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包含兩個主題，分別是信用評等的不一致性與盈餘管理是否影響銀行的信用評等。首先，本文以標準普爾信評機構之長期信用評等資料，試圖了解為何相同財務比率的銀行在不同的國家卻獲得不同的信用評等，我們提出『品質增進假說』，預期高所得、高度發展及政府治理較佳的國家，其銀行財務報表的可信度較高，財務資訊更能反映銀行的內在價值，此時信評機構與銀行間存在較少資訊不對稱的問題，使信評機構更信任財務報表的品質，因而提高財務比率對信用評等的解釋能力。相反地，在較低度發展或政府治理較差的國家，由於信評機構與銀行間存在較嚴重的訊息不對稱問題，使信評機構減低財務比率對信用評等的解釋能力。 實證結果與我們的假說一致。此外，本文也發現信評機構將較低度發展國家之較高的資本適足率視為有利於評等的財務比率，且給予較大的權數，表示較低度發展國家可以經由提高資本適足率以獲得較佳的信用評等。 本文的第二主旨仍為全球銀行業信用評等的決定，但與過去文獻不同，本文將檢視信評機構是否能辨識企業的盈餘管理的行為。本文以全球85國的資料探討銀行的盈餘管理是否對信用評等造成影響。由於企業進行盈餘管理將造成內部人與外部人間的訊息不對稱的問題，我們提出一 “較佳治理效果”，認為符合較佳治理的銀行可以降低訊息不對稱的程度，而較佳治理指的是一銀行位於高所得國家、債權人保護程度較佳的國家、或當一銀行的財務報表係由全球前五大會計師簽證時，我們認為在這些情況下，信評機構相信其報表盈餘是可信的，使得盈餘管理對信用評等不會造成影響，也因此不影響銀行的債務資金成本。相反地，在一個不符合較佳治理情況的銀行，訊息不對稱的情況較為嚴重，當信評機構發現銀行進行盈餘管理，認為此舉會使銀行真實的經濟表現受到隱匿，進而調降該銀行之信用評等，也因此將增加該銀行的債務資金成本。 實證結果發現當未考慮治理變數時，我們發現兩個盈餘管理的代理變數，即盈餘平滑與盈餘操縱都對信用評等造成 “不利效果”。也就是說，當銀行進行盈餘管理時，信評機構會調降其評等，繼而使債務資本成本增加。 當考慮治理變數且以盈餘平滑當作盈餘管理的代理變數時，我們的較佳治理效果獲得強烈支持，在高所得國家，債權人保護程度較佳的國家，或財務報表是由前五大會計師簽證的銀行，均可以有效地降低訊息不對稱的問題，且發現，當一銀行位於高所得國家或一銀行的財報是由前五大會計師簽證，則盈餘平滑對信用評等的影響接近 “中立效果”，亦即不會影響銀行的債務資金成本。然而，當一銀行是來自於中所得國家、東歐及中亞及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因為存在較嚴重的訊息不對稱問題，均加重盈餘平滑對信用評等的不利效果，繼而使得銀行的債務資金成本提高。 最後，當考慮治理變數且以盈餘操縱當作盈餘管理的代理變數時，在高所得國家，盈餘操縱對信用評等的影響不顯著，中所得國家則顯著地減緩了盈餘操縱對信用評等的不利影響。此結果與過去研究一致，中所得及較低度發展國家的銀行會提列較高的可裁量的呆帳費用，藉以傳遞有利的內部訊息予外部投資人；但高所得國家，訊息不對稱的現象並不明顯，故不需要透過可裁量的呆帳費用來傳遞訊息，且較高的可裁量的呆帳費用反而使得盈餘被低估。在債權人保護程度較高的國家也減緩了盈餘操縱的不利效果。

本研究透過文獻研究法，利用文獻、理論、法令及實務見解，進行對中國、越南及台灣間的總體經濟、銀行及中小企業之台商比較分析後瞭解。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發展中之重大關键要素。然受國際品牌廠商要求、或因生產成本提高，不再具有國際比較利益、或為就近需求市場、或因衛星生產體系的遷移而外移。 企業經營五要素─產、銷、人、發、財等五項中，資金是企業經營重大原素，一如血液之於人體般的不可或缺；研究顯示，中小企業經營多以家族型態經營，會計制度偏向規避稅賦，財務依賴少數股東。當其向銀行舉借資金時，則受限1.經營規模不大2.擔保不足、欠缺被認可之保證人3.資訊不透明(會計制度不健全，報表為節稅而粉飾)等因素；銀行在評估授信案件，本質上必須把資產安全列為第一優先考量。近年來，受國際金融監理規範日趨嚴格、國內監管法令、及銀行內部風控要求影響，銀行經營授信業務成本是日益增高。台灣銀行業朝大型、金控化發展、業務轉向是趨勢。原照顧中小企業為主的中小企業銀行，也紛紛改制成商業銀行，使中小企業授信管道更形縮減。銀行有其金融中介角色的使命，但中小企業者經營管理上必須透明，否則在金融環境巨幅變遷下，未來企業向銀行舉借資金，勢必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本文運用行政院主計總處「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的家戶資料作為樣本，分析從1979年至2012年間台灣地區的總體景氣波動對於家庭酒品消費支出是否有顯著的影響，並探討當總體景氣指標處於繁榮期和衰退期，對於家庭酒品的消費支出影響是否不一致。 本文使用複迴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總體景氣波動與家庭酒品消費呈現正循環或逆循環關係，以及總體景氣波動繁榮期和衰退期間對家庭酒品消費支出的影響程度是否存在不對稱。主要結論為：總體景氣波動對於全體家庭及低所得家庭的酒品消費支出不顯著，而對於高所得家庭的酒品消費支出呈現顯著正循環。同時，高所得家庭在景氣繁榮期與衰退期有顯著的不對稱性，亦即當景氣繁榮時，高所得家庭的酒品消費支出增加幅度較景氣衰退減少的幅度明顯。

台灣產險市場自2009年4月費率自由化第三階段實施後，費率訂定依產險公司自家損失經驗及費用控制而訂，各產險業者必須在相關監理配套措施及自律規範下，進行市場費率自由定價及防止惡性競爭。然而隨著投保率的上升，損失率卻沒有獲得改善。有鑑於此，探究使得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市場上損失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可能是由於訊息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所致。 是故，本研究採用國內某家產物保險公司的樣本，針對台灣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上的訊息不對稱問題進行實證研究。除了探討市場上是否存在訊息不對稱問題，更重要的是，嘗試區分在不同通路銷售保單上，可能面臨的訊息不對稱問題的影響程度。本研究的內容在於：(1)以與保險公司本身關係親疏不同之通路，銷售汽車保險保單時，實證研究在保單上所可能面臨的訊息不對稱問題的影響程度。 (2)依循Dionne et al的兩階段估計法(Two-Stage Method)，對訊息不對稱問題進行檢定。分別使用Probit Regression與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建立實證模型，多重檢證訊息不對稱是否存在，確保了研究結論的穩健性和可靠性。(3)我們成功辨識逆選擇或道德風險所形成訊息不對稱，在不同通路投保人群體中的顯著性有所不同，這個發現增益了過去國內有關人車風險分類，與費率釐訂等定性研究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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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強制性財務預測準確度、資訊內涵及時間特性等相關資訊特質。根據資訊不對稱經濟學，資訊提供者會評估其相關成本效益來決定資訊的品質，故若無足夠的市場誘因或法律責任，管理當局未必願意提供高品質的財務預測。由於財務預測具有未來不確定性，準確與否是衡量財務預測品質的基本方法，故本研究在探討強制性財務預測的準確度及影響準確度之因素。同時，若預測資訊是有用的，則預測之更新將造成投資者信念之變動，而使其改變投資組合，進而股價將有所變動，因此，本研究亦測試財務預測更新之資訊內涵。此外，財務預測資訊的特質包括資訊釋放時點的選擇。管理當局會在某種動機下選擇預測更新公告之時點，以收「隱惡揚善」之效。本研究並進一步探討管理當局在不同更新方向及更新幅度下，選擇公告時點的情況與相關動機。 　　本研究之樣本涵蓋期間自民國80年6月至民國83年底，共459個觀察值，採用必要的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彙述如下： 　　一、財務預測準確度研究 　　1. 盈餘組成分子中，營業收入與營業毛利之準確度較營業淨利、稅前淨利及淨利高。 　　2. 原始預測之準確度較更新預測之準確度高。 　　3. 公司因申請上市所編製之財務預測，其營業收入與稅前淨利較其他原因編製者準確。 　　4. 無法證明會計師事務所聲譽、承銷商聲譽、及公司規模會影響預測準確度較非前六大高。 　　5. 第四季所公告之原始預測並不會較前三季所公告者準確，然而在第四季所更新之預測均較於前三季所更新者準確。 　　6. 台財證（六）第02581號函發佈後，八十三年所公告之原始預測較未發佈前準確。 　　7. 財務預測低估之準確度優於高估之準確度。 　　8. 盈餘組成分子之更新幅度有顯著不同，更新幅度由大至小依序為稅前淨利、營業淨利、營業毛利及營業收入。 　　9. 財務預測負向更新之幅度大於正向更新之幅度。 　　二、更新預測資訊內涵 　　1. 財務預測正向更新不論幅度大小均不具資訊內涵，同時並未發現正向更新幅度愈大，其異常報酬會愈大之情形。 　　2. 負向更新幅度大者具資訊內涵，幅度較小者似仍具資訊內涵，但並未發現負向更新幅度愈大，異常報酬會愈小的情形。 　　三、更新預測公告時間性 　　1. 相對於正向更新，管理當局會延遲公告負向更新，意謂管理當局有提早公告好消息，延遲公告壞消息之隱惡揚善的心態。 　　2. 不論是正向更新或負向更新，更新幅度愈大者會愈晚公告。

資訊不對稱為經濟普遍存在之現象，舉凡勞動市場、保險市場與借貸信用市場皆會發生類似主問題。而本文將就資訊不對稱下之借貸信用市場討論效率問題。 　　眾所皆知，當借貸市場存在資訊不對稱時會發生二大問題：道德危險、逆選擇問題，又因此三大問題會導致貸款者對特定契約之供給減少使借貸市場發生超額需求產生信用分配之現象。故可知，市場均衡因資訊不對稱現象之存在可能無法滿足柏拉圖最適。因此本文將借用四個理論模型說明：借貸信用市場之效率問題。 　　理論模型一：逆選擇下之借貸市場效率一最適放款利率與擔保品之決定 　　理論模型二：逆選擇下之借貸市場效率一最適投資水準之決定 　　理論模型三：逆選擇與道德危險下之信用分配效率 　　理論模型四：償還機率訊息不對稱下之資金配置與金融崩潰 　　透過此四個理論模型之分析可歸納出以下之結論： 　　1.借貸市場存在穩定均衡且均衡滿足市場效率時，政府無須干預借貸市場。 　　2.借貸市場存在穩定均衡且無信用分配現象但均衡未滿足市場效率時，政府就應採行自由放任之態度，透過金融中介機構之借貸行為達成社會效率。 　　3.借貸市場存在穩定均衡且存在信用分配現象但均衡未滿足市場效率時，政府就應採行交叉補貼政策干預市場，但並非所有的干預政策皆能使借貸市場之效率提升，其中尤以“補貼低品質借貸契約”之政策為最佳方案，但因為此政策須政府能夠完全區分借款者之品質型態才可採行，因此，若政府無法加以區分借款者之品質型態時，僅好退而求其次採行次佳方案“信用保証政策”。 　　4.借貸市場若不存在均衡，發生金融性崩潰時，政府應擔任最後貸款者之角色，干預借貸市場以降低私人部間之風險。

實務界多將監視制度之實施效果定義為防止操縱市場。的確，國內股市一向投機氣氛濃厚、短線交易盛行，惟異常交易未必全導因於投機炒作，事實上，股市交易者交易目的有四種：一是風險分攤(risk sharing)，二是變現性交易(liquidity tradings)，三是具有訊息基礎的交易(information-based tradings)，四是炒作(manipulation)。異常交易宣告訊息在實證上，可以同時作為最可能發生市場訊息不對稱的樣本組，異常交易之肇致，究竟是否純係炒作造成，抑或具有訊息基礎的交易亦佔若干比重，應是一有趣之研究課題。 　　以下研究主題為本研究之重心： 　　1.在公告警示股票的漲跌方向，分為合併與漲幅、跌幅三類宣告來計算其累積異常報酬。 　　2.檢視股價之超額報酬與警示之宣告有無干預之效果。 　　3.檢視警示股票在警示前後其對訊息之衝擊反應有無差異，並探討警示宣告對股票之價格資訊性之影響。 　　4.檢視警示股票與非警示股票在對訊息之衝擊有無反應上的差異。 　　5.檢視警示股票對不同的交易量造成股票買賣價差的衝擊。 　　6.檢視前後期價格變動與前後期交易量之因果關係。 　　本研究有以下結論： 　　結論1.畢竟警示門檻為公開資訊，一異常交易投在警示宣告前，市場應可預期，而不應在警示後存在任何方向之顯著異常報酬；國內股票市場仍不能稱具有半強式效率。 　　結論2.股票受警示後具負異常報酬，顯示警示制度對飆漲股票確有干預作用。 　　結論3.警示前後一張一千股買單，所呈現之訊息大小好壞沒有差異。 　　結論4.在警示股與非警示股間一張一千股買單，對警示般的衝擊較大，顯示警示股對訊息反應較敏感。 　　結論5.警示股的報價修正與價差之影響都和買單大小成正比，股票普遍存在當期價量有回饋關係，前一期是當期價量關係之前因。顯示Information-based確為肇致異常交易之主因。 　　結論6.警示宣告後，訊息不對稱仍然存在，且不見有效降低。 　　結論7.警示後交易者對股價認知變異增加，由投資者對價差之調整過程可看出警示後投資者之過度反應的行為。有此現象可能因為有投資者認為是明牌股而購買，也有投資者怕因高風險而導致損失，故及早出脫，因此對股價有兩極化的看法。 　　結論8.警示宣告後，買單追隨買單情形降低，可能是風險增加導致原追買追賣交易者轉趨保守。

本文主要在探討在資訊不對稱、管理會計系統及獎酬制度三變數對工作滿足的影響，以期透過本研究的進行提供目前管理會計研究中有關最適激勵契約之代理理論是否有效的測試，並使管理當局採行最適之管理會計系統及獎酬制度以提高員工之工作滿足。 　　本研究採用發放問卷的方式，樣本來源主要為政大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之學員。利用１１２份有效問卷分析獲致以下結果：(１)、資訊不對稱對工作滿足並無顯著影響。(２)、管理會計系統所提供績效資訊的完整程度與工作滿足間具有正向關係。(３)、三變數兩兩與工作滿足間的交互作用，除資訊不對稱與管理會計系統兩變數對工作滿足具有顯著正向交互作用外，其餘之交互作用影響方向皆未定。(４)在資訊不對稱程度不同的情況下，完整之管理會計系統配合行為基礎獎酬制度究竟對工作滿足的影響方向為何？則未獲致具體結論。 　　三變數與工作滿足的交互作用未獲致與國外文獻(Gul & Chia(1994))相同之結論，其原因可能為國內特殊環境所致，應可再就此一主題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一般醫療經濟文獻上認為在資訊不對稱的情形下，醫療市場中並不存在消費者主權，是而分析時僅由醫師的角度看問題。事實上，消費者主權扮演決定性的重要地位。我們認為病人是處於積極、主動之地位，而非一味相信信醫師；且病人會（某一定程度的）自己根據醫師提供之醫療服務數量及其品質（病人能夠意識到的；主觀的）做為判斷之根據。本文以消費者搜尋行為模型化病人與醫師的關係，正可將消費者主權在醫療市場中扮演的角色，明確且清楚的表現出來。 　　我們接受醫師為病人代理人的說法，但彌補了文獻上的不足。本文以消費者搜尋行為做為一種機制，使醫師與病人間並不明顯的契約得以進行，並能使結果更具效率性。以消費者搜尋模型將此一機制模型化後，並進一步分析若外生條件發生改變時，對此一機制的影響。 　　此外，在一般的醫療服務文獻中，其所謂的醫療服務事實上，應包括了本文所提及的服務量及品質兩種觀念，醫療服務品質常須透過購買及親自經驗後對其效用之影響，方能得知，此點有別於數量之購買。我們嘗試將兩者分開討論。 　　醫師不一定對病人有正的誘發，也有負的誘發之可能。然而醫師對病人的誘發是正是負，則決定於報酬給付制度；而誘發程度則決定於醫師的偏好、及病人擁有資訊之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