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GATS觀光建制演進為例，驗證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為基礎所建立的基本假設。本文對GATS觀光建制演進所作之考察，驗證了經濟過程面、整體權力結構、議題權力結構、國際組織面等總體政治經濟結構面因素，在不同階段，單獨或合併對GATS觀光建制立法演進產生不同面向之影響。(見圖7-1) 經濟與科技發展及變化，是GATS及觀光建制議題形成的主要動能。GATS建制之形成，最初之原動力來自於美國因經濟及科技發展，而產生將服務貿易納入多邊貿易體系之利益認知，進而透過議程設定以推動建制之形成。WTO設立後，面對全球觀光需求成長之趨勢，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都看到許多觀光商機，皆對觀光服務貿易寄以厚望，因此產生了持續進行觀光自由化談判之動能。 經濟與科技發展及變化，除了促成繼續推動模式二自由化承諾外，亦驅策已開發國家如美國所主張之模式三自由化，及開發中國家如印度所主張之模式四自由化。網路科技之進步，提高某些服務以模式一跨境提供的可行性，而產生模式一自由化之動機。但經濟與科技發展及變化，固然帶來了商機，也導致某些開發中國家所賴以維生之觀光產業，遭受跨國公司挾新科技之重大威脅。觀光附件立法之原始驅力，即來自於開發中國家面對經濟及科技變化所帶來之挑戰，期望透過立法途徑以有效減少利益漏失。 經濟及科技變化因素產生了談判動機，但仍有賴足夠的權力才能推動談判，而將所欲談判之議題推上議程，並影響談判結果。GATS建制之形成，最初得力於美國運用其於冷戰時期的強大整體權力為後盾，排除議價障礙，而將服務貿易議題推上烏拉圭回合談判議程。但隨著冷戰結束，整體權力結構未必能支配個別議題權力結構，美國較難運用其整體權力以遂行其在經貿議題領域的主張。因此，在服務貿易議題領域，烏拉圭回合後期一再出現多數意見凌駕美國利益期待的重要決定，例如美國所主張之國民待遇與市場開放二大原則列入一般義務，以及以負面表列方式作承諾，均遭到多數意見反對而大幅修改。 就權力結構面向觀察，當前WTO下的整體權力結構，係美國為首，EC協同領導，G-20具有關鍵反對地位的態勢。觀光議題權力結構，大致與WTO下的整體權力結構接近，亦是美歐主導，G-20具關鍵地位之態勢。整體權力結構因素，對於WTO建制整體推進與遲滯，例如杜哈議程的整體進展，影響較為直接。觀光特定承諾談判作為杜哈議程下服務貿易談判的一環，亦受整體進展之間接影響。美國所主張之旅館服務模式三自由化，以及「觀光談判九國立場文件」所主張之模式一及模式四自由化，皆因取得足夠的權力基礎，而較有機會進入談判議程。對觀光附件提案國言，觀光附件提案在杜哈議程展開後的政治經濟氣候下，迅速失去動能，與提案國勢單力薄，欠缺權力基礎不無關係。透過議題串連及或結盟可提高權力；觀光附件原始提案國多明尼加等，透過「觀光談判九國立場文件」提案，而與G-20主要成員議題結盟，不無強化提案之權力基礎，以提高競爭防護議題進入談判議程機會之意。 議題權力結構對於觀光談判有其影響。雖然由於整體權力結構與觀光議題權力結構的落差不大，其權力基礎究係整體權力或議題權力，不易分辨。不過，印度在杜哈議程下大幅放寬對觀光旅遊服務模式三自由化之承諾，議題權力結構可以局部解釋此一立場大轉變之原因。觀光附件提案國整體權力甚弱，但因對觀光議題之重視，傾力推動，而使其在此議題之權力得以提升，而發揮影響議程之作用。 在國際組織面因素方面，正式或非正式國際網絡、規範、制度，對權力行使所產生之約束力或助力，有時會造成與權力結構不盡一致的議價結果。昔日GATS形成之初，係在原GATT建制下進行談判，開發中國家得以利用GATT既有架構表達反對立場，而導致GATT秘書處無法於1980年代初期建立服務貿易討論的正式議程。其後，烏拉圭回合談判中，在強調「貿易體系整體需求」而不考慮個別國家利益下，限制了美國之權力運用，使其無法迫使他國接受其所擬訂的「服務貿易總協定」草案版本。國際組織面因素，對弱國的權力的行使常有頗大助力。尤其是GATS發展規範及其所衍生之規則，使權力相對弱勢之開發中國家取得更佳議價地位。開發中國家關於觀光議題之提案，無論是特定承諾談判或觀光附件相關議題之主張，發展規範及相關規則皆是重要後盾。反觀已開發國家受發展規範之拘束，卻又不能加以挑戰，只能於規則層次爭取有利之解釋。除發展規範外，WTO單一承諾談判制度及投票規則，乃至其他國際組織如世界觀光組織、UNCTAD，乃至NGOs的網絡關係或行為規範，亦對觀光建制演進有所影響。 本文之考察，亦驗證了另一項結構面之基本假設：改變GATS建制內容的新主張能否推進，前提是會員對於在「促進經濟福祉」及「維護政策自主」二方面相互利益之強弱有無之認知。GATS建制之自由化、發展、國內管制等三大主要規範，均可辨認出此二類可期待之相互利益，作為合作之基礎。惟強弱有別；例如，發展規範對已開發國家眼前之直接利益顯然不大，故政治基礎較不穩定，從而出現透過政治運作而降低牽制之嘗試。基本上，國家恒常運用其權力以追求利益，倘若某一涉及建制演進之主張，並無足夠的相互利益可資期待，則難誘發其運用權力以推進該主張之動能。推動建制改變的提案主張，必須具有與權力結構大致相稱的相互利益，但發展規範的推進無此條件。因此，相較於自由化規範，發展規範之推進，更有賴權力較大之會員，著眼於長期整體利益，包括價值理念之維護，作出較多讓步。 觀光特定承諾談判係以GATS自由化規範之相互利益為基礎，若能維持各提供模式自由化之均衡，兼顧發展規範，則其相互利益堪稱顯著，有助建制新內容之推進。例如，印度對觀光服務市場開放進一步放寬，除權力結構面因素外，顯著的「促進經濟福祉」預期相互利益之存在，亦有其解釋力。較大的挑戰是觀光附件提案；此一提案因係以發展規範為基礎，故其提案內容相互利益本即較不顯著，但不僅已開發國家無利益，連許多開發中國家所關心的政策自主利益亦遭威脅。此一提案雖一度獲得熱烈討論，卻於2002年杜哈議程展開後歸於沉寂，預期之相互利益不足乃是導致其失去動能的根本原因。在杜哈議程的政治現實下，原提案國改以「示範要求文件」，在特定承諾談判中，以實現觀光附件之目標，有其相互利益之考量。 展望未來，觀光服務貿易對不同發展階段之國家，皆具有潛在利益。對於服務貿易普遍缺少競爭力的開發中國家來說，觀光服務貿易更提供了創造外匯及就業機會而消除貧窮的契機所在。隨著全球化之推進，國際觀光服務貿易的商機愈來愈多，但跨國公司運用新科技，並進行各種形態之企業整合，導致競爭更趨白熱化，因而開發中國家所擔心的經濟利益漏失亦可能加劇。不同發展階段的WTO會員，基於各自的利益認知，皆有意運用權力以影響觀光建制之演進，使其朝著有利於已的方向發展。因此，GATS觀光服務貿易建制下，無論是特定承諾談判，或如觀光附件之類的規則談判，經濟面向的動能未來將持續存在。 但談判能否推進，重要前提是提案內容是否在「促進經濟福祉」及「維護政策自主」二方面具有相互利益。觀光附件提案在杜哈發展議程中遭到冰存，主因之一是相互利益不足。隨著全球化持續推進，國際觀光所出現的經濟漏失可能更趨嚴重，倘若觀光附件內容加以修改，而能解決開發中國家既要防止經濟利益漏失，又要避免主權旁落之兩難困境，兼具經濟福祉及政策自主之相互利益，則不無可能重新取得大部分開發中國家之支持。假如進一步在內容設計上，兼顧已開發國家之立場，則立法阻力將可減少。必須注意的是，期待相互利益是某一主張被接受的基礎，然而若日後之實際相互利益，與期待利益落差過大，則可能侵蝕原先的合作基礎，而對建制造成危機。例如，國內管制規範的實踐經驗，即出現與預期相互利益不符之情形，造成規範弱化之挑戰。 未來GATS建制演進之實際進展，主要仍受權力結構之支配。就整體權力結構觀察，美國在「一超多強」結構下，仍是軍事獨強，也是WTO下整體權力最強的會員。但EC在其會員擴增為25國且進一步整合後，或許更具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實力；「金磚四國」整體力量上升，除了已經在WTO內的中國、印度、巴西外，尚有俄羅斯即將加入，未來可能在農業G-20基礎上，展現其在WTO下更強的的結盟實力，但由於四國的基本利益並不一致，故其未來影響尚待觀察。就目前WTO會員之權力結構而言，美國與歐盟對建制的支持，是維繫及演進的關鍵所在。整體而言，多邊自由貿易建制合乎美國及歐盟的政治經濟利益，理當可獲其支持。 再就價值理念言，會員間除了權力與利益的理性計算外，也受到價值觀之制約，而多邊自由貿易建制，本質上係以西方式自由民主理念為價值基礎，對美國及歐盟具制約力。因此，在可見的未來，不易出現類似1970年代國際貨幣建制瓦解之情形。 在觀光議題權力結構方面，從統計數字顯示的趨勢觀之，美國、EC將繼續居於主導地位。但開發中國家的權力持續上升，中國與印度皆因觀光消費能力增加而產生議題權力；中國之成長尤其值得注意。另一方面，國際觀光對「金磚四國」外匯收益及就業機會之提供日趨重要，增加其對觀光客來源國之經濟依賴。 整體權力結構與觀光議題權力結構合併觀之，美國在可見的未來仍將是談判動能的主要來源，但美國必須獲得到EC的支持，並取得G-20之諒解，始能順利推動議程，在觀光服務模式三自由化之推動，此一權力基礎將繼續存在。從G-20在坎昆會議中面對美歐聯手所展現的對抗力量觀之，縱使推動議程的力量尚嫌不足，至少有力量阻滯議程，而迫使美國及EC重視其意見。G-20未來權力可能繼續上升，但對已開發國家的依賴將加深，且因各自與不同已開發國家間的權力關係不等距，而可能造成權力結構複雜化。 「觀光談判九國立場文件」所表達的模式四自由化，及限制觀光反競爭行為等立場，若開發中國家立場一致，則有機會獲得回應，但因權力結構日趨複雜，一切仍有變數。 就國際組織面言，發展規範及其相關規則，可望繼續牽制已開發國家，而提供開發中國家，尤其低度開發國家助力，使其向已開發國家所提出之主張更具正當性。未來，只要美國無意改變其積極參與並領導WTO建制的基本政策，當不致一味推動自由化規範，而偏廢發展規範。觀察WTO近年來的演進脈絡，美國面對國際組織面向之牽制，傾向於切割開發中國家陣營，限縮發展規範的適用對象於低度開發國家，而將發展規範對其之牽制減至最低。其次，開發中國家所一再主張的GATS第4條落實或施行問題，攸關發展規範下的權利義務內容，影響議價態勢及結果，乃是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未來無法迴避的問題。此外，WTO決策規則及實踐，包括正式程序及非正式機制如「綠室會議」之運作，未來是否改變，對議價結果也會有影響。在司法層面，WTO爭端解決之決定，例如美墨電信案對參考文件及發展規範之見解，以及網路賭博案對國內管制例外之解釋，也可能對觀光建制演進產生影響。

為了降低無線網路基地台後端之backhaul成本及解決Ad hoc網路涵蓋面積問題，無線網狀網路WMNs(Wireless Mesh Networks)因此應運而生。WMNs網路上的節點裝置與Ad hoc網路上的行動裝置對電量消耗及負載的需求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在Ad hoc網路上可使用之路由協定在WMNs網路上是無法直接適用的。 在Pure Ad hoc網路上考量Power之MMBCR(Min-Max Battery Cost Routing)及考量Loading之CSLAR(Contention Sensitive Load Aware Routing)等路由協定並沒有考量到WMNs網路上不同元件間的不同特性。有鑑於此，我們著重在Hybrid WMNs網路環境上，並提出了在Mesh Clients及Routers上同時考量Power及Loading的路徑演算法，我們稱之為POLAR。實驗結果顯示我們的路由協定能夠提昇整體的網路效能及延長網路存活時間。 / In order to reduce the backhaul cost and solve Ad hoc network coverage problem, WMNs (Wireless Mesh Networks) arise at the historic moment. The requirements on power efficiency and loading are much different between mesh nodes of WMNs and mobile hosts of ad hoc networks. The routing protocol used in Ad hoc networks would be not suitable in WMN networks. The power-aware routing in MMBCR (Min-Max Battery Cost Routing) and load-aware routing in CSLAR (Contention Sensitive Load Aware Routing) used in pure Ad hoc networks don‘t consider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onents in WMNs. In view of this, we focus on the Hybrid WMNs environment, and propose a combined POwer-Aware with Load-Aware Routing algorithm (Called POLAR) along mesh clients and router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our routing protocol can enhance the network efficiency and lengthen the network live time.

近年來雙邊甚或區域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之風盛行，本文欲探討其影響。參考Caliendo and Parro(2015)的方法，以考慮部門異質性、投入產出連結以及中間財貿易之模型，計算1995-2013年間三個模型的福利效果。旨在分別檢視1995-2005年間WTO成立十年之影響、2005-2013年間全球120份自由貿易協定生效之效果，以及韓國此段期間內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之成果。本文結果顯示，WTO於1995年成立至其後10年間，確實為會員國帶來正面影響，總體而言，多數國家福利效果變動率為正。到了2005-2013年，全球有120份區域貿易協定生效，亦提升多數國家的福利，然成長幅度不如1995-2005來的顯著。惟韓國受惠於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成效，福利成長得與先前維持相近水準。此外，透過不同模型間的比較，本文發現各模型間的福利效果有明顯差異，顯示現今複雜的國際分工鏈下，完善考量部門間的互動因素實為衡量國際貿易效果的重要課題。

近年來金融市場產生金融機構業務多元化的特質，傳統銀行、證券、保險之金融商品區隔日益模糊。為此，各國均興起金融改革之風潮，而在跨業經營的環境中，許多金融業者在大型化與集團化下，如歐洲採取以綜合銀行（Universal Banking）、美國採取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等方式朝跨業經營之方式以增強其競爭力，然此種集團化之經營亦容易伴隨相當之風險。因此，如何穩定而健全之金融機構係經濟成長之基礎，而如何對於從是銀行、證券及保險等各種金融業務之金融集團進行有效的監理與管制，亦是現代金融體系維持穩定及提升金融產業競爭力之關鍵之一。此外，2008年9月中旬爆發的美國華爾街金融風暴，並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而金融監管之疏忽與不足是這波全球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有鑑於此，各國亦紛紛推動金融改革，改革的範圍包括金融機構權責劃分、金融市場規範、擴大金融監理範圍、消費者與投資人之保護、國際間之合作，以及發生金融危機之及時處理。而我國主管機關也持續在尋找最適當之監理方式，期能在增加本國金融產業競爭力的同時，亦能有效維持金融穩定。 在金融機構業務營運多樣化之監理方式上，金融監理機制勢必得做一番調整，主要的問題包括：集團之資本適足性、集團內部交易、風險集中、監理機構間之資訊交流等，這也是金融機構在建構適當的金融集團政策時應加以考量的問題。而依照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2003年所訂定之「新版巴賽爾資本協定（New Basel Capital Accord）」強調應重視資本適足性、主管機關之審查程序（Supervisory Review Process）及市場紀律（Market Discipline）等三大支柱，以期建構金融機構之穩定監理，即可看出金融監理模式的改變，企圖透過內國與國際間之相互合作之方式進行監理。除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之外，國際證券監理關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IOSCO）和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IAIS）於1995年所組成的「聯合論壇」（Joint Form），也已經體認到監理金融集團所可能面臨的相關問題，並提供一些相對應之原則與方法提供監理機關進行參考。 除了國際監理官組織所發布的相關報告外，歐盟對於金融跨業監理亦有其特別之處，歐盟理事會通過一系列指令（Directive），針對各成員國內之不同類型的金融集團進行規範，並適時進行修改與補充。相對於歐盟，美國對於金融控股公司之監理則另有一套監理模式，而我國之主管機關亦參酌前述之金融集團聯合論壇資本適足性報告所建議之評估方法，並訂定出「金融控股公司合併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要求金融控股公司以合併基礎計算資本適足率，以確保集團有充足之資本以因應所面臨之風險。本文希望藉由研究歐盟與美國對於金融集團之相關監理模式及規範，以探討我國現行規範是否仍有不足之處，以期在監理制度上對於我國提供可借鏡之處。

世界各國在經過亞洲金融危機、次貸風暴、歐債危機…等事件後，經濟遭受重創，各國為求經濟成長，區域經濟整合(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REI)逐漸盛行成為趨勢，透過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盼能吸引外資熱錢長期投資以增進成長動能，於是藉由規劃自由經濟區（Free Economic Zone,FEZ）做為貿易競爭的工具，以提昇國家競爭力。 我國因特殊的政治因素及獨特的地理環境因素，導致加入國際組織的困難及必須依靠對外貿易以獲得資源。自由經濟示範區（Taiwan Free Economic Pilot Zones, TFEPZ）的推動代表著政府想引進外資邁向國際化的決心，但在面對國際政治困境、經濟邊緣化、政府朝野對立的情況下，政策及法規的鬆綁與否成為立法院朝野互相攻防的要點。 本研究藉由在貿易上與我國在國際間既合作又競爭且具有密切關係的中國大陸、韓國、日本等三國，藉由研究其自由貿易區政策之內容及推動現況，與我國政策進行比較分析，期能發現不足之處，進而參考借鏡提出相關建議，期許其未來發展得以更臻完善。 / The world's economy has been plagued by a series of financial disasters in recent years, including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and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To revive econom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been seeking deeper cooperation through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REI). Governments have signed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 to draw long-term foreign investments in an attempt to jumpstart growth. They have established free economic zones (FEZ) to boost international trades and improv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However, due to political and geological environment, Taiwan faces a great challenge when trying to jo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sides, the country has to rely on international trades to acquire necessary resources for growth. The launch of Taiwan Free Economic Pilot Zones (TFEPZ) demonstrates the government's determination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et, give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hurdles, risks of economic marginalization, and constant gridlock between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opposition parties in Taiwan, it will be a great challenge for the Legislative Yuan to relax related regulations after a series of fierce debates.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policies and implementation results of FTZs in South Korea, Japan, and Mainland China—one of Taiwan's close trade partner and competitor. By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FTZ policies in Taiwan, Mainland China, South Korea, and Japan, this research aims to find some aspects of improvement and provid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Taiwan Free Economic Pilot Zones.

隨著全球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為在資訊流通與資料保護之間取得平衡，跨境資訊流動議題在國際經貿整合中往往也成為各國談判的焦點之一。其中，TPP中各國更進一步地處理「當地設立伺服器」議題，並提案將以「必要性測試」作為各國施行該措施之前提，本文遂就該測試在相關措施下之運作進行探討，並針對我國未來制度上與國際接軌之方向提出建議。 本文透過文獻分析法，歸納出必要性測試的評估過程中有「替代性措施對政策目標之貢獻程度」、「政策目標或價值之重要性」、「對國際貿易之限制性」幾個重要因素，另外在針對澳洲措施的分析中，有司法管轄權、技術、國際間合作狀況與行政成本，需納入考量之因素。然而，我國法制中尚未有更具體的管制措施，而經貿協議中僅止於承認彼此之資訊流通管制規範。未來或可參考澳洲之做法，同時由前歸納之因素評估該作法之必要性。 / The issue of trans-border data flow has been treated as one of those significant trade liberalization topics while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 continues to surge and countries are striving to build common ground on the balance between data flow as well as data protection. Among these efforts of trade integration, “necessity test” was proposed when the members within TPP go further to negotiate whether the regulation of “localization data center” should be banned or not.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conduct analysis toward how will the test work with potentially disputing measures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aiwan’s legislation to be geared to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standards. Through documentary analysis, factors evaluated against possible alternative measures when exercising necessity tests are summed up as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compliance measure to the enforcement of the law or regulation at issue,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mmon interests or values protected by that law or regulation, and the accompanying impact of the law or regulation on imports or exports. Furthermore, as what has been shown by analyzing the Australian measure, we concluded that jurisdiction, techniqu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costs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account.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more practical measures and the topic in Taiwan’s concluded trade agreements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I suggested that related authority can take the Australia’s measure as an example on basis of the above-mentioned factors.

自由貿易有利有弊，一方面為國內經濟的出口優勢產業開拓新市場，另一方面伴隨著撤除各種貿易壁壘措施，將會使國內弱勢、內需產業遭到衝擊，無法避免國外進口不斷增加帶來的傷害。因此在自由貿易過程中，政府如何制訂對進口競爭引起衝擊的相關救濟問題與貿易調整協助措施，或是補償措施逐漸受到重視，例如美國自1962年開始採取的貿易援助法案(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TAA)，後改為貿易調整協助方案，旨在透過協助方式協助貿易自由化下容易受到衝擊的產業與勞工，而韓國也因簽訂美韓 FTA 而制定相似的救濟政策。 本文以韓美FTA作為個案討論，研究發現以韓國角度來看，韓美FTA簽訂快速的原因包含政府及人民的大多數支持、韓國政府對受衝擊產業制定各項因應措施等因素。而這些因應措施無論是在談判階段或是協議簽訂後，都不斷在修正與制定，以達到符合協助受衝擊產業之目的。 / Free trade is accompanied by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t could expand new markets for the export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on the other hand, it could affect the disadvantageous minority industries while removing trade barriers.　Thus, it is important how the government sets up the countermeasures or the indemnify measures to ease the harm that foreign import products bring. For instance,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dopted 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TAA) since 1962, it is meant to assist industries and workers that are affected by free trade. South Korea has established similar countermeasures since KORUS FTA was concluded. This study is a case study of KORUS FTA . It shows that from South Korea’s perspective, it has support among government and people, Korean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affected industries, and all these factors made KOURS FTA took less time to sign than South Korea’s most FTAs. These countermeasures were being amended during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and after the FTA was conclud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assisting affected industries.

鑒於金融市場快速的變動與日趨複雜之金融商品種類，銀行經營管理中所面臨之風險，尤以因金融市場價格變動（如市場利率、匯率、股價及商品價格之變動）造成對銀行資產負債表內及表外部位可能產生之損失，其所因應而生之市場風險須及時管控與適時因應。然而2007年因次級房貸問題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益加彰顯風險管理制度的重要性與其再精進之處。 本研究期能藉由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中市場風險管理規範的探討，個案銀行之實例探究，對國內銀行在建構符合其需要的市場風險管理系統時有所助益，在建置市場風險管理系統的考量因素以及該系統的建置與應用，循序周全建構質化與量化標準之風險管理機制。 本研究由新巴塞爾資本協定規範探討銀行市場風險管理系統建置與其實際應用，歸納出研究結論顯示，市場風險管理系統架構之依循須能符合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之基本規範，藉由系統內建模型計算風險值以有效衡量交易簿與銀行簿之部位，及其利率、權益證券、外匯及商品四大類風險因子。市場風險管理系統需求規畫與評估，須就應用面(系統相關模組功能)、資料面(系統執行所需資料及存取介面、資料庫建置及資料完整性)與技術面(系統運作之軟體與硬體環境)予以考量。系統專案建置須有高階管理階層對市場風險管理系統專案相關執行程序的支持，前檯、中檯、後檯、資訊單位主管之配合與溝通協調。市場風險管理系統架構應考量市場風險限額管理須至各交易層級(如總行別、部門單位別、交易簿與銀行簿產品別等)，因此系統功能模組設定與管理報表規畫設計則配合系統架構分級建立。市場風險管理制度之建立，應配合市場風險管理系統之應用與管理流程結合，訂定相關管理辦法，以規範市場風險管控機制運作及程序之確實執行。 關鍵字：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市場風險、衍生性金融商品、風險值 / Recently, financial market is changed quickly and types of product are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Operation of Bank faces many risks that are losses of in or out balance sheet by price moving. Therefore, we need to manage and monitor the market risks that result from change in interest rate, exchange rate, equity price, commodity price in the time. In 2007,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aused by subprime mortgage storm stands out the importance of risk management and needs of improving it. On one hand, this research hopes to benefit banks to build up its market risk system satisfied the need by discussing market risk management under Basel II and looking into case study on the bank. While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its practicability which meets standards of quantification and quality. On the other hand,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system built up and reality applying through Basel II and indicates some useful conclusion. At first, market risk system not only meets mainly criteria under Basel II but creats the value at risk (VaR) which can effectively estimate interest rate, securities, foreign exchange and commodities risks.Secondly, technology of applying, data and inform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into when evaluating the demands of market risk management system. Moreover, risk system constructed needs support from senior management team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relative departments. Besides, we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whether this mentioned system can implement market risk limit management to every transaction class, for example, trading books ,banking books, product type…etc.The system function and the management reports could be able to operate with the market risk limit management, accordingly. Most of all, market risk management regulation should be thought over the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process of market risk management system to make sure that market risk management could be implemented certainly. Keywords: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 Market Risk, Derivatives,Value at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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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器貿易之「AB大戰」，係指歐盟空中巴士公司（Airbus）與美國波音公司（Boeing）為了爭取訂單，聯合其母國政府，對民用航空器採購商之政府施加壓力，因而引發的貿易爭端，這也正是WTO民用航空器貿易協定（Agreement on Trade in Civil Aircraft ）制定之背景。 我國自二○○二年二月一日正式簽署上述協定，自應遵守該協定第4條禁止使用不合理壓力與誘因影響購機決定之規定。不料同年華航中程客機之採購，卻引發歐盟指控有違前述規定。事件最後在華航宣佈同時向波音、空中巴士購機後落幕，但也顯見AB大戰並未因民用航空器貿易協定之出爐而停息。 由於民用航空器產業目前最大者即為歐美之A、B兩大生產廠商，一旦一造在爭取訂單時，採取了違反民用航空器貿易協定第4條之手段，且得以因控方難以舉証其之違反而免於任何後果，則根據賽局理論，另一造必也會採取相仿之謀略。 根據上述的發現，華航未來的購機，難免會再度陷入腹背受脅、受誘的困境，不過由於舉證責任之困難，美、歐應不致對我國訴諸爭端解決，愈發突顯民用航空器貿易協定第4條規範功能之有限。 / Airbus and Boeing have long been in trade conflict, also known as the “AB War”, under which both companies unite thei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to exert pressure on the governments of countries which procure civil aircraft, all for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contracts. It is also the background behind the adapt of the Agreement on Trade in Civil Aircraft. Taiwan became official signatory of the Agreement on Trade in Civil Aircraft on Feb.1, 2002. As a signatory, Taiwan should obey the rules of Article 4 which forbids using unreasonable pressure and inducement to affect decisions on aircraft procurement. However, the procurement of aircraft by China Airlines at the same year was accused by the EU of violating the rule discussed above. The dispute ended finally after China Airlines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procure aircraft from both of these companies. It also reveals that this war has not been finished even with the existence of the agreement. Airbus and Boeing are the biggest manufacturers in world’s civil aircraft industry. If one of them adopts measures violating Article 4 of the agreement, and is relieved from any consequences because the plaintiff cannot prove the disobedience, the rival side would undoubtedly, at the time, according to the game theory, the take the same strategy. According to the discovery above, in the future the China Airlines will unavoidably fall into same dilemma of being threatened and induced by the manufacturers. However, It is believed that U.S and EU would not easily seek settlement of controversies considering the difficulty in producing proof. It also discloses that the function of Article 4 is obviously lim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