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現代科學的發達，衛生環境以及醫療技術越來越進步，人們的健康狀況逐漸獲得大幅的改善，但在新聞媒體當中，卻仍見到許多的醫療糾紛事件不斷上演，並在新聞媒體的重要時段與版面大量曝光，引起社會的高度矚目。故本研究欲探討在台灣的醫療體制及醫療文化脈絡下，新聞媒體是如何描繪出醫療糾紛事件的樣貌？運用了哪些框架？事件的意義界定者是哪些人？而新聞媒體在報導不同的醫療糾紛事件時有何差異？ 在文獻探討的第一個部份，首先從醫學、公衛及法律的觀點，說明醫療糾紛的定義。其次，回顧醫病互動模式相關理論以深入瞭解醫病關係及醫病互動過程。最後從台灣醫病關係的現況來探討醫療糾紛發生的原因。在檢視醫療與醫學領域的相關文獻之後，在第二個部分則回顧醫療糾紛與媒體報導、媒介框架理論及醫療相關議題的媒介框架研究。 在經過兩個階段的篩選之後，本研究選取兩件可供分析比較的事件，一為北城醫院新生兒打錯針事件，另一則為仁愛醫院邱姓女童轉診事件。至於研究方法則採取內容分析法來進行醫療糾紛報導的新聞框架研究，藉由系統、客觀、量化的歸類與分析來描繪出事件報導的特性及運用的框架，並採取Tankard的「框架序列途徑」作為研究方法的架構。 根據本研究的資料分析顯示，在報導性質的部分，仁愛醫院事件的「讀者投書」比例高於北城醫院事件，其次在新聞報導出現的版面部分，仁愛醫院事件是以出現在「焦點／頭條／要聞」版的比例最高；而北城醫院事件則是以出現在「健康／醫療」版的比例最高。在新聞報導所探討主題的部份，而不論是以第一優先或整體的比例來看，兩個事件探討「事件成因及解決」這類主題都是最高的。另外，仁愛醫院事件報導第一優先探討的主題在「社會議題探討」、「醫病互動關係」、「對病患及家屬的慰問與關懷」及「人物描述」等主題的比例上都比北城醫院事件報導高。 在消息來源的引用部分，不論是以第一優先或整體的比例來看，兩個事件引用消息來源比例最高的都是醫學界專業人士與官方的消息來源。最後，在議題框架的運用部份，仁愛醫院事件運用比例最高的框架是「醫療專業倫理」；而北城醫院事件運用比例最高的框架是「醫政體系與醫療環境」，而這兩個事件運用的「人性影響」框架的比例。都是除了「醫政體系與醫療環境」及「醫療專業倫理」框架之外最高的。此外，仁愛醫院事件運用的「政治效應」框架比例遠高於北城醫院事件。 整體而言，關於醫療糾紛事件的相關議題探討，不止著重於純粹實證醫學／科學面向上，也包含了許多其他如政治責任、社會體制、法律規範、專業倫理等議題的探討。此外，新聞媒體不但為醫療糾紛事件作出定義與解釋、診斷事件的發生原因，並對於事件的相關人物作出道德的評斷及建議問題的改善之道。

第1章，第2章，第3章，第6章は著作権者の規定により非公開 / はじめに / 第Ⅰ部 昭和天皇戦後巡幸にみる象徴天皇制の形成過程 / 第Ⅱ部 皇太子明仁と象徴天皇制の形成過程 / 結論 / 博士（社会学） / 甲第601号 / 205p / Hitotsubashi University(一橋大学)

本研究旨在調查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台北縣市國中英語教科書的使用現況及國中英語教師對這些教材的意見。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為：(1)國中英語教師選用新版教科書時所強調的標準,（2)各校英語教科書的評選委員與評選程序，(3)國中英語教師對新版英語教科書的滿意度與意見，包括學生習作與教師手冊，(4)更換教科書的原因與結果。 　　研究對象為五十七所國中的兩百五十三位英語教師。根據問卷調查，目前台北縣市的國中英語教科書有六個版本。 　　根據資料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的發現: 1. 在選教材時，英語教師所秉持的標準依序為合乎課程標準，教材內容，主題多元性，字彙數量，活動設計，插圖，版面，教師手冊，出版商的售後服務、聲望，教科書的第一印象，出版商為教師舉辦的研習，作者的學識等。 2. 各校的評選委員主要由英文老師組成，大多數學校評選教科書的程序為瀏覽各版本教科書，邀請出版商舉辦說明會，及舉行評選會議 。 3. 根據本研究所收集的資料顯示，大多數教師普遍上皆滿意九年一貫課程的新版教科書，但約有一半的教師認為內容太多、太難是他們所遭遇到的最大問題。 4. 根據所收集的資料顯示，有五所學校在第二學期更改教科書。教師們對第一學期所用的教科書不滿意的主要原因為教材內容非常難，內容組織不佳，及課與課之間缺乏連貫性。在更換新教科書後，大部分教師發覺之前教材所衍生的問題都解決了。因此大多數教師在更改教科書後覺得較滿意。 / This study aims to survey English textbook selec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City and Taipei County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ine-year Integrated Curriculum and explore English teachers' opinions of these textbook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1) the criteria highlighted by English teachers when evaluating the new textbooks, (2) the committees and the procedure of English textbook selection in each school, (3) the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satisfaction with and opinions about the contents of the new teaching materials, including students’ workbooks and teachers' manuals, (4)the reasons for teachers’ changing textbooks and its consequences. The recruited subjects are 253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from 57 schools.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s, there are 6 versions of textbooks used in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City and Taipei County. After data analysis, the main findings are obtained as follows: 1.The criteria highlighted by English teachers when selecting the new textbooks are the correspondence to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the contents, and a variety of themes. Considered important in sequence to the teachers who responded are the amount of vocabulary, the design of activities, the illustrations, the layout, the content of the teacher’s manual, and the level of service offered by the publisher, the publisher’s reputation, the first impression of the textbook, workshops provided for teachers by a publisher and the expertise of authors. 2.The selection committee in each school is mainly composed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and the selection of English textbooks in most schools are done in the procedure of reviewing textbooks, inviting publishers to present their textbooks, and holding selection meetings. 3.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in this study, most teachers were generall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textbooks developed for the Nine-year Integrated Curriculum. The most obvious problem with these new textbooks,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s, is that about half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dissatisfication with too much and too difficult content in the material. 4.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s, five of the schools change textbooks in the second semester.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first semester textbooks are that the textbooks are overly difficult, poorly organized, and lacking in continuity between lessons. After changing to new textbooks, most teachers find that the problems are solved. Therefore, most teachers are more satisfied after changing the textbooks.

很多行為的建構基礎是來自酬賞動機，而個體的行為表現通常是動態的歷程，其中對酬賞物的“價值”比較，是決定行為是否輸出或輸出多少的重要關鍵。在鼠類的動物行為模式中，可以利用甜液舔飲來進行這種對比(contrast)歷程的實驗。在受試可先後獲得兩次舔飲機會的實驗情境中，若兩管濃度皆為4%的蔗糖液先後間隔特定時距出現，受試會隨訓練天數增加而增加對兩管糖液的舔飲表現。若第一管4%蔗糖液之後會呈現濃度較高的32%蔗糖液，受試舔飲第一管同為濃度4%蔗糖液的表現會隨訓練天數增加而先增後減。這兩組受試對第一管糖液的舔飲量差異，即稱為預期性對比效果。一般認為此現象是受試等待與預期較高酬賞價值的糖液，而抑制當前較低酬賞價值糖液的舔飲。過去對此現象的研究主要關注在行為層面的探討，然而其相關神經機制的研究並不多，本研究的目的即在於探討與習得或形成預期性對比行為有關的神經機制。一般認為預期性對比效果的習得包含多階段的歷程，可能與多種心理行為面向有關，因此很有可能是經由多元性的神經機制參與。預期性對比效果的形成與否與兩糖液呈現的間距長短有很大的關係。本研究實驗一以0.5分鐘、2分鐘以及6分鐘三個不同的糖液間距引發的預期對比效果，從當中選取可有效形成預期性對比效果的0.5分鐘為實驗二糖液間距的依據。實驗二分別以興奮性神經毒素破壞依核核心區、眶前額皮質區以及杏仁體基側核區等三個神經區域。結果顯示杏仁核基側核區破壞不影響預期性對比效果的習得，而依核核心區以及眶前額皮質的破壞使受試無法習得預期性對比效果。綜合以上結果，預期性對比效果的習得是依靠有效的糖液呈現間距去進行酬賞比較，腦中依核核心區及眶前額皮質區與該種對比有關。 / Many types of behavior are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reward motivation, which can be run in dynamic processes. Among those processes potentially involved, the reward comparison is a key determinant for the magnitude of behavioral output. The licking of sweet solution in the rat can be used as an animal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contrast effect derived from reward comparison. In which, the subjects presented two sweet solutions in a sequential order each day may suppress intake of the first solution if the second solution is preferred. This phenomenon is termed anticipatory contrast effect (ACE). It is hypothesized that ACE could be built via an inhibition proces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s waiting for a preferred solution as presented by a less preferred solution. Most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we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behavioral aspects of ACE. The present study intended to investigate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ACE. In considering that the formation of ACE requires multiple-stage processes, this study presumed that more than one brain area could be involved in mediating those psycho-behavioral processes. Experiment 1 was intended to establish behavioral model by manipul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inter-solution interval (ISI; 0.5, 2.0, and 6.0 mi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SI of 0.5 min is the critical parameters for the successful formation of ACE, which was then applied in Experiment 2. Experiment 2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excitotoxin lesion conducted by ibotenic acid in the nucleus accumbens core (NACc), orbitofrontal cortex (OFC) or basolateral amygdala (BLA) on the acquisition of ACE. The result showed the rats with NACc or OFC lesion significantly failed to acquire ACE, but no such impairment appeared to BLA lesion. Together,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the formation of ACE is depended upon the ISI leading to an effective reward comparison, and the NACc or OFC is involved in such a contrast processing.

研究旨在探討文化創意產業經紀人暨平台在促成供給與需求兩端所能發揮的價值，以及由個案去初探經紀人暨平台不同的樣貌等議題，盼能引起大眾對台灣美學大業支柱一端的經紀人的了解與重視。研究選擇非親屬關係的文化創意產業團隊個案進行探究，包括墨色國際、中子創新以及希嘉文化，藉由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輔以相關活動的實地觀察以及次級文獻資料的蒐集佐證，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 本研究將「經紀人暨經紀平台」的角色定位為「擔任文創產業創作端與市場端的橋樑，建構文創市場的供給與需求」，研究問題及研究發現如下: 研究問題一:文化創意產業經紀人暨平台在供給端所能發揮的價值為何? 對應結論一: 文創產業經紀人暨平台在供給端所發揮的價值有四點，包括: 一、 辨識創作者潛力並予心理支持， 二、 原創作品商品化與延伸， 三、 決定合作對象並代為談判， 四、 打造並維護品牌。 研究問題二:文化創意產業經紀人暨平台在需求端所能發揮的價值為何? 對應結論二: 文創產業經紀人暨平台在需求端所發揮的價值有四點，包括: 一、 掌握趨勢並創造潮流， 二、 擴大目標客群， 三、 營造購物氛圍與情境， 四、 集結並經營社群。 研究問題三:文化創意產業經紀人暨平台有何不同的樣貌? 對應結論三: 文創產業經紀人暨平台的樣貌不同之處主要有三，包括: 一、 在「服務創作者數量的多寡」及「與創作者關係的緊密度」上的差異， 二、 品牌發展時程與作品延伸程度上的差異， 三、 兩種組合方式(Web 1.0與Web 2.0以及A型人)的差異。 共通點則在於除通曉「創意」與「產業」兩種語言外，對所經營的創意具有高度的認同與熱情。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教育学) / 甲第18019号 / 教博第160号 / 新制||教||146(附属図書館) / 30877 / 京都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教育科学専攻 / (主査)教授 駒込 武, 教授 西平 直, 准教授 山名 淳, 教授 辻本 雅史(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ducation)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江南八俠多數是歷史上斑斑可考的人物，周潯、路民瞻、呂元是詩畫名家；甘鳳池則是武術名家，而且自認具有將帥之材。甘鳳池在《清史稿》中有傳，周潯在相關方志和江南案相關資料中，也都有記載；呂四娘雖然不能確知是否存在，但被依附為父親或祖父的呂留良是《大義覺迷錄》案的重要人物。從現有傳記資料看來，如果周潯、甘鳳池、呂四娘、路民瞻、曹仁父、白泰官、呂元等人曾經是一個群體，那麼這個群體中，周潯、甘鳳池和呂四娘等三位成員可能都在盛年，白泰官和呂元可能是中年，路民瞻和曹仁父可能已經是老年，而這個群體的全盛時期應該在康熙中期。但相關諸文本中所言，以康熙晚年至雍正年間為主，且設定周潯為老年的情節，恐怕與歷史不甚相合；也就是說，如果創作者設定時間背景在康熙晚年至雍正年間，依照現有歷史資料看來，曹仁父很可能已不在人世，白泰官、呂元和路民瞻應該已是耄耋之年，周潯、甘鳳池和張雲如已經步入中老年，呂四娘則可能是一位少婦。其次，江南八俠絕不是好勇鬥狠、有勇無謀的莽夫，不是拿武藝招搖的演員，也不是一般的土匪。八俠不會像土匪一樣燒殺擄掠，相反的，他們是有智識、有胸襟、有思考和判斷能力的知識分子，他們是有意識地做自己要做的事。他們不但有理想有抱負，而且絕不會讓自己落於土匪行徑。正因為八俠是有意識地為理想而努力奮鬥，當理想無法實現或困難重重時，他們必將因此極為鬱悶、無聊、悲憤難平。 　　江南八俠在文本中的形象，大致可以陸士諤《八大劍俠傳》為界，分為江湖異人時期和民族英雄時期。在江湖異人時期，由於俠客們負有異於常人的武藝，難免會有人在需要幫忙時主動上門請求，這就像文筆好的人會有需要代筆者上門請託一樣地合乎邏輯。透過武術高低來定社會地位是後來武俠小說中，所謂江湖的重要原則，也是習武者成功與否、自我實現與否的準則。維護治安、為鄉里除惡則是習武者能否被視為俠客的重要標準。今日武俠小說中常見之基本的行走江湖原則之一──學武之人，尤其還學到天下知名，就不能不為民除害，至少必須照顧桑梓、造福鄉里；學武之人，如果到天下知名的習武者家附近作案，則無異是向其挑戰，以及透過比武試藝訂定社會地位的部分，早在清末民初的此時就已奠基。 　　民族英雄時期的作品，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以長篇形式為主。由於篇幅足夠，並且為貫串長篇作品，使結構更為謹嚴，創作者在俠客的習武與成長經歷、不斷地行俠仗義和遊歷過程，以及俠客的內心世界與感情歸宿方面，較江湖異人時期著墨更多。另外，創作者在主張反清時，如何避免流於「為反對而反對」的膚淺內涵非常重要，成長經歷與反清的關係，就是創作者使用的方法之一。另外，在江湖異人時期還只是簡單的男俠勝女俠後，就把女俠娶回家，到了民族英雄時期，因為女俠的出現，在剛猛的打鬥場面中插入纏綿的言情片段已不只是調節文氣，而是正視俠客如同常人一般必備七情六慾，並借兒女之情表現俠客的內心世界，使俠客的形象更趨完整。大俠們的最高理想不再只是建功立業或爭得天下第一，而是人格的自我完善或生命價值的自我實現。 　　由於江南八俠活躍的時期主要在康、雍、乾時期，這段時間內的幾個歷史公案都成為文本中，江南八俠不可避免的重要經歷；這在民族英雄時期的文本特別明顯。尤其創作者喜歡以雍正奪嫡案、年羹堯案、查嗣庭案、《大義覺迷錄》案、呂留良案，做為醜化雍正的工具；以查嗣庭案中的「維民所止」附會為雍正死時無頭的預言；以《大義覺迷錄》案強調雍正思慮謹嚴，行事周詳；以呂留良案中呂家的抄家滅族之慘，為雍正暴卒提出解釋（或說揣測？）──呂家遺孤呂四娘刺殺雍正。 　　雖然江南八俠與真實歷史之間關係密切，但小說畢竟與歷史不同，武俠小說只是依附在歷史上的某一個定點，以真實歷史為背景，虛構一個江湖世界。如果將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放在江湖世界的特徵：「與官府世界分庭抗禮，互不干涉內政」、「俠客活動的非組織化」和「高度倫理化的社會格局」，和江湖世界構成的四大要素：「江湖人」、「江湖土」、「江湖事」和「江湖道」下檢視，《雍正與年羹堯──新血滴子》以前的江湖世界固然不像俠義小說如《水滸傳》、〈趙太祖千里送京娘〉那麼寫實，但也沒有像今日武俠小說中的那麼完整。雖然江南八俠自有獨立的群體、價值觀和生活，而反清復明也是整個群體的大目標，但不論是行俠仗義或殺雍正，諸俠的活動基本上都是個人游擊式的、非組織化的，主要以個人意志和力量來對抗江湖的風波險惡。門派組織也只是學習的過程和源頭，既不能成為獨立於官府社會外之江湖世界的重要組織力，也還不具有約束習武者的重要規範。 　　藉由對江南八俠的研究，不但有助於了解歷史事實與小說虛構之間的關係，也有助於了解清代以降之武俠小說發展軌跡。另外，清末民初的社會文化為仗武行俠小說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而時人重視的行為和價值如：捨生取義、利國利民、尚武精神、擔當精神、反體制、具有原始血氣、相信非理性手段、暗殺……等，也都體現在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中。換言之，我們無須遍讀清末民初以降，超過一千種的仗武行俠小說作品，只要從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中就可以看到當時社會文化的縮影，這正是通俗文學的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