易回流至金融體系，整體而言，勢必對一國景氣恢愎速度造成阻力。 4.放款對股價彈性大小變動的幅度和綜合危機判斷指數成負相關。代表愈仰賴抵押品作為貸款條件的國家在面臨危機發生時，會因抵押品效果使經濟更加惡化。

論文提要 本文主要研究焦點在於「資訊不對稱性下之政府投機行為」，期以發現公職人員投機行為的共同模式與成因。本研究主要採取個案研究的方式，檢視民國50年至民國87年監察院公報所載公務員貪瀆案件，分析其投機型態、方式及過程，以證實「資訊不對稱性」對於官僚投機行為的影響。 本文計分五部份。第一章說明本文研究主旨，以及本研究所採用相關概念的界定；第二章則檢視組織經濟學者與官僚學者在官僚組織「資訊」問題方面的研究，比較兩者的差異，並參考行政資訊公開制度等實務上的作法；第三章以組織經濟學的代理理論為基礎，參考官僚組織的特性，建構「資訊不對稱性」的官僚投機行為理論模型；第四章則由我國監察院公報所載公務員貪瀆案件中，選擇六個具有代表性的個案做進一步分析研究，並述明研究結果；第五章則針對研究發現提供實務上的改進建議。 檢視台灣地區的政府投機行為後，本研究發現官僚投機行為與官僚人員所掌握的決策資訊程度有關。官僚組織的組織形式與偏重文書的作業方式造成官僚人員在決策資訊上的不對稱性，導致官僚人員藉此從事各種投機行為。當投機行為所涉及的利益龐大，且投機者希望確保該投機行為得以延續時，官僚人員的個人投機行為有逐漸組織化的傾向。若有與非官僚人員勾結情事發生時，更將形成惡質的政商利益輸送關係，以及機關內部的貪瀆風氣。 本研究建議，若欲解決官僚投機問題，必須由擴大官僚組織內部的資訊分享，修改組織設計以整合行政流程，確定「資訊所有權」與「課責」彼此配合，以提高官僚投機成功的難度，降低官僚人員投機的「需求」，並解決政府機關內部的管理問題。 關鍵字：資訊不對稱性、官僚投機行為、官僚組織、資訊、管理關係 目次 序 謝辭 論文提要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1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架構2 壹、 研究問題與假定2 貳、 相關概念釐清4 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限制9 第二章 資訊不對稱與官僚投機行為之相關理論與研究10 第一節 組織經濟學的相關理論與研究11 壹、 Arrow之代理理論（agency theory）11 貳、 Williamson與Miller的組織經濟學觀點12 參、 理論比較14 第二節 官僚行為相關理論與研究15 壹、 Downs和Tullock的官僚問題模型15 貳、 Kaufman、Lipsky以及Wilson的官僚行為研究17 參、 理論比較17 第三節 行政實務上的作法：「資訊公開」的謎思18 壹、 「資訊公開制度」的立法背景18 貳、 「資訊公開制度」的主要內容19 參、 「資訊公開制度」的問題與限制20 第四節 小結21 第三章 資訊不對稱性下之官僚投機行為模式23 第一節 代理關係和組織內部的管理關係23 壹、 代理關係與管理關係的比較23 貳、 私人企業與官僚組織管理關係之比較25 第二節 「資訊不對稱性」在官僚組織的意涵與來源30 壹、 「資訊不對稱性」的意涵30 貳、 官僚組織之「資訊不對稱性」來源33 參、 官僚組織形式對「資訊不對稱性」的影響33 第三節 官僚投機行為的類型與方式36 壹、 官僚投機行為的意涵與認定標準36 貳、 官僚投機行為的特性37 參、 官僚投機行為的類型39 第四節 「資訊不對稱性」和「官僚投機行為」的關係43 第五節 官僚投機行為的影響46 第四章 個案研究48 第一節 前言48 壹、 名詞界定48 貳、 個案資料來源48 參、 個案研究的特性與限制49 第二節 個案一：榮民總醫院傳統醫學中心主任鍾傑「假公濟私」弊案53 第三節 個案二：彰化縣政府審計室韓松華課長「公器私用」弊案57 第四節 個案三：西濱快速道路野柳隧道工程弊案60 第五節 個案四：賀伯風災彈劾案66 第六節 個案五：空軍總部採購人員勾結廠商圍標弊案74 第七節 個案六：台北縣三芝鄉土地開發弊案78 第八節 小結84 第五章 結論：官僚投機行為改善之道86 壹、 對民眾政治參與的保障86 貳、 組織設計必須結合決策流程87 參、 建立組織內部的資訊交換場域88 附錄89 參考文獻91 跋、公共行政的理論問題與學科危機 表次 表（1-1）：本文主要分析單位與研究假設3 表（1-2）：Rasmusen資訊分類表5 表（2-1）：Arrow、Williamson及Miller理論比較14 表（2-2）：組織經濟學與官僚行為理論比較18 表（3-1）：代理關係與管理關係之比較25 表（3-2）：官僚組織資訊不對稱性界定標準32 表（3-3）：資訊不對稱性來源表33 表（3-4）：官僚投機行為界定標準37 表（3-5）：管理人員與執行人員「勾結」策略表41 表（3-6）：管理人員與執行人員「弊案舉發」策略表41 表（3-7）：官僚投機行為類型43 表（4-1）：監察院公報所載公務員貪瀆案件統計表51 表（4-2）：個案（一）資訊不對稱性衡量表55 表（4-3）：個案（一）官僚投機行為評量56 表（4-4）：個案（二）資訊不對稱性衡量表59 表（4-5）：個案（二）官僚投機行為評量59 表（4-6）：個案（三）資訊不對稱性衡量表64 表（4-7）：個案（三）官僚投機行為評量65 表（4-8）：個案（四）資訊不對稱性衡量表71 表（4-9）：個案（四）官僚投機行為評量73 表（4-10）：個案（五）資訊不對稱性衡量表76 表（4-11）：個案（五）官僚投機行為評量78 表（4-12）：個案（六）資訊不對稱性衡量表82 表（4-12）：個案（六）官僚投機行為評量83 圖次 圖（1-1）：本研究研究推論圖4 圖（2-1）：Tullock層級節制模型16 圖（3-1）：私人企業管理關係模型29 圖（3-2）：官僚組織管理關係模型29 / Theses Abstract This theses was concentrated on“the bureaucratic opportunism under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rough research, the author hope to find the homogeneous pattern of bureaucratic opportunism and it's cause. This research reviewed the corruption cases of public service in Taiwan which published on the Control Yuan Official Bulletin since 1961 to 1998. To prove the hypothe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d the patterns, means, and process of these corruption cases. The content divided to five parts. In the chapter one, it presented the research goal and concepts definition. The chapter two reviewed the materials of organization economic, bureaucracy theory, and the Information Free Act of several countries. Based on agency theory and bureaucracy theory, the chapter three presented a theory model of bureaucratic opportunism under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the chapter four, the author selected six topic cases of public service corruption in Taiwan to do more analyses. Finally, the conclusion suggested several means to solve the bureaucratic opportunism problem. After reviewed the corruption cases in Taiwan, the author has found that “bureaucratic opportunism is related to the information what bureaucrat have”. That is to say that organization design and documentary operation caused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bureaucrats. Then the bureaucrats would take some opportunistic action by this way. If the opportunistic benefits were so plentiful, and the bureaucrats hope to preserve their benefits, the individual opportunism would become a collective opportunism. If bureaucrats conspire with others (especially private business), the opportunism would become collective corruption, even corruptive culture. The conclusion suggested that improving information share, building an integrated administrative process, to be sure the bureaucrat's information jurisdiction is equal to his accountability, would hinder the opportunism, reduce the need to take an opportunism, an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bureaucracy. Key Words: Information Asymmetry, Bureaucratic Opportunism, bureaucracy, institution, management relation

本論文採用負向促發作業，探討中英雙語者之認知處理，主要研究目的為：一、探討雙語連結因不同促發順序（L1-L2 或 L2-L1）所致的不對稱性，及其連結性質的差異。二、探討不同 L2 熟練度的雙語者，是否表現出不同的雙語連結型態，而有發展性變遷的現象。三、探討雙語概念、詞彙的連結，是否會因文字形式、雙語文字間的相關或對譯關係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型態。 在兩個實驗中，所進行之負向促發作業卻產生正向促發效果，根據文獻推論可能是 SOA 間距不夠長；且繼續分析此促發效果型態，仍有其理論意義。 實驗一以 20 名中文四同學、 20 名英文四同學，進行匿視促發項之跨語言語意相關字彙判斷作業，結果發現：促發順序 L1-L2 產生顯著效果、L2-L1 無顯著效果、兩方向間的不對稱值隨著 L2 熟練度提高而變小。顯示雙語間的不對稱現象，是因兩方向之連結性質不同所致，且此不對稱有發展性變遷的現象，與雙語之「修正階層模式」預測一致。 實驗二以 24 名一般大學生，採相同作業程序，進行匿視促發項之跨語言對譯字（具體、抽象）、相關字字彙判斷，結果發現：整體之數據分析，顯示對譯字並未比相關字產生較大效果；具體對譯字也沒有比抽象對譯字產生較大效果；具體對譯字在兩促發順序之不對稱值也沒有比抽象對譯字小。但分別將對譯字、相關字在不同促發順序分析其不對稱情形、及在 L2-L1 情況對譯字、相關字之效果差異，顯示此部份結果符合以「修正階層模式」為基礎所提出之預測。 總括而言，中英雙語之概念、詞彙連結之不對稱性，亦能以「修正階層模式」加以解釋；但是文字形式對中英雙語之影響，仍有待更進一步研究來加以釐清。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於了解台灣企業母公司內與大陸子公司的內部網路 關係，在結合代理理論之下，期望能提出一個適合的海外單位管理模式。 經過對相關文獻的歸納之後，本研究認為多國籍企業母子公司的網路關係 會影響代理型態，由於必須管理不同的代理型態，企業會有較適的內部控 制機制。經過歸納整理後，本研究以「網路間母子公司互動程度」及「子 公司相對重要程度」來區分母子以司網路關係，而「互動程度」與「資訊 不對稱」呈反向關聯；「相對重要程度」與「任務風險性」呈正向關聯， 而在其交互影響下區分代理型態。本研究係屬於探索性之研究，採取個案 研究法進行資料的收集與分析。試圖結合網路理論與代理理論而能對多國 籍企業之內部控制機制有更進一步了解。主要的研究對象是在大陸投資經 營的本國企業。研究結果發現，在由資訊不對稱與任務風險性所構成的四 種代理型態中，其所著重的問題都不太相同，在資訊不對稱高且任務風險 性高的代理型態型Ⅰ中面臨的是雙重的壓力，母公司會傾向採用「掌控代 理」型管理方式。此時公司會有較多的正式化機制；適度中等的授權；採 用社會化機制維持員工的忠誠度；選擇行為統治的績效制度，使員工的作 為能符合公司的目標。在資訊不對稱高但任務風險性低的代理型態型Ⅱ中 ，公司對子公司的控制是設法突破分離可能帶來的問題，母公司會傾向採 用「監控代理」型管理方式。因此公司會有較多的正式化機制；對於子公 司給予相當的授權；透過社會化機制的採行與產出的績效制度，以維持員 工的向心力與激勵員工。在資訊不對稱低但任務風險性高的代理型態型Ⅲ 中公司對子公司的控制應是使子公司能夠正確有效的運作以配合公司的策 略，母公司會傾向採用「主理掌控」型管理方式。因此公司會有較多的正 式化機制；較高的集權掌握子公司的運作；並有社會化機制維持子公司幹 部的向心力，能按步就班完成任務；選擇行為的績效制度來評定員工的貢 獻。在資訊不對稱低且任務風險性低的代理型態型Ⅳ中對子公司的控制應 是如何激勵小兵，使其充分發揮效能，母公司會傾向採用「代理自主」型 管理方式。因此公司並不需投入太多的正式機制；並會給予較高的授權； 主要是透過產出統治的績效制度來加以管理。

過去處理勞資雙方工資談判的文獻，多數假設勞資雙方的訊息是對稱的， 或採合作談判解，或採非合作談判解，他們得到結果多為工資協議往往非 常順利，不會有不合議的事件發生。但事實上勞資雙方談判時，公司的經 營能力或策略、工人之生產力往往是談判雙方互不了解的，也就是現實工 資談判中普遍存有訊息不對稱的情況。本文擬在訊息不對稱的情形下，假 設談判的一方訊息不完全--工會不了解公司的經營能力，設定一個兩期工 資談判模型，僅由工會提議工資，公司之反提議僅為接受或拒絕工會之提 議工資。探討模型之承諾均衡與完全貝氏均衡，並對影響完全貝氏均衡之 因素做進一步之探討。

本研究主要採用Francis et al.（2005）所提出之應計品質衡量模型作為應計品質的衡量指標，以2003-2007國內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應計品質與公司現金持有間之關聯性。本研究另將應計品質拆為裁量性應計品質與非裁量性應計品質，分別探討其對公司現金持有之影響。 　　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應計品質與公司現金持有率呈顯著負相關。亦即公司應計品質越高，越能有效降低公司及投資者之間的資訊不對稱，進而使公司籌資成本降低，而可持有較少的現金。此外，裁量性應計品質、非裁量性應計品質與公司現金持有率之間均呈顯著負相關，且非裁量性應計品質對公司現金持有率之影響大於裁量性應計品質。 　　根據上述結果，本研究建議管理階層應重視公司之應計品質，並利用裁量性應計項目來提升盈餘數字的品質，以作為公司績效的適當指標。亦即管理階層應使盈餘數字更能可靠、更即時的反映公司的經營績效，並避免以投機目的使用裁量性應計項目。換言之，公司可藉由應計品質之提升，降低資訊不對稱的程度，進而改善公司的現金管理、減少資源閒置及增進投資的效果。 / This study mainly uses the accruals quality measurement model proposed by Francis et al. (2005)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effect of accruals quality on cash holdings of the sampled listed companies at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TSE) and the Gre Tai Securities Market (GTSM) from 2003 to 2007. This study also distinguishes between accruals quality driven by economic fundamentals (Innate AQ) versus management choices (discretionary AQ) and assesses their individual effects on corporate cash holding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ccruals quality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ash holdings. That is, the firms with good accruals quality may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adverse selection and, therefore, reduce their level of cash holdings as a result of lower cost of raising capital. In addition, discretionary accruals quality and innate accruals quality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cash holdings, and, on average, the innate component of accruals quality has a significantly larger effect on cash holdings than the discretionary component of accruals quality.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management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accruals quality because a higher accruals quality may help firms to improve their cash management, reduce unproductive cash levels, and increase their investment effective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