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設計審議制度實施了近二十年，對都市景觀產生了許多影響，政府機關、空間規劃人員、土地開發者也慢慢摸索出一套逐漸標準化的操作模式，反對的聲浪不再如此強烈了，然而，對於這樣一套完全移植自西方的制度，其正反雙方的論戰卻從未休止，有人視之為都市天際線的救星，也有人認為是一種無效率、繁瑣及充滿個人偏見的行政枷鎖。 事實上，種種對於都市設計提出質疑的原因其來有自。都市設計審議制度的發源地－美國，雖然從六○年代末期自都市設計得到不少成功經驗，然而也在九○年代引起諸多批評及質疑。最重要的關鍵在於，許多的設計規範過於模糊，充斥著大量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行政裁量被過於放大，專業似乎漸趨退位；而且審議制度與人民的財產權息息相關，對於個人財產權產生侵害，不無疑問。同樣的，移植到我國之後的問題似乎更多，如都市設計的法律依據為何？審議的範圍及界限何在？都市設計審議的行政行為該如何定性？而種種都市設計制度的基本問題，實有重新加以詮釋的必要。 本文即嘗試從法的觀點來探討都市設計之缺失。亦即著重在於都市設計實施之法律依據、正當程序、審議委員會之組成等問題加以探討，嘗試藉由行政法學之角度,以建構一個合理之審議制度,同時，藉由「環境基本權」之法理，演繹出都市設計之核心精神。另外，亦從比較我國與美國實施都市設計之優缺點中，或可為我國之都市設計制度找到一條可行之道路。

本篇論文採質性研究方法，以非都市地區一個媽媽土風舞班的成員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研究目的在於了解非都市地區中，中老年家庭主婦參與婦女團體同時在社區中現身，其參與過程的經驗與面貌。 研究發現，從一開始成員參與團體的時間點，即凸顯了父權社會僵化的兩性分工，家務與母職被建構為女人責無旁貸的職責，女人在孩子長成母職工作鬆綁之際才獲得走出家門參與社區活動的合法性基礎。而在參與動機上，在田野訪談中歸納出三種動機，是婦女從主體而出發的需求，包括對「跳舞有興趣」、「身體健康因素」以及「走出家庭與他人連結」的需要，破除心理發展理論或社工、成人教育系統一直以來對於家庭主婦在孩子長成離家之際，參與社區活動的單一結論：為了填補時間的剩餘與失落的心理感受，這樣的推論忽略了造成家庭主婦壓抑與失落的源頭，其實是母職與家務工作的社會建構過程剝奪了女性的生命選擇權，而在這樣的推論之下也使得婦女真正需求與聲音消失。 在成員的參與過程中，策略的使用是為了在父權的壓制下爭取具有正當性的空間，策略的此用顯示成員意識到父權的意識形態是走出家庭的阻礙，而所採取的應對方式並非激烈的對抗，而是在保全父權的前提下盡力爭取最大的空間，這樣的策略使用也使得成員有時因為家庭裡的照顧需求而必須離開團體回到家庭。 女人參與社區活動在實質的物理空間裡是跨出了家的門檻，擴大了移動與社區中現身的範圍，人際網絡與生活範圍均漸漸增長。然物質空間的擴展未必在社會空間上也獲得相同程度的進展，在土風舞班中默會的規範是不與父權體制衝突，做好女人本分為優先，再談自己的需要與想望，因此成員們因為參與團體所漸次建立的社會空間是以若隱若現的樣貌存在。但是在團體中與其他女人連結，透過敘說了解彼此有相同的生活與生命處境，成員間逐漸發展的情誼使女人回歸以自我為主體的人際互動，藉由團體互動的過程也逐漸發展關於個人的知識，以團體情誼為後盾發覺自己的需求、興趣，並且在社區中佔據空間。 本文進一步以研究發現為基礎，為提升女性意識、爭取女人更大的社區參與空間尋求切入點。研究田野（媽媽土風舞班）這樣的女性自發性團體，已具備社工論述中自助團體的自助特質，然是否能進一步強化鞏固女人自我與生活空間的進展，端看團體中是否發展出或引進能與傳統父權對抗的女性意識。婦女運動連結自發性女人團體或展開對話，不同女人群體的串連將有助於突破因同質集結而強化傳統主流父權價值的傾向，然婦運論述必將焦點放在日常的生活知識及婦女切身問題上，以提高論述在其中的合法性，達成女性意識覺醒與發展的目的。

女性菁英政治參與之分析—以第五屆女性立委為例 摘 要 在歷史的洪流中，女性長久在政治場域缺席，進入二十世紀之後，女權才逐漸受到重視。當今世界各國，除了北歐五國以及其他少數歐美國家之外，台灣女性參政表現相當的亮眼。在中央級民意代表選舉上，2001年第五屆女性立委選舉，首次達到五十位女性進入國會殿堂。愈來愈多的優秀女性投入政治領域，也代表著今後權力的分享與資源的分配，必定要顧及性別的均衡。 本研究旨在結合菁英理論、民主多元理論與女性主義的視角，來探究台灣女性菁英在當前政治環境的從政優勢為何，及獲得政治權力之女性是否仍會受到性別歧視。 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以及文獻分析法同時進行，透過文獻分析可以初步建構女性菁英的社會背景及參政行為模式，而深度訪談法，直接與女性政治菁英面對面訪談，一方面補書面資料之缺漏，一方面可瞭解女性從政者更為細膩之心境轉折。訪談對象為第五屆女性立委，受訪者共計17人。 根據文獻探討以及深度訪談的結果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一、本文從女性政治菁英的教育程度、家族、婚姻關係、政黨以及派系五個面向切入，發現教育程度對於從政女性是明顯加分因素；家族與婚姻對於從政女性來講，有時是參政的阻礙，但家人若擁有相當的政治資源，女性當選的機率便大大提升；政黨相互競爭，可增加女性選民的發聲能量，對提升女性地位有正向影響，但隨著選舉制度的改變，政黨在選戰的重要性大增，政黨是否能夠真正落實婦女相關政策，將有待觀察；以往，女性從政者多是在執政黨與地方派系協調下進入政治領域，較無個人意志，但研究發現女性政治菁英不僅能善加利用當地勢力增加自己勝選機會，甚至成為地方派系的領袖。總之，女性如欲踏入政治領域，依附男性價值的情形已大為減少，且多已具備相當的性別意識。 二、社會對女性的刻版印象，相當程度仍影響女性的從政意願。首先是家務的勞動，讓許多女性從政者深感疲憊；婦女組織在每一次選戰中的動員力量愈來愈受矚目，但現階段仍不足以支持一位立委進入國會殿堂；隨著SNTV制度的改變，女性如欲投入政治，將更依賴政黨的提名，但筆者檢視各政黨第六屆不分區提名名單，各政黨仍有待改進。 總而言之，與以往相比，女性紛紛在政治領域上展露頭角，從政模式也與以前大不相同。以台灣政治生態的演變來看，女性政治菁英與政黨的關係將愈加密切。

本文的目的是在分析究竟是什麼原因影響台灣民眾的政治疏離感，並且，也將以民眾的人口學和相關政治態度等因素去分析，究竟是哪些民眾擁有較高的政治疏離感。此外，本文也將進一步的分析，民眾的政治疏離感對其政治參與有何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政治世代為第一代、外省籍、教育程度較低者、居住在北部的民眾、政治興趣（除了注意報紙新聞和關心選舉，此處的政治興趣包括注意電視新聞和討論選舉議題）和施政評價較低者（包括施政者評價、整體經濟和個人經濟評價）、偏泛藍和無政黨認同者、以及對兩岸問題為偏向統一的民眾，其政治疏離感顯著偏高。 之後，在民眾政治疏離感對其政治參與的影響方面，疏離型民眾參與慣常性政治參與的比例顯著偏低。至於在非慣常性政治參與方面，卡方獨立性檢定上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因此，無法說明疏離型民眾在非慣常性政治參與的比例是偏低。

根據2016年總統選舉結果，此次選舉投票率創歷史新低，僅66.27%的選舉人參與投票，此為台灣開放總統直選以來，投票率首度低於七成的總統選舉。有鑿於此，本研究將探討台灣民眾之政治參與行為，並分析各特性民眾之政治看法及傳播媒體使用情況，期盼能藉由研究結果改善民眾之政治參與度。 本研究針對全台民眾進行政治參與行為調查，採用「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一期第四次（2015）：政治傳播與公民傳播」，其主要涵蓋「政治與公共事務傳播相關行為」、「政治與選舉意見、態度與認知」、「選舉與政治行為」等三大研究主題，並將各主題之相關題項整理後進行統計分析，藉由探索性資料分析、卡方獨立性檢定及集群分析等統計方法，探討民眾之政治關注程度差異及不同政治關注程度者之特性，以下為此次研究之發現： 一、根據民眾之關心總統大選程度、觀看電視上選舉新聞頻率、觀看談話性政論節目頻率、觀看報紙上選舉新聞頻率、觀看網路上選舉新聞頻率、在網路上蒐尋選舉相關訊息頻率、和他人面對面/電話討論政治頻率及和他人網路上討論政治頻率，將受訪者分為三大集群，分別是「低度政治關注程度者」、「中度政治關注程度者」、「高度政治關注程度者」。 二、不同性別對於政治關注程度具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年齡分層對於政治關注程度具有顯著差異。 四、不同教育程度對於政治關注程度具有顯著差異。 五、不同工作狀況對於政治關注程度具有顯著差異。

摘 要 傳統上公共設施的建設大都是由政府來扮演供給者的角色，然而政府的公共建設有兩個先天上的限制，一為財源籌措問題，二為公共部門的效率問題，因此由民間來參與各項公共設施的建設當為可行的途徑。惟就興辦公共事業而言，用地取得為其首要條件，如何取得所需用地，成為一項重要之課題。而為公共用途或公共利益之需求，以徵收方式強制取得土地所有權，輒為我國公共建設用地取得之常態。在引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同時，在現行土地徵收制度下，私人得否申請徵收土地在學理上頗有爭議，然而就國外之立法例以及就我國土地徵收之立法沿革與精神觀之，土地徵收制度中確實容有私部門得以參與或介入之空間。另一方面，財產權保障為民主法治國家之職責所在，然而，由於我國徵收制度之不健全，使得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往往無法得到充分之保障。就行政之法理而言，行政程序之簡嚴應與事件性質之輕重成比例，愈攸關人民權益或公益之重大事件，其行政程序愈要嚴謹。土地徵收係強制剝奪私人財產權之行政處分，為了避免政府在行使權力時，有專斷、恣意、不合理的侵犯私有財產權，正當程序（Due Process）之制度設計準繩，常為現代政府行政上所必須遵循之圭臬，因此徵收之行政處分自當有嚴謹、公正之程序，以維護土地權利人之權益。基於上述原因，本研究擬針對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潮流下，以徵收方式取得公共建設用地，其程序上應如何加以重新規劃或釐定，相關法制應如何研修，提出一個修訂之原則，以達成財產權保障以及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效率目標。 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內容可歸納如下： （一）藉由探討財產權保障以及民間參與之效率，分析土地徵收制度在財產權保障與效率之間取得調和下，得否由民間申請徵收土地。 （二）藉由相關文獻資料之研析，探討我國現行土地徵收程序以及其課題所在，並藉由國外相關制度之介紹，以為我國課題改進之參考。 （三）分析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申請徵收土地時，土地徵收制度如何建構其應有之原則及適當程序，以達成兼顧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與公共建設公益之目標。 關鍵詞：徵收、土地徵收、徵收程序、民間參與

論文摘要 我國新版承銷制度的要旨，在藉由市場供需法則與法人專業判斷的兩大機能運作，來改善我國過去股市中新上市股票蜜月期的種種不合理現象。本研究目的在實証這項制度立意，是否經過四年多來的實際運行，得以實現。 本研究從兩方面展開；首先，構建迴歸模式，並透過不同樣本分群的處理，找出在全體樣本不分組、非競價拍賣組、競價拍賣組等三群樣本，其各自影響承銷價合理性的因素，再以實証結果分析其成因。其次，針對法人參與競價拍賣的競標過程加以分析，以法人投標率代表其參與市場的深度，以法人得標佔投標百分比代表其參與競價的積極程度。利用T檢定檢視法人和一般投資人在競價市場中究竟由誰主導價格的形成，以及何者在競價過程中態度較為積極。 經實証研究發現，在全體樣本和非競價拍賣組中，負債比低的公司其承銷價格越合理，而現金股利宣告越多、蜜月期正處於市場狂飆期、並為新興電子業者，其承銷價格越不合理。但是同樣的模式並不適用於競價拍賣組的承銷價格合理性推論；因此可知新版承銷制度的施行的確對於承銷價格合理性的因素有所影響。至於對法人參與競價拍賣制的實証結果發現，機構投資人參與市場的深度尚不及一般投資大眾，且其競價的態度亦較保守，不過法人的參與市場的確有助於更合理的承銷價格的形成。 最後，本研究對新版承銷制度的施行提出建議，除了誘導法人更積極參與市場，協助合理承銷價格的形成之外，更應把焦點延伸至股票上市後的股價穩定與維持，而不只是侷限在上市時單一時點的股價而已。以上兩點建議可供主管機關作為制訂相關決策時之參考。 / Abstract The main object of the new systems of underwriting in Taiwan, is to improve the unreasonable price performance during the honeymoon period by market decision and professional judgements of the institution investor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am whether the object if the auction procedure has been realized after the four years execution. Hence, the regression models are built, and the samples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groups: auction group、non-auction group, and the total sample group, to individually test the implicated factors that will influence the reasonability of the price performance on the common stock new issued under the three treatments of sample groups. Then, the behaviors of the institution investors in the competitive bidding process are analyzed to test the role who play in forming the price.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total sample group and the non-auction group, the company with lower liability ratio will lead to a more reasonable IPOs underpricing; and the one with higher cash dividends、the new issued stock of which published when the market is in the bull position, and belonged to electronic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 will lead to a unreasonable underpricing.but the same model used to expect the reasonability in the non-auction group and the total sample group is not subject to the auc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is 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he new systems of the underwriting, auction procedure, do effect the reasonability of the underpricing. As to the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of the institution investors, it is found that they are less positive than the other investors in the price forming process, but it is true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 investors helps in forming more reasonable underpricing.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made above, this study command that in addition to promoting institution investors to participate the market positively, we should also focu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and maintenance after IPOs rather than the price formed at the time the stock first published.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can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making relative decisions.

研究發現在台北市方面,若要實現福利社區化,仍有結構上的障礙,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在行政體系與運作上,從未將社區概念落實在實施或推動層面. 在萬芳社區方面,發現:1.福利需求無社經地位差異,且定義傾向包括生活需求與福利需求2.福利資訊網路以社區為單位有其可行性 3.應以社區福利作為社區參與凝聚的目地與手段 4.居住時間,居民同質性及活動內容為參與的基礎5.社區中的少數更應被關心6.社區認同應被強化7.社區組織的重要8.女性力量的發揮9.社區內各區域的分離影響社區中各區域的關係10.善用社區居民'購物行為'與'休閒行為'的公共空間11.既有公共空間的維護與管理12.社區內出租國宅疏離來自居民對其環境無自主能力13.地緣影響參與與認同14.善用社區特殊資源.

現代社會所產生的新問題不斷困擾著政府與社會，人民對服務的需求也隨之不斷提昇，1880年開始由德國提出的福利國家就是為因應這種情形而產生的，政府的職能與權力也就日益的擴充，甚至取代了許多原屬於民間性質的功能。在另一方面，屬於民間性質的各種社會團體，早已存在於西方社會之中，並且一直承擔起大部分的社會服務功能，不過其角色卻一直被忽視，尤其在福利國家興起之後，這些團體似乎有被取代的危險，但事實上其實質重要性卻仍未消減。在1970至1980年代，這些團體隨著政經社會環境的波動，其功能也有了轉變，一方面因為人類事務的日趨多元紛，社會團體亦逐漸發展出許多的功能種類，並漸漸受到各方（尤其學界）的重視，並開始稱之為非營利組織。 　　另一方面，二次大戰之後所建立的福利國家在財政壓力之下，也面臨強烈的批評，事實上，福利國家也的確在1980年代開始顯現疲態，資源有限，加上社會需求的持續增加，政府已經呈現過度負荷的情況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只有開始向外尋求援助了，而非營利組織也因此開始承接越來越多原本為政府所生產的服務。合產模式的運用也就在此情況下越益受到重視，他不但為政府吃緊的財政壓力帶來新契機，也為國家與社會資源的整合提供一個有效的途徑。當然，合產興起更重要的意義乃在於公民參與的精神，藉著合產的推行，一般公民以及社會上的非營利組織可以有機會進入政策的決定與執行過程，參與公共服務的生產，與政府行政人員共同合作，這對於公民資格的提昇與公民參與的實踐有很重要的意義。

本研究的目的有二:一、探討多層次傳銷公司所採的共通激勵策略與直銷 商的人格特質、人口統計變項與其參與行為之間的關係，針對此一目的所 採用之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研究樣本為１１家層次傳銷公司之直銷商 ，共５０９名。研究工具為自編問卷。所得資料的主要分析方式為：次數 分配、因素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ｔ分配、典型相關分析、逐步迴歸 分析、內容分析等方式。二、了解不同多層次傳銷公司個別採用的激勵策 略。針對此一目的所採的研究方法為訪談法。訪談對象為１２家多層次傳 銷公司之職員，共１５名。研究工具為自編之開放式問卷，以內容分析所 得資料。 本研究主要發現：一、問卷調查方面：（一）多層次傳銷公司 之激勵策略方面：１．「多層次傳銷公司所採用的共通激勵策略」對人際 取向及生活 慎、領導企圖強的直銷商之吸引力較大。 u惠政策」及「公司制度與產品特性」對男性直銷商的吸 引程度大於女性。(以下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