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規模不斷擴大，為解決龐大繁重的都市交通運輸問題，大眾捷運系統因應而生。捷運系統不但會改變原有的都市空間結構，不動產的區位條件與市場供需結構也隨之改變，進而資本化於不動產價格中，國外文獻即發現捷運系統對於不動產價格確實有正向影響，且不動產價格隨與車站距離增加而遞減；國內相關捷運系統相關之不動產市場研究，對於住宅領域之研究較為具體，不同類型之不動產產品如辦公大樓間仍未見討論。 本研究針對國內缺乏之捷運系統資本化效果對辦公大樓租金之影響進行分析，以台北市2005年至2014年之辦公大樓租金追蹤資料（panel data），採用二元固定效果模型分析區域特定固定效果及時間特定固定效果對於辦公大樓租金的影響。然而，礙於固定效果模型未能處理不隨時間變化而變動之變數，本研究進一步以普通最小平方法分析區域固定效果之截距項，將辦公大樓總供給面積、面臨路寬及至市中心距離等不隨時間變動之因素納入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出台北捷運系統對於辦公大樓租金亦有正向之提升效果，而距離捷運車站越遠之辦公大樓租金將隨距離而下降，同時，除了至最近捷運站之距離該項變數外，實證結果亦顯示辦公大樓租金受大樓總供給面積、空置面積、屋齡平方項、至市中心距離等因素影響。

資本形成能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其財源不外來自國民儲蓄、固定資本消耗準備及國外 借入。但觀國民儲蓄占資本形成財源之比率，由民國四十年代平均約56.33%、到七十 五年高達184.98% ，顯而易見其地位已日形重要。一般說來，國民儲蓄可分為公共部 門儲蓄和私人儲蓄：前者為政府儲蓄與公營事業儲蓄；後者包含家庭及民間非營利機 構儲蓄與民營公司儲蓄( 以下簡稱個人儲蓄與公司儲蓄 )。 關於租稅對個人儲蓄之衝擊，學者多著重於利息所得稅的探討，並以利率對儲蓄之影 響效果分析對象。他們主張消費的替代彈性大於所得彈性時，利息所得課稅將降低個 人儲蓄，反之亦然。 至於租稅是否會影響公司儲蓄？由於各個學者所抱持的觀念與設定前題不同，致其結 論亦有差距。以公司所得稅而言，有人認為此稅只會降低股利發放，對公司儲蓄無影 響；另有人主張此稅比例分派於股利和公司儲蓄。此外公司稅後利潤若採股利方式發 放與股東，必須繳納個人所得稅；而以保留盈餘方式，則只待資本利得實現時才課以 資本利得稅。因此該項租稅差異，可能影響股利發放率，而間接使公司儲蓄產生增減 變動。 當租稅差異造成公司儲蓄扭曲時，如果家計單位能透視公司面紗，而將個人儲蓄做反 向調整，則私人儲蓄仍保持原狀，資本形成未受影響。反之，若私人儲蓄確因此而波 動，則此租稅差異即有重新檢討之必要。 本文之目的，乃著眼於個人所得稅岐視股利發放，所導致公司儲蓄、私人儲蓄的扭曲 。全文共分五部份。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與架構。第二章為相關理論與 文獻之回顧。第三章筆者嘗試建立一個公司儲蓄決策模型，并利用臺灣上市公司之資 料以為實證研究。第四章則探究我國家計單位是否真能透視公司面紗。第五章為結記 與建議。

本文主要係探討固定資產投資的理論及其實例之應用：固定資產投資亦稱資本支出， 本文係以船舶投資為例，由於船舶投資金額龐大，而其投資收回年限亦長，因而投資 需要作長期的規劃。諸如資金來源之籌措分為舉借債務、發行股票、公司債等，而其 各別資金成本之求算，以明瞭企業所負擔的資金成本。而企業從事投資其報酬率必需 大於資金成本始可從事投資，而投資報酬率之求算，首先必須先行衡量當前預測未來 的經濟因素，以預估年年的運費收入。同時亦需考量其營運成本，以求算其報酬率。 此外，如折舊、現金流出入……等因素亦應加以考慮。 本文係就現有理論，予以實例之應用，以作為企業投資的參考，並提出個人的看法及 建議。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的研究目的，及與有關文獻的異同。第二章則建立一個固定匯 率制度下資本不完全移動的充分均衡總體經濟模型，在理性預期假設下，匯率變動對 國內的衡擊取決於二項因素：（１）對變動程度的預測。（２）預期變動的持續性。 吾人並將此結論與傳統的結論作一比較。第三章則將第二章資本不完全移動的假設改 成資本完全移動。在此假設下，本國利率決定於國際水準且BP曲線是IS與LM曲線的線 性組合。吾人以同樣的分析方法將結果與第二章作一比較。第四章則為結論。

本研究採取固定效果( fixed effect ) panel data模型，分析影響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 FDI )的決定性因素，共分為三個面向進行實證，第一個面向係按FDI投資區域之不同，而分為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地區進行估計；第二個面向則按FDI投資產業之不同，分為三大產業進行分析；第三個面向係以FDI之來源地區為依據，共分為八個主要FDI來源地區探討其決定性因素。 在分區估計方面，透過一般化最小平方法(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GLS )進行估計，得到的結果顯示，東部地區係以市場區位來吸引FDI前來投資，例如市場商機與較高的對外開放程度；而中西部地區則以生產區位來吸引FDI，如低廉的勞動成本、地方基礎建設水準，換言之，兩地區之間在影響FDI的因素上完全不同，另一方面，針對固定效果的觀察發現，地理位置位在東部地區的省市，固定效果明顯高於中西部地區，因此東部地區的確比中西部地區具有較佳的條件以吸引FDI。 若按FDI所投資的三大產業進行實證，以探討FDI之決定性因素，其估計結果顯示，第一產業( 農、林、漁、牧業 ) FDI的影響因素為對外開放程度，具有負面排擠FDI的效果，而第二產業( 製造業、建築業等 ) FDI的影響因素則為市場規模、工資率、高品質勞動力供應與對外開放程度，除工資率為負面影響外，其他因素皆為正向效果，第三產業( 服務業 )因樣本期間中國大陸尚未放寬外資的進入限制，故僅有基礎建設與高品質勞動力供應是影響FDI的決定性因素。 在中國大陸不同來源國FDI之決定性因素方面，實證結果發現，中國大陸高速的經濟成長率會吸引美國、新加坡、台灣的廠商前來投資，低廉的工資水準則形成對美國、南韓、新加坡以及台灣的吸引力，而中國大陸若加強研發能力，可促使美國、日本、南韓、新加坡、台灣增加直接投資，但廠商過度集中所導致的高度競爭環境，卻會排擠掉英國、香港的FDI，本研究也考慮高品質勞動供應的影響，以香港、台灣廠商較注重高品質勞動力是否充分供應，另一方面，對外開放程度的高低對日本、新加坡、香港、台灣的廠商具有正面效果，對德國廠商則有負面影響。 隨著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後，中國政府對外資的政策勢必更加開放，在中國大陸龐大市場與廉價生產要素的誘惑下，預期會有更多外國資金投入中國大陸，中國做為世界工廠的地位將更加穩固，對我國而言，面對中國經濟崛起所導致的全球經濟整合以及產業分工趨勢，我國必須採取正面的態度來思考中國大陸問題，善用本身所具備的充沛資金與研發能力，以及與中國大陸同文同種的優勢，積極進入大陸市場，一方面應用其廉價勞動力，一方面搶佔大陸市場佔有率，將中國大陸做為我國經濟實力的延伸，我國廠商方能在國際競爭潮流下取得生存利基，進而從中國市場打入全球市場，則我國未來的經濟前景必將大有可為！

本篇文章之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討台灣地區人口遷移受到各縣市的社會福利支出的影響究竟如何。本文將利用台灣23個縣市別的追蹤資料（panel data），涵蓋期間為1995年至2005年。採雙因子固定效果模型（two-way fixed-effect model）分析社會福利支出對於人口遷移，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貢獻。於本研究中，將回顧現有文獻中，關於人口遷移之相關理論與實證文獻，且特別著重在以福利遷移（Welfare Migration）為研究主體之相關文獻。此外，本文也將清楚地介紹與說明，近幾年來台灣社會福利體制的發展，以及各縣市會福利支出水準與人口遷移間關係之現況。最後，為了進一步探討社會福利支出，對於男性與女性遷移者所產生之影響是否一致，本研究將建立三種實證模型。試圖更全面的探析台灣各縣市的社會福利支出，對於跨縣市的人口遷移之完整影響效果如何。本文主要的發現為，若某一地區每人可享之社會福利的程度高於鄰近的縣市，會吸引較多人口移入該地區。此外，女性移民較男性移民，受到社會福利支出之效果較為顯著。 / This study undertakes a study of cross-regional migration in Taiwan during the 1995 to 2005 period, particularly the effect of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on migration decisions. The local places include the 23 cities and counties in Taiwan. Using data set from Taiwan-Fukien demographic fact book Republic of China and Expenditure conducted by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The hypothesis of this study is that movers would choose to the places with higher welfare to maximum their utilit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from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support for the hypothesis that social welfare benefits influence migration decisions, especially for females.

在學習俄語上常會遇到很多困難,例如遇到俄語詞彙的固定性時常常會因為文化上的差異與不同而難以理解其詞彙所表達的意思,特別是諺語及俗語等.雖然諺語及俗語等本身已具有傳統的變體性及分類規則。 隨著電子網路媒體的發展及個人電腦的普及化,網路已經成為一個新的溝通及交際媒體,並且走進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我們發生日益密切的關係.我們可以透過網路收發郵件、瀏覽新聞、聊天,甚至可以在網路上發表自己的作品,這一切都是通過網路語言來進行的.網路語言是一個新的語言載體,與書本報章雜誌等相比較,網路語言更為快捷、自由、及方便且具開放性、多樣性等,載體的變化往往會使得語言產生了變化,形成了社會語言的新變體.由於語言載體的不同,使得諺語的變體範圍擴大, 所以我們以在俄文網站上所搜集的諺語變體為研究對象,探討這些新的諺語變體的變體分類法則。

自「金融控股公司法」公布實施起，本國銀行業即可在不同法源基礎下，從事直接兼營、轉投資子公司與金融控股公司三種跨業經營模式。然而，跨業經營是否有助於銀行提升獲利與降低風險，以及哪一種跨業經營模式較適合本國銀行業，均為本文所關切的議題。此外，在不同資產規模下，銀行的跨業經營、業務多角化，以及國際化策略是否應有所差別？本文利用1999至2006年國內25家上市櫃銀行之追蹤資料，在控制總體環境變數影響後，以適合處理追蹤資料的固定效果模型，針對跨業經營對本國銀行業獲利與風險影響進行廻歸分析，實證結果顯示，一、不論從獲利面或風險面來看，只有直接兼營之跨業經營模式享有範疇經濟效益，且此範疇經濟效益存在顯著之規模效果；二、轉投資子公司與金融控股公司之跨業經營模式不但未能提升銀行獲利，其承擔之經營風險反而會提高；三、若依資產規模將銀行分類，大型銀行適合於機構內部直接兼營非銀行業務與落實業務多角化策略，轉投資子公司與金融控股公司之跨業經營模式為獲利呈現高度波動性的主因，而跨業與國際化經營對小型銀行的獲利與風險都會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本文建議，銀行應將跨業經營的重心放在直接兼營之跨業經營模式，而小型銀行不應一昧地盲從大型銀行之跨業與國際化經營腳步。

隨著所有權與經營權日益分離因而引發代理問題，由於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存在著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而引發監督等代理成本。本研究探討股權結構與公司價值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支持「利益收斂假說」或是「利益衝突假說」，並探討公司內部人、機構法人是否能發揮監督功效，而提升公司價值，反應在股價是否為正向關係。而公司內部人若能適當監督產生正面效益，能使公司價值提升。機構法人為理性投資者，由於有專業團隊蒐集資訊進行投資分析，因此機構法人持股比例的高低具參考價值，對於公司股價具有影響力，故機構法人持股可視為另一股監督力量。 本研究採用2001年至2007年台灣TFT－LCD產業的追蹤資料，搭配固定效果模型，以股價為公司價值之代理變數，並將股權結構視為其他資訊之代理變數，來探討股權結構對於股價是否具有顯著解釋力。根據實證結果顯示，機構投資持股與公司價值呈顯著且正向關係，結果支持「效率監督假說」。其次，內部人持股比例對股價的造成的影響呈顯著且正向關係，研究結果與「利益收斂假說」吻合。並發現投信持股比例雖低，但其對股價的影響力較外資及內部人來的大。 /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control has led to concerns on agency problems. The existenc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the owner and the management team has resulted in various agency costs, including supervision-related expenses, etc. In this dissertation, we try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value, so a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Convergence of interest Hypothesis or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Hypothesis should be supported. We also try to probe whether the insiders of a company or th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re able to fully play their supervisory roles to increase the value of the company, and whether these roles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company’s stock price. The supervisory functions of a company’s insiders, when properly fulfilled, will create positive effects and increase the value of the company. Being rational investors,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collect information and conduct investment analysis through a professional team. The shareholding b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herefore, is indicative and influential to the company’s stock pric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re reckoned as another force of supervision. In this research, we used the panel data of the TFT-LCD industry in Taiwan over the period of 2001 to 2007, supported by the fixed effect model. Stock prices are used as the proxy variables of the corporate value,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is reckoned as the proxy variable for other information. The analysis is used to determine whether ownership structure has significant interpretation effect on the stock price.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shareholding b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has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corporate value, which supports the Efficient Monitoring Hypothesis. Further, the ratio of insiders’ shareholding also has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stock price.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refore agree with the Convergence of Interest Hypothesis. It was also found that, whilst the ratio of shareholding by the SITE industry is relatively lower, its influence on stock price is greater than th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insiders.

本文係針對中國大陸各省市地區2000年至2007年之房地產指數進行分析，利用雙因子固定效果模型(two factor fixed effects model)探討中國大陸各省市地區房地產指數之重要影響變數，以及這些變數對於房地產指數影響程度之強弱。本文首先將文獻之檢閱做整理介紹，先概述至今國內外討論房地產價格指數文章之重要觀點，了解這些文章作者的研究時間與空間範圍、所使用分析方法、各學者之論點及其變數設定，希望在最後能與本研究之結論相互比較，觀察文獻與本研究之間是否具有一致性。 由於本論文重視各地區變數之影響，故本研究將使用具地域性之各省市數據資料作為變數，經由資料蒐集，將合適之變數（能夠量化及具有地域性之數據）納入研究考量，參閱文獻資料加上能夠取得之數據資料為考量，本文將討論下列變數：各省市地區居民收入、各省市地區居民消費水平、各省市地區城市建設面積、各省市地區固定資產投資指數、各省市地區交通情況、各地區外資投入金額、各省市地區人口數量、各省市地區人口縝密度、各省市地區衛生機構數以及各省市地區進出口總額等十個變數，對於中國大陸各省市地區房地產指數之關係，觀察其影響程度，了解各地區差異，期能提高對各地房地產價格波動之預測與預警水準，並為政府施政提供方向，當政府需要實施宏觀調控，將能夠較為明確的掌握調控之基本要素。